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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外阅世》第四篇 心与物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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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去观音院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岛上寺院甚多,自古以来是佛教圣地,香火不绝。浙江人有一句老话:“行一善事,比南海普陀去烧香更好。”可知南海普陀去烧香是一大功德。因为古代没有汽船,只有帆船;而渡海到普陀岛,风浪甚大,旅途艰苦,所以功德很大。现在有了汽船,交通很方便了,但一般信佛的老太太依旧认为一大功德。

我赴宁波旅行写生,因见春光明媚,又觉身体健好,游兴浓厚,便不肯回上海,却转赴普陀去“借佛游春”了。我童年时到过普陀,屈指计算,已有五十年不曾重游了。事隔半个世纪,加之以解放后普陀寺庙都修理得崭新,所以重游竟同初游一样,印象非常新鲜。

我从宁波乘船到定海,行程三小时;从定海坐汽车到沈家门,五十分钟;再从沈家门乘轮船到普陀,只费半小时。其时正值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生日,香客非常热闹,买香烛要排队,各寺院客房客满。但我不住寺院,住在定海专署所办的招待所中,倒很清静。

我游了四个主要的寺院:前寺、后寺、佛顶山、紫竹林。前寺是普陀的领导寺院,殿宇最为高大。后寺略小而设备庄严,千年以上的古木甚多。佛顶山有一千多石级,山顶常没在云雾中,登楼可以俯瞰普陀全岛,遥望东洋大海。紫竹林位在海边,屋宇较小,内供观音,住居者尽是尼僧;近旁有潮音洞,每逢潮涨,涛声异常洪亮。寺后有竹林,竹竿皆紫色。我曾折了一根细枝,藏在衣袋里,带回去作纪念品。这四个寺院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有名贵的古物。我曾经参观两只极大的饭锅,每锅可容八九担米,可供千人吃饭,故名曰“千人锅”。我用手杖量量,其直径约有两手杖。我又参观了一只七千斤重的钟,其声宏大悠久,全山可以听见。

这四个主要寺院中,紫竹林比较的最为低小;然而它的历史在全山最为悠久,是普陀最初的一个寺院。而且这开国元勋与日本人有关。有一个故事,是紫竹林的一个尼僧告诉我的,她还有一篇记载挂在客厅里呢。这故事是这样:

千余年前,后梁时代,即公历九百年左右,日本有一位高僧,名叫慧锷的,乘帆船来华,到五台山请得了一位观世音菩萨像,将载回日本去供养。那帆船开到莲花洋地方,忽然开不动了。这慧锷法师就向观音菩萨祷告:“菩萨如果不肯到日本去,随便菩萨要到哪里,我和尚就跟到哪里,终身供养。”祷告毕,帆船果然开动了。随风漂泊,一直来到了普陀岛的潮音洞旁边。慧锷法师便捧菩萨像登陆。此时普陀全无寺院,只有居民。有一个姓张的居民,知道日本僧人从五台山请观音来此,就捐献几间房屋,给他供养观音像。又替这房屋取个名字,叫做“不肯去观音院”。慧锷法师就在这不肯去观音院内终老。这不肯去观音院是普陀第一所寺院,是紫竹林的前身。紫竹林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有一个人为不肯去观音院题一首诗:

借问观世音,因何不肯去?

为渡大中华,有缘来此地。

如此看来,普陀这千余年来的佛教名胜之地,是由日本人创始的。可见中日两国人民自古就互相交往,具有密切的关系。我此次出游,在宁波天童寺想起了五百年前在此寺作画的雪舟,在普陀又听到了创造寺院的慧锷。一次旅行,遇到了两件与日本有关的事情,这也可证明中日两国人民关系之多了。不仅古代而已,现在也是如此。我经过定海,参观渔场时,听见渔民说起:近年来海面常有飓风暴发,将渔船吹到日本,日本的渔民就招待这些中国渔民,等到风息之后护送他们回到定海。有时日本的渔船也被飓风吹到中国来,中国的渔民也招待他们,护送他们回国。劳动人民本来是一家人。

不肯去观音院左旁,海边上有很长、很广、很平的沙滩。较小的一处叫做“百步沙”,较大的一处叫做“千步沙”。潮水不来时,我们就在沙上行走。脚踏到沙上,软绵绵的,比踏在芳草地上更加舒服。走了一阵,回头望望,看见自己的足迹连成一根长长的线,把平静如镜的沙面划破,似觉很可惜的。沙地上常有各种各样的贝壳,同游的人大家寻找拾集,我也拾了一个藏在衣袋里,带回去作纪念品。为了拾贝壳,把一片平沙踩得破破烂烂,很对它不起。然而第二天再来看看,依旧平静如镜,一点伤痕也没有了。我对这些沙滩颇感兴趣,不亚于四大寺院。

离开普陀山,我在路途中作了两首诗,记录在下面:

一别名山五十春,重游佛顶喜新晴。

东风吹起千岩浪,好似长征奏凯声。

寺寺烧香拜跪勤,庄严宝岛气氤氲。

观音颔首弥陀笑,喜见群生乐太平。

回到家里,摸摸衣袋,发现一个贝壳和一根紫竹,联想起了普陀的不肯去观音院,便写这篇随笔。

赤栏桥外柳千条

日丽风和的一个下午,独自在西湖边上彷徨。暂时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地点,甚至忘记了自身,而放眼观看目前的春色。但见绿柳千条,映着红桥一带,好一片动人的光景!古人诗云:“赤栏桥外柳千条”,昔日我常叹赏它为描写春景的佳句。今日看见了它的实景,叹赏得愈加热烈了。但是,这也并非因为见了诗的实景之故,只因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地点,甚至忘记了自身,所见的就是诗人的所见;换言之,实景就是诗,所以我的叹赏能愈加热烈起来。不然,凶恶的时代消息弥漫在世界的各处,国难的纪念碑矗立在西湖的彼岸,也许还有人类的罪恶充塞在赤栏桥畔的汽车里,柳阴深处的楼台中,世间有什么值得叹赏呢?从前的雅人欢喜管领湖山,常自称为“西湖长”、“西湖主”。做了长,做了主,那里还看得见美景?恐怕他们还不如我一个在西湖上的游客,能够忘怀一切,看见湖上的画意诗情呢!

但是,忘怀一切,到底是拖着肉体的人所难以持久的事。“赤栏桥外柳千条”之美,只能在一瞬间使我陶醉,其次的瞬间就把我的思想拉到艺术问题上去。红配着绿,何以能使人感到美满?细细咀嚼这个小问题,彷徨中的心也算有了一个着落。

据美学者说,色彩都有象征力,能作用于人心。人的实际生活上,处处盛用着色彩的象征力。现在让我先把红绿两色的用例分别想一想看:据说红象征性爱,故关于性的曰“桃色”。红象征婚姻,故俗称婚丧事曰“红白事”。红象征女人,故旧称女人曰“红颜”、“红妆”。女人们自己也会很巧妙地应用红色:有的把脸涂红,有的把嘴唇涂红,有的把指爪涂红,更有的用大红作衣服的里子,行动中时时闪出这种刺目的色彩来,仿佛在对人说:“我表面上虽镇静,里面是怀抱着火焰般的热情的啊!”爱与结婚,总是欢庆的,繁荣的。因此红又可象征尊荣,故俗称富贵曰“红”。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脾气:受人银钱报谢,不欢喜明明而欢喜隐隐,不欢喜直接而欢喜间接。在这些时候,就用得着红色的帮助,只要把银钱用红纸一包,即使明明地送去,直接地送去,对方看见这色彩自会欣然乐受。这可说是红色的象征力的一种妙用!然而红还有相反的象征力:在古代,杀头犯穿红衣服,红是罪恶的象征。在现代,车站上阻止火车前进用红旗,马路上阻止车马前进用红灯,红是危险的象征。义旗大都用红,红是革命的。前苏联是用红旗的,人就称前苏联曰“赤俄”,而谨防她来“赤化”。同是赤,为什么红纸包的银钱受人欢迎,而“赤化”遭人大忌呢?这里似乎有点矛盾。但从根本上想,亦可相通:大概人类对于红色的象征力的认识,始于火和血。火是热烈的,血是危险的。热烈往往近于危险,危险往往由于热烈。凡是热情、生动、发展、繁荣、力强、激烈、危险等性状,都可由火和血所有的色彩而联想。总之,红是生动的象征。

绿象征和平。故车站上允许火车前进时用绿旗,马路上允许车马前进时用绿灯。这些虽然是人为的记号,其取用时也不无自然的根据。设想不用红和绿而换两种颜色,例如黄和紫,蓝和橙,就远不及红和绿的自然,又不容易记忆,驾车人或将因误认而肇事亦未可知。只有红和绿两色,自然易于记忆。驾车人可从灯的色彩上直觉地感到前途的状况,不必牢记这种记号所表示的意味。人的眼睛与身体的感觉,巧妙地相关联着。红色映入眼中,身体的感觉自然会紧张起来。绿色映入眼中,身体的感觉自然会从容起来。你要见了红勉强装出从容来,见了绿勉强装出紧张来,固无不可;然而不是人之常情。从和平更进一步,绿又象征亲爱。故替人传达音信的邮差穿绿衣,世界语学者用象征和平亲爱的绿色为标志,都是很有意义的规定。大概人类对于绿色的象征力的认识,始于自然物。像今天这般风和日丽的春天,草木欣欣向荣,山野遍地新绿,人意亦最欢慰。设想再过数月,绿树浓荫,漫天匝地,山野中到处给人张着自然的绿茵与绿幕,人意亦最快适。故凡欢慰、和乐、平静、亲爱、自然、快适等性状,都可由自然所有的色彩而联想。总之,绿是安静的象征。

红和绿并列使人感到美观,由上述的种种用例和象征力可推知。红象征生动,绿象征安静。既生动而又安静,原是最理想的人生。自古以来,太平盛世的人,心中都有这两种感情饱和地融合着。

这也可从色彩学上解说:世间一切色彩,不外由红黄蓝三色变化而生。故红黄蓝三者称为“三原色”。三原色各有其特性:红热烈、黄庄严,蓝沉静。每两种原色相拼合,成为“三间色”,即红黄为橙,红蓝为紫,黄蓝为绿。三间色亦各有其特性:橙是热烈加庄严,即神圣;紫是热烈加沉静,即高贵;绿为庄严加沉静,即和平也。如此屡次拼合,即可产生无穷的色彩,各有无穷的特性。今红与绿相配合,换言之,即红与黄蓝相配合。此中三原色俱足。换言之,即包含着世间一切色彩。故映入人目,感觉饱和而圆满,无所偏缺。可知红绿对比之所以使人感觉美满,根本的原因在于三原色的俱足。然三原色俱足的对比,不止红绿一种配合而已。黄与紫(红蓝),蓝与橙(红黄),都是三原色俱足的。何以红与绿的配合特别美满呢?这是由于三原色性状不同之故。色彩中分阴阳二类,红为阳之主;色彩中分明暗二类,红为明之主;色彩中分寒暖二类,红为暖之主。阳强于阴,明强于暗,暖强于寒。故红为三原色中最强者,力强于黄,黄又力强于蓝。故以黄蓝合力(绿)来对比红,最为势均力敌。红蓝(紫)对比黄次之。红黄(橙)对比蓝又次之。从它们的象征上看,也可明白这个道理:热烈、庄严与沉静,在人的感情的需要上,也作顺次的等差。热烈第一,庄严次之,沉静又次之。重沉静者失之柔,重庄严者失之刚。只有重热烈者,始得阴阳刚柔之正,而合于人的感情的需要,尤适于生气蓬勃的人的心情。故朴厚的原始人欢喜红绿;天真的儿童欢喜红绿;喜庆的人欢喜红绿;受了丽日和风的熏陶,忘怀了时世的忧患,而彷徨于西湖滨的我,也欢喜“赤栏桥外柳千条”的色彩的饱和,因此暂时体验了人们观赏时的幸福的心情。

可惜这千条杨柳不久就要摇落变衰。只恐将来春归夏尽,秋气肃杀,和平的绿色尽归乌有,单让赤栏桥的含有危险性的色彩独占了自然界,而在灰色的环境中猖獗起来,然而到那时候,西湖上将不复有人来欣赏景色,我也不会再在这里彷徨了。

半篇莫干山游记

前天晚上,我九点钟就寝后,好像有什么求之不得似的只管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到了十二点钟模样,我假定已经睡过一夜,现在天亮了,正式地披衣下床,到案头来续写一篇将了未了的文稿。写到二点半钟,文稿居然写完了,但觉非常疲劳。就再假定已经度过一天,现在天黑了,再卸衣就寝。躺下身子就酣睡。

次日早晨还在酣睡的时候,听得耳边有人对我说话:“Z先生①来了!Z先生来了!”是我姐的声音。我睡眼蒙眬地跳起身来,披衣下楼,来迎接Z先生。Z先生说:“扰你清梦!”我说:“本来早已起身了。昨天写完一篇文章,写到了后半夜,所以起得迟了。失迎失迎!”下面就是寒暄。他是昨夜到杭州的,免得夜间敲门,昨晚宿在旅馆里。今晨一早来看我,约我同到莫干山去访L先生②。他知道我昨晚写完了一篇文稿,今天可以放心地玩,欢喜无量,兴高采烈地叫:“有缘!有缘!好像知道我今天要来的!”我也学他叫一遍:“有缘!有缘!好像知道你今天要来的!”

我们寒暄过,喝过茶,吃过粥,就预备出门。我提议:“你昨天到杭州已夜了。没有见过西湖,今天得先去望一望。”他说:“我是生长在杭州的,西湖看腻了。我们就到莫干山吧。”但是,赴莫干山的汽车几点钟开,你知道么?”“我不知道。横竖汽车站不远,我们撞去看。有缘,便搭了去;倘要下午开,我们再去玩西湖。”“也好,也好。”他提了带来的皮包,我空手,就出门了。

黄包车拉我们到汽车站。我们望见站内一个待车人也没有,只有一个站员从窗里探头出来,向我们慌张地问:“你们到哪里?”我说:“到莫干山,几点钟有车?”他不等我说完,用手指着买票处乱叫:“赶快买票,就要开了。”我望见里面的站门口,赴莫干山的车子已在咕噜咕噜地响了。我有些茫然:原来我以为这几天莫干山车子总是下午开的,现在不过来问钟点而已,所以空手出门,连速写簿都不曾携带。但现在真是”缘”了,岂可错过?我便买票,匆匆地拉了Z先生上车。上了车,车子就向绿野中驶去。

坐定后,我们相视而笑。我知道他的话要来了。果然,他又兴高采烈地叫:“有缘!有缘!我们迟到一分钟就赶不上了!”我附和他:“多吃半碗粥就赶不上了!多撒一场尿就赶不上了!有缘!有缘!”车子声比我们的说话声更响,使我们不好多谈”有缘”,只能相视而笑。

开驶了约半点钟,忽然车头上”嗤”地一声响,车子就在无边的绿野中间的一条黄沙路上停下了。司机叫一声”葛娘③!”跳下去看。乘客中有人低声地说:“毛病了!”司机和卖票人观察了车头之后,交互地连叫”葛娘!葛娘!”我们就知道车子的确有笔病了。许多乘客纷纷地起身下车,大家围集到车头边去看,同时问司机:“车子怎么了?”司机说:“车头底下的螺旋钉落脱了!”说着向车子后面的路上找了一会,然后负着手站在黄沙路旁,向绿野中眺望,样子像个”雅人”。乘客赶上去问他:“喂,究竟怎么了!车子还可以开否?”他回转头来,沉下了脸孔说:“开不动了!”乘客喧哗起来:“抛锚了!这怎么办呢?”有的人向四周的绿野环视一周,苦笑着叫:“今天要在这里便中饭了!”咕噜咕噜了一阵之后,有人把正在看风景的司机拉转来,用代表乘客的态度,向他正式质问善后办法:“喂!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修好它?难道把我们放生了?”另一个人就去拉司机的臂:“嗳!你去修吧!你去修吧!总要给我们开走的。”但司机摇摇头,说:“螺旋钉落脱了,没有法子修的。等有来车时,托他们带信到厂里去派人来修吧。总不会叫你们来这里过夜的。”乘客们听见”过夜”两字,心知这抛锚非同小可,至少要耽搁几个钟头了,又是咕噜咕噜了一阵。然而司机只管向绿野看风景,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于是大家懒洋洋地走散去。许多人一边踱,一边骂司机,用手指着他说:“他不会修的,他只会开开的,饭桶!”那”饭桶”最初由他们笑骂,后来远而避之,一步一步地走进路旁的绿阴中,或“矫首而遐观”,或“抚孤松而盘桓”,态度越悠闲了。

等着了回杭州的汽车,托他们带信到厂里,由厂里派机器司务来修,直到修好,重开,其间约有两小时之久。在这两小时间,荒郊的路上演出了恐怕是从来未有的热闹。各种服装的乘客──商人、工人、洋装客、摩登女郎、老太太、小孩、穿制服的学生、穿军装的兵,还有外国人,在这抛了锚的公共汽车的四周低回巡游,好像是各阶级派到民间来复兴农村的代表。最初大家站在车身旁边,好像群儿舍不得母亲似的。有的人把车头抚摩一下,叹一口气;有的人用脚在车轮上踢几下,骂它一声;有的人俯下身子来观察车头下面缺了螺旋钉的地方,又向别处检探,似乎想捡出一个螺旋钉来,立即配上,使它重新驶行。最好笑的是那个兵,他带着手枪雄赳赳地站在车旁,愤愤地骂,似乎想拔出手枪来强迫车子走路。然而他似乎知道手枪耍不过螺旋钉,终于没有拔出来,只是骂了几声”妈的”。那公共汽车老大不才地站在路边,任人骂它”葛娘”或”妈的”,只是默然。好像自知有罪,被人辱及娘或妈也只得忍受了。它的外形还是照旧,尖尖的头,矮矮的四脚,庞然的大肚皮,外加簇新的黄外套,样子神气活现。然而为了内部缺少了小指头大的一只螺旋钉,竟暴卒在荒野中的路旁,任人辱骂!

乘客们骂过一会之后,似乎悟到了骂死尸是没用的。大家向四野走开去。有的赏风景,有的讲地势,有的从容地蹲在田间大便。一时间光景大变,似乎大家忘记了车子抛锚的事件,变成picnic(郊游)一群。我和Z先生原是来玩玩的,方事随缘,一向不觉得惘怅。我们望见两个时鬃的都会之客走到路边的朴陋的茅屋边,映成强烈的对照,便也走到茅屋旁边去参观。Z先生的话又来了:“这也是缘!这也是缘!不然,我们哪得参观这些茅屋的机会呢?”他就同闲坐在茅屋门口的老妇人攀谈起来。

“你们这里有几份人家?”

”就是我们两家。”

“那么,你们出市很不便,到哪里去买东西呢?”

“出市要到两三里外的××。但是我们不大要买东西。乡下人有的吃些就算了。”

“这是什么树?”

“樱桃树,前年种的,今年已有果子吃了。你看,枝头上已经结了不少。”

我和Z先生就走过去观赏她家门前的樱桃树。看见青色的小粒子果然已经累累满枝了,大家赞叹起来。我只吃过红了的樱桃,不曾见过枝头上青青的樱桃。只知道“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颜色对照的鲜美,不知道樱桃是怎样红起来的。一个月后都市里绮窗下洋瓷盆里盛着的鲜丽的果品,想不到就是在这种荒村里茅屋前的枝头上由青青的小粒子守红来的。我又惦记起故乡缘缘堂来。前年我在堂前手植一株小樱桃树,去年夏天枝叶甚茂,却没有结子。今年此刻或许也有青青的小粒子缀在枝头上了。我无端地离去了缘缘堂来作杭州的寓公,觉得有些对它们不起。然而幸亏如此,缘缘堂和小樱桃现在能给我甘美的回忆。倘然一天到晚摆在我的眼前,恐怕不会给我这样好感了。这是我的弱点,也是许多人共有的弱点。也许不是弱点,是人类习性之一,不在目前的状态比目前的状态可喜;或是美的条件之一,想像比现实更美。我出神地对着樱桃树沉思,不知这期间Z先生和那老妇人谈了些什么话。

原来他们已谈得同旧相识一般,那老妇人邀我们到她家去坐了。我们没有进去,但站在门口参观她的家。因为站在门口已可一目了然地看见她的家里,没有再进去的必要了。她家里一灶、一床、一桌,和几条长凳,还有些日用上少不得的零零碎碎的物件。一切公开,不大有隐藏的地方。衣裳穿在身上了,这里所有的都是吃和住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设备,除此以外并无一件看看的或玩玩的东西。我对此又想起了自己的家里来。虽然我在杭州所租的是连家具的房子,打算暂住的,但和这老妇人的永远之家比较起来,设备复杂得不可言。我们要有写字桌,有椅子,有玻璃窗,有洋台,有电灯,有书,有文具,还要有壁上装饰的书画,真是太啰嗦了!近年来励行躬自薄而厚遇于人的Z先生看了这老妇人之家,也十分叹佩。因此我又想起了某人题行脚头陀图像的两句:“一切非我有,放胆而走。”这老妇人之家究竟还”有”,所以还少不了这扇柴门,还不能放胆而走。只能使度着啰嗦的生活的我和Z先生看了十分叹佩而已。实际,我们的生活在中国说总算是啰嗦的了。据我在故乡所见,农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码设备以外,极少有赘余的东西。我们一乡之中,这样的人家占大多数。我们一国之中,这样的乡镇又占大多数。我们是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人中度着啰嗦生活的人;享用了这些啰嗦的供给的人,对于世间有什么相当的贡献呢?我们这国家的基础,还是建设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工农上面的。

望见抛锚的汽车旁边又有人围集起来了,我们就辞了老妇人走到车旁。原来没有消息,只是乘客等得厌倦,回到车边来再骂脱几声,以解烦闷。有的人正在责问司机:“为什么机器司务还不来?”你为什么不乘了他们的汽车到站头上去打电话?快得多哩!”但司机没有什么话回答,只是向那条漫漫的长路的杭州方面的一端盼望了一下。许多乘客大家时时向这方面盼望,正像大旱之望云霓。我也跟着众人向这条路上盼望了几下。那”青天漫漫覆长路”的印象,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可以画得出来。那时我们所盼望的是一架小汽车,载着一个精明干练的机器司务,带了一包螺旋钉和修理工具,从地平线上飞驰而来;立刻把病车修好,载了乘客重登前程。我们好比遭了难的船漂泊在大海中,渴望着救生船的来到。我觉得我们有些惭愧:同样是人,我们只能坐坐的,司机只能开开的。

久之,久之,彼方的地乎线上涌出一黑点,渐渐地大起来。”来了!来了!”我们这里发出一阵愉快的叫声。然而开来的是一辆极漂亮的新式小汽车,飞也似的通过了我们这病车之旁而长逝。只留下些汽油气和香水气给我们闻闻。我们目送了这辆”油壁香车”之后,再回转头来盼望我们的黑点。久之,久之,地平线上果然又涌出了一个黑点。“这回一定是了!”有人这样叫,大家伸长了脖子翘盼。但是司机说“不是,是长兴班。”果然那黑点渐大起来,变成了黄点,又变成了一辆公共汽车而停在我们这病车的后面了。这是司机唤他们停的。他问他们有没有救我们的方法,可不可以先分载几个客人去。那车上的司机下车来给我们的病车诊察了一下,摇摇头上车去。许多客人想拥上这车去,然而车中满满的,没有一个空座位,都被拒绝出来。那卖票的把门一关,立刻开走。车中的人从玻璃窗内笑着回顾我们。我们呢,站在黄沙路边上蹙着眉头目送他们,莫得同车归,自己觉得怪可怜的。

后来终于盼到了我们的救星。来的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小篷车。里面走出一个浑身龌龊的人来。他穿着一套连裤的蓝布的工人服装,满身是油污。头戴一顶没有束带的灰色呢帽,脸色青白而处处涂着油污,望去与呢帽分别不出。脚上穿一双橡皮底的大皮鞋,手中提着一只荷包。他下了篷车,大踏步走向我们的病车头上来。大家让他路,表示起敬。又跟了他到车头前去看他显本领。他到车头前就把身体仰卧在地上,把头钻进车底下去。我在车边望去,看到的仿佛是汽车闯祸时的可怕的样子。过了一会他钻出来,立起身来,摇摇头说:“没有这种螺旋钉。带来的都配不上。”乘客和司机都着起急来:“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多带几种来?”他又摇摇头说:“这种螺旋厂里也没有,要定做的。”听见这话的人都慌张了。有几个人几乎哭得出来。然而机器司务忽然计上心来。他对司机说:“用木头做!”司机哭丧着脸说:“木头呢?刀呢?你又没带来。”机器司务向四野一望,断然地说道:“同者百姓想法!”就放下手中的荷包,径奔向那两间茅屋。他借了一把厨刀和一根硬柴回来,就在车头旁边削起来。茅屋里的老妇人另拿一根硬柴走过来,说怕那根是空心的,用不得,所以再送一根来。机器司务削了几刀之后,果然发现他拿的一根是空心的,就改用了老妇人手里的一根。这时候打了圈子监视着的乘客,似乎大家感谢机器司务和那老妇人。衣服丽都或身带手枪的乘客,在这时候只得求教于这个龌龊的工人;堂皇的杭州汽车厂,在这时候只得乞助于荒村中的老妇人;物质文明极盛的都市里开来的汽车,在这时候也要向这起码设备的茅屋里去借用工具。乘客靠司机,司机靠机器司务,机器司务终于靠老百姓。

机器司务用茅屋里的老妇人所供给的工具和材料,做成了一只代用的螺旋钉,装在我们的病车上,病果然被他治愈了。于是司机又高高地坐到他那主席的座位上,开起车来;乘客们也纷纷上车,各就原位,安居乐业,车子立刻向前驶行。这时候春风扑面,春光映目,大家得意洋洋地观赏前途的风景,不再想起那龌龊的机器司务和那茅屋里的老妇人了。

我同Z先生于下午安抵朋友L先生的家里,玩了数天回杭。本想写一篇”莫干山游记”,然而回想起来,觉得只有去时途中的一段可以记述,就在题目上加了”半篇”两字。

①Z先生,指谢颂羔先生。

②L先生,指李园净先生。

③葛娘,方言,意即“个娘”,江南一带骂人的话,相当于“妈的”。

湖畔夜饮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阴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清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即西谛,郑振铎笔名),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找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时钟已指十时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了一名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片。我就独酌,照例倾尽一斤。

黄昏八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的名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饮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吃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赏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剪春韭”,多么动人的诗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也不想去剪来和CT下酒。因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诗句实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呀!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只盆子出来,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因此,有些”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作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做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和她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姐姐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上揭去,制了锌板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我们就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前,遇见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兰地。吃完之后,仆欧送账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摸出一张五元钞票来,把账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拾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账,今天我还你。”我惊奇而又发笑,说:“账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丏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阴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