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来到了这座沿海城市，来到了这家有名的报业集团。
我不是记者，是一名发行员。这个报业集团招聘记者的门槛非常高。首先要毕业于全国知名大学，后来，我才发现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在这里都算低等文凭，海外归来的硕士博士一抓一大把，而我却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其次，要有全国知名媒体的从业经验，而我从业经历坎坷，既在倒闭了的报社工作过，也在县级报社“滥竽充数”过，这些，无疑都是我履历中的“污点”；再次，要拥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的稿件，而我因为最近一年就业的报社都是三流四流的报社，稿件再好，也没有丝毫影响力。
然而，只要能进这家全国知名的报业集团，发行员我也干。
这家报业集团下面有将近十家日报、周报、周刊、杂志。而我是集团下面一家刚刚创刊的周报的发行员。
每天早晨，我从发行站领到100份报纸，然后站在商场、车站、城中村的村口，扯着嗓子叫喊着：“卖报纸啊，最新的报纸。”其实，报纸一周出一期，一周只有一天是最新的，其余的都是旧的。
记忆中，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冷风刺骨，我站一会儿，就会浑身打哆嗦。为了驱除寒冷，我不得不停地走动着，跺着脚，摇晃着双腿，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变形金刚。经常地，一个早晨也卖不出十份，而卖十份赚到的钱，还不够我吃一碗馄饨。
为了多卖报纸，我不惜出卖“色相”，见到有单身女孩走过来，就拦住说：“小妹，买份报纸吧。”女孩子看到我黧黑的面容和寒酸的衣着，急急忙忙地绕道走过。女孩子不愿意买，我便改变策略，专门找那些带着女孩子的男子，在他们呢喃私语的时候，在他们在我的视线里出现的时候，我就突然跑过去，说：“大哥，一元钱，买份吧。”这一招果然见效，很多男子都愿意在女孩子面前扮大方。这样，我一天也可以卖到100份报纸了。每份报纸的提成是0.15元，我每天可以收入15元。
很早的时候，看到那些黑白经典影片中，腋下夹着一叠报纸，边跑过黄包车，边大声叫喊着“号外，号外”的报童，我心中就会泛起一阵酸楚；而现在我也在卖报纸，不同的是，我不是报童，我已经快要30岁了，古人所说的而立之年，我还没有立起来，还趴在泥泞中。但是，我从来没有气馁过，我是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这个全国知名的报业集团，我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在那幢像心中圣殿一样的大楼里上班。
那一年的冬天，我常常会来到那幢大楼前，隔着一条马路，望着它。那些从那幢大楼出出进进的编辑记者们，没有人会想到，此刻就有一个人站立在他们对面，眼中闪现着猎豹一样的渴望，心中卷起万丈狂澜。他相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那幢大楼里的记者，而且一定会成为这幢大楼里最出色的记者。他有了奋斗目标，像饿极了的雄狮，太需要在草原上纵情驰骋，然后将猎物按在爪下，撕成碎片。
生活中只有一条死路，其余的都是活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走进那幢大楼里。
做发行员的日子很辛苦。有一天，发行站开会，站长说，报社发行部规定，每人在这个冬天要完成200份的征订任务。
我们这个发行站只有二十几个人，很多人都是本地人，还有些人在兼职。站长是一名退伍军人，留着光头，身材魁梧，看起来面目狰狞。听说他以前在部队是连长，所以，他把我们都当成了新兵，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谁要敢反抗，他还会拳脚相加。
别的发行员都有自己的路子。有人的亲戚当领导，一个电话打过去，下级部门就将200份报纸的征订款送过来了；有人的亲戚干税收，菜市场的每个摊位一人一份报纸……我是外地人，刚刚来到这个城市，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依靠自己。
第二天，我搬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摆放在一家商场的门口，我还写了一张征订广告摆放在桌子旁边。一天过去了，我眼巴巴地看着每一个从我面前走过的人，盼望着他们会来订一份报纸。然而，没有，这家刚刚创刊的报纸，人们都没有听说过。
夜晚，我准备改变方式，变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
那时候，我住在城中村里，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城中村。城中村里有很多店铺。天亮后，我来到一家家做小生意的店铺，磨破嘴皮，求爷爷告奶奶，祈求人家能够订一份报纸，然而，一天过去了，我只完成了一份报纸的征订任务。
城中村里居住的都是穷人，做小生意的也都是穷人。一年几十元的订报款，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怎么办？我如何才能完成剩下的199份的征订任务？
当时的我就像一匹饿得太久的猎豹，任何一个从我眼前走过的猎物都不会放过。这种疯狂彻底激发出了我的潜力。
报纸没有人征订，关键是因为没有知名度，市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份报纸。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一天，我走进发行站，向站长要了几百份没有卖出去的旧报，站长问：“你要这些旧报干什么？”我说：“有很大用处，明天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我骑着报社发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两边，一边是一桶几个小时前熬好的浆糊，一边是那几百份陈旧报纸。每到一个路口，我就跳下自行车，在墙上贴一张报纸。
第二天早晨，全市都知道了这座城市有这样一张新创刊的报纸。我骑着空荡荡的自行车，看着每个路口都撅起一堆看报纸的屁股，得意扬扬地回到了城中村。
当天黄昏，我在城中村睡醒后，就溜到了一个小区里，那时候的小区管理也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戴着大盖帽的保安形同虚设。我乘着电梯，一路登上了顶层，然后一家家敲门。那时候，正是都市白领们下班做饭的时间，家家都会有人。我一家挨着一家敲着门，说明来意，请求他们订阅我们的报纸。有些人说：“哦，这张报纸我知道，今天满大街都是的。”我就趁机说：“对呀，报纸影响力多大啊，您不订阅，真的可惜。”就这样，我依靠油嘴滑舌，总能在一幢大楼里订阅到几份十几份。
但是，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有的人隔着防盗门，刚刚听懂我的来意，就骂一声，恶狠狠地关上了木门。我便站在门外，也隔着木门恶狠狠地在心中骂对方。这样，两相抵消，我又兴高采烈地敲响下一个住户的房门。
我在那天凌晨三点的疯狂之举，轰动了报社，站长笑着对我说：“干工作就需要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老总开会表扬了我们发行站，你他娘的真给老子长脸。”然后，军人出身的他把发行竞争当成了一场战役：敌人占领了山头，我们在山脚下，怎么办？就采取偷袭，夜晚发起攻击，趁着混乱将敌人赶下山去。“他妈的，有这股狠劲，啥事都能干成。”
我靠着一家一家敲门，也终于超额完成了200份的征订任务。此后的两个月，报社的发行局面打开了，当然不是我夜晚刷墙的功劳，而是报社做广告的结果。然后，我们发行员的日子就好过了。每天早晨，我只要把报纸发送到一个个报刊亭，再投送到订户门口的报箱里，就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务。这种日子悠闲而随意，但是月薪不到一千元。
那年元旦，报社举行迎春酒会，我因为业绩排列在报社发行部的前十名，而在被邀请的行列。
在那次酒会上，我认识了很多以前听到而从来没有见过的全国知名记者，认识了享誉国内的报界精英。我想，如果我在发行部门一直干下去，也会干出一番成绩的。然而，我一直想做记者，做记者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够和这些享誉全国的记者坐在一起，共同举杯。
那次酒会上，大家提议我的顶头上司发行站站长发言。他当时正在吃饭，他将满口的牛肉囫囵吞下去，然后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我说点啥呢？说点啥呢？”他紧张得脸红脖子粗。大家都忍住笑，看着他。僵持了几分钟后，他说：“算了，我啥也不说了。”然后坐下去继续吃他的腊牛肉。大家哄堂大笑。
那次酒会上，我还听到了总编的慷慨陈词，他的讲话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在这家报业集团里，从见习记者、记者、首席记者、主任、总编助理一直干上去，直到有一天，能够坐在他的身边。
他是我今生的奋斗目标。
那天，我回到城中村，在日记本上写道：“我要用三年时间，做这家报业集团的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