外公病逝后，外婆就成了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
那年冬天，荷塘乡张目桥村的几位亲戚结伴一起到修山看望外婆，给她带来张目桥娘家的慰问。
这些亲戚有外婆的堂弟刘岳彬、外婆的亲侄儿即母亲的表兄刘卓钦，以及我爹爹刘孟良。
那是爹爹第一次去外婆家。
那年，爹爹15岁，母亲才三岁。谁也没有料到，若干年后爹爹和母亲竟然结为夫妻，并生下清波、乐怡和我。
爹爹记得，当时刘岳彬在外婆家找出外公遗留下来的大烟枪，饱吸了几餐大烟。未成年的半大小伙子刘卓钦和我爹爹也“享用”了。
“清华大学的烟枪到底不同凡响啊！够劲！够香！”刘岳彬一边大口地抽着大烟，一边由衷地赞叹。
在外婆家中，三岁的母亲能口齿伶俐地背诵《三字经》和《弟子规》，令爹爹印象深刻。
母亲和舅舅都长得很好，既健康，又聪明，还漂亮。
大家都说，三多和伯涛得到了秩如的好根苕[1]。
由于外公死得早，母亲和舅舅是在钟厚载的爱抚下长大的。
母亲在幼年时就表现出了超群的聪慧。她的祖父钟厚载对她疼爱有加。
母亲三岁多时，钟厚载叫她端茶招待客人。母亲捧着祖传的茶碗，看到茶碗里钻了两个字，便轻轻地读出来：“秋公。”
钟厚载和客人都很惊喜：很多大人都不知道分左右，经常误读成“公秋”，这三岁的小女孩居然没有读错，知道是读作“秋公”！
钟厚载的三个儿子，共为他生了六个孙辈：三个孙子、三个孙女。这六个孙辈中，母亲最受钟厚载喜爱。
钟厚载有个钱袋子。他的三家商铺赚回来的钱就放在钱袋子里。六个孙辈中，他只许母亲碰他的钱袋子。他有时还叫母亲帮他从钱袋子里取钱。
母亲的堂哥钟发湘也很疼爱母亲。钟发湘比母亲大整整30岁，母亲没有父亲，钟发湘便有“长兄如父”的慈爱与尊严。
钟发湘是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他在黄埔六期时被编在“学生第二总队步兵第二中队”。与他同期的同学毕业后，很多进了共产党的部队，也有很多进了国民党的部队。他听从钟厚载书信中的命令，毕业后返回了家乡。当时在三堂街乡当乡长。钟发湘常常到外公遗留下来的书柜里借阅图书，也常常给母亲讲故事。
红军离开井冈山开始长征及长征途中发生的事，钟发湘也给母亲讲过。
母亲一直记得，钟发湘说过，兄弟之间打架，不仅用拳头打，而且用手枪长枪和飞机大炮打。他还说过，“共匪”不是真匪，那里边有他许许多多朝思暮想的好同学、好兄弟。
除了红军的故事，母亲亲历过两件开心的事，在学龄前的母亲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骑马。农村调皮的男孩子有骑牛的，也有骑驴骑骡的，还有骑狗的。狗是土狗，个子较小。狗的小主人爬在狗背上，让狗驮着走。钟厚载家养了几匹骏马，钟家的男人都喜欢骑马。母亲的大伯钟梅仁、二伯钟立仁、父亲钟秩如都喜欢骑着马兜风，母亲的堂哥堂姐们也喜欢由大人带着骑马。钟厚载年纪大了，很少骑马，但他带母亲骑过钟发湘乡长的大枣红马，那是母亲第一次骑马。一老一少，骑得不快。但母亲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在马背上的感觉。从那以后，只要有马，母亲总会想骑。母亲说，骑在马上想问题，比如构思老师布置的作文，都会跟平时不一样。
二是摸老虎。从三堂街到九峰再到麻竹垸然后到洪山那一带，是绵延数十里的群山。山很高，树木茂盛。人们平时一般不会进山，因为山上有毒蛇、虎豹、豺狗，也有土匪。有一年冬天，不知道是哪个村的猎户猎杀了一头大老虎，十几个猎人抬着叫卖。那时候，老虎是害虫，吃人咬牛，无恶不作，人人憎恨。钟厚载把它买了下来。大人孩子、主人佣工欢呼雀跃，用长长短短的木凳木棍支撑着，让老虎“雄踞”在跑马坪的大桌子上。老虎的头高高昂起，斑驳的虎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钟厚载叫长工杀了一头猪，做了丰盛席面，款待乡邻。村子里谈虎色变的农民都来摸这头曾经不可一世的老虎。母亲摸了它的尾巴和脚趾。
母亲四岁入麻竹垸私塾，跟钟家一个老先生读了整整四年的私塾，背了一箩筐“子曰、诗云、李白、杜甫”，并从描红开始学会了写毛笔字。
八岁那年，母亲进了洋学堂。
那时候，洋学堂已经和私塾分庭抗礼，并且有盖过私塾之势。很多人家都选择把孩子送进洋学堂读书。母亲读的洋学堂名叫“修山益公学校”，就在麻竹垸。
母亲还记得76年前，她读一年级的语文课文：
“天亮了，公鸡叫。起来！快起来！”
“爸爸早！妈妈早！一早起来去学校。见了老师敬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
源自尊师重教的家风，母亲对老师充满敬重和感恩。她至今还记得她各年级的班主任的姓名，也还记得一些当年的同学。
一年级的班主任叫钟曼钦，兼教国文。
二年级的班主任叫钟国山，也兼教国文。
钟国山是一位很爱国的老师。他经常在课堂上讲抗日的事，还多次请修山、三堂街一带的抗日游击队长和队员到班上讲抗日故事。游击队员藏在棉田里、竹山里、水库堤里伏击日本鬼子的故事深深地铭刻在母亲的心里。令人痛心的是，解放后这位爱国教师却被划为地主分子，在一次用石灰水在墙上写标语时，一不小心将“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写成了“我们爱帝国主义压迫”，引来了杀身之祸，被立即执行枪毙。大队的民兵要斩草除根，接着把他的几个儿子也全部杀掉了。他的外孙潘新民在湖南师范学院[2]毕业后，曾在桃江一中长期担任语文教师，后来调到中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
在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两个学年中，母亲和全年级同学一起转到南晓村吉林公学校。“公”就是“公屋”，学校就办在这个叫吉林公的公屋里。母亲三、四年级的班主任都是一个叫唐林佑的国文教师。
母亲从入学开始就品学兼优，期期当班长。每次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总是第一名。老师们在批评或惩罚那些调皮捣蛋、成绩差的男同学时，总拿母亲作对比，总是表扬母亲。有些男同学不服气，他们想着法儿地整母亲。早上母亲走在上学的路上，有些从不按时到校的男同学把牛横在路中，母亲害怕就不敢过去，只得拐弯走泥泞的田埂。遇上下雨的冷天，外婆会准备两双鞋子给母亲，一双高帮的雨靴母亲穿着去学校，进了教室母亲就换上一双棉冬鞋。调皮的男同学会把母亲的高帮雨鞋扔到雨中的操场上，叫母亲穿着棉冬鞋去捡。中午在学校吃饭，每个学生都是吃各自早上从家里带去的饭。有些调皮的男同学提出要跟母亲换菜吃。他们把母亲饭盆里的腊肉或鸡蛋夹走，一口塞进大嘴里，然后逃得远远的，哈哈哈地坏笑，却不把他们的菜换给母亲。
外婆在村上遇到这些调皮的男生，会嗔怪他们：“三多的满分不是老师给的哦，是自己考的哦，你们要努力学习争取以后也考满分哦，不要再欺负三多哦！”
四年级读完，小学就毕业了。
母亲考上了修德完小。那时候小学分为两部分，即“初小”和“完小”。一般人家的孩子读完四年初小，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就不再往上读。所以四年级读完后，一般就算小学毕业了。
完小是两年制，仍称五年级、六年级。
修德完小在修山街上，学生都被要求住宿。母亲把外公遗留下来的书带到学校看，也借给班上的同学看。
男生女生们都住在学校，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冲破封建礼教思想的事。
外婆是能接受新思想的女性。她出嫁前曾经是荷塘乡青年革命协会的积极分子，把很多双脚脓血汩汩、疼得满床打滚的小女孩从缠足布中解救出来。外婆不仅同意母亲读书，而且希望母亲能像外公一样读到外面的大学去。
母亲在修德完小读五年级时，校长叫符颖南，修山官厅人，大地主家庭出身。
开学不久，符颖南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说日寇的飞机正在连番轰炸常德，市区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炸毁。县城的人逃到郊外的棉花地里，竟叫日寇的飞机炸得血肉横飞，几十亩棉花被鲜血染得通红！
符校长慷慨激昂地叫老师们努力教书育人，叫同学们发愤读书，尽快成才，成才后打日本鬼子，保卫祖国。
母亲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叫符判治，沾溪乡人。同学们暗地里叫符判治的谐音“符胖子”。音乐老师叫周新华，三堂街人。周新华老师教学生们唱歌，还教识谱。母亲的歌唱才能是周老师发掘的。在分班级的全校合唱赛中，母亲所在的班级唱《毕业歌》，周老师叫母亲领唱。历史老师叫钟希贤，石迹坪人。英语老师姓易。同学们以前都没接触过英语，在第一堂英语课上易老师一开讲，课堂上就哈哈哗哗地乱成一片。易老师教大家念“A、B、C、D、Goodbye”，同学们嘴都笑歪了，念成了“A、B、C的郭得婆”，把“D”念成“的”，正合了土话的发音，同学们错得合情合理，易老师拿学生的错误没办法，只能一遍一遍地扫盲。上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课后，不知从哪里传来的一个段子在班上流行起来：“父母大人膝下跪禀者：儿在学校读book，English不懂得！”
第二个学期初夏的一天，班主任符老师在班上读报，说汉寿县作新乡厂窑及周边发生惨案，三万多无辜的中国老百姓惨遭日军屠杀。母亲及同学们小小的胸膛里填满了恐惧和忧虑，更增添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愤慨。
母亲读完小学六年级时，校长换成了钟菊缘。钟校长是赤塘人。语文老师叫钟爱林。母亲特别记得她的体育老师钟联云。钟老师教母亲翻单杠、双杠，还教乒乓球、跳绳、长跑和跳远等。母亲常说，她后来身体一直不错，得益于钟老师的体育观念和课程。
那年深秋，符老师在班上激动地演讲。他告诉同学们：常德会战结束了。中国守城部队坚守，与来犯日军浴血奋战了半个月，中国守军8000名将士战死。日军在常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常德变成了人间地狱。
“修山会遭到豺狗一般的日本鬼子的侵犯吗？”
“日本鬼子什么时候能滚出中国？”
“学校里会不会有日本鬼子突然闯进来？”
母亲和同学们常聚在一起议论。
在修德完小读了两年后，1944年夏，母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入湘山中学。
湘山中学也位于修山街上，由钟氏族人合力创办，是一所正规的初级中学，也是桃江第一所中学。
在此之前桃江子弟如果要读中学，必须到外地去求学。
母亲成为桃江境内最早的中学生之一。
母亲入学的这个学期，新办成的湘山中学首次招生。因此，母亲也是湘山中学的第一批学生。湘山中学后来迁入桃江县城，改名为桃江一中。后又在湘山中学的原址上创办了桃江三中。这是后话。
湘山中学也是住宿制。同学们朝夕相处，关系很好。毕业后数十年，母亲和一些同学还有联系。
母亲入学后，学校还在建设之中，母亲和其他同学都参与了挑土建操场的劳动。
母亲还记得，当时的校长叫钟风，经常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显得威风凛凛。钟校长是一位闻名的语文教师，但他不授课，专职当校长。母亲的班主任姓崔。
母亲还记得在湘山中学发生的一件全校师生拉肚子的事。
那时候，学校事务室叫学生轮流采买。有个叫刘正夫的同学有一天在事务室值日，他在街上买回来肉食及汗菜等各种蔬菜后，便和几个同学帮厨房洗菜。炊事员抽空拿起茶杯喝水时，刘正夫叫炊事员休息一下，他抄起大锅铲像模像样地炒他刚买回来的汗菜。结果全校师生饭后都拉稀。后来调查发现，刘正夫给汗菜倒的油不是食用油，而是厨房点灯用的桐油。幸好没毒死人，后来这事成为刘正夫一辈子的笑柄。
后来，刘正夫回荷塘乡张目桥村开了一个小型打米厂，为附近的村民打米。
母亲还告诉我湘山中学与她同班的其他同学的情况：
张庆鑫，三官桥人，后来教书，解放后长期担任校长。
吴采章，柳溪人，后来当了公社革委会干部和乡干部。
符启贤，修山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劳改致死。
王乐尧，修山人，解放战争时期因战乱而死。
钟帆楚，修山街上人，湘山中学校门口包子铺家的儿子，后来参军入了国民党部队，解放前夕随部队去了台湾。
郭寓敏，修山人，同钟帆楚一起当兵，一起去了台湾。
钟家厚，柳溪人，后来当了小学教师，长期在荷塘乡张目桥小学教书。
钟作舟，修山人，后来娶了我爹爹的大妹妹即我的大姑刘静琴，成为我的大姑父。长期在桃江三中担任高中语文教师。
符资元，修山人，后来娶了母亲的堂哥钟启涛的女儿钟麦云，成为母亲的堂侄婿。后来在荷塘公社当干部。
刘石柏，荷塘人，后来在荷塘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他曾经让母亲深刻感受到世态炎凉。
钟吉丘，修山人，后来在荷塘公社当革委会主任。母亲和他很多年没有联系，但他曾经关照过母亲，让母亲感动和铭记了一辈子。但缘分的安排让他家与我家成了亲戚。这是后话，留待后文再说。
……
母亲升初中后的第一个寒假里，母亲慈祥的祖父钟厚载逝世。
钟厚载生前不仅百般宠爱和赏识母亲，还做主为母亲挑了一门娃娃亲。
钟厚载是一家之主，对家里每个成员的每一件事，他都能作决定。对母亲的婚事，当然也不例外。
母亲不满七岁时就许配了人家。
事情是这样的。
钟厚载分散在三个镇上的三家大商铺日进斗金，农民出身的他时刻不忘将钱变为田土。只有将钱变为田土，他才会踏实，才会真正感受到发财的滋味。
哪里有好田好土，他就在哪里买。在修山，在马迹塘，在三堂街，在赤塘，在汉寿太子庙康家山，都有钟厚载的田土。买了田土后，他就雇请亲友管理。管理类似于承包，由于互相信任，所以一般只是口头协议。管理者负责交一定数额的收成给钟厚载，余下的归管理者所有。如遇歉收，则按实际情况，由双方协商修改交收比例。
在康家山的12石水田及若干亩茶山，都由钟厚载妻子的堂弟老胡管理。老胡是三堂街人，他其实也是通过雇用康家山本地人管理的。但他常去康家山，对那一带的人与事都比较熟悉。
有一天，老胡特意到麻竹垸找到钟厚载，对钟厚载夫妇说：“我替三多相中了一个人家，你们看行不行？”
老胡说，他替三多相中的是康家山的一个好人家。他说康家山有个重仁义的大地主曾浩之，家有80石水田、20石棉田，生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曾庆余又名曾章甫，与三多一样都快七岁了，生得乖巧伶俐，与三多是天生一对。他还说，他来之前已跟曾章甫的爹爹曾浩之商量过，曾浩之满心欢喜，只等厚载老爷回话。
“你们两家门当户对，钱上码钱，富上加富咧！”老胡说。
钟厚载即请人对照曾章甫和三多的生辰八字算，得知是天赐良缘，大家一派欢喜。向老胡询问了一些关于曾浩之家的事，包括为人、家风、田土家产、健康状况等情况后，钟厚载便应承下来了。
老胡得了钟厚载的赏钱，便急急去康家山曾浩之家回话。老胡在曾浩之那里又得了一串赏钱。
母亲放学回家后，钟厚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不知道这事是大是小，总之没当一回事，像以往一样上楼到厢房做私塾先生布置的功课。
那年春节前，老胡又来了。
钟厚载年事已高，担心他去世时三多还年幼，担心三多出嫁时他不能亲自操办，他把200块银元交给老胡，请老胡将这200块银元带给曾浩之，说留在曾家将来做三多的嫁妆。
200块银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一块银元可买一亩良田。
第二年春忙刚完工，康家山曾家来了聘礼，外婆回赠礼物。母亲就正式订了婚。
订婚没有举行仪式，曾家没有来人，两亲家没有见面。曾家的聘礼是请老胡用红漆木箱挑来的，钟家的回礼也是老胡第二天用红漆木箱挑去的。
曾家来聘礼的这天，是正常的上课日。母亲从私塾放学回家才知晓订婚的事。钟厚载告诉她：“你从今天起正式有了丈夫，你已经是汉寿太子庙康家山曾家的媳妇。”
母亲好奇地看了红漆木箱里外婆准备的回礼，看到有当时流行的男孩子的呢子鸭舌帽和衣裤、布鞋等。她想象着第二天老胡挑回去后，她的丈夫穿戴一新的模样。
钟厚载逝世时，曾家没有来人，但派老胡送来一份祭奠礼。
[1] 好根苕是桃江方言，就是说遗传了上辈的好基因。
[2] 湖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