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爹爹，从小就熟识。
当母亲还在襁褓时，外婆抱着母亲回娘家，爹爹就见过母亲。母亲三四岁的时候，爹爹还去过我外婆家。
1930年的初冬，正是棉桃绽放的季节，母亲出生于桃江县修山乡麻竹垸二房湾一个钟姓地主家庭。
麻竹垸是修山乡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小村庄的后面是蜿蜒有致的梯土，一年四季都长满了绿意盈盈的蔬菜。梯土往上走，就是高耸入云的竹山。
一些破旧的吊脚楼像鸟笼一样七上八下地挂在山腰上。
梯土下方是一条四季长流的小溪。溪边的枫树林里有两个喜鹊窝，两个喜鹊窝中间有一户地主大宅子。
这是母亲的娘家。虽是地主家庭，但祖上并非一直富裕。
母亲娘家走向富裕，是近代的事。
母亲的曾祖父是种田的农民，帮富人种种田土，自己也有几丘小田土。母亲的曾祖母喜欢喂猪，起先养三五头，后来渐渐增加到七八头。几年下来，一头一头靠草、糠和潲水喂养大的猪出圈，将谷、米和银子换回了家。
母亲的曾祖父有六个孩子：两个儿子、四个女儿。这四个女儿从大到小依次叫大满姐、二满姐、三满姐、四满姐。两个儿子，大的叫钟春载，小的叫钟厚载。
母亲的曾祖父母靠养猪的钱拉扯大六个孩子。虽然有六个孩子要拉扯，家境没能富起来，但可喜的是六个孩子都没饿着。
钟厚载是母亲的爷爷。
钟厚载从小不富裕，从一个典故中就可以看出。这是钟厚载告诉母亲的典故。
当时钟厚载七八岁，在念私塾，平时在家要写毛笔字。那时候常有小贩走村串道卖笔墨纸砚。但农民穷，往往不能现买现付，所以小贩会记着账，隔一两个星期就来收一次钱。钟厚载没有现付买了一支毛笔。一两个星期后小贩摇着拨浪鼓来了，钟厚载的爹妈没钱给，钟厚载躲到里屋的后门角不敢出来。
六个孩子都念很多书是不可能的。钟厚载只念了四年私塾。但他从老先生那里和书本中学到了三个重要的词：仁义、诚信、勤俭。
学问不在多，先入脑，后践行，就可助人取得成功。
钟厚载成人后，娶了三堂街胡氏。
钟厚载与胡氏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大儿子叫钟梅仁，即母亲的大伯父。钟梅仁后来生了四个儿子。大的叫钟发湘，又名海涛，是母亲的大堂兄，毕业于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老二叫钟启涛，是母亲的二堂兄。老三老四是一对双胞胎，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钟启涛后来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钟麦云，二女儿叫钟庆云。钟庆云后来成了张目桥大队支书邹士洲的亲家——邹士洲的女儿嫁给了钟庆云的儿子。
二儿子叫钟立仁，即母亲的二伯父。钟立仁后来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叫名姐，是母亲的大堂姐，长大后嫁到了三堂街镇。小的叫莲姐，大名叫钟昆仪，是母亲的二堂姐，长大后嫁到了鸬鹚渡乡，当了几十年教师，曾长期与我爹爹共事。
三儿子叫钟秩如，即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
大女儿叫钟宝秀，即母亲的大姑妈。钟宝秀后来嫁到荷塘乡石桥坝。她的丈夫叫夏美哉，是个大革命家，后来牺牲在外地。
二女儿叫钟元秀，即母亲的二姑妈。钟元秀后来嫁在三堂街陈家段。她的丈夫叫陈岭山，是个大学毕业生。
三女儿叫钟时秀，即母亲的三姑妈。钟时秀跟她的大姐一样嫁在荷塘乡石桥坝。丈夫姓龚。婚后不久，她丈夫就病逝了。
钟厚载从老先生那里和书本中学到的三个词，成就了他一生中的三个商铺。
钟厚载念完四年私塾便跟他父亲务农，也帮他母亲喂猪。稍大一点儿，他便去桃江县的另一个商贸重镇马迹塘，入铺当学徒。
几年后，他在马迹塘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商铺：九如堂。
钟厚载从修山领了十几个钟姓人去马迹塘，安排他们在九如堂做事，后来发展到几十人。带去的钟姓人大多发了财，九如堂也越做越红火。
趁热打铁，钟厚载接着在三堂街开了他的第二家商铺：宜堂。接着又在修山街上开了他的第三家商铺：大信恒。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存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资料里，母亲的大堂兄——第六期学生第二总队步兵第二中队学员钟发湘亲笔填写的“学员通信地址”是这样15个字：“湖南益阳舒塘邮转修山大信恒店转”。
钟厚载成了在县内三个重要商埠拥有三家大商铺的大老板。
很多老板开商铺是图自己赚钱，但钟厚载开商铺不仅让自己赚钱，还想着让修山的钟姓人一同赚钱。修山有个叫钟乐舒的人，跟着钟厚载进了马迹塘的九如堂，边学边干，后来独立开铺，赚的钱比钟厚载还要多。钟乐舒一生称钟厚载为恩人，钟厚载一生称钟乐舒为知音。
钟厚载发财后回修山建了九座大屋。除了他的住宅，还有公益性的学堂和宗祠。他在修山乡洪山村捐资修建的钟姓宗祠，成为当地最气派的建筑。
钟厚载叹息自己只读了四年私塾，他相信读书对人有利，对家风有利，对子孙后代有利。他开商铺不缺钱，所以他让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都上了学。
钟厚载的六个崽女中，上学最多的是我的外公钟秩如。
外公英年早逝，他病逝时，母亲才三岁。母亲对外公的了解，多来自钟厚载和我的外婆。
外公1905年出生，少年时求学于益阳和湘阴。外婆牢牢记着外公恩师湘阴的左钦敏先生，并告诉母亲，让母亲铭记。可见，外公是非常尊师的，也可见外婆是深爱着外公的。
外公19岁那年，领受父命与外婆结婚。
外婆是荷塘乡张目桥村藕塘人，叫刘冬梅，比外公大一岁。
外公外婆的婚礼是在益阳一个最热闹的叫“二堡”的酒楼办的。
外公和外婆连生了三个女儿。
大女儿一岁时因病夭折了。
二女儿半岁时也夭折了。
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
生我母亲时，外公没有陪在外婆身边。外公当时在北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外公写信回来，给母亲取名：乳名“三多”，学名“祝华”。
1932年，外公从清华大学毕业。也就是在那一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清华园初识。第二年，这对著名的清华伉俪订婚，而27岁的外公却因肺病英年早逝了。外公逝世的时候，母亲还没满三岁。外公留给母亲的除了他在北京等地带回来的丝绸童装旗袍、儿童布鞋等，还有他珍藏的一大柜子图书。图书里有经史，也有小说和诗歌，还有许多新式科学书。
外婆从28岁开始守寡，一直守了整整20年。
母亲一直依稀记得，外公喜欢把她扛在肩膀上。
母亲后来只能在照片中看到外公。外婆指着相片对母亲说：“你爹很英俊。”
对于外公在清华求学的情况，外婆所知甚少。外公在清华的同学，没有一个是桃江的。外公病逝后，也一直没有外公的同学或校友来修山找过他。
如果有外公的同学或校友来找过外婆和母亲，也许，外婆和母亲的人生会发生变化。但这只是“如果”。
外公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外婆一直珍藏着，直到1949年桃江解放之前。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内空气闷热，蚊子多得碰腿。外婆躺在地坪的竹凉床上，摇着蒲扇纳凉。黑暗的夜空中，一些蝙蝠在莽撞地飞行。
当时的形势是解放军乘胜南下，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地主听到了不好的风声，有的地主开始往外地逃。
外公的堂侄子、钟春载的孙子钟具兴打着个杉木皮火把，走到外婆家的地坪外，喊：“满婶娘！满婶娘！把我满叔的清华大学文凭借给我！”
当时外婆不知道钟具兴借文凭要做什么，心想钟具兴也是个读书人，过一两天总得还回来的。
但外公的文凭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钟具兴借到外公清华大学的文凭后，带着他的母亲、妻子及两个儿子逃到了汉口。钟具兴后来在汉口参加了工作。三十多年后的1985年，我母亲跟我爹爹去武汉我同父异母的二姐家时，两人专门去汉口找到了钟具兴的住处。
当时钟具兴已经去世了。钟具兴后来在汉口又生了一些子女。他的四儿子留母亲和爹爹吃了饭。母亲和爹爹在他家的墙壁上看到了钟具兴和他家人很多的相片。
饭后，钟具兴的四儿子把母亲和爹爹送上了回二姐家的公交车。
钟具兴后来是否冒用了外公钟秩如的姓名？钟具兴是否是以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在汉口求职任职？母亲不想细查。
母亲曾对爹爹说，外公的文凭放在那里也是个浪费，钟具兴借着有用也是个好事。
外公病逝时，外婆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外公的早逝令钟厚载和外婆悲伤不已，但外婆眼看就要生了，钟厚载和外婆必须从悲伤中尽快摆脱出来，为迎接外公的新血脉做好准备。
家里人都希望外婆能生一个男孩子，使外公虽逝但有子嗣。这样，能给老人家一个安慰，也能让外公在九泉之下含笑。
外公死后的第四天晚上，外婆生了。
母亲的大姑妈钟宝秀从产房出来，向钟厚载报喜：“恭喜爹爹！你老人家添了一个好胖孙子！”
男人一般是不进产房的，尤其是公公不能进儿媳妇的产房，否则就被人嘲笑为烧火佬倌[1]。
钟厚载为新添的孙子取名为：伯涛。
其实，外婆产下的是一个死去的男婴。这男婴在外婆肚子里就死了。
钟宝秀用棉衣包着死婴，藏在被子里，一边向外宣称生了个胖小子，一边赶紧安排信得过的人四处去找男婴。
那时候的男婴不难找。有的人家穷养不起，有的人家女儿未嫁而生育，都会趁着夜色悄悄地把婴儿放到有钱人家的门口。这些被悄悄送掉的婴儿，有的身上带着写有生辰八字的纸条，有的小手腕上系个绣花荷包之类的信物，有的什么也没有。
这些被悄悄放在别人家门口的男女婴儿，命运各异。大部分掉进了福窝里，如他们的生身父母所祈愿的那样，富贵成长。有的女婴在有钱人家先当女儿，后当儿媳；有的女婴则一开始就成了童养媳。有的人家捡到孩子后立即把翻搜到的纸条和信物烧毁或丢弃，使之永远找不到生身父母。但也有婴儿被豺狗叼进山，变成了野兽们争食的美味。
舅外婆家的佣人龚良春连夜在荷塘捡到一个健康的男婴，送到外婆身边。
为了掩人耳目，龚良春找到我的远房二伯母，叫二伯母随他一起去修山。当时二伯母刚生下儿子刘鹗芬。二伯母抱着两个男婴即刘鄂芬和买来的男婴，坐着轿子悄悄进了外婆家。
藏在被子里的死婴随即被悄悄地埋在竹山里。
买回的男婴啼哭声响亮，让产房充满喜悦、希望和生机。
这个男婴就成了母亲唯一的弟弟——钟伯涛。
被蒙在鼓里的钟厚载到死都不知道，他取名的那个“好胖孙子”钟伯涛其实已埋在后山里化作了泥土。
[1] 烧火佬倌是桃江方言，指与儿媳有染的公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