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
○公羊春秋补证后序
学堂私议，以尊经分官为指归。贾子，帝入五学，所上不同。《学记》，春秋教以诗书，冬夏教以礼乐，是援六艺立六大学堂。东诗上亲，南乐上齿，西书上贤，北礼上贵，太学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学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恶相反，各因所短以施教。每学分经，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耍。分六学专门独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学兼包六艺，事杂言庞，教学皆困。《王制》左学右学，有互移法。盖左右分经异教，性情才思，不合于此，必合于彼。使两学重规叠矩，何必互移，此立学分经之说。
今以七经，分立五学。蒙学《孝经》、《礼乐》、《容经》，小学《王制》，中学《春秋》，高等《诗》与《周礼》，大学《易》，方言实业，别立专学，听资性相近者学之，不与各学相嬲。蒙学修身，凡俊秀士农工商之子弟皆人焉。《孝经》标宗，礼容治身，不但仕宦，齐民皆必学。小学以上为仕学，立官治人属焉。主王制，统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学属焉。《王制》为普通，专业则分择一门。如司徒、司马、司空、冢宰、乐正、司寇市，择性所近为专习。蒙学详不再立课程。盖考典章如识字，记识功多，用思事少，于小学相宜。卒业后入中学，以《春秋》课之。《春秋》如会典律例，先师决狱皆所取。入中学，治身掌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详当世成败，全经为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门推考得失，治国齐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论经权，君臣父子夫妇邻国外交，分门求之。《王制》如阵图，《春秋》则操纵变化，在乎一心。古无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书读不胜读。然精华全包《春秋》，或分书，分官事，既已贯通，余力可以涉猎。凡国家以下，综揽无遗。《春秋》治法基础，董、刘、公孙专经，文章事业，炳史册。《春秋》既通，治术思过半矣，然后升之高等。时局合通，不似汉唐但治《春秋》，已无余事。故必进以《周礼》《尚书》。《周礼》大统，《王制》、《尚书》小统。《春秋》验小推大，简易易行，借证大统。家国因天下而益显，故虽任小，亦必知皇帝宗旨。又道家君逸臣劳。逸者天下，劳者家国。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知人善使任，其要领也。学问于此观止。补吏授职，不再入学。京师泰学，专为易教。皇帝法天，调济损益之至功，每因事故，如学饰饬盛德篇，有狱则饬。六官分司，分职任事，尊法无为。又六仪有礼乐，帝学亦有礼乐。六仪为治身，帝学为化民。宗旨不同，取效自别。
以蒙学万人计，入小学不过百，入中学不过三十。入高等不过五人，大学不足一。蒙学成，散归实业之农工商贾。中学成，皆补吏。考汉博士多补吏郎，后由吏郎至宰辅，不仕而任教职者，或为博土，或教授乡里。当时儒吏不分。《秦本纪》凡学者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之入仕者。人材由阅历而出，学成必先为吏，以练其才识，印证其学术。既有登进之路，又无学织之患。故小学以上，皆为仕宦学，分官分学，终身不改。人材多，取效易。后世数易官，官如传舍，故相率不学，权归书吏。由学仕分途，于事功外别有所谓道德。以致儒吏分途，所当厘正者也。今以《春秋》立王伯之准。又以年时兼皇帝之说，原始要终，其道毕矣。
方今中外交通，群雄角立，天下无道，政在诸侯。然小大不同，迥异前轨。所谓拨乱世俟后之尧舜者，固为今日言之也。读是书者，先通王制，考悉国家巨细之政故，推衍经传，以观其变化，与等差经常应变方略。所有京师国都邑野山川，即今之万国地法也。王侯卿大夫，如地球千名人传，征伐胜败，灭国取邑，世界大事表，三百年中战夺攻取也。朝聘盟会，各国条约会盟国际公法也。所褒之忠臣孝子名士烈女，立纲常以为万国法，孝教也。诛绝之乱臣贼子，拨乱世以为当世法，乐教也。世卿同姓婚，三年丧不亲迎，郊祀宗庙不以礼，立新制革旧弊以改良，礼教也。彰王法，严讨贼，明嫡庶，辨等威，强干弱枝，谨小慎微，以绝乱原，书教也。内本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夷狄，用夏变夷，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之量，诗教也。张三世，别九旨，通三统，明六历，随世运升降以立法，循环无端，百变不穷，易教也。大之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小之一家一身，一言一行，无所不具也。举廿四史典章制度，成败得失，大无不包也。地球百春秋之地，兴利除害，革故鼎新，损益裁成之法，不啻叠矩重规也。
《春秋》据鲁史为王、伯、方伯、卒正、连帅五等之中，五学以《春秋》居大学、高等、小学、蒙学之中。蒙学小学，修身之礼容，治国之典章，始基来源也。高等大学，皇帝之大同推验。其归宿也，举《春秋》以括终始，得其中而首尾备。故中者握要之图，身家细小不求详，皇帝高远所不迪，一年纲领条流，可以大通。再以二年，仿董、刘旧法，涉猎普通，据一经以应万事，左右逢原，泛应曲当。始终三年，上下俱达。大、高各以一年，化小为大，取效不难。小学之功，宽以三载。蒙学以后，统计八年。平治修齐，通可卒业。得所依归，效可操券。且诸学蝉连，事同一贯。提纲挈领，成效自速。庶可洗寡要少功之耻。存此私议，以张旧法。野人食芹而甘，愿共同好。易危为安，转败为胜，其机括或在是欤！
○群经大义序
经学有微言，有大义，有事文，有取□□□篇。拟编《群经大义》。盖去幽奥，取显明，舍糟粕，取精华。儒者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说《尧典》二字，至三万言。青年入学，皓首不能通一经。儒无用，实经累之。方今去古逾远，史册政典，日新月积，数十百倍于经传。西学度海，篇帙繁博，过于中典子史，流派尤属芜杂，书简繁多，古今变局也。虑学人讼言废经，欲掇精英，以便诵习。惟是事体大思精，知难而退，固其常也。苏子瞻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由于己出。计穷智出，化旧为新。因取《白虎通义》为监本，略加排次，综考原书，长义可数，略举梗概，有十二绝。
东汉初中国经学最盛，天子临雍，标题讲义，迥非寒素所能比拟。西汉石渠讲论，其书早亡。群书引用者，亦止数条。惟《白虎》巍然独存，为中外一一无二之作，一也。两汉博士，由少渐多，增立十四，为古今之盛会。博士笃守师法，专门名家，魏晋以下，不能有二，况十四。又其身价尊贵，难于供奉。明帝时当全盛，以国家禄位尊养，乃得供给京师，同堂讲论，二也。东汉去古未远，孔门传授师说，渊源可寻，不似魏晋以后，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东汉以后，师法绝响，是书粹然邹鲁之微言大义，迥非后世所及，三也。古典制度，一经不能全备，故汉师以设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难。十四博士萃集一堂，各出所藏，以应诏命，克臻美善，无抱残守缺之憾，四也。入讲既属高贤，诏命班孟坚论次其说，文章斐然，条畅华赡。故虽谈经之书，辞旨渊茂，无注疏支繁，理学空衍诸弊。即以文论，非后世后及，五也。何许古今分争，调和弥缝，儒林势成聚讼。当时古文虽兴，未能成派，辨别异同，不敢参以诸老，笃守师法，志同道合，尊仰尼山，古文晚说，百不取一。不似魏晋，事杂言庞，以伪乱真，六也。艺文志著录各书，全在故府，今则百无一存。以见存《公》《谷》，当时本俱存，故多佚文。如伯姬归于纪，明待年也。与讥娶母党，皆为今本所无。《乐记》引八音配八风，今本亦属遗佚。《》《梁》作三军，传有脱文，范氏因之疑传。是书独存古本全文，出范本远甚，多足补正今本，七也。魏晋以下，儒生专宗郑学，全失家法，浸淫至于六朝。唐初正义，不知取舍，为经学大厄。是书遗文坠典，一字千金，如三公从守，顺八风施行政事，《论语》天子四饭，取诸四岳所贡，故文遗义，数十百条。又伪《古文经传》，与《毛诗》古书，《周礼》公孤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类，绝无其说，真文秘记，允堪宝贵，八也。道德天命，阴阳五行，为皇帝家法。后儒误解，于平治修齐外，别有所谓道德，趣天下学人，同归禅寂。是书表张皇帝，道出于天，不似后儒有王伯无天下，圣教囿于偏隅，不足以收血气尊亲之效，继往世，开太平，九也。自马郑学盛，孔子外别主文周，与博士日寻仇衅。如五经异义，墨守膏肓，今古分争攻战不已，如仍异同，经义何得一统。是原书不别姓氏，本为长义。又以史读经，糟粕刍狗，启后人废经之说。是书首论六艺，推及百行，继往思来，万世师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诟，顽固弥坚。以是立基，别有天国，资我傲游，既得真铨，足夺迷惘，十也。国朝经学，初杂心说，继困音训。列录虽多，尚属门外。陈氏疏证，踵事增华，后来居上。既习是书，阮王经解，皆可束阁。又原文不过五万，纲领俱全，义虽深渊，辞极显豁，蒙学诵此，可不再读全经。小学以上，专治王伯，可读《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趋，功巨事简，从此经籍光昌，十一也。汉宋章句繁碎，鄙语俚言，学究旧以经学为钻研音训，空衍议论，一入仕途，心头别换，心乎所习，全无所用。此书可代专言政法普通，纲领洞悉，然后择治专经，以简驭繁，收效轻易。且经切人事，与史政掌故舆地，叠矩重规。读经即各学之准绳，博览又为经学之辅翼。治是书乃知经统中外学术，当与地球相终始。凡后来论说，可皆屏绝。学术一明，人才日众，十二也。
惟学堂之设，专取中材，古之作者，旷代一睹。董匡刘韦，或学究天人，或勋阀宰辅。考其致力，仍属专经。四君事业，二千年来，不可多得，尚且专经。今中学堂百千万亿之学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聪明绝世之伟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强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专经而经存，兼习而经亡。覆辙昭然，昔贤所叹。学生借是书为经学普通，择一经为专业又以全经为普通，再择一官为专业。千溪万径，以适国为归。既得归国，奚必偏历歧途，往劳车马。管中窥日，终胜雾里看花。若董、刘诸君政事文章，取诸宫中，逢原左右，由精而博，应变无方。盖各经包罗万有，泛应不穷。然非专精则熟视无睹，行有余力，方可学文。一国三公，终于无成。学者亦惟旅进旅退，敷衍日月而已。故古人之博，由专以成。经传博约之说，旧皆误解。心无所主，故功课繁，即教者亦苦骛广贪多，断难成业。借是书为老马，改道前驱，事半功倍。若因其简要，便于兼综。则失编录之苦心。《王制》一册，包典考而有余。《春秋》一编，即廿史之模范，必先分学分经分官分事，各究偏长，合为全善。学堂数百万人，人能偏长，每门可用不下万人。即属专材，何忧乏用？若求全备，以周公才艺，遍责学生，清夜自思，亦当发笑。即使人皆周公，受职之外，均属枉劳。时局需人，尚欲别开速途，本有迫不及待之势。与其一日遍习十余事，一人遍读四库书，大而无当，徒劳仰屋。何如改弦易辙，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课程，分之十人，则一年而毕。再分二十人，则半年而毕。中外学术，专科有师，一年皆可有成。以此求速，则三年之艾，安见终身不得乎！外国学校章程，译者恐失其旨，否则明于局厂，昧于庠序。博考四国，原不尽同，相与商榷，庶得改良乎？
☆严复
○上皇帝万言书
臣闻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一身且然，而况国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发扬蹈厉，拨乱奠基，功著于当时，庆流于后嗣者，大抵处积弱难治之势，奋于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庥继明，席富强之余烈，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者，大府之国，广土众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诸部，方之蔑矣。顾今日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为有识所同忧，而泄沓宴豫，顾取延岁时，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举朝之人，无有能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徒容忍氵典氵忍，顺敌所求，如偿逋然，求遂责解，相对欢然，如克大敌者。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臣伏处草野，仰观朝廷所为，私窃痛之。
臣闻古今有不为治之国，而天下无不可治之时。陛下果欲有为，则臣今所言，未必无可采择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势之至于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机动于明代国朝之间，而大著于道光咸丰之际。使当日者，见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闵然，为深究详察其所由来，而豫具所以待之之术，则所为外患者，一见不再见可也。不幸傲而弗图，使之再见三见屡见而终不为之所，在是乎有甲午东方之役。
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国犹未敢轻量中国也。彼以谓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奋，则以其壤地之大，物产之闳，君权之重，其富强之效，孰能当之！今者以中国之大，而辱于日本，意者其将知外情而深以不振为忧，而力图其所谓自奋者乎？此所以东事以还，外人之于中国，观听之深，十倍于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举动之意向，莫不深讠而详论之。何则？望之深故察之审也。然而以彼谓有爱于中国者，则又非也。不爱则何为而深望之？曰惧中国之终于不振，致启戎心，破各国平权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涂炭也。
盖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瑞士、丹麦、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谋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丧皆多，且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隐消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于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国望中国自强，望之深故察之审也。
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治。盖道也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相生养、相保持之事。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衰、种亦浸灭。至于法则不然。盖古之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养、相保持而已。是以质文代变，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圣祖宗，明谕切戒，所以期其子孙世守者，意亦曰，使内之民物，外之敌国，常无异于今，则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于至安，而历久而无弊。必不曰情异事迁，世变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复通，犹责子孙令谨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
臣尝窃读中外各国史书矣，见彼外洋，一国既立，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传，累千余年而不变。即中间更制民主，置其旧君，而他日复辟，必更求其裔为之，如法兰西前之庐夷是已。至于英、德、奥、日、比、义诸邦，则旧治未隳，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独至中国，则曰一姓不再兴矣。三古以还，君此土者，不知几易，治乱兴废，如循环然。此故何哉？司马迁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使民不倦。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
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于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则当察天意之所趋，法祖则当体贻谋之所重。天之意于何察？察之于亿兆而可知。祖宗之贻谋于何体？体之于一己而可信。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扣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此，则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逡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为过矣。臣请得就陛下一己之意明之。
设今者陛下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审势顺时，制为一切之法以补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时之计也。而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之圣子神孙，其所遭之世，虽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犹兢守陛下之法，至于不可复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财赋困穷，内忧外患，纷至而不可复支，如是而犹不变，宁使宗社倾危，种姓降为皂隶，则陛下以为孝乎？且将恫其易辙改弦，以与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则皇天之意，莫急于利安元元，祖宗之贻谋，莫重于保世垂统。而既敝之法度，犹刍狗之不可重陈，惟天惟祖宗所日夜望陛下早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犹能知之，而谓陛下至圣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其为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甲午以来，情见势屈矣，然而未即动者，以各国之互相牵制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至危急者也。况客岁德人之占夺胶州，则外人意之所欲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
东方俄日汹汹，论者策其必出于战。战则无论孰为胜负，而我皆有池鱼之忧。伏维皇天祖宗以丕基鸿业付陛下，皇太后援立有德，原以冀祖宗万世之安。且使中国一朝而分，则此四百兆黄炎之种族，无论满汉蒙人，皆将永为贱民，而为欧人之所轻蔑蹴踏。陛下即敝屣万乘，不为身谋，奈九庙在天之灵，与皇太后千秋之养何？奈中国率土臣庶，所以爱戴陛下之意何？此臣所谓陛下奉承之重，百倍于古之帝王者也。夫陛下奉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时，其危急又如此，然则陛下虽欲趣过目前，忍与终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谅陛下之难为也。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使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顾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标非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功。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非至明达于二者之间，权衡至当，而节次图之，固不可耳。夫欲审权衡，则必审察时势，内政外交，皆了然见其症结之所在，而无影响之疑，此固事之大难者也。
且臣云：今吾国之富强，民之智勇，无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为无征之事，抑己扬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从来也远。臣请得为陛下深明之。臣闻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鬼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称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峨特日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扬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乖离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数万里之地，带山砺河，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幸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于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修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而抚百姓，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
夫圣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圣人之意，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有以相生养、相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是故其垂谟著诫，则尚由率而重改作，贵述古而薄谋新。其言理财也，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剂丰歉、供租税而已。其言武备也，则取诘奸宄，备非常，示安不忘危之义。外之无与为长度大之敌，则无事于日讲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内之与民休息，去养兵转饷之烦苛，则无由蓄大支之劲旅也。且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贵也，然以为无益于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而旌其纯良谨悫者所谓豪侠健果，重然诺与立节概之风，则皆惩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数传之后，天下靡靡驯伏，易安而难危，乱民无由起。而圣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于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孙也。以为安民长久之道，莫若此耳。盖使天下尝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不幸为治之事，弊常伏于久安之中；而谋国之难，患常起于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岁所争竞磨砻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亻然不终日之势矣。嗟乎！此其为事岂仅祖宗之所不及知也哉！盖虽周孔之圣，程朱之贤，其论治道虑后世也，可谓详且尽矣，然而今日之变，则所未尝豫计也。
今天陛下之所以为治，与诸臣之所以辅治，不过近考祖宗之成宪，远稽古圣贤人之所著垂，详择其中以措之于政而已。而近日外交之事，既为前人所不及知，而未尝豫计，则陛下之为治与诸臣之辅治者，将皆无所循效据依，以为一切因应之具。往者尝欲不察外情而纯任我法矣，顾外人不但不范我驰驱，乃常至于决裂，而吾国愈病。于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从彼，苛以求一顷之安。然而彼之欲常无穷，而曲意之为，将有时而必不可忍。于是陛下乃起而求折冲御侮之臣，与夫绸缪未雨之佐。而平日国既不以此养才，士亦未尝以此为学，则人才消乏之弊见矣。陛下思所以整武备，缮封疆，与一切可以建国威，消敌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费，动辄数百巨万，吾国度支，以之处平世则有余，以之处非常必不足，则财赋匮乏之弊又见矣。
夫人才之与财赋二者，兴事者之所必资也；而皆乏如此，则陛下纵欲为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闻天下非财之难也，而理财为难；又非才之难也，而知才实难。夫今日中国所处之时势，既大异于古初矣，则今日之才，方之于已往者，虽忠孝廉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干时艰，策外交而辅内理者，必其详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国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学与其所建白者，亦将有异于古初。而异于占初者，非陛下与内之二三臣、外之十数疆吏之所尝学而深悉也。如是，则所以知此才而为之区其贤否矣。无以知此才而区其贤否，则所求之才，伏而不出，而游谈乱真者日以多，故陛下虽屡下明诏，督诸臣以荐举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缘虚声以为采，内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荐而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实之际不可诬也。则不幸往往有败，而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转曰今之所谓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于吾事乃如此。然则天下固无才，抑虽才亦无益于吾事也。如此，则陛下求才之意衰，而中国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国之桢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于此之时，陛下欲自为其本，则事无旦暮之效，为之虽切，恒恐不逮于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标，则陛下在在无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知陛下之难为也。
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之民，则见国势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陛下惟恭己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富已强矣。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有聪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尤庸暗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者，数千年道国新民之事，其处势操术，与西人绝异故也。夫民既不克自为，则其事非陛下倡之于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尝论今日中国之法，虽已大敝，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经数千载自然之势，流衍而来，对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审势相时，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縻财力，使其为而寡效，则积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为可虑者也。迩岁以来，朝野之间，其言变法以图自强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圉为急矣，则请练陆营而更立海军；或曰理财最优矣，则请造铁路、开各矿而设官银号；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则议广开学馆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夫国家岁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无穷，新旧并存，理自竭蹶。
故臣闻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者也。譬如病痞之夫，欲求强健，良医临证用药，必将补泻兼施，夫而后积邪去，元气苏，徐收滋补之效。使其执不可攻削，恐伤病人之说，而专补不泻，日进参蓍，则虽所废多金，以求良药，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倾将无日矣。陛下试观今日诸臣所为，何以异是？故臣窃谓前者诸事，以治标而论，则事势太逼，恐无救于危亡，以治本而论，则积疾未，亦无益于贫弱。其事诚皆各国所以富强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图，第为之而不得其序，则远之有资敌之忧，近之有縻财之患，而于自强之实，取之尚遥。何者？将以为标，则救亡图存，事尚有急于此者；以之为本，则原始要终，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尝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至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未变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后，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惟陛下俯垂圣听而已。
臣所谓未变法所亟宜行三者：一曰联各国之欢。今夫欧洲各国之事，至纷纭矣。然而约而言之，大抵英、俄两大权之所举措而已。英最孤立，俄则有法、德之连。其所以联者，以三国皆以倾英为谋故也。盖英之海权最大，而商利独闳。其属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至北美之康纳达、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则自其国绕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苏尔斯、红海，达印度洋，过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东首。沿途岛埠，如置驿然，蝉联不绝，以为屯煤转饷之资；而辅之以全球之海线，此可谓管五洲之锁钥者也。余国出而行贾，皆有仰于英，而英则无所待于余国。然而以设埠之多也，故虽为国大费，而不能不盛设海军以弹压之，此则事相为表里者也。
至于俄之国势，则与英悬殊。英岛国也，而俄处大陆，地势平衍，跨有二洲，游牧农渔之利最富，陆师额设之多，甲于天下，善治而自守，收葱岭以西部落，夫已蔚为雄国矣。然自大彼得崛兴以来，常以无四时不冻口门，使商利不恢，国威不畅为恨。百数十年，其君若臣所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者，为斯一事而已。拓土开疆抑其次也。彼维特海白海皆冻，不足以蓄船；黑海宽矣，而内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则地中海东西两头，皆英人司其门户，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争，虽死不能入尺寸者也。咸丰末年，以中国之多故，伺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龙江之东部，于是俄肇有海参{山威}自由之海口，而其东方之略，亦用此为起点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参威，一径两海，中间径六七千迷卢，多穷徼荒寒之地，俄不惜筹数百兆之费，创为锡伯利亚之铁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陆，道成则有以夺英之商权，而大得志。嗟夫！谋若此，可谓高掌远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丽失，而我丧师。日本荐食上国，且有以妨俄数十年惨淡经营之大业，此其势所不能不争者也。于是俄既以助我为名矣，则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则俄自知兵力之单，而引以为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国而思报德人也。俄一举足，有以为二国轻重，德不能树襟背之敌，故不得已，而折入于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奥欲为从矣。且使法人报德之志，日久而衰，则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适己事而已。此泰西各国之大略也。
至于泰东今日之局，俄、日殆有不可解之深仇。日于俄之助我也，怨浅，于俄之以我为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韩之所为，尤使日人а娟不能出气。故乙未至今，两国伧亻襄，争为战备，简军峙粮，无一息之逸，吾沿海米价，为之昂腾。度日本之未与俄告绝者，度英援之未足深恃故耳。今夫英固海上之雄国也，往者泰东西有事，英罔不执牛耳者矣。顾近岁以来，独若谦让未遑，不敢为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军之费已重，属地已多，恐窭薮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规，民主者，不甚以并兼为利，二也；为各国所妒冒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洲南北，移民新壤，与各国日有违言，国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绩，备极崇闳，今即不争，已多厚实，争之而胜，得者无多；争之不胜，国荣顿减，故常以持盈保泰为事，五也；君王后享国六十年矣，即位以来，国之富强日臻，己之身名俱泰，为其前史所未有，当国者咸思保其晚节，不忍轻举，六也。以此六故，虽武备日修，力足以与人争先，而无往不为持重，此客岁以前英人大略之政策也。然臣闻其近月以来，稍稍变矣。变则英、日两岛国，左提右挈，必有以阻俄人之东略；而俄人不能为让，则东方战事，始殷然矣。至既战之后，各国之离合综错，与其胜败之数，虽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备国皆以日本为必危；去岁土希之战，论者又以希腊为宜胜，及其事验明白，皆异人言。是故事变之来，非臣愚所能豫决。而所决然可知者，则我必受其敌而已。盖外国之事，如海流然，方其澜之安也，则蛟龙鲸鲲，翔泳奔突，奋迅悦豫于涛波之中，皆宽廓有余，而不足为患；及其聚为海啸，则浑乱荡，水之百怪，皆郁勃放肆，求自快其意而不可御，而所冲之地，田庐民舍，罔不被灾者矣。
是故目前东方之祸，苟有术以弭之，亟宜早为之所。臣遍观欧、亚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祸者，独中国而已。而中国之中，独一人而已，则皇帝陛下是也。设今者陛下奋宸断、降德音，令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备战舰十余艘为卫，上请皇太后暂为监国，从数百亲贤贵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国，历聘诸有约者，与分庭抗礼。为言中国天子有意为治，今之来者，愿有以联各主之欢，以维治东方太平之局，怀保中外之人民。继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义所可许者，吾将悉许之无所靳。且吾将变法进治，俾中西永永协和，惟各国之助我。而其有阴谋无义，侮夺吾土地，而蹂躏吾人民者，吾将与有义之国为连以御伐之。夫如是，则不待陛下词之毕，五洲称圣明英武，而东方分争之祸弭矣。
伏维陛下所遭之时，为中国古今帝王所未曾有，则陛下应机发业，亦当出于帝王所未尝为。陛下果采臣言，则上之有以永宗庙万世之安，下之有以拯亿兆之黎元而作其气，外之有以解东西各国不已之兵争而弭其祸。陛下一举，贤于尧、舜、禹、汤、文、武远矣。此臣所不胜为陛下大愿者也。夫帝王会同，在西国亦年月事耳，而自陛下行之，有如是之效验者，在西国则为数见而不鲜，在中国则旷古而非常也。至于亲履其地，则有以知中西政俗之异同。知其异同，则有以施吾因应修改之治，其为益甚众，有非臣所能详举而细论者矣。
二曰结百姓之心。臣闻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坚利也，来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贾谊亦曰：“圣人有金城，民且为我死，故吾得之与俱生；民且为我亡，故吾得之与俱存；失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降至宋臣苏轼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结人心为本。此以见自古立国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国本或摇者也。其在一统无外之世，固为重矣，而处权均力敌之时，其重倍之。此诚陛下所宜戒儆恐惧，而常自在之者也。伏惟圣清受命，自入关定鼎以来，首革有明之弊政，作则垂宪，加意优民，刑赋役税，尤反复审详。盖本朝十有一叶，二百五十余年之间，未尝用一虐刑也，未尝加一苛赋也，未尝兴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未知征税繇役为何事者。此其爱民之德，不独远迈前朝，盖亦同时五洲大小各国所未尝有。夫国家惠保黎元，至于如此，而臣犹以深结人心戒陛下者，无他，善政经久，则习为固有，而民不知恩；陋规孔多，则吏为屯膏，而下乃疾视。而其尤患者，在尊卑阔绝，上下之情不交。兵民亿兆，虽欲致爱效忠于陛下，而其道莫由也。
臣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主，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目见相亲，抚循教训，截然如一家者。次之，而将贵君尊，势分相绝，招之以利，用之以威者最下。夫民勇怯之资虽殊，而贪生之情则一。行阵之间，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必其有不容已之恩义利害故也。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时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雠。胜则皆荣而安，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阵争先，虽挫而不溃也。至其次则衔恩顾义，不忍弃捐。且其君臣上下既相亲矣，则其赏罚必明，所以顾恤其私者亦必至。伤残则有养废之廪禄，阵亡则其妻子无饥寒，夫如是，则亦效死而勿去矣。独至主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觊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至于临阵之顷，于其主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地之战争，前有城池卤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夫以今日战事之烈，火器之威，其枪炮之利钝悬殊，将领之贤不肖相绝者，固无论矣。至于二力悉敌之际，则胜败之数，悉以其士气之振ぃ，人心之坚脆为分。以后之兵，当其前二，摧枯拉朽，岂待言哉！外国知其然也，故其国主将官，一言治兵，莫不以抚循士大夫为最急。德主于宫禁之内，特设武备学堂，亲选英俊少年，已为之师，躬行训练。而甲午之役，日本国主亦亲往广岛，收恤伤亡，其皇后以中宫之尊，躬率妃嫔，为军士织带调药，岂无故哉！
夫今日中国之事，其可谓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涣散，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甲午之辽东，客岁之胶、澳，其中文武官弁之所为作，民情之所见端，臣具有廉耻，为国讳恶，有不忍为陛下尽言者。陛下闻格物之说乎？格物之言理也，以谓一物之完而不毁、坚而难破也，必其中质点爱力至多，如磁石吸铁然，互相率吸维持，而后有以御外力而自存。及其腐败也，则质点之爱力渐无，抵拒舛驰，而物遂化。今中国之质点，亦可谓无爱力矣。以此而当外洋，犹以腐肉齿利剑也。虽然，陛下慎勿恨民之无良也，亦自反何以附民者而已。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用以美言文具取也。今之为陛下惠养此民者，不过数千之州县而已，为陛下统辖此兵者，不过数百之将领而已；凡此什八九，皆受羊而盗其刍者也，其不见德之日久矣。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将领之可畏，犹如鬼神，生养不为之谋，穷屈无所于诉，而日夜厉以征求敲朴之事。民生是群，不知何所可恋；士从是军，不知为谁而战。则其忘陛下之帝力于何有也，不亦宜乎！
且民既不知其国之可爱矣，则陛下虽岁筹无限之费，以作新器，炼新军，部勒止齐，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无事，常派大臣为之简阅，其巧密精炼，皆可为无穷之美观；独至一旦有急，则相率以随前者之覆辙，此列御寇所谓君形者亡也，曷足用乎？况其未必能及此也。议者将谓昔中国之兵，亦尝强矣，不必如西人所为而后可用也。则臣应之曰：不然。盖事之利钝，起于相较，至于兵为尤然。战者，敌也，必经权奇正，事事可与相敌，而后可以言战，而有一胜之可期。使其不然，则且未战败而形已具。日者，中国之敌，非西人也。至于内乱，则草寇耳。与草寇敌，故即用草寇之道，亦可有功。此所以湘、淮二军，在前则为精兵，在今则至不足道。犹用其制，必败无疑。何则？其所与校者异也。今者中国制度，固与外洋悬殊，君民之间，必不能与彼之轻简。然兵战之事，存亡所关，急宜略师其意，起而为之。臣之愚计，欲请陛下于臣前言出洋回国之便，亲至沿海各省，巡守省方，纵民聚嵩呼，瞻识共主；又为躬练防练各军，誓诰鼓厉，振其志气。近事俄皇即位加冕，与英国君王后金刚钻喜，皆游晏各部，听民纵观，亲加劳慰，其时举国之民，欢忭感泣，人人有载主死敌，奋不自顾之心，识者皆谓其民为可用。夫中国之民，爱主之心，亦犹是也，特陛下忽而远之，故隐而不见耳。一朝振之，其气百倍，敌国见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之人，皆爱陛下，则陛下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哉？此为至计，不可忽也。
三曰破把持之局。臣闻国家变法之时，其难有二：一曰抑侥幸之门；一曰破把持之局。侥幸者，自新进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旧而言之也。然而抑侥幸难矣，破把持尤难。何以知其然也？国家当奋发有为之时，势不能不开功名之门，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侥幸者，中无所有也，而有意于天子之爵禄，于是则广交游谈，甚者或拜私门，行苞苴以规进取。虽然，进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则受者难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负乘而败，则必无幸矣。故抑之虽难而实易也。至于把持之局之难破，则自古而已然。侥幸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无君子。但使其人不知当世之务，不审理势之真，则奋其偏见，皆可与为治者力争，虽刑黜有所不顾，其所备引者，动缘祖宗之法制，贤圣之遗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乐因循而惮改作，故其持论和平者常多。及其既多，则虽以人君之权，有不能与臣下争胜者矣。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可谓英主之壮图，然与其臣公孙成往复十余周而后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虽行之不皆合于道，然亦救时不得已之计也，乃一时为之助而匡辅者少，为之攻而排击者多，于是党论纷淆，而宋治亦不振矣。然此犹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国如此。至于小人之把持，则其术尤工，而其害有不胜偻指者矣。大抵君子之把持，生于智虑之有所不周，意见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则出于营私自利而已矣。
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讲群学者，所以称必有为群舍己之人，而后群强而化进也。
且今者中国之难，不必改用西法而后尔也。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则虽经典之所载，祖训之所垂，不能据之以敌把持之势。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谨圜法者，王之者大政也，著于礼经，载之会典。且度量不同，圜法不谨者，其国必贫，又计学之公例也。而中国之数者之放纷杂乱，为全球所无。日者尝有人焉，欲为陛下立圜法矣，以一两五钱为制，色均权等，此法立则民无以滋其巧伪，而吏无以售其奸，而泉货大通，于中国有无穷之利，此亦富国之本谋也。顾何以事经部臣议覆，以为多所窒碍，而万不可行乎？厘金者，天下之弊政也。吾与外洋议及加税，则英人常以为言，以为吾不病中国之抽厘，所抽重轻，抑亦其次，但商人出本行货，必示以一定税则，然后可以操筹计赢，不至亏折。而中国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疏密重轻，毫无定制。夫取于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义也。且赋民无法，则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损至多。合天下而计之，则国财之耗于无形者不少。今陛下试取其法而整顿之，而观各省之督抚官吏，以为何如？由此而推之，则陛下欲变科举考试之法，则必有收科举考试之利者，以为不便矣。陛下欲废弓箭，用枪炮，毁沙艇，易轮船，罢漕运，收折色，讲河工，用西法，诸如此者，必有收前利者，以后之变法为大不便。总之如臣前言，其法愈敝，则把持愈多，则变之愈不易，不必问其为中法为西法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而近人之论李斯，亦云：小人宁坐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痛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为彼把持者之计亦短矣。譬如树木之有虫，人一身有虫，聚而嘬之，以为得计，而不念及其已其，则树僵人亡，而己亦与偕尽。此庄周所谓濡需豕虱者也。使其幡然变计，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则一身虽必不利，犹可以及其子孙。况夫处富强之国，其身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转移之间耳！是以臣之愚计，以为陛下治今日之中国，不变法则亦已矣，必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利者，故虽至不得已而图改革，其于人必有所龃龉而不安。历代叔季之君，夫亦自知颠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龃龉，而变之不难，则古今安得有亡国哉？臣闻帝王之用心，与众庶异。众庶急其一身一家而已，然而仁贤之士，尚有忘身以救物者；至陛下之用心，则利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栉者堕发”。然栉不止者，所损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尚安能以数人之私戚，而废天下之公休也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则变法为虚言。陛下果有意于图变革，讲富强，亦在断之而已。
以上三端，皆未变法之前所亟宜行者也。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心。陛下果采臣议而次第行之，则为旷古之盛节，机关阖辟，而数千年之治运转矣，然后因势利导。所谓既变法所宜先者，臣请竭其愚虑，继今而言之。
○译天演论自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占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四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大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
风气渐通，士知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讠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英文汉诂叙
扬子云曰：“言心声也。”心声发于天籁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为之律令，必循之以为合也。顾发于自然矣，而使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将自有其不可畔者。然则并其律令谓之出于自然可也。格物者，考形气之律令也；冯相者，察天行之律令也；治名学者，体之于思虑；明群理者，验之于人伦。凡皆求之自然，著其大例以为循守。文谱者，特为此语言文字间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迹，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夫非若议礼典刑者有所制作颁垂，则一而已。庄周曰：“生于齐者，不能不齐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儿之学语，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安有所谓法者哉！故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
十稔以还，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每苦其法之难通，求之于其浅，又罕能解其惑而餍其意。癸卯南昌熊子访不佞于京师，殷然讠垂诿，意谓必纂是编，乃有以答海内学者之愤悱。窃念吾国比者方求西学，而不由其文字语言，则终费时而无效。乃以数月之力，杂采英人马孙摩栗思等之说，至于析辞而止。旁行斜上，释以汉文，广为设譬，颜曰《英文汉诂》。庶几有以解学者之惑而餍其意欤？未可知也。虽然，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者也。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使徒执是编以为已足，是无异钞食单而以为果腹，诵书谱而遂废临池，斯无望已。
○蒙养镜序
晋人有言：“子弟亦何与人事，政复欲使其佳。”应者曰：“此如玉树琼林，欲其生吾阶除而已。”此其言似达，然而大误。东晋之所由不振，姬汉索，遂为腥膻驰骤之场，至隋暨唐而后粗定者，未始非燕冀之情甚轻，有以致之也。夫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国于天地，数千百年，一旦开关，种与种相见，而物竞生焉，每大为其外者之所。当其存亡危急之秋，环视其群，了然见智、仁、勇三者之皆不及，思自奋勉，以为存种救国之功，则对镜自诡曰：吾亦老矣。已而自课其隐，还溯生平，虽名位显达，居养丰饶，详审所为，几无一事可自慰者。又不幸性习既成，即愿勉所优胜，去所劣败，往往不能，则旁睨其子若孙，喟然曰：尚庶几为我之所欲为者乎！将无知尚公、尚实、尚武，于以合群进化，而为吾种之荣光者乎？呜呼！厉之人夜半生子，取火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深推所念，夫亦可谓大哀也已！则由是蹶起而事教育之事，设学堂，置教科，植师范，讲普及焉。此姑勿论其效未效，乃若其志，又可尚也。虽然未至，请循其本。
昔者九方甄以子綦之子困也为祥，而子綦索然出涕曰：“吾未尝为牧而羊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鹑生于{宀天}，若勿怪何耶？”由此言之，一切法莫大于因果。子弟之德，堂构之美，夫非偶然而至者，灼灼明矣。故谢安之妇，尝怪其夫之不教子。安曰：“吾尝身自教之。”斯宾塞曰：“子孙者，汝身之蜕影也。”伤今之人，自为乾没无已之事，而望其子以光明；日为腆鲜不涓之事，而望其子以高洁。汝以为不汝知也耶？又大误也。且私之甚者，其视所生，亦草芥然，无几微痒痛之相涉，涅伏瞀乱，喜怒变常。夫如是乃默而祝曰：天地不偏覆载，吾黄人神明之子孙，宜日进而与一世抗也。此何异取奔蜂以化藿蜀，用越鸡以伏鹄卵。一或有之，则一切天演之说，皆可焚也。然则家庭教育，顾不重耶！
且国弱种困，则有深望于后之人，此不独吾今日之事然也。彼欧西诸邦，莫不如此。吾尝读英洛克氏，法卢梭氏，诸教育书，见其和蔼恺恻，大异平日反对政府之文辞。然皆大声疾呼，谓非是则国种决灭。德之最困，莫若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而教育哲家，如佛队、汗德诸公遂出。兹编撒氏之作，亦于其时者也。顾其作意，所与诸家异者，彼以为多言其反，将正者自明。此犹庄周以非指喻指，非马喻马，而齐桓公亦云仲父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其为特色，天下父母当自知之。既译于日本，而今者桐城吴君燕来，以通雅之才，躬移译之事，明白晓畅，殊便家人。记曰：“教学相长。”使公等知后生之可畏，思来日之大难，各手此书，深稽其说，将不独于子弟有大造，而长者之心德身仪，亦以日即于优胜，其为国福，岂有涯哉！其为国福，岂有涯哉！
○群已权界论序
严子曰：呜呼！扬子云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由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谊之所归。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已权界论》，畀手民印板以行于世。夫自由之说多矣，非穆勒是篇所能尽也。虽然，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是为序。
○译社会通诠自序
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间，其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最后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
吾尝考欧洲之世变，希腊罗马之时，尚矣。至其他民族所于今号极盛者，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进之锐耶！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讫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榴}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则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
嗟呼！欧亚之地虽异名，其实一洲而已。殊类异化，并生其中，苟溯之邃古之初，又同种也，乃世变之迁流，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固知天演之事，以万期为须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比不佞移译是编，所为数番掷管太息，绕室疾走者也。
○古今文钞序
有讯于复者曰：“方今世变大异，旧学浸微。家肄右行之书，人诩专门之选，新词怪义，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儒，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为物，有为时所宝贵向蕲，而不克至者矣，安有为天下所背驰亻舜趋，尚克有存者乎？先生识之，三十年以往，吾国之古文辞，殆无嗣音者矣。”
复蹴然应之曰：“奚为其然也？客之为是忧也，其亦昧于存亡之理已。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所自己，莫或致之。方其亡也，虽务存而犹亡，及其存也，若几亡而仍存，非人之能为存也，乃人之不能为不存也。且客以今之时为亡古文辞者，无亦以向之时为存占文辞者乎？果如是云，则又大谬。夫帖括讲章，向之家唔咿而户揣摩者，其于亡古文辞，乃尤亟耳。然而自宋历明，以至于今，彼古文辞未尝亡也。以向之未尝亡，则后之必有存，固可决也。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罔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功令之变，几十年矣，而海内学子之所鹜趋，亦曰以是新术，于吾之旧鹄最便。其于客之前所称，舍以弋声称、罔利禄，又无爱也。夫如是，而客以其向背，为吾古文辞之所系以存亡也，不亦甚远矣乎！“若夫古之治文辞而遂至于其极者，可以见已。岂非意有所愤懑，以为必待是而后有以自通者欤？非与古为人冥然独往，而不关世之所向背者欤？非神来会辞，卓若有立，虽无所得，乃以为至得者欤？夫万生极殊，而士各有所汲汲。客无谓继斯以往，而遂绝是者徒也，则奚为其如客之前言也哉！迩者邑子吴先生，方上下数千年，所网罗旧文仅万首，为之厘体别目，成艺苑巨观，以饷天下之治古文辞，而不必专以为术者，夫先生深于文者也。客欲征吾言乎？则请以是编之风行而卜之”宣统二年正月严复序。
○孟德斯鸠列传
孟德斯鸠，法国南部几奄郡人也，姓斯恭达，名察理。世为右族，家承两邑之封，凡二百余年，曰布来德，曰孟德斯鸠。世即以其一封称之曰孟德斯鸠男爵云。生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当名王路易第十四之世。当是时，法战胜攻取，声明文物冠诸欧，然值政教学术，乐新厌古，人心物论，穷极将变时。于是论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义有墨迦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鸠。则导福禄特尔、卢梭辈先路者也。家于西土仅中资，以善治生，未尝窘乏。地望势力，高不足以长骄，卑常足以自厉，然约情束欲，安命观化，幼而好学，至老弗衰。常语人曰：吾读书可用蠲忿释ぉ，虽值拂逆，得开卷时许，如回温泉以销冰雪，扇清风而解热烦也。其姿之近道如此。
年二十五，入博尔都郡议院为议员。法旧制诸郡议院，法家所聚，民有讼狱，则公亭之。先是其季父入资，为其院主席，父子冠假{髟介}，衣黑衣，时以为宠。逾二载而季父捐馆舍，遗令以其位传犹子孟德斯鸠，俸优政简，时事国论，多所与闻，然而非其好也。视事十稔，年几四九，又以其位让人，退归林墅。盖自兹以往，至于没齿，都三十年，舍探讨著述之事，无以劳其神虑。而舍历史政治，又无以为其探讨著述。若孟德斯鸠者，殆天生以为思想学问者欤？
其著书甚早，年方廿龄，有《神学论》。又尝考罗马宗教所与治术关系者。然不甚求知于人，世亦不知重也。
年三十二，成《波斯文录》。借彼土之文辞，讽本邦之政教，移情剡目，通国为喧，而教会深衔之。方其罢博尔都议院主席也，适巴黎国学有博士阙待补，孟德斯鸠甚欲得之。而翊教伏烈理使谓其长曰：“《波斯文录》于国教多微辞，令国学顾容纳其作者，王将谓何？”其长惧而不敢。孟德斯鸠乃以书抵之曰：“足下辱我已甚。吾计惟出奔他国，庶几栖息余生，自食其力。所不能得诸同种者，犹冀遇诸他人耳。”伏烈理不得已罢攻，而孟德斯鸠补博士。已而游奥之维也纳，更匈牙利，尽交其贤豪。逾岭度威匿思入罗马，谒教王。教王礼遇有加，不以文录为意。北旋登瑞士诸山，溯来因之水，北出荷兰，渡海抵大不列颠，居伦敦者且二稔。于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谓自由矣。”入其格致王会，被举为会员。最后乃归去，徜徉布来德、巴黎间。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成《罗马衰盛原因论》。论者称其裁勘精究，断论切当，于古得未尝有者。
顾所发愤，乃在《法意》一书，当此时，属稿者已六七年矣，前论特其嚆矢而已。精锐绠修，昼夜，凡十有四年，而《法意》行于世。遐搜远引，钩湛瞩幽。凡古今人事得失之林，经纬百为，始终条理。于五洲礼俗政教，莫不籀其前因，指其后果。既脱稿，先以示同时名硕海罗怀纣。海罗怀纣叹曰：“作者宇宙大名，从此立矣。”印板既布，各国移翻，一载间板重者二十二次。风声所树，暨可知矣。福禄特尔尝称曰：“人类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后光复。”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为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年六十有六，卒于家。方其弥留也，以宗教有忏悔之礼，神甫辈以孟生平于其法多所诽毁，颇欲闻其临终悔罪之言，然卒不可得，但叩之曰：“孟德斯鸠，若知帝力之大乎？”对曰：“唯其为大也，如吾力之为微。”
译史氏曰：吾读《法意》，见孟德斯鸠粗分政制，大抵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吾土缙绅之士，以为异闻，虑叛古不欲道。虽然，司马迁夏本纪言伊尹从汤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刘向别录。言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是何别异之众耶？向称博极群书，其言不宜无本。而三制九主，若显然可比附者。然则孟之说非创闻也，特古有之，而后失其传云尔。
○斯密亚丹传
斯密亚丹者，斯密其氏，亚丹其名，苏格兰之噶谷邸人也。父业律师，为其地监榷，死逾月而亚丹生。母守志不再醮，抚遗腹甚有慈恩，卒享大年，亲见其子成大名。而亚丹亦孝爱，终其身不娶妇，门以内，雍雍如也。亚丹生而羸弱，甫三岁，游外家，为埃及流丐所掳。寻而复归，入里小塾学书计。十四进格拉斯高乡学。十八而为巴列窝选生，资以廪饩，入英之鄂斯福国学。
当十七其中叶，英国国论最淆，教宗演事上无犯之旨。凡后此所严为立政宪法者，皆以谓叛上亵天之邪说而斥之。韩诺华氏新入英为王，英前王雅各党人，潜聚其中，阴谋所以反政者。以故国学师资窳怠，章则放纷。斯密游于其间，独{羽毛}々，沈酣典籍，居之六年，而学术之基以立。既卒业，居额丁白拉，以辞令之学授徒，一时北部名流，多集馆下。于是而交休蒙大辟。休蒙大辟者，以哲学而兼史家，为三百年新学巨子。斯密与深相结，交久而情益亲。继而主格拉斯高名学讲习，其明年改主德行学，又时时以计学要义演说教人。盖斯密平生著作，传者仅十余种，《原富》最善，《德性论》次之，皆于此时肇其始矣。
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有公爵拔古鲁者，挟斯密以游欧洲，居法国者三十阅月。法人为自然学会，会中人皆名宿，而休蒙适副英使居巴黎，则介斯密游其曹偶，遂与拓尔古、格斯尼、摩礼利辈，皆莫逆为挚交，而斯密之见闻乃益进。当是时，欧洲民生憔然，大变将作，法国外则东失印度，西丧北美，内则财赋枵虚，政俗大坏。华盛顿起而与英争自立，两洲骚然。自由平等之义，所在大昌。民处困厄之中，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归狱于古制。有识之徒，于政治宗教咸有论著。斯密生于此时，具深湛之思，值变化之会，故《原富》有作。虽曰其人赡知，抑亦时之所相也。归里杜门十年，而《原富》行于世。书出，各国传译，言计之家，偃尔宗之。而同时英宰百弼德，于其学尤服膺，欲采其言，尽变英之财政。适与拿破仑相抗，兵连军兴，重未暇及也。然而弛爱尔兰入口之禁，与法人更定条约，平其酒榷，不相，则皆斯密氏之画云。夫兵者，国之蟊贼，而变法与民更始，非四封无警尤不行。北美自立，英国债之积已多，洎连普鲁士，以抗拿破仑，海陆偬倥，斯英人无释负之一日矣。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廊门，任民自由之效欤！则甚矣，道之无负于人国也。居久之，斯密为格拉斯高国学祭酒，年六十四矣，逾三年死，葬于额丁百拉刚囊门之某园。
斯密于学无所不窥，少具大志，欲取经世之要而一理之，道远命促，仅竟其二。《德性论》言风俗之所以成。其与同时哲学家异者，诸家言群道起于自营，《德性论》谓起于人心之相感。性恺弟，人乐与亲，与人言论，不为发端，俟有所起而后应之。机牙周给，强记多闻，举座惊叹。燕居好深湛之思，当其独往，耳目殆废。家本中赀，以学自饶，然勇于周恤，尽耗其产。死日独余楹书，以畀其外弟窦格拉斯云。
译史氏曰：德人最重汗德《心学》，见谓生民未有，必求其配，无已，其《原富》乎？夫二书辞旨，奥显绝殊，而德人称之顾若此。或曰：斯密之游法也，去革命之起无几时，然于事前未闻一论及之。此以云先几之识，殆未然欤？嗟夫！此以见斯密之不苟，而立言之有法也。夫妄亿一国之变，虽庸夫优为之，中以邀名，不中无谪。独至知言之士，一言之发，将使可复。彼宁默然者，知因缘至繁，无由施其内籀之术故也。不然，据既然之迹，推必至之势。理财禁民之际，一私之用，则祸害从之。执因而穷果，以斯密处此，犹畴人之于交食，良医之于死生，夫何难焉！虽然，吾读其言，见斯密自诡其言之见用也，则期诸乌托邦。其论四民之爱国也，则首农而黜商贾。顾死未三十年，大通商政，行之者不独一英国也。而死守稼律，联田主以旅距执政，乃农而非商也。事之未形，其变之不可知如此，虽在圣智，有时而荧。然则后之论世变者，可不谨其所发也哉！
○吴芝瑛传
夫人氏吴，名芝瑛，以字行，生四十有一年矣。以慈善爱国称中外女子间。父宝三，官山东州县数十年，有循绩。独生夫人，钟爱之。年十九，适江苏举人度支部郎中廉泉，称佳偶。生子一，女子三。郎中夙敦风义，有干略。光绪甲辰，主事王某，以党案牵连入刑部狱，郎中独力百方营救，卒令得脱，海内义之。仕不称意，一旦携妻子家海上，然伉俪交勉，为义益力。于国群公益，朋友患难，赴之若不及者。光绪三十二年，夫人以庚子赔款，为国大累，宜通国之民，共起分任，则咄嗟可释巨负。乃倡女子国民捐，一时景从，召集甚巨。夙擅书法，为时所珍，则自制小万柳堂帖以售，得资悉充捐款。其忠于国家，自奋其力如此。既父母相续亡，又无兄弟，家有遗产，将万金。夫人以谓国弱种困，坐失教无学，且立学固先人意也，则以此于其乡创办小学堂，名以父字，曰鞠隐。其能述先事，为善知本如此。杭州有女子赵麟者，父死，长庐墓旁不嫁，而茕茕无依，饣食且不继。夫人与邂逅，乃大感动，为出资葺其先墓，手草募启，为孝女募金买田资衣食，得二千金焉。其至性过人，锡类无穷如此。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皖有妄男子徐锡麟，怀火器，乘间窃发击杀巡抚恩中丞。徐素革命邪说，而浙人也。由是浙中官吏大恐，上下求索，得山阴女子秋瑾，用绅士言，谓其力足为乱，展转周内杀之。既杀，其家族惧连坐，主弃柩中野，莫敢营葬。遗骸漂泊，行路兴哀。夫人素识秋瑾，伤其暴露，则以谓掩骼埋，经典攸垂。藉第令死者素行不轨，杀之无冤，然其尸柩如此，此诚同类所宜动心者。且朝廷律令，固无不许掩瘗罪骸明文。三十三年十二月，乃与石门徐女士寄尘，购隙地西泠桥畔葬焉。其隐刑愍辜，不欺其意又如此。夫使为义而无所牺牲，不历险难，而令名可以坐享，则其事无待于贤者。此吾于廉夫人之事，所为重有感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果有御史常徽奏请平秋瑾之墓，并将吴芝瑛、徐寄尘等严拿惩办。廷旨交浙抚察看办理。于是一时群议，大为不平，中外报章，多为论说。而江苏绅士尤愤激，争署名上书江督端制军、苏抚陈中丞，争其事，为辨诬。当此之时，夫人方病咯血，卧上海德国医院中为治疗。闻此乃遽归其家曰：“吾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其始终为遵守法律国民，临难不幸苟免又如此。北京公理教会，协和女书院院长美国麦美德女士，与夫人当庚子义和拳之变，为患难交，素稔夫人行谊，则大敬爱之。闻其事，意夫人素刚然，必不肯往对簿，恐事急，万一前死，焦然大戚，驰书谆诫夫人勿为谅，且以国家大义责之，其语绝痛。又自任凡可免夫人于厄者，愿尽力无不为。则先于西报述夫人事迹梗概，欲使中外咸知其详，且将有所合力。已而事稍稍解。麦女士寓书廉郎中曰：宜使侯官严复为之传。故传之如右方。
论曰：吾国禁女子于外事者，四千余年。干外事者，微论恶也，即善有不可。世变大异，至今思想议论，乃略殊前。顾女子行事，稍稍露锋颖，循常之徒，辄相视大诧，甚者以为宜诛。嗟夫！使吾国礼俗长此终古，则亦已耳。必以进步为期，凡此皆所必至应有者也，义何讶乎？廉夫人者，吾先友挚甫先生犹子，平生多闻长者精至独往之言，故能不循作自树立如此。呜呼！男子可以兴矣。
○原强
今之扼腕奋今，讲西学谭洋务者，亦知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α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其书谓：物类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异者，大抵以牵天系地之不同，与夫生理之常趋于微异；洎原远流分，遂阔绝相悬，不可复一。然而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驯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伺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物。民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し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为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以是以与其习于劳、狃于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物竞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数千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孑遗，如辨学家之古禽古兽是已。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至于证阐明确，然有当于人心，则非亲见其书者，莫能信也。此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原》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凡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能群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精深微妙，繁富奥殚。其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引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于五洲殊种，由犭丕榛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挥斥旁推，什九罄尽。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衰之由，则尤三致意焉。殚毕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蒇。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其勉人治群学者，意则谓天下沿流讨原，执因责果之事，惟群学为最难，非不素讲者之所得与。故有国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防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历时久，而转相因，其利害迁流，则有不可究诘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贻害家国者也。是故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数力质四者之学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犹谨察于寡，而或荧于纷，仅察于近，而或迷于远也，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于名数得万物之成法，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学，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数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会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虽然，于群学犹未也。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而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以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于乎！此真大人之学矣！
不观于坊者之为墙乎？与之一成之砖，坚而廉，平而正，火候得以大小若一，则无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数仞之墙成矣。由是以卫风雨，捍室家，虽资之数百年可也。使其为砖也，崎Ａ２，小大不均，则虽遇至巧之工，亦仅能版以筑之，成一粪土之墙而已矣。廉隅坚，持久不败，必不能也。此凡积垛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单也，为有法之形，则其总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犹人之所为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学原质，自然结晶，其形制之穷巧极工，殆难思议，其形虽大小不同，而其为一晶之所积而成形，则虽折之至微，至于莫破。其晶之积面隅幕，无不似也。然此犹是金石之类而已。夫其动植之伦，近代学者，皆知太初质房为生之始，其含生蕃变之论，皆于此而已具。但其事甚赜，难与未尝学者谈。而其本单之法情性，以为其总之形，法性情，欲论其合，先考其分，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断可识矣。盖人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知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学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种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心}，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蛰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以杀伐行也，磨灭溃败，出于自然，载籍所传，已不知凡几，而未有文字之先，则更不知凡几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而至生与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遍焉。西洋政教若是，其大者观之，不过如是而已。
由是观吾中国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固何如乎？往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矣。使曩者款议不成，则畿辅戒严，亦意中事耳。当此之时，天子非不赫然震怒也。思改弦而更张之，乃内之则殿枢府，以至六部九卿，外之则洎廿四行省之疆吏，旁皇咨求，卒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折冲之任者。猛虎深山，徒虚论耳。兵连不及周年，公私扫地赤立，洋债而外，尚不能无忧闾阎，其财之匮也又如此。夫一国犹之一身也，脉络贯通，官体相救，故击其头，则四支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焉，视邦国之颠危，犹秦越之肥瘠。合肥谓“以北洋一隅之力，御倭人全国之师”，非过语也。此君臣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将不数学，士不数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则蛾附蜂屯，授之以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其一时告奋将弁，半皆无赖小人，觊觎所支馕项而已。至于临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萆之方。甚且不识方员古陈，大不宜于今日之火器，更无论部勒之精详，与夫开阖之要眇者矣。即当日之怪谬，苟纪载其事而传之，将皆为千载笑端，而吾民然，固未尝以之为愧也。夫阃外之事，既如此矣，而阃内之事，则又何如？法弊之极，人各顾私，是以谋谟庙堂，佐上出令者，往往翘巧伪奸浊之行，以为四方则效。其间稍有意者，亦不过如息夫躬，所云“以拘马齿保目所见”，而孰谓是区区者，之终不吾畀也！至于顾问献替之臣，则不独于时事大势，Ａ３未有知，乃至本朝本国，其职分所应知者，亦未尝少行其神虑。是故有时发愤论列，率皆ㄙ臬童，徒招侮虐，功罪得失，毁誉混淆。其有趋时者流，自许豪杰，则徒剽窃外洋之疑似，以荧惑主上之聪明。其犹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求才亟，则可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居闲而自润。嗟乎！此真天下士大夫之所亲见。仆之为论，岂不然哉？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求之有位之中，既如此矣。意或者沉伏摧废，高举远引，而不可接与？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闾巷之间，则又消乏调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竟谓同无，何莫不可？然则神州九万里，地四十京之民，此廓廓者，度土荒耳，是蚩蚩者，徒人满耳。尚自冠带之民，灵秀之种，周孔所教，礼义所治，诸君聊用自娱则可耳，何关人事也耶！且事之可忧可畏者，存乎其真，而一战之胜败，不足计也。使中国而为如是之中国，则当中东之事，微论败也，就令边畔不开，开而幸胜，然而自有识之士观之，其为忧乃愈剧。何则？民力已ぃ，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战之败，何足云乎！今虽有圣神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锄治而鼓舞之，将不足以自立。而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将斯宾塞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信。矧甲午迄今者几何时？天下所震兴者几何事？固诸君所共闻共见者耶！于乎！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相兹下土民以克诱其衷，咸俾知奋。
闻前言者，造而问予曰：甚矣先生之言，无异杞人之忧天坠也！今夫异族之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汔汉朝，南北狺狺，互有利钝。虽时见侵，无损大较，固无论已。魏晋不纲，有五胡之乱华，大河以北，沦于旃裘膻酪者盖数百年。当是之时，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休息，盖几靡有孑遗，耗矣！息肩于唐，载庶载富。而李氏末造，赵宋始终，其被祸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成吉斯汗崛起鄂诺，威忄詹欧洲。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罗，幅员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块肉沦丧，不及百年，长城以南，复归汉种。至国朝龙兴，辽沈圣哲驾生，母我群黎，革明弊政，湛恩汪，盖三百祀于兹矣。此皆著自古昔者也。其间递嬗，要不过一姓之废兴，而人民则犹此人民，声教则犹古声教，是则即今无讳，损益可知。林林之总，讵无噍类！而吾子耸于达尔文之邪说，一将谓其无以自存，再则忧其无遗种，此何异众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发狂叫，白昼见魅之哉！不然，何所虑之怪诞不竟，独不虑旁观者之闵笑也？况夫昭代厚泽深仁，隆甚方永，景命未改，讴歌所归，事又万万不至此。殷忧正所以启圣，明耳，何直为此叫叫也！且而不见回部之土耳其乎？介乎俄与英之间，坏地日戏，其逼也，可谓至矣，然不闻其遂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也，则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强者死之徒，事穷者势必反，天道剥复之事，如反复乎耳。安知今之所谓强邻者，不先笑后号啕，而吾子漆叹嫠忧，所君自损者，不俯吊而仰贺乎？
应之曰：唯唯，客所以祛吾惑者，不亦至乎！虽然，愿请闲，得为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谓明于古而ㄙ于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姑无论客之所指为异族之非异族也。盖天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已。北并乎西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之太平洋，西道乎昆仑，实黄种之所居也。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张发。乌拉盐泽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聚也。其为人也，碧眼而鬈发，隆额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其间多岛国焉，则赭种之民也。而黑种最下，亚非利加及绕赤以诸部，所谓黑奴是已。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遂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居，实未尝或沧于非类。第就令如客所谭，客尚不知种之相为强弱，其故有二：有蛰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以质胜者，游牧射猎之民是已。其国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忧则相恤，难则相赴。生聚教训之事，简而不繁，骑射驰聘，云屯飙散，旃毳肉酪，养生之具，益力而能寒。故其民乐战轻死，有魁杰者，为之要约而驱使之，其势可以强天下。虽然，强矣，而未进夫化也。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耕凿蚕织，城郭邑居，于是有礼乐刑政之治，有庠序学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肇分。其法令文章之事，历变而愈繁，积久而益富。养生送死之资，无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无不明也，冠婚丧祭之礼，无不举也。故其民偷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则易以相安，治之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以及其末流，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
然而此中之安富尊荣，声明文物，固游牧射猎者所深慕，而远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国也，虽名为之君，然数传以后，其子若孙，虽有祖宗之遗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劳苦而事逸乐，弃淳德而染浇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渐摩而与汉化者寡矣。苏子瞻曰：“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然其无法也，始以自治则有余，迨既入中国，而为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国之法，而以无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于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国所以经累胜，而常自苦，其化转以日广，其种转以日滋。何则？物固有无形之相胜，而亲为所胜者，虽身历其境，而尚未之或知也。然则取客之言，而深论之，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得谓异族制中国也。
至于今之西洋，则与是不可同日而语矣。何则？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故凡其耕凿陶冶，织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途，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中，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砻，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异，彼亦月新，故若用法而不至受法之弊，此其所以为可畏也。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虽经累胜而常自存；今也彼亦以其法以与吾法选，而吾法乃颓隳朽蠹如此其敝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何则？法犹器也，犹道途也，经时久而无修冶精进之功，则格芜梗者势也。以格芜梗而与修冶精进者并行，则民固将弃此而取彼者，亦势也。此天演家所谓物竞天择之道，固如是也。此吾前者所以言四千年文物，有亻免然不终日之势者，固以此也。嗟乎！此岂徒客之甚恨哉？然而事既如此矣，则吾岂能塞耳涂目，而不为吾同胞有垂涕泣而一指其实也哉？
且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岂必“死者国量，平泽若蕉”而后为尔耶？常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休，以战则我常居先，出令则我常居后，彼且以我谓天之﹃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治也。于是加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吾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长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不自存而无遗种也，其间几何。不然，夫岂不知其无噍类也，彼黑与赭，且常存于两间矣，矧兹四百兆之黄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
客谓物强者势死徒，事穷者势反，固也。然不悟物之极也，固有其所由极，故势之反也，亦有其所由反。善保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用其柔，则柔者乃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数，老氏雄雌之言，固圣智之妙用微权，而非其事事听其自至之谓也。不事事而所其自至，此太甲所谓：自作孽不可逭者耳，天固何尝为不织者减寒，为不耕者减饥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尚存，则彼自谟罕默德设教以来，固以武健严酷，死同仇异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余，学术法度虽无可言乎，而劲悍胜兵，则尚足以有立，此所以虽介两雄而灭亡犹未也，然而日削月侵，其存亦仅矣。此诚非暖姝愉懦，惮事如中国之民者，所援之以自广也。悲夫！
虽然，论国土盛衰强弱之间，亦仅畴其差数而已。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夫古之所谓至治极盛者，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之数者，皆西洋各国之所不能也。且岂仅不能而已，自彼群学之家言之，且恐相背而驰，去之滋远焉。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机，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汽舟、铁路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余。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尚幸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尚无役使作横之风，而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中国之古语云：“富者越陌连阡，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唾弃粱肉，贫者不厌糟糠”。至于西洋，则其贫者之不厌糟糠，无立锥之地，与中国差相若，而连阡陌，弃粱肉，固未足以尽其富也。夫在中国，言富以亿兆计，可谓雄矣，而在西洋，则以京该梯载计者，不胜偻指焉。此其人非必勤劳贤智胜于人人也，仰机射利，役物自封而已。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且也奢侈过深，人心有发任之患；孳乳甚速，户口有过庶之忧。故深识之士，谓西洋教化不异唐花，语虽微偏，不为无见。至盛极治，固如此哉！
然而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之所不知也。继固合数国之贤者，聚数千百人之智虑而图之，而率苦于无其术。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不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微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当是之时，虽有英君察相，苟不自其本而图之，则亦仅能补偏救弊，偷为一时之治而已矣，听其自至，浸假将复其旧而由其常焉。且往往当其补救之时，本弊未去，而他弊丛然以生，偏于此者虽，而偏于彼者闯然更见。甚矣徒政之不足与为治也。往者英国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常禁重利盘剥矣，而私债之息更重。瑞典禁贫民嫁娶不以时，而所谓天生子者满街。法国反政之后，三为民主，而官吏之威权益横。美国华盛顿立法之精，而苞苴贿赂之风，至今无由尽绝。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而吾孔子亦曰：“为邦百年，胜残去杀”；又曰：“虽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风，而后可以行周礼。”古今哲人，知此盖审。故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然则今有人于此，假令愤中国之积弱积贫，攘臂言曰：胡不使我为治？使我为治，天下事数著可了耳，十年以往，其庶几乎！然则其道将奚由？彼将曰：中国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奉行不力也。祖宗之盛宪具在，吾宁率由之而加实力焉。于是而督责之令行，刺举之政兴。如是而为之十年，吾决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于是又有人，曰：法制者，圣人之刍狗，先王之遽庐也，一陈不可复用，一宿不可复留。宇宙大势，既日趋于混同矣，不自其同于人者而为之，必不可也。方今之计，为求富强而已矣；彼西洋诚富诚强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由是于朝也则建民主，立真相；于野也则通铁轨，开辨功。练通国之陆军，置数十百艘之海旅，此亦近似而差强人意矣。然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废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办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积，若存若亡，不能实以其效者，则又何也？苏子瞻曰：“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斯宾塞尔曰：“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ぃ，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硗燥湿寒暑，与其种性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矬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之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
夫如是，则今日中国之所宜为，大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虽然，其事至难言矣。夫今日中国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则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钧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以求合于当前之世变，以自存于亻匡亻襄烦扰之中，此其胜负通窒之数，殆可不待再计而知之矣。然而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自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物动有由，皆资外力。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藉，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夺，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观之，似为甚迂而无当。顾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及为最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弱强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周之希腊，汉之罗马，唐之突厥，晚近之峨狄一种，莫不以壮俊长大，耐苦善战，称雄一时。而中土畴昔分争之代，亦皆以得三河六郡为取天下先资。顾今或谓火器盛行，懦夫执靶，其效如壮士惟均，此真无所识知之论也。不知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桀之姿。彼古之希腊、罗马人亦知之，故其阿克德美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属焉，而拍拉图乃以骈胁著号。至于近世，则欧罗化国，日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去岁日本行之，《申报》论其练及妇女，不知所云。嗟夫，此真非以裹脚为美之智之所与也！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上之近臣大难变者也。然而夷考其实，则其说有不尽然者。今即鸦片一端而论，则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观察二品以诸公，所谓至吏，必其不染者而后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属，如是而转相察藩臬，察郡守，察州县，州县察佐贰，学臣之察士，将帅之察兵，亦用是术焉，务使所察者，人数至简，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实力行之，则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则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为官兵士子也，则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则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后著令禁之，旧染渐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间可使鸦片之害尽绝于天下。至于缠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乐为也，拘于习俗而无敢畔其范围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诏，为民言缠足之害，且曰：继自今，自某年女子而缠足，吾其毋封。则天下之去其疾者，犹热之去燎而寒之去た也。夫何难变之与有。夫变俗如是二者，非难行也，不难行而不行者，以为无与国是民生之利病而已。而熟知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胥于此焉阶之厉耶！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言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测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柰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掏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顾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或曰：中国之智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此其说不然。自不佞观之，中国虚矣，彼西洋尤虚；西洋实矣，而中国尤实者，不在虚实之间也。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喜善疑而慎信，故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故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而回观中国则何如？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杜下矣。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且也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元极眇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其中所恃以开浚神明者，不外区区对偶已耳。所以审核物理，辨析是非者，胥无有焉。以是为学，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鹘突于人情物理，转不若农工商贾之有时而当也。今之蒿目时事者，每致叹于中国读书人少；自我观之，如是教人，无宁学者少耳。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夫如是，士之能于此深求而不亻券厌者，必其无待而兴，即事而乐者也。否则刻棘之业虽苦，市骏之赏终虚，同辈知之则相忌，门外不知则相妄，几何不废然反也！是故欲开民知，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易立选举之法则，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今微论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来复，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为教之术，则显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求生之论。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今夫“上帝临汝，勿贰尔心”、“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者，大人之事而君子之所难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诚深，则夕朝惕乾，与吾之大人君子无所异。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不为威惕，不为利疚，此诚教中常义，而非甚瑰琦绝特之行者也。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有常，故其效能如此。至于吾民，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檐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间有孰教之者也。孟子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夫饱食暖衣之民，无教尚如此。则彼饥寒逼驱，救死不瞻者，当何如乎？后义先利，诈伪奸欺，固其所耳。曩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火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辱地伤师不顾，则中国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不可谓为不幸矣。此其事足使闻者发指，顾何待言！然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与？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鼻臭靴犁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已于至卑，皆力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挺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今夫中国之骂诟人也，骂曰畜牲，可谓极矣。而在西人则莫须有之词也。而试入其国，而骂人曰无信之诳子，或曰无勇之怯夫，则朝言出口而挑斗相死之书已暮下矣。何则？彼固以是为至辱，而较之畜牲万万有加焉，故宁相死而不可以并存也。而我中国，则言信行果仅成小人，君子弗尚也。盖东西二洲，其风尚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
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传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若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而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已有而已矣。
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化，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於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此三者，自强之本也，不如是则虽有伊尹、吕尚为之谋，吴起、李牧为之战，亦将寝衰寝灭，必无有强之一日决也。虽然，无亦有其标者焉。然则治标奈何？练兵乎？筹饷乎？开办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曰：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本则终废。自甲午以来，海内樊然并兴者亦已众矣，其效何若？其有益于强之数与否，识时审势之士将能言之，无假鄙人深论者也。虽然，有一事焉，自仆观之，则为标之所最亟而不可稍或辽缓者也。其事维何？曰：必朝廷除旧布新，有一二非常之举措，内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敌国侮夺之阴谋，则庶几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琐琐者，虽百举措无益也。善夫吾友新会梁启超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也。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于人。”《传》曰：“无滋他族，实逼处此。”愿天下有心人三复斯言而早为之所焉可耳。
○论世变之亟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期一夕之故也哉！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耆欲无穷，孳乳浸多，镌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弦之纲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耆，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术，而民力因之以日窳，民智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民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义礼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彼此之情实，其议论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敝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稽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何云？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无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最相似者，曰恕，曰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许。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骧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伦，举有以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
自胜代末造，西族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所谓：“大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逾深，故以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知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构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疑，即彼都人才，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而彡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勿攵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亻心亻见亻心亻见，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汗，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知。”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以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救亡决论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主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方其为学也，必无谬悠影响之谈，而后其应事也，始无颠倒支离之患。何则？其所素习者然也。而八股之学大异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如是数年之后，行将执简操觚，学为经义，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资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文之成，自问不知何语。迨夫观风使至，群然挟免册，裹饼饵，逐队唱名，俯首就案，不违功令，皆足求售，谬种流传，羌无一是。如是而博一衿矣，则其荣可以夸乡里；又如是而领乡荐矣，则其效可以觊民社。至于成贡士，入词林，则其号愈荣，而自视也亦愈大。出宰百里，入主曹司，珥笔登朝，公卿跬步，以为通天地人之谓儒。经朝廷之宾兴，蒙皇上之亲策，是朝廷固命我为儒也。千万旅进，人皆铩羽，我独乘龙，是冥冥中之鬼神，又许我为儒也。夫朝廷鬼神皆以我为儒，吾真为儒，且真为通天地人之儒。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做秀才时无不能做之题，做宰相时自无不能做之事，此亦其所素习者然也。谬妄糊涂，其曷足怪？
其二害曰：坏心术。揆皇始创为经义之意，其主于愚民与否，吾不敢知。而天下后世所以乐被其愚者，岂不以圣经贤传，无语非祥，八股法行，将以“忠信廉耻”之说渐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风俗亦将因之以厚乎？而孰知今日之科举，其事效反于所期，有断非前人所及料者。今姑无论试场大弊，如关节、顶替、倩枪、联号，诸寡廉鲜耻之尤，有力之家，每每为之，而未尝稍以为愧也。请第试言其无弊者，则孔子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故言止于所不知，固学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真无所不知。夫无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顾上既如是求之，下自当以是应之。应之奈何？剿说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词，腆然自命为己出，此其人耻心所存，固已寡矣。苟缘是而侥幸，则他日掠美作伪之事愈忍为之，而不自知其为可耻。然此犹其临场然耳。至其用功之日，则人手一编，号曰揣摩风气。即有一二聪颖子弟，明知时尚之日非，然去取所关，苟欲求售，势必俯就而后可。夫所贵于为士，与国家养士之深心，岂不以矫然自守，各具特立不诡随之风，而后他日登朝，乃有不苟得不苟免之概耶！乃今者，当其做秀才之日，务必使之习为剿窃诡随之事，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贽通籍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真若一邱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惜民生国计也哉！且其害不止此。每逢春秋两闱，闱内外所张文告，使不习者观之，未有不欲股弁者。逮亲见其实事，乃不徒大谬不然，抑且变本加厉。此奚翅当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皇言，实等诸济窍飘风，不关人事，又何怪他日者身为官吏，刑在前而不栗，议在后而不惊。何则？凡此又皆所素习者然也。是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锢智慧，坏心术，其势且使国宪王章渐同粪土，而知其害者，果谁也哉？
其三害曰：滋游手。杨子云有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故知言语文字二事，系生人必具之能。人不知书，其去禽兽也，仅及半耳。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而西国与东洋则所谓民之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伦，原无不识字知书之人类。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独我华人，始翘然以知书自异耳。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谓农工商贾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外，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选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其弊也，为乱为贫为弱。而中国则后车十乘，从者百人，孟子已肇厉阶。至于今日之士，则尚志不闻，素餐等诮。十年之间，正恩累举，朝廷既无以相待，士子且无以自存。或朴丛生，人文盛极。若以孙伯符杀丹阳太守坐无所知者例之，则与当涂公卿，皆不容于尧舜之世者也。况夫益之以保举，加之以捐班，决疣溃痈，靡知所届。中国一大豕也，群虱总总，处其荃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汤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吊也，固已晚矣。悲夫！
夫数八比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论者将谓八比取士，固未尝诚负于国家，彼自明以来用之矣，其所致之贤哲巨公，指不胜屈，宋苏轼常论之矣。果循名责实之道行，则八比亦何负于天下？此说固也，然不知利禄之格既悬，则无论操何道以求人，皆有聪明才智之俦入其彀。设国家以饭牛取士，亦将得宁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将得卜式、公孙丞相。假当日见其得人，遂以此为科举，则诸公以为何如？夫科举之士，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彼苏氏之论，取快一时，盖方与温公、介甫立异抵戏，又何可视为笃论耶！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比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难者曰：夫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败坏，一旦外患冯陵，使国家一无可恃。欲战则忧速亡，忍耻求和，则恐寝待浸灭。当是之时，其宜改弦更张，不待言矣。惟是处存亡危急之秋，待学问以成功，将何殊播谷饲蚕，俟获成献功，以救当境饥寒之患。道则是矣，于涂无乃迂乎？今先生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夫格致何必西学，固吾道《大学》之始基也，独其效若甚赊，其事若甚琐。朱晦翁《补传》一篇，大为后贤所聚讼。同时陆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讥。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说谓“格”字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杀勿论诸“格”字为训，谓当格除外物，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本体之明。此尤事功无待格致之明证，而先生谓富强以格致为先务，蒙窃惑之。其说得详闻与？
应之曰：不亦善乎，客问之也。夫中土学术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无可言者，孰非此陆王之法阶之厉乎！以国朝圣祖之圣，为禹、文以后仅见之人君，亦不过挽之一时，旋复衰歇。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夫八股之害，前论言之详矣。而推而论之，则中国宜屏弃弗图者，尚不止此。自有制科来，士之舍于进梯荣，则不知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板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姚、刘，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祢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为学。学者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国家化民成俗而已。于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讠讠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瞻，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
客谓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意是也。固知处今而谭，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即富强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说，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则大不可。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己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骊山博士说瓜，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秦皇坑之，未为过也。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则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验也；其于人也，则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尝考也。抵死虚╂，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祸，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车已覆，后轸方遒，真可叹也！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讠皮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忄慢。又况以利禄声华为准的，苟务悦人，何须理实，于是忄慢之余，又加之以险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说，奚啻背道而驰。仆前谓科举破坏人才，此又其一者矣。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事。物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有以练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忄曷，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学》所谓“知至而后意诚”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贵贱、善恶之殊。庄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况。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几人齿冷。且何必西士，即如其言，则《豳诗》之所歌，《禹贡》之所载，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圣人创物成能之意，明民前用之机，皆将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祸实学者，岂非王氏之言与？
且客过矣。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今设有人于此，自其有生而来，未尝出户，但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于门以外之人情物理，一无所知。凡舟车之运转流行，道里之险易涩滑，岩墙之必压，坎陷之至凶，摘埴索涂，都忘趋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鸩毒之可以致死。一旦为事势所逼，置此子于肩摩毂击之场，山巅水涯之际，所不残毁僵仆者，其与几何？知此则知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顾一国之内，则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诚皆不仁不义之由。以此傲人，羞恶安在！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违反，召败蕲亡。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谓耶！
且客谓西学为迂途，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辨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今以层累阶级之不可紊也，其深且远者，吾不得与客详之矣。今姑即其最易明之练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者焉必不可。即如行军必先知其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袒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濠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连，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扎营驻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椿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知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此若与吾党言之，愈将发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国统领伎俩，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则传问驿站之马夫；欲探敌人之去来，则暂雇本地之无赖。尤可哭者，前某军至大同，无船可渡，争传州县办差；近某军扎新河，海啸忽来，淹死兵丁数百。是于行军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将领，使之率兵向敌，吾国不亡，亦云幸矣！尚何必以和为辱也哉？且夫兵之强弱，顾实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总兵所称，铜头铁额如蚩尤，驱使虎豹如巨无霸。中国史传之不足信久矣，演义流布，尤为惑世诬民。中国武夫识字，所恃为韬略者，不逾此种。无怪今日营中，多延奇门遁甲之家，冀实事不能，或仰此道制胜。中国人民智慧，蒙蔽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哀哉！
议者又谓：自海上军兴以来，二十余年，师法西人，不遗余力者，号以北洋为最，而临事乃无所表见如此，然则曷贵师资？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实事之过也。自明眼人观之，则北洋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其详不可得言，姑举一端为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幕德酋数十人，洎条约既成，无所用之，乃分遣各营，以为教习。彼见吾军事多不可者，时请更张。各统领恶其害己也，群然噪而逐之。上游筹所以慰安此数十人者，于是乎有武备学堂之设。既设之后，虽学生年有出入，尚未闻培成何才，更不闻如何器使，此则北洋练兵练将，不用西法之明征。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于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论。论者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至于阜民富国之图，则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于此理不明，故出死力与铁路机器为难，自遏利原，如今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真不容缓之图，富强所基，何言有损？果其有损，则东西两洋其贫弱而亡，固已久矣。《淮南子》曰：“栉者堕发而栉不止者，为堕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
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锡彭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幸矣。记曰：“学然后知不足。”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谓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饥馑流亡，在吾人以为天灾流行，何关人事，而自彼而观，则事事皆我人谋之不臧，甚且谓吾罪之当伐，而吾民之可吊，而我尚傲然弗屑也，可不谓大哀哉！嗟嗟！处今日而言救亡，非圣祖复生，莫能克矣。圣祖当本朝全盛之日，贤将相比肩于朝，则垂拱无为，收视穆清，宜莫圣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学，研察外国之事，亘古莫如。其所学之拉体诺，即今之辣丁文，西学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医药、动植诸学，无不讲，亦蔑不精。庙谟所垂，群下莫出其右，南斋侍从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衔者，不知凡几，凡此皆以备圣人顾问者也。夫如是，则圣者日圣，其于奠隆基致太平也何难。不独制艺八股之无用，圣祖早已知之，即如从祀文庙一端，汉人所视为绝大政本者，圣祖且以为无关治体，故不许满人得鼎甲，亦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廷，其用意可谓远矣。而其所以不废犹行者，知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顺其欲而已。然则圣祖之精神默运，直至二百年而遥。而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陧杌，甚或庙社以屋，种类以亡，孝子慈孙，岂愿见此！曩己丑、庚寅之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连毁。一所以事天，一所以临民，王者之大事也！灾异至此，可为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灵爽，默示深恫也哉！总之，驱夷之论，既为天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粟，遂禁弟子不复力田。于呼，其亻真甚矣。虽然，吾与客皆过矣。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抽茧而为丝，绩麻而为缕，至易绝矣，及其织以为布帛，而欲独抽其一缕，则全幅为之坏。一拳之石，盈尺之木，至易举矣及其建而为桥梁屋宇，而欲独去其一石一木，则全工为之倾，无他，彼此相织而定，相倚而固，求仅取其一而不能也。此在庶事且然，况乎国家之大政，行之千祀，天下之士大夫，莫不奉以为归，则天下事之与相织相倚者，固已久矣，乃一旦而去之，欲其无后言无后患，无一出一入反复，势亦甚难。今者皇上发德音，下明诏，改八股为策论，薄海臣民固无不颂朝廷之明圣，即东西诸与国，亦莫不据此为维新伊始，而生其敦惮之心，诚千载一时之盛也。但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必有不知朝廷之至计，私忧窃叹，以为教宗宜保，古制宜存，而以复用八股为望者。故为梳节源流，明证积习，以见废八股者，正所以复古保教，庶于维新之政，未尝无一蚊一虻之劳焉。
昔孔子有以见天下之至赜，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端门受命后制百王，其教有微言，有大义，所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也。传微言之学者，有子、子思、孟子；传大义之言者，曾子仲弓荀子。此二派者，孔子之时，便日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数。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子弟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听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传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
汉人学经既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之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书，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车。是所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于秘府矣。歆既亲典中书，便得意仰扬，纵怀点窜，凡所欲作，悉托于经，出以示人，但谓此石渠之秘藉，非民闲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鸿都大学，承用其书，奉为大师，视为家法。新之既夷，光武不能废其学，壹犹高祖代秦不能黜荀学也。自是以往，放于有唐，服邹鲁之服，吟诗书之文者，举不能出其范围之外。故自东汉至唐，皆绍休之学，而于孔子无与也。
教宗文例，二教相遇，其始必相争，其后必相化。其相争也，教宗因之而盛。其相化也，教宗因之而衰。自金人入梦，白马东来，始译者《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始来者，拔摩腾竺法兰耳。更历魏晋至南北朝，隋唐之间，其法大盛。文章如海，魁硕如鲫，宏深浩渺，不可端倪。自贵至贱，自智至愚，莫不身命归依，称扬赞叹。儒术视之，瞠乎后焉。然而其时之儒者，虽无大豪杰，然与缁流相抗行，顾皆能自守古人之章句，斤斤于训诂名物中以终其身，从未有羡释氏之繁昌，欲窃其唾余以张皇己教者。盖六代隋唐间，惟为老庄者，洋自恣。至儒之为儒，释之为释，皆从委曲繁重中来。其依于事物，不便相迁就也。唐之中叶，曹溪应化大畅宗风，直指人心，谓不诵经不持律，见性便可成佛，此其说其便于不学之人，人遂翕然归之。五宗既奥，法周沙界，佛教之传，于焉日广。佛教之力，遂于是日衰。中更五季，戎马侵陵，两汉风流，一时并绝。而惟赵州夹山之伦，尚能吁禅门之焰，为当世之所重。故禅宗之学，当世士大夫，尚多习其说者。宋兴天下初定，士大夫乃稍从事于学问，而耆宿尽矣。乃出私智，浏览诗书，其本时不渐渍于禅学者多，及读儒书，见有与禅相似者，不禁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暇考两汉经师家法若何也。斯时又因唐与西北西南诸国相通既久，波斯犹太之古学，流入中国，其学既不即亡，又不足以自立，遂俱并入于神仙家。诸儒又得而习之，乃兼斯三家，揉为一说，以立教宗。当其初不过其徒尚之，并世贤达，眉山临川之流，均退有后言，不能大行于世也。南宋以来，日以浸盛。新安既出，才力博大，志节清纯，足以举其所学，宋学于是传焉。自宋元之季，以及明初，乃诏非朱子注不读。故自宋迄今，皆紫阳之学，而于孔子之教无与也。
由斯以观，由孔子而有荀子，由荀子而有新师，而有濂洛，其于圣人之道，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矣。然而天地之运，无往不复，一阴一阳之为道，一文一质之为世。孔子之道，剥极于有明，而国初顾阎钱戴诸儒，已由名物制度，以求东京之学。中叶以后，庄刘龚魏诸儒，又众群经大义，以求西京之学。以是卜之，他日必有更进西京，以求六艺者。椭圆之道，亦殆将返矣。徒以八股未去，挟进士以为重，横塞宇内，蔽障聪明，大道之行，至今为梗。此西京东京两宋之儒者所不及料也。
○论支那之不可分
今瓜分之大略已定，近邻久欲得河北一带；黄河以南，有德自胶向西而笑；法又欲得岭南滇黔；因是而英本不愿得土地者，亦不得不收长江两岸。是势垂成，而阻力不生，尚何不可之有乎？不知吾所谓不可者，非今不能分也，虑分之无一善法可以处之耳。为支那既不能自存，若任一国独吞之，则倍加强大，患其将并全球，故不得不出于剖分。此深于均势之学者，所虑未尝不是。特惜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见其显而未见其隐耳。其地既大，彼此不同，南如腹腴，富饶而柔弱，北如骨干，瘠苦而刚强，今英得大江南北，似最便宜矣，而不知非但英为失计，即德法亦仅看倾刻花耳。先虽瓜分，后必仍归于独吞，欲均势而卒不得均，其并吞全球之患，非但仍在，且实速之。此由于但见今日之支那，未尝远取其三千年来之史事，参合考证之，斯不悟有此隐伏之大患矣。
支那如今疆土之广，古所未有。自东三省两蒙古迄青海，凡在长城外者，虽人种不一，前代总称以北狄，内地则别为中原。三千年来，凡遇战事，只有汉唐二朝偶得逐北出塞十里，然尚有不可尽信，取其近年之纪载以证之，即可见其多虚夸矣。若除此两朝，则中原之被北蹂躏，真更仆难数。盖北狄之勇战，固天性也。今满蒙皆逸居无事也，此乃喇嘛佛法毒之，且亦阅二百余年，而始有然。正如猩猩被酒醉卧，童子亦足缚之，若醒而气力复原，即起噬人如故矣。
然则使强国抚有此众，革除旧习，悉以其政振作之，益以欧之兵法器具，更以可杀克兵居后驱使冲锋，岂有不欲南则南，欲西则西者哉？以他国同此兵法器具，而无此轻生敢死之众，岂得谓能敌乎？抑谓彼素睥睨诸国者，肯坐拥此强兵，守此瘠地，而终不动乎？此吾所谓瓜分支那，实速其并吞全球者也。
或者曰：当前之分法，既不可矣，何不改其兵法，以经易纬，操刀自北向南，依经度直剖之，庶各国均有南北，不患偏矣。曰：此法吾亦思之熟矣，非但各国以其所处之因利乘便，为计有必不能然者。即使能之，竟将支那之高山大川，使数国皆有干涉，无可分明划界，易起争端，而又极难设守，则亦必不可行也。
曰然则奈何？曰：横分直分，无一可者，则惟有反求诸不分矣。曰不分之策孰任之？曰此英日与美所当共任也。夫德法既甘为后烹之走狗矣。若奥与义，又未足语此，英日不待言，即美亦不可以别洲自恃。未有既先并亚，且次并欧，而终不并美，以混一全球者也。
曰何以能使其不分？曰此必三国联合，明揭八字于支那曰：代御外侮，逼改内政。此八字非但不可有缺，且不可如待土耳其之浮游作辍。其御外侮之法，三国多熟猜矣，惟改内政，恐有未澈底蕴者，则请代举三正三附之最要，曰，首在删朝仪，而定君权附焉。支那之上下相蒙，致如此不堪者，皆朝仪之无理为害，而君权则因无限，反成无权也。次于清官守，而变科举附焉，又次于核财赋，而增常禄附焉。先以此，而余可次第举行。夫然后支那幸赖以存，五洲各国因之而永存。
○中俄交谊论
今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中国联俄非计之善，俄人之结交中国，恐不可恃。”呜呼！此在忧深虑远之士，悼内政之不修，惧外交之不固，因以危言悚论，自相警发，初非有所疾于俄人也。然揆之事势，按之情理，平心而论，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与俄人之亲爱中国，皆出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所当然者也。
夫泰西各国通道与吾华也，其贸易之商人，与传道之教士，唐宋以来，后先继至，至明季而始盛。然皆其人民之自为，而非奉有国王之命。其奉国王之命而遣使于中国者，实以俄国为最先。顺治十二年聘使一至，十七年聘使再至。其至也皆赍有国书，携有方物。至于康熙，其交益密，我亦遣使赴俄。如康熙二十七年，则有索额图、佟国纲之行，五十一年则有图理琛之行，是其交际往来之独先于中国也如此。泰西各国之互市于吾华也，康熙中叶荷兰首请，英人继至，以澳门为逆旅，而交易于粤之黄埔，往来于浙之舟山。然道光廿二年以前，各国皆未有约章。其特命大臣会议界约、市约者，亦以俄为最先。康熙二十八年，则有黑龙江之约，雍正五年、乾隆五十七年，则有恰克图之约。至嘉庆朝，又特设库伦办事大臣，掌蒙古与俄贸易之事，疆场之役，一彼一此，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其立约互市之独先于诸国也又如此。夫所谓邻国者，必其壤地毗连，人民错处，若车有辅，彼此相依。泰西诸国，若英、若法、若德，其于吾华也，皆远隔重洋，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近虽英人入缅，而云南接英，法人入越，而广西接法，然犹不过一隅之地，讲信修睦，尚易为功。至于俄，西自葱岭、帕米尔，东至黑龙江、吉林二省，绵亘万有余里，国界则经纬之线相厉，民居则鸡犬之声相闻，虽在陌路，有如兄弟。是其土地密迩，异于诸国也又如此。抑又闻之，国与国相交之道，必以信义相将，不谕盟约，即有交涉龃龉，亦复彼此婉商，敦相见，不称干戈，而后乃为和好之实据。然自道咸以来，英、法、美诸国，一则有广东之役，再则有江、浙之役，三则有天津、北京之役，四则有越南、闽海之役，或虏我疆臣，或夺我要隘，或逼我上京，或毁我藩服，虽以日本之同洲同种，犹忍以一朝之忿，反颜相加，以致覆我舟师，割我行省。独俄人自立约以来二百余年，未交一兵，未折一矢，虽于咸同之间，乘回匪之乱，入据伊犁，然崇厚已宿之诺，卒应曾侯之请，还吾故土，衣裳之会，匕鬯不惊。是其和好久长，异于诸国也又如此。夫交际既久，则情以相引而长；国土交互，则事以相习而狎；兵戎不见，则一切猜忌之心，备虞之事，又以相亲相昵而忘。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实出于事势之必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往事而言也，试再论近事。乙未之夏，中日一罢战，《马关条约》既成，各国袖手旁观，一词莫赞，此固局外之理宜然，吾非以此为诸国咎也。然俄人约法、德二国，仗义执言，归我辽东数郡之地，日人饮恨在骨，每饭不忘。夫俄人岂不知市惠于中国，则必开罪于日本，而顾毅然行此而不顾者，倘真所谓代人受过者，是耶？非耶？即今海内士论，局外闲评，莫不以俄人索还辽东，谓其自私自利。其言曰：“日人既得辽东，势必极意经营，则俄人南下之谋，不能复遂。俄人之意，以为不如寄之中国，则将来俄之取东三省也，若拉朽摧枯，无烦合力，直不啻为外府之寄耳。”呜呼！为如是言者，其是非情伪，吾且不暇深求。然天下立言之公理，但当就事论事。必欲举未来之事，而为逆诈，亿不信，以自托于识微知几之列，则吾人足之所履，何往非危地，首之所戴，何处无险象，但能居安思危，居夷虑险，则固不必时时以不肖之心度人也。且即如向者之论，谓俄人用心果是如此，则必中国之决不能自强，而后其术可行。然俄亦安能预计中国之决不自强耶？如其果不能自强，则岂惟俄人，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苟提一旅之师，即皆足以致吾之死命。又岂惟东三省？若闽粤、若江浙、若云贵、四川，苟有一方之警，即皆足以启外人之戎心，而独于还我辽东之俄人，窃窃然疑之，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就事论事，亦可谓不近人情者矣。上年李中堂之使俄也，觐其皇帝，谒其亲王宰相外部，无不以中国之变法自强相勖。俄使吴王答聘来华，礼仪之隆，情文之备，为向来外国使臣所未有。道出天津，以千二百金捐赠俄文馆，为学生膏伙之资，本年湖北告荒，驻津领事书思齐君，率其旅津官商，合捐五百金，以为赈济，其君民上下之间，与我仪文情意，有如胶漆。夫德之大者既如此，惠之小者又如彼，食荠必甘，谁谓荼苦，饮醇而醉，岂云鸩毒。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不特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当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我于俄人而言也，试再论俄人之于我。俄之建国也，西自波罗的海，东至库页岛，横跨二洲，其西土与欧洲诸国，若瑞典、若丹麦、若德、若奥、若土耳其，水络山联，犬牙相错，防御之计，节节不能疏，亦刻刻不能懈。环伺强邻，一举一言，易成媒孽。独吾中国，论安言计，动称圣人，载瞻户庭，不勤远略，故俄自中亚细亚以来，与吾万里连疆，得以经营之暇，积寸累铢，从容布置。建水师于海参崴，而争太平洋之利，筑铁路于悉毕利，而握大陆之权，实惟有中国之雅重，始足成俄人之壮志。假使图们之江，易以为君士但丁之峡；蒙回之界，易而为德奥之邻，则俄东顾之忧，其能晏然而已乎？此则论其事势，而不能不亲中国者，其故一也。康熙二十八年，中俄黑龙江之界约二：其一则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河上流，由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皆属于我，岭北一带之溪河，皆属于俄。一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中，河之北岸属俄。自康熙以迄道咸二百余年，未渝盟约，至咸丰八年而分界之议起，将军弈山与俄使木里斐兵福会勘定约，俄使以防英为辞，屯兵江左，而谓两国界址，自河北比奈岭东至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一半可属中国，一半可属俄国。朝廷顾念邦交，不愿以疆场之役，轻开边衅。至咸丰十一年，中俄大臣会同定界立约，一如前请，由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河以东，皆为俄土。是役也，俄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坐收数千里之地。东海水师之埠，由此而兴，伯利铁路之工，由此而创，金河林矿产之利，由是而饶。是中国之有德于俄，而俄之受于中国也如此。夫吾尝稽之西史矣，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俄人得波兰之九省，而布、奥分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人得土耳其之数城，而英、法争之。又皆劳师动众，糜饷旷时，或数世之经营，或频年之血战，幸而后得，犹且得不偿失。其视中国之彬彬礼让，孰德孰怨，俄人虽口不言恩，而心固知感。此又揆之情理，而不能不亲爱中国者，其故二也。
东西悉毕尔铁路者，环球各国所惊心而注目者也，然俄人原勘之基，自赤塔折而东北，经阿穆尔省循黑龙江北岸，跨外兴安顾以至伯利，其间河流间阻，山径崎岖，费既不资，而旷日久持，未能克期蒇事。自中国许其假道，然后由赤塔折而东南，经尼布楚入黑龙江省，经齐齐哈尔入吉林，以达于彼土。费省而功捷，成路既速，收效自先。将来与中国关外之路，轮轨相接，然后发轫欧西，击毂西东，汽车南下，得与英、德、美、日诸国争太平洋之利权。由是言之，今日因中国之通融而得铁道之捷径，将来又必藉中国之赞成，以为铁路之出路，其所得利益，岂浅鲜哉？即就今日造路而论，人工则出之三省之客民，粮食则取之松花之两岸，土地则购之八旗之田庄屯户，一有龃龉，动成冰炭，是不但与吾朝廷有互为维持联络之谊，即下至民间，一尺之土，一亩之粮，一夫一妇之手足，亦复随地随时，有息息相关之理。是俄人之于中国，不特与上交，又当与下交，此又考其事势情理，而不能不亲爱者，其故三也。由是言之，我以是施，人以是报，人以是求，我以是应；中俄交谊之亲之密，宜为朝野之所共见，豪杰之所默许矣。
然而悼时悯物之士，皇皇惴惴，若陟虎尾，履于春冰，抑若今日中国与俄联，明日中国即为俄有。或私居而窃叹，或大声而疾呼，佥谓国家外交之策，不宜如此。呜呼！俄人之处心积虑以待中国，未必果如时论之甚，而时论之不满于联俄，亦岂真与俄人有所仇恨。此其中有消息焉。谋国者盍一深求其故，而亟思所以善其后耶？善其后将奈何？曰，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然中俄同为君主之治，而一强一弱，一富一贫，悬绝如此，此其故安在哉？吾向者尝读西史矣，俄自唐咸通三年，其主鲁立克起兵波罗的海畔，抚有俄土，至于明季万历，此七百余年中，农桑矿产，制造工艺，水陆武备之事，一切未兴，或虽兴而犹未备未善也。其间一受希腊之创，而国王依国耳被戕；继受蒙古之逼，而王及诸藩臣役贡献于可汗者，四百余年，卒受波兰、瑞典之侵伐虏掠，而丧师失地，几至亡国。盖昔日之俄，艰难险阻，濒于乱亡，幸而后存者屡矣。以吾今日之中国较之，其存亡危急之情形，尚不至如元明间之俄之甚也。自大彼得起于孤孽之中，操心虏患，始以隐忧启圣，多难兴邦，而又得贤师苏格兰人美伊秀阿斯者，为之保傅。方彼得之幼也，其师延法国人累甫卜得者，教以武事为嬉戏。一日彼得读其所授书，泫然泣下曰：“凡兹文事武备，皆胜于我，何我国不早讲求，以至弱如此。”即选童稚五十人，练习武艺，已亦为兵号为戏队，而聘外国之谙习戎者为教师，其后卒以此胜土耳其，名震欧亚。然大彼得求治之心，方兴而未有艾也，慨然曰：“俄俗粗悍，不通文化，非与诸国往还，不足以长见闻易政俗，而其事又非朕亲往不为功。”其时俄之廷臣，相率伏阙上书，谓王宜端拱法宫，徐为化导，远适异域，恐蹈危机，且用外国法，则诸事均不便。此与吾今日中国朝贵之论，亦无以异也。然大彼得行志已决，不为浮论所惑，即寄其国事于累甫卜得等数人，于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命使臣三人，前赴各国，而王即易服杂于随从之中，至荷兰、苏格兰、伦敦各处。学造船于赛戴买，学医于路依格，学格致于征得生，学算学天文于法格胜。又遣新兵三队，一往荷兰，以习制小船；一往意大利，以学造巨舰；一往日耳曼，以演练操兵。其后闻警回国，削平大难，卒践帝位。二十余年之间，益舆地六省，增海口二埠，造战船三百余艘，练陆兵二十万人，铸巨炮一万四千余尊，雄视欧洲，所向无敌。而复广招商贾，盛兴工艺，建海部于都城，设巡捕于郡邑，创格物之院，立印书之局。至其临薨遗命十四事，犹斤斤以富强诏其苗裔。盖俄国之盛兴以有今日也，实自大彼得始。
夫二百数十年以前之俄，其民之粗鄙，国之危弱，大小臣工之拘泥谫陋，犹甚于今日之中国。则吾今日既毅然决然以联俄之政策，又曷不以大彼得之心为心，大彼得之政为政，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内兴文治，外修武备，求它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它人之所以强盛，以救吾之危弱；求它人之所以开化，以革吾之拘泥谫陋。果如是也，不特俄人之交可以历久而不渝，即泰东西各国亦将从容揖让，消弭兵戎之祸于无形无声之中，而不至以一国之危机，动全球之杀气。苟犹是以幸得与国偷安旦夕为心也，万一变起风云，事机交迫，人为我谋，必不如其自为谋也之切，尔时虽欲亲我爱我，而其势有所不能，则固不得以交之不终，为他人咎矣。
夫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立者无与，此古今天下之公理也。今中国目前自救之策既出于联俄，则将来自强之策，即当法俄以全联俄之谊。然而俄人东海水师之船二十余艘，而我北海之水师何如？俄人黑龙江上下游之炮台兵库军队林立，而我江吉二省之兵防何如？俄人满洲之铁路，定议而后，即陆续兴工，而我关外已造未成之路，且虑完工之经费无出，而自奉达吉之铁路又何如？此第就与吾相交相接之一隅而论列比较之也。若其全国之规模，则更无论矣。其权力相去，大小悬绝，至于如此。虽俄之亲我爱我，不耻下交，吾独不自愧也哉！吾独不自愧也哉！知自愧则知所以自虑矣，知自虑则知所以自谋矣！
○书本报译报后
本报首例登论说，今年自刊《上皇帝书》九篇后，忽忽八九十日未有所言也。盖自去冬德人占略胶州海湾以来，譬如天海无风，一讴不见，忽有巨浪突起其间，则四周水面，皆不能平，此浪未消，彼浪又起，指顾之间，便已云垂水立，虽有智士不能料其终也。德人唐突胶澳，败万国平权大局。俄人、英人、法人接踵而起，斯时天下之事，波委云属，不知其成败之何归；天下之言，蜩螗羹沸，不知其是非之何定。微特中国上下，胸无把握。即在欧洲，同一洲也，而此国之论与彼国殊绝；同一国也，而此党之论与彼党殊绝；甚且同一党也，而今日之论，又与昨日之论殊绝。千转万变，不可端倪。虽不必皆出彼中政府之心，而天下事必先起于人心，发乎众议，而后成为国政。故即此时之一话一言，入于有心人之耳，均可以观世变之消息也。本馆当此之时，尽其平时见闻之力，与报纸面积之大，满登西报，以备觇国者之采择，而本馆管蠡之见，遂无暇妄加逆臆矣。又以远近友人惠赐佳制，或言内政，或言外交，针肓起废之文，方甄录之不暇，此又本馆之幸也。
今胶州五十年之约，旅顺、大连湾、威海廿五年之约，滇、粤、海南不让与他国之约，大指粗定，虽有金州之请，英人又欲觊觎海陵江，然不过为胶州、威、旅之余波，不足牵动大局矣。中国此时，正如刺船于狂风狂雾之中，一叶扁舟，随波而往，当其在险，心目{}乱，四维上下，都不可知；及其风雾渐消，烟波渐定，而后能辨其山川城郭，以知己之舟已飘泊于何地也。夫今日之舟，果何在乎？其与未遭此险以前不同之处，所可见者，则此事之前，防其有一日之忧，而亦可望其转祸而为福；此事之后，则或侥幸有数十年之无事，而但虑其终不足以自存。
何以言之？今地球万国之大势，在英与俄而已。俄起波罗的海滨，由悉毕尔以至东海滨，常欲得一不冻之海口，以便其商战。英自英伦三岛，西得美洲，而东由非洲、印度以遍及东南洋大小各岛，茫茫巨浸，数千万里，凡其要隘，莫不极意经营，其意盖欲常保其海权。故英之与俄，其国势均自西而东，而一由北方之大陆，一由海道。当其初起，天地尚宽，可以各自经营，而彼此不相见；其后则俄由北而南，英由南而北，中间欧脱之地，日以加少，而彼此交涉，遂日以加繁。各以方张不制之气，两雄相遇，虽未必如无教化之国，必相吞噬而后快，但使各人存一自保之心，即无日不有可战之道。其始一遇于黑海、地中海之峡，而俄不能如愿，英人亦从此背负重轭，至今为梗；其继未尝不可相遇于昆仑西北之高原，而其机太逼，一发时不可复止，故各有所惮，而不敢即发。俄人怀抱雄心，为之踌躇，为之四顾；及得我东海滨五千里之地，然后国势养成。而又无如混同江等口岸，一年十二月中不冻者只数月，而俄人以全国之力，上下一心，经营东南悉毕尔之铁路，其意盖有待也。日本见事急，乃欲与中国迫高丽自主，中国不会其意，遂有中日之战。于是初意欲防俄者，乃适足以启俄。烟台换约之举，俄人拊手，谓天下已定。法素联俄，俄、法既联，德亦不能异，同利相趋，无足怪也。惟英人久占中国商务之利权，故必不利于中国之分，而思有以保全黄海之大局，其意遂不得不与俄人相左。日本既怨俄人，自与英合，而地球万国，乃分为俄、德、法一党，英、日一党。两党之盛衰，注于黄海，黄海之钤键，在于旅大；于是乎天下议院之谋，制厂之器，水陆师学堂之训练，数十年财政之积贮，均跃跃然将尝试于我旅顺一隅之地。斯时也，各国政府之心，与各报馆之论，以为终不战者十之四五，以为终不免于战者十之五六。即中国之人，亦恐英、俄之终不两大也。
如其果战，则必有一胜，既有一胜，则国权将有所偏重，而中华之国势，亦将视之以为吉凶。将俄胜耶，则英人在中国之权力日损，而俄人在中国之权力日加，财政、兵政、矿产、铁路之政，将尽归其囊括，而法人、德人则染指于南方；如是，则中国虽有自立之名，而实则为俄保护之国。将英胜耶，则英人行权于中国之轻重，必视俄国丧败之界之轻重为衡，但英人海军无论若何全胜，其必不能以陆兵将俄人驱出于亚洲北方之陆，使其悉毕尔之铁路，永不再造，此固天下所周知，而亦非英人所希望也。则此一胜后，不过暂得、威、大、烟旅之要隘，以张皇其黄海之舟师；商务之益，未必骤加。印度、突厥、埃及各要口，必日戒严，以防俄法之联兵报复。祸患相寻，方兴未艾。彼之胜败未定，而则支那之安危亦未定。欧人果一旦兵连祸结，不能即已，欧人之祸，即我亚人自立机也。故曰：防其有一日之忧，亦可望其转祸为福者此也。
然而维愈不开化之国，其兴战最易；愈开化之国，其开战愈难。盖战事必有胜败，败则举数十百年所蓄之国威，丧失于数点钟之内；胜者流血縻财，结怨敌人，骄逸士气，计其因战而得之利，未必过其因战而得之害也。所谓兵者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不用，固无乐夫佳兵也。今俄得旅顺，其古来遗策，欲得一不冻海口之愿偿矣；德得胶州湾，其欲在远东得一水师屯煤船之愿偿矣；法人得滇、粤、海南，则其欲在亚洲开拓殖民地，与夺英人商利之类亦偿矣，固无所用其战。惟英人若有歉然不足之意者。然但以我等旁观公论言之，英人即得意，亦无终古独擅中国商权之理，兹即得威海以对俄，得扬子江利权以殖商，又得永作中国税司以管财政，其所得亦优矣，岂得谓为向隅哉？故各国之厉兵秣马，几不免于战者，其祸自中国开之；其能终不出于战者，亦未始不自中国赐之也。今者欧人所求于中国之利，其策既无不遂，欧人所谋，自相制驭之术，其权亦无不平，则欧人之于亚东，若无意外之变，似不致于黄海成一大战场矣。从此以后，欧人在中国各从其权力所能及之地，握其财权、兵权、矿产之权、铁路之权、邮政之权，积渐扩充，保其利益。在彼则以为业已瓜分，而中国民智未开，自古以来，均以论正朔，易服色，然后为鼎革，从未经此实去名存之事，今见正朔未改，衣冠未易，举人进士之正途，布在朝列，吏、户、刑、工之则例，盈乎簿书、耳目之表，与昔无殊，则以是为依然一统。而且欧人之移殖于中土者，其来也其渐。试观英人布置六十年，而有此一香港，布置五十年，而有此一上海，其他埠市尚远逊此。然则胶州星星之火，待其大燃，为日尚远，况内地战？中国今日，方当汹汹要约之时，故尚觉有其事。再历数年，则见中国旧事依然未改，外洋人物，亦未充斥中原，必以为外人所索者在商利，所驻者在海口，而与国本固无妨也。年复一年，忍与终古，于是为印度、美洲矣。大凡人有因循之性者，每自造一解，以私慰藉。中人之以此自解，盖无疑也。故曰：或侥幸有其数十年之无事，而恐其终不足以自存者此也。
虽然，此犹据其常而论耳。若夫宗西迁，天下震动，节费加捐，内乱将起，则天下之变，不知所终，而以上所云，皆成虚语矣。
○辟韩
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其言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瞻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老之道，其胜于孔子与否，抑无所异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则虽孔子无以易。韩子一概辞而辟之，则不思之过耳。而韩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矣，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且韩子故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于呼！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独专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之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欺夺强梗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今使用仁义道德之说，而天下如韩子所谓“以为己，则顺而祥以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则将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矣，尚何有于相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我以生，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我，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彼佛之弃君臣是也，其所以弃君臣非也。而韩子将以为，是固与天壤相弊者也，又乌足以为知道者乎！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则明刑、治兵两大事而已。何则？是二者，民之所仰于其国之最急者也。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于上者，保其性命财产，不过如是而已。更骛其余，所谓“代大匠斫木，未有不伤指”者也。
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其无相欺、相夺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易贵私天下哉！”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有不克与欧洲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数百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嗟乎！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国，当知富强之甚难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国，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此庄周所以有去箧之说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西人之论物理者曰：凡物成形之后，若无别物加之，则此物永不变异。然天下之物，点点密移，前后相续，无闻变易者，则以有阻力与离心力也。阻力者，如此物有欲行之方向，而有他力阻之使不行，或阻力四面俱生，亦可使本物受其极大之逼迫，而更其面目。离心力者，由万物极微合来，内具向心力，若失其互相吸引之性，而每点各相推移，则可使本物失其形性，而化为乌有。此二力均能致物，而离心力尤甚。因物过阻力时，若无离心力，则物不过失其本形，而别成新形；设再加之以离心力，则此物遂灭而别无他物矣。尝持此说以论群学，则其验尤不爽。譬如有一家于此，本非富贵之裔，上无奥援，外无凭藉，内无恒产，欲有所图，其力辄若有物以限制之。其限制之者，即群中之阻力也。然若其家人父子兄弟，齐心耦意，沉毅有为，既不躁动，亦不馁败，将见如此久之，而阻力惭次变小，终至于无。家业之兴，其始若或限之者，其究莫之能御，此阻力终为向心力所胜也。若其家父子兄弟，互相猜忌，借助外援，自相鱼肉，以取一时之快意，则其一家所成之离心力，外侮之来未迫，而内讧之势已不可支矣。即使家本富贵，亦不能久，况其为贫贱乎！故曰：离心力尤可畏于阻力也。
今者中国幅员百里，人民数百兆，天下之人，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问其何故，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从大至小，无论何事，考其情状，无不见屈于西人。谓为阻力，诚阻力也。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而吾竟无抵力哉？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国之谓也。盖此数者，虽可使玉步迁移，神州板荡，势浪所及，或数十百年而后已，然其先必有数十人或数百人，同一心志，生死不渝，而后能成滔天之祸，其后则杀人既多，祸机渐弭，亦终有小康之一日，必不至无声无臭，全种沦胥。故仅可谓为阻力，而非离心力也。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安，除外佞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栗，无以复逾。究其本原，其细已甚。
尝谓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吾声光电化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讨论耳。或蓄一炉一釜，凡得金石，举加热以察其变化；或揉猫皮，擦琥珀，于风筝，以玩其相吸；或以三角玻璃映日以观其采色；或见水化汽时，鼓动其汽之盖，而数其每时之动；其尤可笑者，或蓄众微虫而玩之，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觇之。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曰病狂。其菲薄揶榆，不堪视听，或微诃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之弃去。故不必有刀铲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林之进境矣。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
当斯时也，游于其野，见号为士者，习帖括，工摺卷，以应试为生命。当其应试，偶不如志，哗然称罢考。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应之，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行于其市，实业之学不明，商情日棘，亦尝奋然曰齐行。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及观乎其朝，则今日之卿大夫，即士子帖括之所换，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当其少年，本无根蒂，一行作吏，习气益深，陈力就列，所治之事，彼此不相知，各凭私见，以为独断。若国之内政，无往非伪，以伪应伪，无从证其是非，但见事事合例而已。及猝有外交之事，则本无例之可援，万不能以己之伪，应他人之真，遂不得不互相推诿，互相蒙蔽，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乃以一二志气颓唐，本无学问，而又互相猜忌之人，凭其影响之见闻，决以须臾之意见。其体愈要，则其见闻之来历，转展愈多，故其影响亦愈甚，而差谬愈远焉。此局一成，局中即有明哲人，亦必随俗迁流，无能为役。盖明知一立异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于事毫无所补，不如故回翔以待之也，而此待遂千古矣。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
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故有可见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蒙等生长乡闾，见闻狭隘，三途六道，千诡万变，无由得知，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事已若此。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夫中国实情，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非所知也。
○论中国分党
《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而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存亡相终始。近数十年，与欧美相通，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如英之保党、守党，法之民党、王党，日之宪政党、自由党之类，不可悉数。此等之党，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耳。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势，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其党也，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与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乃有所藉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由前之说，则有今昔之殊；由后之说，则有中外之别，均不足以例今日。最后则知高丽有守旧、维新两党，此为支那言守旧维新之始。然其时支那之人，旧者太多，新者太少，无从分党。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西人见此，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主联英，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此言也，出于西人之口，骤闻之颇似别白极真者，然深思之，甚为不然。意此不过西人以其国家之情形，臆度支那之情形耳。而支那之实情，实不若是也。试条辨之。
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之许可孙文，别无深意，因谋叛之罪，彼律甚轻，孙文之为其教中人，尝□□欲行其教于中国，以此之故，西人许之，非实见其人之□□也。而孙之为人，□□□□，□□□□，粤人能言之者甚多。□□□□，□□□□，□□□□，盖已无疑。即英人前在伦敦报馆之辨论，不过自保其国权，与孙文无涉焉。如此，则彼所谓之维新党，不能成其党也。
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者，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与扁眼镜、纸烟卷、窄袖之衣、钢丝之车等，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之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比，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之所谓中立党，不能成党也。
若夫至不称其名者，莫如守旧党。既称守旧，则必有旧之可守。所谓旧者，支那立国数千年，今虽不及欧美之盛，然亦非生番黑人也，盖亦必有道矣。真能守之，当有可观。乃今日守旧之人，问以七略九流之家法，不能知也；课以三千年之朝章国政，不能举也；责以子臣弟友纲常名教之职，不能践也。且旧学之至大至要者，莫如五伦，此旧党所援以攻新党者。今观旧党，有父母之丧，则苫块所颦蹙，朋友所慰藉，其所言者，不曰某科不能考，即曰某缺不能补而已，无他言焉。此无足怪，盖其所患者，惟此三年中不能应试，不能做官，为实祸耳。至其饮酒、食肉、御内，以至一切征歌、选色，与夫名姝、骏马之游，与无丧者等。人人如是，恬不为怪。此父子之伦何在？通籍以后，罔上营私，惟恐不及。补某缺，则较量其肥瘠，无言及地方之利弊者也；除一官，则较量其迟速，无言及责任之易胜否也。总其生平，则国家所求者富贵。彼于入塾之时，父兄所期，师友所教，即已如此。故国家之事与士夫之心，终古不相遇，甚者无不与律令相反焉。如此，则君臣之伦何在？至于夫妇，仅可谓之曰男女，而不能谓之曰夫妇。其始也，拈阉探筹以得之，无学问性情之素也；其既也，爱则饰之以花鸟，怨则践之以牛马，法则防之以盗贼，礼则责之以圣贤。夫花鸟、牛马、盗贼、圣贤而能以一身兼之者，盖无有矣。如此，则溃败决裂，不可穷诘之事，往往如是。观《大清律例》中，死刑由于男女者，几及十之六七焉。如此，则夫妇之伦何在？其他兄弟阋墙，朋友相卖，此更常事，不足深责。夫伦纪者，旧学之根原，而守旧党乃弁髦若此，然则此真生番黑人也，所守何旧哉！彼之所守者，不过流俗之习气，为己之私心焉耳！彼见上之人作此论者多，故从而附和之，内可便其不学之私，外可忝居正人之目，何所惮而不为？若此之人，但能谓之趋时，而不谓之守旧，谤以守旧，不亦冤乎？如此，则彼所谓之守旧党，不能成党也。
嗟乎！木老而枯，人老而病，支那之教化，盖已老矣！千年以来，日见凌夷，代不及代。观其风气，随波逐流，不复能有树立意。将欲如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而亦不可得焉，岂能与东西诸国之各党比哉？
○论华人之可用
今之策时局者，鳃鳃以乏才为虑。夫虑之诚是也，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战胜攻取之勇，始得谓之才也，即片长薄技，各食己力，其致功也勤，其为谋也忠，亦无不可谓之才。今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职业勤，莫不讶然异。又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谋事忠，莫不哑然笑。不知无容异，无容笑也。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通商互市之区，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之者洋人，而华人之司事于其间者，或理帐目，或操笔札，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每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责有专属，无推诿也，时有定晷，无虚旷也。非礼拜不得治私，非要事不得请假。凡夫朋友之酬酢，亲戚之往来，即有疏略，在彼可以自解，在人亦可相谅，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洋人在中国，非传教经商，即办理交涉事宜，究其要诀，在熟识人情，习知华事。顾欲识人情知华事，非通语言，识文字不可。而洋人在中国，能通我之语言者，百不得十焉，能识我之文字者，百不得一焉。然往往见微知著，凡华人之俗尚好恶，与夫一切情伪，无不洞若观火，岂真有先觉之贤哉？亦得之为彼司事之华人为多也。夫华人得其薪赀，既与之勤恳办事，又复出其余力，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俾之阅历愈深，世故愈熟，无丝毫之隔膜，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
或者曰：子之言过矣。由前之说，以食毛践土之俦，不思效用于国家，而甘为洋人服役，虽勤何足取，由后之说，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无异不肖子弟，将家庭暖昧之事，播告邻里乡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而子顾许之以忠，不亦悖乎？噫！为是说者，抑亦勿思甚矣。天下立言之理，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亦当不为己甚。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类不过能操洋语，善探主意，固非读书明理者比。必与大义绳之，殊觉不恕。况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
曰，华人为洋人办事，既如是之勤且忠，而为中国办事，往往不然。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授之中国之事，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则又何说？曰：此非任事者之过，乃用者之咎也。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设有偾事，立遭屏斥。其谨慎小心，始终无怠者，不特优加薪水，或以他事托辞，则为之先往，或当新旧交替，则为之敦托。不幸而积劳病故，有抚恤之典，有捐助之款，俾其父母妻子，藉以养瞻，藉以成立。此虽外洋之公例固然，然而仁至义尽，实足感动人心，无怪人之乐为之用也。中国则不然，其用人也，率顾一己之私情，不问人之能否。偷惰者未必见责，操劳者未必获奖。夫人情不甚相远，既无利害于其间，何苦独为其难。久之锐气渐销，颓丧成习，而于所当为之事，废弛败坏，遂至不可收拾。由是言之，其所以致此之弊，亦较然著明矣。
抑又闻之，西人之言曰：华人中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开垦耕种，能耐劳苦，尤非他国所及。华人愈多，市埠愈甚。呜呼！洋人借重中国人也如此。中国乃不能鼓励人材，如货之弃地而不惜，致使灰心短气，糊其口于四方者实繁有徒。是不惟楚材不为晋用，且晋材反为楚用也。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
新明执事：承赠寄所刊《丛报》三期，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于祖国若孝子事亲，不忘几谏，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延何穷！三编所载，皆极有关系文字，而鄙诚所尤爱者，则第一期之《新史学》，第二期之《论保教》，第三期之《论中国学术变迁》。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编中屡举畴昔鄙言，又绍介新著，于拙择《原富》之前二编，许其精善。凡此已悉出于非望矣。至乃谓于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则不徒增受者之惭颜，亦将羞神州当世贤豪，而大为执事知言之诟。仆于西学，特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属者圣上广厉学宫，欲采中西之学术于一炉而冶之，则十年以往，才贤辈出，而置不佞于前鱼之列可知也。抑且无俟远，即执事同社诸贤，亲朋挥手而来，其艺能之愈富者何限。据现在以逆将来，是戋戋者之不足以云，又可决也。若夫仆中学之浅深，尤为朋友所共见，非为谦也。道不两隆，有所弃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而又不知所以变化。此所以闻执事结习之议评，不徒不以为忤，而转以之欣欣也。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中国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宜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观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候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ζ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且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同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
台教所见要之两事：其本书对照表，友人嘉兴张氏既任其劳；若叙述派别源流，此在本学又为专科，功巨绪纷，非别为一书不能晰也。今之所为，仅及斯密氏之本传，又为译例言数十条，发其旨趣。是编卒业，及一岁矣。所以迟迟未出者，缘译稿散在友人，遭乱抵滞，而既集校勘，又需时日。幸今以次就绪，四五月间，当以问世。其自任更译最后一书，此诚钦钦刻未去抱，第先为友人约译《穆勒名学》，势当先了此书，乃克徐及。不佞生于震旦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会，目击同种阽危，剥新换故，若巨蛇之蜕付，而未由一藉手。其所以报答四恩，对扬三世，以自了国民之天责者，区区在此。密勿勒劬，死而后已，惟爱我者静以俟之可耳。旅居珍重，惟照察不宣。严复顿首。
再者计学之名，乃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字祖义着想，犹名学之名从，Ｌｏｇｏｓ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而删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ｒ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义之事，非亲诏其学通彻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如Ｒｉｇｈｔｓ，如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后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通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
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十之八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物以罕而见珍，遂以通人自命。初不知所谓学问者，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名既为人，即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区区识数字，何足奇乎？自学问之道不修，男子作八股，工摺卷，于兵、农、礼、乐之事，丝毫不相涉。士夫如此，农商可知；男子如此，妇人可知。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与任。通流既极，男子亦不能自养，而又仰给于他人。转展无穷，相煦以沫，盖皆分利之人也。故无论男子女人，当其冠笄之岁，尚有雄心，中年以往，精神志量，逐渐消磨于衣食之中。夫壮年之人，意气扩充，正宜胜于少年者，而反不及之，则其故可知矣。国弱民贫，实阶于是。即常此千古，亦复不难。
自中日议和之后，忧世之人，竞言学校，近更于沪上创兴女学堂。此后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于西人。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其事。或者可以挽回颓俗，转弱为强乎？虽然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事本相需，不可废一。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为男子者，以此为自强之胜算。不知妇人既不齿于人，积渐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而男子乃大受其累矣。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不见村学究之日事尹吾，而一无所用乎？读书而不阅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
若谓既无限制，难保无越礼之事。则且无论西人，即以中国论之，大家妇女，其防闲密矣，岂绝无越礼之事乎？小家妇女，其防闲又疏矣，岂尽人皆越礼乎？则此言不足辨也。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虽然，此事难言之矣。翻《大清律例》而观之，所引成案，祸之原于男女而起者，几及大半。而穷凶极丑，非复人情，亦较他事为独多。今日之县案，亦每如此。上海会审公堂之琐案，每日见于《申报》者，更无论矣。西人之纪各国娼妓之数者，以中国为至多，乃过于法国。盖法国女闾虽盛，然皆在大都会之地，非若中国穷乡僻壤，凡有人迹之地，几无不有之也。合此二者观之，则中国教化之坏，百口无以自白也。
夫中国之礼俗，固以严男女之防为一大事者也。六经之中，谆夸教诲，百家诸子，罔不如一，乃何为而至于斯乎？则其故即由于辨之太严而已。天下之事，大约隔之愈远，愈不可即，则愈以其事为可乐；若日日见之，则以为常情，而不以措意。今者读《士礼》、《小戴记》言礼诸文，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辨不严，不可得也。又读《春秋》内外传，《国风》之诗，谓中国三代时，男女之防不乱，亦不可得也。然则礼亦何益于事乎？说者又谓《士礼》、《小戴记》为纪其盛时，而《左》、《国》、《风》、《诗》则言其衰时，不可执其末流，以病其本源之非也。然若果如此，则严定范围，即可持世，礼法既立，应无衰时，何为而有始乱之人乎？故以名学之理言之，则此义不能立也。此义不立，则防之愈严，启乱愈多之义立矣。然而此义，不过证古说之非，而仍不能救今世之俗。今我国律法，其严十倍于欧人。其无事也，防之若此其周；其既事也，刑之若此其酷，而犹冒白刃以试之。设一旦宽其杀戮，则愚俗之倾颓，将更不知伊于胡底矣。此万万不能行者也。
又如泰西之俗，男女自行择配，亦为事之最善者。中国守旧之人闻之，必以为怪。然可设一事以喻之。譬如有人或造一屋、置一衣，使成本稍大，亦自为而省度无后可，设无别故，无他人代决之，绝不关白本人者也。小事尚然，岂有伉俪之大，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而发端之始，乃探筹拈阉之法行之乎？此理必不可通者。然若以我国今日之俗即行之，则流弊亦不可胜言，何也？尝谓中国之妇人，固无自主之权者也。而中国妇人之为娼者，则未尝无自主之权。无论其平日所为也，即以择配一事观之，彼固明明自行择配矣。乃其愚者每为客所诳，而黠者则又能诳客。情讹相攻，机械百出，倏去倏来，终返故辙。使天下之妇人尽若此，则此世界不能一日居矣。是故妇女之出门晋接，与自行择配二事，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而以今日之俗论之，则皆无能行之理。
然则此俗又何以行乎？仍不外向所言，读书阅世二者而已。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娼家之女，日事宴游，而行事又若此其狼藉者，不读书也。二者兼全，则知天下之变，观古今之通，有美俗而无流弊矣。虽然，男女平权之说，创自西人，而自今日观之，则此说之行，不知何日。我国暨突厥、印度、波斯诸国之妇女其烦冤纡抑不待言矣。即欧洲之妇女，惟无妾一事，实胜泰东，其余则仍与男子不平等也。上不为百里玺天德，中不为议员，下不为军士，不过起居饮食，威仪进止之间，易子均优待之耳。盖同一不平等之待法，不开化之国，则欺凌弱者，而开化之国，则保护弱者也。嗟呼！雌雄牝牡之不齐，人及非人，莫不若此，其由来远矣！岂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