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无人员
终于等到了签合同的这一天。
那天，我刚刚在大街上采访了一辆宝马车撒泼，造成交通堵塞的事件，突然就接到了总编办公室打来的传呼。平时，记者和总编办公室一般没有联系，如果有联系，就是有重大事情。我边走向街边的话吧，边仔细回忆自己写过的稿件中是否有什么漏洞，是否被人投诉了。总编办公室的电话总是让人忐忑不安，这些年一直是这样。
电话回过去后，那边让我回到报社签订合同。
我欣喜若狂，走出话吧，把门前一个空可乐罐踢出了很远，可乐罐一路滚动着，发出巨大而空洞的声音，引来很多观望的脑袋。
我走向公交车站，看到迎面走来的每个人都和蔼可亲，我真想抱着他们每个人，在他们每个人脸上都亲一口。一个女孩子看到我喜气洋洋地走过来，神气活现地摇晃着脑袋，急忙躲在了路边，惊讶地望着我。我心想：我不会亲你的，你别害怕。
女孩走过去了，又走来了一名巡警。巡警也在好奇地望着我。
我不好意思，竭力忍住即将喷薄而出的笑容，咬着下嘴唇，将笑容吞了回去。我一路欢欢喜喜地走着，一会儿看看天上飘荡的白云，一会儿看看路边楼顶上的窗户，没想到突然被道牙绊了一跤。
爬起身，看到公交车来了，我一步跨了上去。
我坐上公交车，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异常惬意。此后，我就要在这座城市工作了，也许我会在这座城市工作一辈子，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两年前，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以后才追悔莫及。现在，我终于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我对自己说：好好珍惜！如果非要在这次工作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来到报社，走进总编室，领到了合同书，却发现，我还有几个证件没有办理，而没有这些证件则是不能签订合同的。
这些证件包括：身份证、毕业证、户口本、暂住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未婚证（结婚证、离婚证）。
前三个证我都有，而后三个证我都没有见过。总编说，没有这些证，是无法签订合同的。
我备感无奈。
其实，我们的一生，都生活在各种证件中。想怀孕，先要有准生证；上户口，需要出生证；到了16岁，需要办理身份证；结婚需要结婚证，离婚需要离婚证，残疾人需要残疾证；开饭店需要健康办边防证；想找到好工作，需要计算机等级证、普通话等级证，还有行业任职资格证；特殊行业还需要捕猎证、持枪证、开证，开车子需要驾驶证；上班要有上岗证，失业要有下岗证；出门要办暂住证，出国要办护照，去沿海特区要采证、砍伐证、捕鱼证、执法证、珠算证；卖房需要房产证、土地证，卖肉需要工商许可证、完税证……等到死亡了，还需要死亡证。
我要先办理暂住证。
暂住证要在自己所住的街道办办理。然而，这些天，我一直住在报社，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址，又如何办理？
我求教于一名来到报社工作了三年的同事，他说，暂住证随便一个地方就能办理，只要你出示了租房合同。而办理后，又没有任何用处。他的暂住证这三年来，除了签合同，再没有让人看过一次。既然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又要办理？
而且，暂住证的收费标准也不一样，一个区有一个标准。繁华区比边远区的收费要高。
在这位同事的指点下，我来到了当初居住的城中村办理。那里的收费标准是全市最低的。我找到了当初的房东，而房东却不给我开证明，他的理由是，如果开了租房证明，他每个月就要缴纳税金。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开过租房证明。
没有办法，我又找到了一个在城中村开店的朋友，我拿着他的营业执照，假借他的亲戚的名义，终于在街道办缴纳了钱，办好了暂住证。
然而，办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却非常麻烦，这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办理，而我的户籍，在遥远的西北。
回 乡
见习期满后，我决定回家一趟，自从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回家过。我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妹妹生活得怎么样。
我领到了见习期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我那一连串暗访的工资，工资的数额让我惊讶，那是我这两年来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也远远超出了我对自己工资的预测。
拿着这些钱，我买了一部最低廉的手机，诺基亚3310，是已经被淘汰了的款式，当时的价格是780元。这款手机我现在还用着，每当我在公众场合掏出手机的时候，总能惹来一些好奇的目光。然而，手机的功能只要有两种就足够了：打电话、发短信。而这款手机的这两种功能都还能使用，我又何必更换呢？手机就像情人一样，最初的，最有感情。
至今还能记得我买到手机的当天，就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村口商店的老板喊来了母亲，我拿着手机对母亲说：“我有手机了！”母亲在电话中说：“什么鸡？”我说：“是手机。”母亲责怪我说：“你不好好工作，养鸡干啥？”
刚刚买来手机的那几天，我总喜欢在人多的地方炫耀，装模作样地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眼睛的余光望着别人，看别人是否在留意我的手机。可是，当别人的电话铃声响起来，别人手中多了一个款式更为新颖、色彩更为艳丽的手机的时候，我就自惭形秽，赶紧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手机装进口袋里。
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手机，一部真正的手机，走在大街上，口袋里硬硬的手机磕着我的胸腔，给我一种坚实的感觉。我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感觉自己也是“有机一族”了。
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很久都没有经历过了。
然后，我在超市里疯狂购物，我给母亲买了衣服、鞋子。这些年来，母亲的衣服有些是自己做的粗布衣裳，有些是亲戚送给的旧衣服，母亲的鞋子都是自己亲手纳的布鞋。我一定要让母亲穿上崭新的“料子衣服”，在母亲的眼中，的确良、凡立丁、涤卡就是最好的“料子”，她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些“料子”昂贵得多的衣料。我还给母亲买了很多好吃的，开心果、杏仁、鱼皮花生等等。这些东西母亲从来没有吃过，母亲从来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费一分钱。
我还给妹妹和弟弟买了衣服，弟弟从小到大都穿着我穿剩的衣服。小时候，他经常哭着向母亲要新衣服，母亲总是说：“以后有钱了，你要几身就买几身。”然而，我们家总是没钱。弟弟上初中的时候，他一位家里条件好的同学送给了他一件穿剩的夹克，弟弟喜欢得不得了，春秋两季，光身子穿夹克，冬天的时候，棉袄外套夹克。一直到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他还穿着这件已经失去了本色的夹克。
妹妹的衣服总是很肥大，母亲经常说：“娃娃正在长身体，衣服做大点，明年后年还能穿。”然而，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妹妹的个子长得很慢，所以，她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妹妹穿着袍子一样的衣服去上学，经常遭到那些坏男孩的欺负。那时候，妹妹经常会哭着来找我，我一见到妹妹被人欺负，就飞奔过去，将那些坏男孩打得鸡飞狗跳、四处逃窜。多年后，妹妹还会回忆起这些经历，还会流泪。
然而，我却无法给父亲买衣服了。
站在超市男装的柜台前，看着那些笔挺的西装，我多想给父亲买一套，可是，父亲已经不在了。
记忆中的父亲只有一件夏装、一件冬装。夏装是一件白色粗布汗衫，冬装是一件蓝色中山装。父亲再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更别说西装了。
我又来到了超市的书柜前，看到那些精装本的四大名著，又想起了父亲。父亲一生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没有上过学的父亲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进而能够通读这两本书。在农村，这两本书籍也是最流行的读物。
父亲一辈子不知道阅读了多少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说话的时候也经常引用这两本书中的句子，他在村中被认为是“文化人”。
记得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出版了第一部书籍，我高高兴兴地拿着这本书让父亲阅读，想从父亲口中得到赞赏。没想到，父亲读完后说：“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父亲提供给我的文学标准居然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我不服气地说：“在中国所有的作家里，都没有几个人写的书能比得上三国和水浒。”
父亲说：“那你就好好努力，也写上一部三国或者水浒。”
此后，我不敢骄傲，不敢懈怠，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我站在书柜前，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决定买了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知道，这是送给父亲的最好的礼物。
这个季节，南方还是鸟语花香，而北方已经天寒地冻。
我坐的是慢车，而慢车往往人最多，因为车票便宜，慢车的车厢里几乎都是农民工的身影。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两天两夜，站得浑身的骨头都板结在了一起，站得一动就会倒下去，站得头昏眼花，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才终于到了家乡所在的省城车站。
然后，火车转汽车，汽车转三轮蹦蹦车，才终于来到了进山的简易公路上。
那天，家乡在下雪。妹妹和弟弟穿着臃肿的老式棉衣，袖着双手，瑟缩着身体，站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已经等了我半天。弟弟看到我，一把抢过我背上的包裹；妹妹看着我，高兴地笑着，眼泪却流了下来。
我们沿着山路回家，寂静的山道上只有我们的身影，雪花落在山峰上，落在枯草上，悄然无声。我们沿着弯曲的山道，走到了山顶上，坐在一棵柏树下休息。那时候背着玉米面馒头和红薯上中学的时候，每次都会在这棵柏树下休息一会儿，再起身接着走路。家乡树木极少，每座山上仅有的几棵树，长成了什么样子，这些树的名字，很多年后，大家都能记得。
那棵柏树下有一块青石板，大小能够坐下两个人。十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青石板是这样；十多年后，我从南方的繁华大都市回家路过这里，青石板还是这样。这块青石板，被每一个山里上学的孩子都坐过。每一个从山里走出去的孩子，都会记得这块青石板。
从山顶向山下走，天已经快要黑了，我接过了行李，自己背在肩上，弟弟走在前面，他弓背含腰，袖着双手，像个小老头儿。我问：“你怎么腰弯成了这样？”弟弟笑笑，没说话。妹妹在后面说，弟弟现在腰弯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初中辍学后，就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耕地拉粪，播种收割，都是弯腰的活计。后来，他在县城蹬三轮车，现在在建筑队做小工，干的都是弯腰的体力活。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弟弟的腰身。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回到家的时候，没有见到母亲，妹妹打开院门，我走了进去。
我看到了屋檐下的圈椅，那是父亲经常坐的圈椅，父亲一回到家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此刻，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坐在圈椅里，手中捧着书籍，仔细阅读着，神情很陶醉。每次从田间地头回到家中，父亲放下农具，喝口水，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认真地阅读所能找到的书籍和报纸。
妹妹说，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把这张圈椅放在屋檐下。这张圈椅没有再挪动过，也没有人再坐过。
我从背包里拿出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放在圈椅上。我在心中默默地说：爸爸，我回来了，我给您带来了您最喜欢看的两本书。
夜已经很深了，门外刮起了寒风，风呼呼作响，带着尖利的啸声，像在抖动着细长的铁丝。雪已经下了一尺多厚，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房屋，都是一片白色。在雪光的映照下，四周的景物朦朦胧胧。不知道谁家的狗突然叫了两声，声音低沉，像被冻住了一样。
我问：“村子里怎么这么安静？”我小时候在村庄生活，记忆中的村庄非常热闹，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夜，也常常会有吆喝着去打扑克的声音、巷道里呼儿唤女的声音、明亮的灯光下传来的猜拳行令声……而现在，村庄异常寂静，寂静得让人心悸，寂静得就像一座坟墓。
妹妹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种地赚不到钱，很多土地都荒芜了。现在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前几天，根生伯‘老’（死）了，都找不到抬棺材的人。”
我惊讶地问：“根生伯怎么就会‘老’了？”
妹妹说：“是啊，他只比爸爸大一岁，万灵伯也‘老’了，半年前‘老’的。”
我突然感到异常悲伤。根生伯和万灵伯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母亲还没有回家。妹妹说，母亲去了教堂。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信奉基督教了，“村子里，信奉基督教的人很多。”
妹妹给我热了饭菜，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吃完了饭，母亲还没有回来。妹妹说，今天是周末，母亲每周的这一天都会去教堂，雷打不动。
一直到了夜晚十点，母亲才回到家，与母亲一同回家的，还有村中很多老太太。
母亲的头发中夹杂着很多白发，皱纹也比过去多了。母亲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说：“我娃回来了。”母亲的手上满是老茧，像树皮一样粗糙，是被各种农具磨成这样的。
同村的老太太挤进了房间，房间一下子显得很逼仄。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上帝，让我娃平安到家。”另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另一只手说：“我娃能平安回来，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我突然觉得这些看着我长大的婶子们、姨娘们，变得很陌生，变得让我无法相认。但是她们说得很真诚，她们的眼神和神情都很真诚。
我无法理解，我的这些可亲可敬的长辈们，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长辈们走了后，妹妹给炕洞里塞了两捆花杆，炕面一下子暖和了起来。我们脱掉鞋子，坐在炕上聊家常。
我们说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突然就会爆发出笑声，而笑声过后又会流下眼泪。小时候的日子太苦了，我们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母亲坐在炕角，一言不发。然而，我每次转身看母亲的时候，都看到母亲在悄悄抹泪。
我问母亲：“您怎么就信耶稣了？”
母亲说：“耶稣好啊，耶稣能救苦救难。”
我问：“耶稣怎么救苦救难？”
母亲说：“耶稣说，受苦人死后都能进天堂，现在受点苦就没有啥了。”
邻村的教堂是一年前盖起来的，神父不知道来自哪里；但是这个神父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让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母亲说，村中的老人们，都有一半信基督。
母亲还向我讲起了很多新奇的事情。村中某某的爷爷得了癌症，医生说让回家等死，信了基督，癌症居然不治自愈。村中某某家两口子经常闹离婚，信了基督，两口子好好过日子了……
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人有了精神寄托后，心情就会好，心情好了，一些疾病就会不治自愈，而且，癌症正是戾气郁结形成的。基督教劝人行善，两口子都想行善，自然就不会吵架了。
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了父亲，母亲找到了精神寄托，她有了很多教友，她不会再忍受孤独了。
妹妹说，村中有很多鳏寡老人，儿女出外打工，信奉基督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追求。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说到了凌晨三点才休息。我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睁开眼睛时，已经到了早晨九点多。
这是我这两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次，没有做梦，没有任何生活压力，也不用考虑工作的事情。我睁开眼睛，跳下炕头，感觉自己就像一辆加满柴油的拖拉机，一踩油门就能突突奔跑起来。
雪已经停止了，太阳出来了。太阳照在皑皑白雪上，就像残阳映照在水面上，一地霞光。屋檐下开始融冰了，长长的冰溜子吊下来。几只麻雀出来觅食，在雪地上走出一长串的“人”字。村道里有一群孩子，戴着棉手套和棉帽子，比赛着谁能够在雪面上滑得更远。
我准备好糕点和香烟，准备去看望根生伯和万灵伯，突然想起妹妹昨晚的话，他们都已经‘老’了，我心中一阵伤感。
根生伯和万灵伯如果在世，今年都不到60岁。
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三个人无话不谈。
那些年里，他们三个人都“扎耱条”。这种职业现在已经消失了。
扎耱条，就是把枣刺砍下来，倒提在手中，用斫刀把枝枝蔓蔓砍掉，只剩下主干，这就是耱条。枣刺在很多地方叫荆条，杂生，一般长在沟边埝畔，影响庄稼生长。这些耱条捆扎在一起，拉到集市上去卖。需要的人买回家后，把耱条一根根圈在一个“曰”字形的木框中，这就成了那些年农村人经常使用的耱。
西北苦寒，庄稼都是一年一熟。每年秋季，庄稼收割后，需要犁地，地犁完后，还不能种庄稼，需要平整土地，这时候就需要耱了。耱地的时候，前面有牲口拉着，后面有农夫手持缰绳控制着方向，中间放在地上的，就是耱。耱的上面往往坐着一个孩子，或者放着一块石头。牲口拉着耱来回走一遍，土地平整了，才能播种。
“犁耧耙耱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吆车能打回头鞭。”这是对农村技术能人的概括，如果能达到这些，就是农村里的“能行人”，就是庄稼把式。这句格言在西北农村流行了几千年，而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在扎耱条。一直到我上了小学高年级，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父亲才停止了扎耱条。从这以后，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农民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母亲说过，父亲整整扎了八年耱条。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当初父亲扎耱条的一些事情。母亲说，每次父亲回来，都会蜷缩着手臂，手指僵硬，凑到煤油灯前说：“我手上有刺，你给我挑挑。”母亲问：“哪里有刺？”父亲说：“满手都是，你看看，看到哪里有，就挑哪里。”母亲拿出纳鞋底的大号针，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一个一个挑出来。挑完了刺，父亲才能端起饭碗吃饭。
还有一次，父亲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手臂上都是血。母亲问：“这是咋了？”父亲说，他在砍枣刺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上面有一个马蜂窝，一群马蜂追着他叮咬，他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时候，父亲每次出去扎耱条，身上都会带着一个盐水瓶子，就是挂吊针后剩下的空瓶。空瓶子里装满水，放在布袋里，布袋里再放两个馒头和蒸熟的红薯，这就是父亲一天的食物。北方的夏天异常炎热，气候干燥，父亲喝完了盐水瓶子里的水，就只能到处找水喝。有时候，在背阴处找到脸盆大的一洼水，就喜不自禁。西北太干旱了，这一洼水常常能引来很多动物。狼、狐狸、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蝎虎、蚂蚱、蜘蛛……水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父亲将水面上的脏东西漂到一边，用手捧起来，喝几口。
关于父亲扎耱条的所有故事，都来自于母亲的讲述，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他总是说：“过去的都是好年景。”
父亲将耱条背回家后，趁着月光，将耱条放在木墩上，用斧子将耱条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这样，耱条就显得笔直整齐。然后，他用麦秸秆拧成的绳索，将耱条捆扎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数量一样。然后，统一藏在窑洞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每逢阴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这天凌晨，根生伯和万灵伯就会来到我家集合，估摸时间到了，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他们一人拉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满了耱条。父亲的耱条上铺着麻袋，麻袋上睡着我。我的身下压着书包，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耱条，都不会算账，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只能依靠公鸡报晓。家中养了一只来航鸡，很漂亮，它被当做钟表来用。根生伯和万灵伯家都没有养公鸡，所以，他们每次卖耱条的时候，都要在我家集合。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得很早，就在屋子里的窑底抽烟，万灵伯抽旱烟，烟味很浓，根生伯和父亲抽用纸卷成的烟末，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炮烟”。我朦朦胧胧醒来了，听见母亲说：“鸡还没叫头遍呢。”根生伯和万灵伯说：“让娃再睡会儿，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耱条的时候，我都会睡一路。那时候我很小，很贪睡，蒙眬中听见父亲说：“躺好，要下坡了。”有时候，要上坡，父亲一个人拉不上去架子车，就说把我叫醒，让我下来。根生伯和万灵伯说：“叫娃睡，甭叫娃。”他们帮着父亲把架子车推上坡顶。
卖耱条的那个镇子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耱条的人很少，很多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卖耱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没有人愿意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们的耱条。那时候还是生产队，不敢过多要价，价格差不多了就卖。这一车耱条，也卖不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卖完耱条回家的时候对母亲说：“今天万灵卖好了，赚了30元钱。”这30元钱让父亲激动不已。
卖了耱条，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父亲就走进公社食堂里，向厨师讨要一碗热面汤，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让我吃，而他们，则吃着带来的冷馍。那些馍，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麦面馍。
记忆中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有一次，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挪不开脚步，口水直流，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老板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递给我，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才学会识字算账。那时候，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耱条，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那时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买耱条，想买几捆，一捆多少钱，我就马上从书包里拿出铅笔本子，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很多人都羡慕地说：“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父亲就骄傲地说：“我娃不但会算账，还识字呢！”
那时候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是父亲的骄傲。
我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扎耱条了。”根生伯说：“真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是笑。
此后，他们再也不扎耱条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三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谁家有事，另外两家都会鼎力相助。多年的患难岁月，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后来抱养了亲戚家一个女孩。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女孩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书面语言叫入赘。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万灵伯家的大女儿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可是学习一直很差，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我听到父母私下里商量，想把妮子介绍给我，让我们定娃娃亲。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去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写着这样一副标语：“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要媳妇”？
而现在，父亲走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都没有活过60岁。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夺走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是谁？
根生伯和万灵伯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他们和父亲一样，一直没有钱看病，也一直舍不得花钱看病。那时候，一场感冒就会带走全家一年农作物的收入，更何况这些没来由的病。根生伯是胃癌，万灵伯是食道癌，父亲是骨肉瘤。他们有了病后，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而又严重缺乏营养，造成了身体亏空，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父亲，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却无法留住。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老天爷要收人，谁也没有办法。我娃甭难受。”
弟弟的传销瓜葛
西北农村每天两顿饭，早晨十点左右一次，下午四点左右一次。
吃完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村外的坟地里。坟地距离村口有几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这里。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茔都挨在一起，父亲的坟头上有两棵小柏树，那是弟弟从悬崖上移植到这里的。柏树的枝叶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荒草在寒风中抖动着，看了让人心酸。根生伯和万灵伯的坟头上都插着花圈，根生伯坟头上的花圈更新些，而万灵伯坟头上的花圈则只剩下了骨架。
现在，他们三个老哥们儿还在一起，互相陪伴着，应该不会孤单了吧。
又开始下雪了，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异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个人，这里非常寂静。天气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红塔山，一根一根点燃了，一共点燃了三根，分别插在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头上。红塔山，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香烟。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当官的，好像是搞调研，给见到的每个农民发了一根红塔山。根生伯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等到发烟的人走远了，他从耳朵上取下香烟，翻来覆去地看着：“哎呀，这就是人家说的红塔山？”万灵伯叼着旱烟锅子说：“什么时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红塔山，那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跪在他们的坟前，任风雪吹打着我。我知道我难得从南方回来一趟，再见到父亲他们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相信，父亲、根生伯、万灵伯能够知道我回来了，能够看到我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和弟弟也来了，也跪在我的身边。他们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来了坟地，就赶过来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后我和弟弟也哭了，我们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几乎昏厥。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母亲来了，母亲拉起我们说：“回家吧，你爸爸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得好，就放心了。你们都甭伤心。”
我们站起身来，父亲坟前留下三个跪拜的雪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时刻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一点也不一样。我的这些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像我这样的苦难。他们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车，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幸福。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拿着200元钱来到城市的，我是为了省钱跟在公交车的后面一路奔跑着去招聘的，我是喝着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
城市富裕家庭和农村贫穷家庭，中间的差距让人难以想象，简直要以光年计。30年前，当“他”的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走进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背着耱条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当“他”吃着零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动画片的时候，“我”饿着肚子裁剪水泥包装袋给自己制作作业本。20年前，当“他”的父亲开着私家车奔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时候，“我”的父亲手持锄头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当“他”带着女朋友在公园里卿卿我我的时候，“我”在煤油灯前刻苦攻读。10年前，当“他”的父亲站在自己家的别墅阳台上眺望远方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没有钱交医疗费而不得不回家养病；当“他”登上飞机去异国留学的时候，“我”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来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这30年来，“他们”家步步为营，“我们”家一无所有。这30年来，“他”享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现在，“我”要赶上“他”，要让“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样，这又谈何容易。
然而，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全力以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孩子。
也是在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听到了弟弟深陷传销窝点的事情。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县城距离家乡几十里山路。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一些穿着西装的男子和穿着套装的女子坐弟弟的三轮车。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很像有钱人。男子的头发油光可鉴，统一梳向后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脸抹着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们的做派却一点也不像有钱人。当时，县城已经有了出租车，在县城里跑，不论多远，都是三元钱，三轮车是一元钱。这些穿西装的和穿套装的不坐出租车，而坐三轮车，坐三轮车的时候还要讨价：“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刚好有几毛钱零钱。”
刚开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们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对劲。而且，他们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这些人在干什么，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经有一次，弟弟问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他们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满了疑窦：在破村子里能搞成什么科研？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住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那户人家有几间旧窑洞，窑顶已经熏黑了，用报纸裱糊着，报纸又脆又黄，上面印着“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为了省钱，弟弟和一个同样蹬三轮车的人住在一面窑洞里。这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叫安康，比弟弟大几岁。他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正在陕西安康讨饭，回来后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出生后，家里分了责任田，父亲再也没有出去讨饭，日子真的过得很安稳，身体也健康。
有一天，安康对弟弟说：“我们蹬三轮车能赚几个钱，我一个同学在卖化妆品，一月就能赚一万元，前几天刚刚从香港讲学回来。”弟弟问安康的同学在哪里，安康说就在县城里。他也想去卖化妆品，要带上弟弟一起去。
毫无社会经验的弟弟动心了，就跟着安康去卖化妆品。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还要培训他们，给他们上课，就在那个县城郊外的村子里，说什么只要你卖得好，就能一级一级向上升，从普通经理到白银经理，再到什么黄金经理、白金经理、钻石经理，而钻石经理的财富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羡慕。弟弟和安康听得如痴如醉，幻想着以后当了钻石经理，也让克林顿羡慕羡慕，给咱中国人争口气。
要在这个化妆品公司卖货，还有门槛，那就是，每个人进来要先交2000元。那时候的2000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够买一台19寸的彩电，而彩电当时在农村还很少。
安康和弟弟商量了一番，两个人就把吃饭的家当——三轮车卖了。然后又东借西凑，总算有了2000元钱，就屁颠屁颠地给人家送过去了。安康的同学接到钱后，眉开眼笑，嘴巴都笑歪了。弟弟说他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会高兴成这个样子。
交了钱后，他们被带到了县城里的一幢楼房里，他们的行动反而受到了限制。几个小伙子白天黑夜都跟着他们，不让他们出门。这些小伙子逼迫他们写出所有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用房间里的一个固定电话拨打出去。
这个单元房的门窗都被关死了，窗帘一天到晚都拉着，透不进一丝阳光。他们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单元房里，他们与外界彻底隔绝了。
到了现在，弟弟才知道进入了圈套。他们又惊又怕，食不果腹，人家克林顿才不会羡慕这种生活。
弟弟和安康想着怎么脱身。但是，他们不能交谈，他们一说话就会遭到那几个小伙的呵斥。
有一天，安康的同学进来了。他像个贪官一样腆着肚子说来看望他们，脸上还挂着慈祥的微笑。弟弟和安康心领神会，两人奔进厨房，一个拿起切菜刀，一个拿起锅铲，抵住“贪官”的脖子，让他把吞下的钱吐出来。
贪官吓坏了，没有血色的脸上冷汗直冒。他告饶说，可以放弟弟他们走。
弟弟说：“把钱拿出来。”
贪官说：“钱已经交给了上级，我做不了主。”
弟弟说：“你做不了主，今天就把你的头割下来。”弟弟拿着菜刀的手一使劲，贪官的脖子上就有了红印子。
贪官吓坏了，跪在地上说：“求求你们，别杀我。”然后，他对那几个打手说：“快让老板把钱退了。”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打手出去了，拿来了4000元。弟弟把钱装在身上，菜刀依然抵在贪官的脖子上，押着贪官来到了楼下。打手们一直跟在后面，想报复。弟弟在楼下的过道上，看到有一辆拉着竹竿的四轮拖拉机停在路边。弟弟一刀将捆绑竹竿的绳子砍断了，竹竿哗啦啦地落下来，挡住了打手们的路。打手们气急败坏，跳着脚叫骂。弟弟把贪官一把推倒在竹竿上，和安康逃跑了。
后来，弟弟对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所以那一刻就想到了关云长，没想到《三国演义》救了他和安康的命。
没有了三轮车，两人生活无着，就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弟弟在叙说自己的惊险经历时，神情平静，就像在叙说别人的故事。我们一家人听得胆战心惊。
弟弟说：“如果当时真的要不到钱，我就一刀砍了他。”
母亲担忧地说：“你把人家杀了，你怎么能活？”
弟弟说：“我也不想活了，他拿了我2000块钱，大部分钱都是借人家的，我怎么还给人家？”
弟弟还说，安康当时也是那样想的。
2000元钱，就让两个青年农民无力偿还，就让两个青年农民动了杀机。我当时心中充满了苦涩，也非常痛恨这些搞传销的。这都是一些只认钱而六亲不认的人类渣滓。
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姨娘，也就是根生伯和万灵伯的遗孀。
在万灵伯家，我刚好看到了妮子和他的丈夫时明。时明也是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过早地扛起撅头进田地，背有些驼。时明沉默寡言，总是在抽烟，总是在友好地笑着。
早在十年前，时明就和妮子一起做豆腐。他们家的后院是豆腐作坊，每天天不亮，两人就起床了，生火烧水，架起豆腐包，开始做豆腐。
做豆腐的工艺非常复杂，先要泡黄豆，然后熬豆浆，接着把豆浆倒在架成十字的豆腐包上过滤，将豆渣与豆浆完全分离。这时候，就到了最关键的点卤水。这个程序决定了豆腐的质量，也是豆腐老板秘而不宣的绝技，一般人绝对不让看；接着，出来的就是白亮亮的豆腐。
妮子家喂养了一头高大的骡子，每天早晨，做好豆腐后，时明就将骡子套进架子车里出门了。车厢里放着刚刚做好的豆腐。时明一路吆喝着，一路卖豆腐，翻山越岭，风雪无阻，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他才能回来。
时明奔走在山间土路上的时候，妮子就在家收拾器具，把豆渣倒进猪槽里。她家还喂养着几头猪，而豆渣正是猪的美味佳肴。她给孩子穿好衣服，送孩子上学。接着，她会扛着锄头去田地里，家中还有十几亩山地靠她伺弄。
十年间，这对夫妻任劳任怨、克勤克俭，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时明当时结婚的时候，家中什么都没有，听母亲说，娶妮子的衣服都是借人家的。而十年后，他们盖起了三间新瓦房，松木椽松木檩，惹得全村人都艳羡。
在万灵伯家，我见到了时明，他的手又白又肿，像手中拿着两只大肥鹅，手背上还有冻疮，看起来很吓人。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时明拉着一车豆腐走村串乡，双手浸泡在冰冷的水中，捧着冰块一样的豆腐，才使得双手变成了这样。
就在我和时明聊天的时候，姨娘偷偷进厨房做好了一碗辣子豆腐，白白的豆腐汤上飘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还有绿绿的蒜苗，看起来非常诱人。可惜，我刚刚在家吃过饭了。
时明憨厚地笑着说：“吃了也再吃点。这十里八乡，还没有人有我做的豆腐好，你尝尝。”
时明的脸上带着一个庄稼人特有的朴实和真诚，眼睛里又闪烁着自得和骄傲。这就是他发家致富的窍门。我从他的脸上，读出了一个庄稼人的踏实和清明、满足和自豪。
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他只是想把自己的这份“工作”做到最好。而我也只要把自己的记者工作做到最好，也就会拥有这份骄傲。
农民没文化，但是农民很伟大。
回家的路上，看到有架子车迎面走来，架子车上套着牛，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牵着牛。牛木讷地走着，走得很缓慢，似乎很不愿意。牛的后面走着一个老人，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驾着车辕。他们在拉粪。
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每年放暑假寒假，我就在不停地拉粪，一车又一车地把牛圈里搅拌着黄土的粪便拉到田地里。我们家的田地离家都很远，而且全是沟坡地，路很不好走。妹妹牵着牛，我驾着车辕，我们一个上午拉三架子车，下午拉三架子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胳膊因为长时间提着车辕，已经不能动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在离家十多里的粮站里缝补麻袋，一天能赚10元钱，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缝补麻袋，也只有靠关系才能进去做。
有一次夜晚拉粪，我还遇到了狼。那时候弟弟很小，夜晚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待，我就把他放在架子车的车厢里，拉着他走。那天晚上，弟弟突然说：“哥，埝畔上有个狗。”我一看，头皮发麻，头发根根竖起，那分明是只狼。夜晚的山沟里怎么会有狗？月光照在狼身上，狼的耳朵竖起很高，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狼狗，都是笨狗。笨狗的耳朵耷拉下来，而狼的耳朵竖起来。我心中惊惶极了，怕极了，可是身边还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我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我悄悄跟弟弟说：“你下来，走在牛的套绳中间，也就是牛与架子车连接的两条绳子中间，这样，前面有牛，后面有我，狼就没有可乘之机。”弟弟很听话，走进了套绳中间。我从车上拿下铁锨，铁锨是用来将车上的粪扒下来的，现在成为了我对付狼的工具。牛也发现了狼，它呼呼地喘着粗气，两个犄角高高竖起。我让妹妹抓住牛鼻绳，就是穿过牛鼻子的细绳，这样牛就不会逃窜。妹妹的手中拿着鞭子，鞭竿有两尺多长，这是她对付狼的工具。我悄悄对妹妹说：“把牛抓紧，往回走。”
我们慢慢地走离了地头，狼在后面悄悄跟着。我一手架着车辕，一手抓着铁锨。我不敢回头看，听妈妈说，狼很聪明，你如果不断回头看着它，它就知道你胆小，就会扑过来。我们走出了几十米，狼在后面跟了几十米。弟弟抓着牛尾巴，妹妹抓着牛鼻绳，牛也很听话，一路都在配合着我们。我紧张极了，浑身汗水，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就这样，我们一路胆战心惊地走着。后来，快走到村口的时候，遇到来找我们的父母。我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妹妹和弟弟放声大哭。狼一溜烟地跑进了庄稼地里。
那一年，我上初二，妹妹上小学四年级，弟弟还没有上学。
最美的母亲和最帅的父亲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织布，村中另外两个姨娘在纺线。现在，在南方，早就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衣服成批量生产，每个制衣工厂的工人成千上万，谁还会要这些土布衣服？
母亲她们三个人边干着手中的活，边唠着家常，还动不动就会唱起歌来，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歌曲。歌声缓慢悠长，连绵不绝，让人听了很忧伤。
我问母亲：“织这么多布干什么？”
母亲说：“有的人家中困难，买不起床单被罩，教友们就织布做好后，送给他们。”
母亲又说：“神父让帮助穷苦人，有钱的出钱。咱几家没有钱，就织些布送过去。”姨娘们看着我，都善良地笑着。
奉献是快乐的。我从母亲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地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抽动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纺线织布，现在也行将消逝。
然而，纺线织布的母亲，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走进房屋，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方。那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带着父亲去省城治病的时候，父亲、妹妹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当时加洗了几张，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都会带在身上。
后来，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惊叹道：“老爸真帅啊。”
父亲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满力感。多年的体力劳动，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是很帅。我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戏，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照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得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阴阳两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要么他自己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一生始终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
那时候，父亲家中的弟弟妹妹都还小，挣不了工分，而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父亲的弟弟妹妹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一个干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下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干部举着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军人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国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犁耧耙耱，纺线织布，碾盘磨盘，皮影风箱……它们贯穿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让我的童年变得古朴而精彩。它们与青山绿水紧密相连，与童话梦幻息息相关，而现在，它们远去了，它们消逝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不留任何痕迹。我们伸出手去，想挽留它们，然而手中握住的，只有冰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