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永恒》乳香

小女孩儿出世后的第二个夏天开始了。米歇尔没有任何奢望。到公园里散步，与农民天南地北地闲聊，挖空心思找托词躲着诺埃米，总是这老一套，一成不变。一天早晨，他到门口端起早点托盘。他如何吃早点，我在前面已经描写过了。但今天与往日不同，托盘不是放在壁炉旁边，而是放在米歇尔的窗前。窗外是一面斜坡，坡上的草还没有割。他把放在盘子里的地方报纸原封不动地扔进了垃圾篓，同时扔掉的还有两三封信，他想，那些信不是高利贷的报价单就是商人的送货单。但有一封系着细黑线绳的信封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这样的信是有素养的人专门用于向丧失亲属的朋友致哀的。字体细长，倾斜，是出自女子之手，具体说，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子写的，这位女子不是在圣心教堂就是在诸如圣母领报瞻礼寄宿女修院学习过的。字体与费尔南德的字体相仿，没有她的细长，但更遒劲有力。米歇尔把信封翻过来一看，背面有蜡封，还加盖了纹章，从华美复杂的纹饰和骑士图案来看，显然是寄自德语地区。他觉得这个信封应该好好保存起来，因此没有直接用手撕，而是刀子拉开。

他读着来信：

先生：

在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到浑身发抖。

我刚刚得知费尔南德去世的消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您可能还记得，我是你们结婚时的女傧相，只在那天见过您一面。

在你们结婚几个月之后，我在德累斯顿也结了婚。我丈夫是波罗的海人，俄国的臣民。他的家乡在库尔兰，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搬到圣彼得堡，以后又迁往德国。我不知道您是否给我发了讣告，我终究没收到。只是在我回到荷兰以后，我母亲才把费尔南德去世的消息告诉我，而且还说她给您生了一个小女孩儿。当费尔南德写信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我也怀了孕。我们互相承诺，如果我们中谁遇到了不幸，另一个人将承担起照料我们的子女的义务。如果我提出充当您女儿母亲的角色，这是不妥的，而且也是不自量力的；我现在有两个儿子，更是这样觉得。但是我知道，您作为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单独照料一个孩子是多么艰难，因此，如果您同意，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您可能知道，我母亲在斯海弗宁恩的森林里有一处很大的住所，我们在那里消夏。花园里还有一座小楼，是专门接待客人用的；我母亲很少邀请客人，因此小楼总是空着。如果您能带女儿和女儿的保姆在夏天来居住一段时间，我和我母亲将感到非常高兴。您将会受到友好的招待，您女儿也将能呼吸到海滨的新鲜空气。我丈夫同意我的想法，他也将感到高兴。他是音乐家，演出很忙，他要我先向您打个招呼，届时如果他不在家，还请您原谅。

我还要在巴黎住两个星期。我对您的处境深表同情，本来应该早给您写信。见信请复。

让娜·德·乐瓦尔

米歇尔在房间里徘徊着，这单调的步子，好像是挂钟的钟摆，帮助他回忆起了过去的岁月。是的，他是在四年前的十一月与费尔南德结婚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他看见的正是这个身穿粉红色天鹅绒衣裙的迷人女郎让娜·德·乐瓦尔……结婚以后，费尔南德与她的这位女友通过几次信。妻子告诉米歇尔，她的女友与一位波罗的海男爵结了婚，还顺便说了一些女友过去的事情。当时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听听而已。现在，他又一次听到了这些话。他准备带着女儿去斯海弗宁恩。栖身于松林之间，置身于大海之滨，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温馨的思乡之情，他的已经枯萎的情怀似乎骤然复活了。

让娜谈及她的丈夫经常外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能够经常单独相处呢？他不能肯定。她的信写得很坦率，使他无法往深处想。当他过去看见漂亮的女傧相的时候，他曾经略带戏谑地寻思，他是相见恨晚，如果女傧相与新娘调换个位置，他会欣然同意。但是，这种无法成为现实的事并没使他想入非非，他不久就把让娜遗忘了。现在，这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位绝代佳人又出现在他面前，他的全部感觉就是敬重。敬重让娜，反而取代了他心中爱情的炽热火焰。

我在这里追述一下让娜的生活情况。我所追述的是我父亲在斯海弗宁恩与她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以前和以后几年的事。我对这些事的回忆是由别人，主要还是由米歇尔本人亲自告诉我的。他尽管老是谈起让娜，但对她的一些小事却一无所知。而费尔南德是知道的。他对这两个女人之间互相写的信从不过问。她们的信不太多，而且也不大谈论她们之间的私事。故事是由几位年高的女士在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而且想必对她们的回忆也添油加醋了。如果说年满二十岁已经是成年人的话，那么，有些情况是我在成年之后，利用仅有的一次与德·乐瓦尔夫人见面的机会，直接听她本人讲述的。毫无疑问，我的叙述，就像有时对一些特殊情况所做的处理一样，是借助别人提供的细节来填补空白，同时着重指出某一方面的特点。从某些方面来看，起码这些人与让娜有着相像之处，或者用某些近似的环境来印证让娜的生活情况。然而，这种手法只是对从众人中选择属于相同血型的人或同一个灵魂家族的人才适用……但是，第三者提供的残缺不全或片言只语的材料，一些在散步或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提供的情况，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需要拾遗补缺。我在《北方档案》中写下了七八个有关细节，都是从米歇尔身上借用的。与他父亲在伦敦的一些情况有关，断断续续，互不关联。那是劝说他离开英国情妇，回法国娶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为妻。这位女子家境贫寒，但比任何英国荡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而拖着他走得更远。老先生也是利用他最后一次旅行到邦德大街买些东西，看一看伦敦塔，享受一下布朗旅馆的豪华生活。这些情况是我一点一滴地挤出来的，直挤到最后才在《北方档案》中写出了十几页的内容；我没有增加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也没有对我描写的人物添枝加叶。因此，我只是把让娜重新放回了她的生活磁场中。

让娜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范·T夫人把她送到布鲁塞尔圣心中学进修了一年法语。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自十八世纪以来，荷兰、俄罗斯或奥地利的名门世家讲的法语，比比利时的女修院讲的法语更纯正。她所以选择比利时的天主教机构（所有的母亲都感到巴黎可怕），早想让让娜摆脱荷兰和新教的成规旧习的束缚。

女修院里多少有点令人作呕的祈祷，装饰着花束和花边纸的祭台，尤其那些空幻的使少女难以忍受的世俗社会的名利思想，让让娜无法适应。比利时某些社会阶层中的这种具有感染性的追求时髦的做法，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暴发户和前朝遗老传下来的子孙后代太多，他们在十九世纪新生的比利时相互争斗的缘故。人们不太明白某某封号或某某姓氏的来历，不知道法国人姓氏中的小写的“德”与佛兰芒人姓氏中的大写的“德”有何区别。让娜在寄宿学校只有一位始终不渝的好友，她就是费尔南德。

费尔南德比这位漂亮的荷兰少女的年龄稍小，但比她更天真活泼。费尔南德了解的世界只是她的家乡埃诺和桑布尔-默兹。费尔南德为人热情，富有同情心；她喜欢花，喜欢动物；她柳叶眉，绿眼睛；就连她的娇弱有时也成了一种美。年轻的费尔南德性格外向，笃信宗教，小教堂的百合花、圣母月、圣心节、使少女涌动着做母亲念头的圣诞马槽，她都非常喜爱；在日常生活中对圣像和西班牙式的佩剑圣母像的崇拜，就像阅读激情动人的小说，为日常生活增添色彩。少女让娜是路德教徒，她毫无掩饰的虔诚信念使费尔南德感到震惊。幸运的是，或者由于她受到的宗教教育比平时更加理智，让娜并不把《圣经》与充满诗意的表象对立起来，也不相信一部被称为圣书的书能够囊括所有的真理。她们之间的信仰是非常自由的。那些牙齿已经掉光的昔日女管家们经常私下议论说，这两个学生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友情。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温淑而炽热的友情。年轻人的奇迹之一，就是重新发现好色之徒自以为掌握的所有秘密，而实际上，他们最经常掌握的只是一种假象而已。这种重新发现无先例可寻，无须别人私下吹风，不用阅读禁书，也无须别人告诉我们要对肉欲持有恐惧或否定心理，我们也能对其有一种深刻的认识，但是，老小姐们的唠唠叨叨，远远不能证实她们对肉欲有这样的领悟：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让娜和费尔南德对此是否有所了解或预感。

范·T小姐回到了荷兰。她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感到孤独。她在W牧师的亲切指导下继续学习。W牧师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是家庭的朋友。她的亲友讲好几种语言；人们给她送来一些用两三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杰作，但并没有引起她对文学的更大兴趣；她的情感不是本能地来自书本。她对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了解，也就是从伸手可及的那几部小说。她的兴趣就是不对小说产生兴趣。她对音乐的了解，也不比人们所期望于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女更多。但是，她天生丽质，加上打扮，的确美貌非凡；更难得的是，她举止大方，言谈慎重，对人随和，而且天真淳朴，因此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与喜爱。这些特点经常人们总以为只会属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根据习俗，她经常参加为教堂筹款的义卖活动，去所有的溜冰场溜冰，在大树下喝茶，在母亲的陪伴下到灯火辉煌的客厅跳华尔兹舞，在玻璃花房的棕榈树下喝清凉饮料。一些有教养或者看似有教养的小伙子，很少敢用胳膊搂她的腰，更不敢贸然吻她的手。至于她对肉欲的渴望，对爱情的期盼，人们一无所知，她也许更不了解。求婚者络绎不绝，尤其因为这位少女还继承了一笔遗产。婚姻由母亲为其包办：范·T夫人不想在她二十岁之前就把她嫁出去。然而，她没拒绝A伯爵的求婚，只是坚持让他们两年以后成亲。A伯爵同意了这个条件。

此时此刻，对背景的叙述超过了对人物的描写。除了一些绘画爱好者去荷兰参观过博物馆，欣赏过名画，这个国家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人们对荷兰的谈论极其模糊，东拉西扯，无非是堆积如山的奶酪，大片大片的郁金香，须德海部分海水的干涸，阿姆斯特丹的海港设施，家财万贯的银行家和啤酒商，灯红酒绿的妓院和站在玻璃门后穿着红色短裤的女人。当时的红灯区里还没有性用品商店，没有黑皮夹克商店，也没有用来搜索毒品的警犬。那些对现在的阿姆斯特丹有所了解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量拥入这个宗主国的印度尼西亚人，不久以前贫民窟的出现，为这个城市增添了天方夜谭式的色彩。贫民窟现在已经消失了。（然而，就像遭受过雷击的地区一样，总会有一些人和一些团体又返回灾区。他们经常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一代人，就像巴黎的马莱区，那些从前被杀害的法国和中欧犹太人的住宅，现在被马格里布犹太人居住着。）某些人联想到已经被人遗忘的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由于他们的存在，在北方平静的环境中一直潜伏着暴力的征兆；又联想到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果人们在路上碰到他们，就像碰到死尸一样，尽量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他们现在都拥向了哥本哈根、温哥华和果阿。我昨天还在果阿，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海港或海滩见过他们，尽管经过热带阳光的灼烤，他们的皮肤反而略显得更苍白了。有些文人掰着指头一数，这个擅长绘画的国家也有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不过他们都默默无闻，由于语言的关系，不被国外所了解罢了。在法国，只有波德莱尔还似是而非地想到荷兰，那里暗淡的阳光，潮湿的天空，还仍然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让娜和A伯爵在一九〇〇年看见的荷兰也是如此。

但是，社会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压抑然而富有的布尔乔亚的形象既奢华又朴实，几个世纪以来，国民自卫军的游行是这样，同仁会的吃吃喝喝也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个不是浑身肥肉、不被金钱所利诱的年轻英俊的旗手，给这种形象更加增添了色彩。很少有人知道，在荷兰的历史上，与商人布尔乔亚同时并存的，还有从神圣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贵族和小城市产生的贵族、法官、军官和官吏，他们也都很有名声。A伯爵属于前者。他先是在格罗宁根上学，后来就读于一所德国大学。在大学里，凡是他喜欢的，他都用心地学。他不太爱打猎，但每年一度的王子集体打猎，他都参加。他是一个出色的骑手，曾经在英国的丛林中追逐过狐狸。他的家在海牙，在阿纳姆附近还有一座小城堡。阿纳姆地处灌木丛林，与海岸地区的景色截然不同。他在这两处住所都有一些出自颇有名声的小画家之手的漂亮绘画。他有时还增添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知的作品，例如布丹的水彩画、修拉的素描、蒙德里安的早期作品。他在巴黎十五区有一栋小公寓，家具的陈设十分讲究。他曾经怀着敬慕的心情会晤过马拉美和魏尔兰，他应该非常了解这座冬天灰蒙蒙的大城市。在巴黎，煤气路灯周围形成一圈光晕，马在雨中喘着粗气，经常摔倒在油腻的马路上，这时赶车人便连抽它几鞭，如果马不能爬起来，只有被送往屠宰场。巴黎的康康舞、啤酒店里迷人的少女、贵夫人和贫民窟，都被描写得乱七八糟。但普鲁斯特却关注着他们。人们对A伯爵的了解是从一桩丑闻开始的。但是，这桩丑闻也有吹捧他的成分：他与大使馆一位参赞的妻子有交往，以至引起一场决斗。到了三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按照法文字面解释，就是名流社会中的一员，而按照英文字面解释，则是见过世面的人。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婚姻上；范·T夫人非常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未来女婿。

由于从订婚到结婚期限很长，未婚少女又相对自由，无论如何比当时的巴黎更加无拘束，因此，让娜与约翰-卡尔有机会经常接触。让娜从他那里学了许多东西，他借给让娜什么书，让娜就看什么书，完全由约翰-卡尔决定：有萨曼的诗，尽管他们都觉得平淡无味；有可怜虫勒利昂的《无言之歌》和《智慧》，都使他们回肠荡气；有洛蒂描写的中东，犹如骑着骆驼晃晃悠悠的沙漠之旅那样催眠；有梅特林克的《卑贱者的珍宝》和《智慧与命运》，作品中的神秘色彩和道德观念，像古老的永不枯竭的清醇溪水，富有旋律地一滴一滴地流入他们的心田；有当时所能找到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自深深处》缩写本，还有斯温伯恩的情调伤感以及年轻的里尔克的让人心惊肉跳的诗歌。读过以后，他们还一起讨论。让娜飘然欲飞，读完了梅特林克的书，又读爱默生和诺瓦利斯的作品，她惊讶地体会到，善这个词要用许多词才能说清楚，而解释上帝的信经又是如此之多。他带她去看易卜生的戏剧，以抵消社会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满脑子都是萧伯纳的《康蒂妲》，而她还为娜拉的命运冥想苦思。他们一起去音乐厅：他似乎在为另一个人教育她，而那人只会用赞同来表达意见。

他们俩，一个英俊，一个漂亮，而且乍一看相貌相似。黑头发，黑眼睛，这在荷兰人中是罕见的，证明在这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总有些人的血管中流着外国人的血液。约翰-卡尔的确有外国血统：十八世纪初，他的一个先辈陪着彼得一世来到萨阿尔达姆学木工活。沙皇回俄国以后，他留在了那里。让娜的祖父是巴达维亚的行政官员，娶了一个军官的女儿为妻，而这位军官的妻子正是印度尼西亚上层社会的女子。因此，让娜有点儿东南亚人的特征，金黄色的皮肤，也正是因为有着克里奥尔人的血统，她才具有这份妩媚。但如果她本人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她还会感到脸红。他们到A伯爵在阿纳姆附近的府邸玩耍。让娜在荆棘丛生的荒林里向他学骑马。约翰-卡尔把她介绍给一个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老姑妈。老姑妈当时住在小别墅里，把他当王储对待。他们有时一起徒步长途旅游，投宿在外省的旅馆或乡间旅店。让娜只要住在约翰-卡尔的隔壁，即使夜不关门，她也睡得很踏实。在当时，人们可以无视一切，也得尊重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但是，在结婚前的这段漫长时间里，他们终日相处，心中渐渐燃起了欲火。他们坐在沙滩上，约翰-卡尔告诉她，他在达尔马提亚的海岛上，或者在挪威的海岸边，一个人在海中游泳，浑身一丝不挂，全身投入到大海的怀抱，真是其乐无穷。裸体游泳，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在当时，先生们和女士们游泳，都穿着黑色毛料或绣着船锚图案的海蓝色游泳衣。让娜告诉他，她童年时代习惯在漆黑的夜里站在阳台上，有时候也走出房门，赤条条地站在花园里，被包围在无影无形的黑暗之中，风一会儿是那么轻柔，一会儿又是那么强劲，浑身浸润着夜间的芳香。在花园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就像在睡觉之前进行的一次沐浴。几个星期以后，他们来到了泰塞尔岛。那个时候，人们往往全家出动，蜂拥而至，海滩上和沙丘上到处都是人。他们在大批避暑的人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先期到达那里，因此，海岛上除了他们俩，几乎还没有别的什么人，他们先清清静静地度过了几天的时间。旅馆建在悬崖上，下面就是沙滩。深夜，让娜悄悄地推开落地窗，窗外就是沙地。她光着脚，踩在野草稀疏高洼不平的沙地上，心情无比畅快。海风从远方徐徐吹来，轻柔地抚摩着她的身体。大海中涛声轻荡。她全身沐浴在空气和海水之中，与在阳光下的感受截然不同。就在这时，她听到另一个房门一声轻响，随即也打开了。约翰-卡尔推开房门，门外就是沙地，模模糊糊地看见她也站在那里。她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感觉，但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随着他越来越走近，恐惧的感觉便顿时消失了。不用宽衣解带，无所谓羞涩，两个光溜溜的躯体拥抱在一起。让娜不知道她是否爱他，也不知道是否因为欲火冲动才把自己奉献给他，只是以肉欲还报肉欲。两个人跪在沙地上，挺直上身，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像是搂抱着一块温暖的石头，谁也不想松开。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哼叫。此时无言胜有言。让娜轻轻地喘着气，而小伙子喘息急促，就像远方的涛声，风的吹拂。事完之后，两个胴体分开了。让娜执意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们以后又幽会了两三次，不过不是在室外，也不是在夜间，因此没有那种情怀激荡的感觉。那是在海牙，在约翰-卡尔的房间里。约翰-卡尔不经常住在那里。这是他们未来的洞房，很快一切都要布置妥当。日久天长，房间的地板旧了，墙上的灰墁脱落了，白一块蓝一块的。要修理一下地板，粉刷一下墙壁。约翰-卡尔提议在大白天到他的房间里幽会。在荷兰，房内不挂窗帘，这是时尚。从玻璃窗可以看见对面房顶上方现出一块长方形的天空。让娜也喜欢在大白天幽会。两个躯体不用再互相磨合，并排躺在一起，静谧地品尝着生命的乐趣。然而，这情形中有些地方令年轻女人觉得黯然失色。当然，范·T夫人也许能理解他们，甚至接受既成事实，尽管从道德上讲这是不允许的。但是，这不好随便议论，更不好对一位母亲挑明。让娜强烈地意识到，放任感官与过度淫乱之间只隔着一道深沟，而深沟两岸的距离有时只有一根头发丝之遥。

然而，初期的异常现象是难以察觉的，尽管在两个躯体结合之前早就出现了。不只是肉体的接触，肉体的接触是短暂的；而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了解，而对精神的了解还差之甚远。有那么多哲学家和诗人都谈论过这个问题，难道他们都没能触及问题的本身？她很久之前就发现，约翰-卡尔有时心情急躁，尽管时间极其短暂，似乎人们一碰到他就像剥他的皮，剥得他鲜血直流似的。他有时反应迟钝，有什么事往往要说好几遍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去饭店吃饭，离开饭桌的时候必须用手拉他一把，他才站起来，把小费往桌子上一扔就走出饭馆，朝着向他迎面开来的汽车走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极短，她以为这是由于心有旁骛而导致的思想不集中。但是，这种现象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令让娜和她未婚夫的朋友频频摇头。有人请他吃饭，他也不告诉人家去还是不去；有时候去了，也穿得很随便，而他一向是喜欢对衣着品头论足的。他有时在她面前说粗话，这种话本不该污了一位高贵小姐的耳朵；而她只觉得他是不拘小节，努力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还有低声细语的流言说，约翰-卡尔竟然破口大骂一位王子——如果是在知己之间，在牌桌上或在马厩里私下聊天，这位王子也许会心甘情愿地被他大骂一顿，但这是在举行仪式时，每个人都应该克制。他花钱大方，家里人对他很担心，不得不从法律的角度规劝他，尤其对他低价出售一些受人尊敬的小画家的绘画作品感到惋惜，这些绘画很快就被凡·高的狂癫的作品所取代。当他将一幅让人尊敬的祖先肖像画扔到垃圾堆的时候，人们再也忍无可忍了，虽然这幅画像价值不高，但悬挂在A氏家族的两个餐具橱上方，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他私下告诉让娜，他非常秘密地写了几首诗。据他说，人们会认为诗是抄袭的，或者由于表达了一种自由思想，还具有煽动性，因此使人很反感。有一天，让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向他要几首诗看看。奇怪的是，他第二天给了让娜一包几乎烧得面目全非的诗稿。诗稿的四周被烧黑了，皱巴巴的，中间颜色暗淡，一碰就碎，几乎成了灰烬，只留下几个尚可辨认的字。看来是约翰-卡尔放进炉子里烧过，在还未完全化为灰烬之前又用火钳夹了出来的。她看着这些残缺不全的碎纸片，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些付之一炬的诗稿是否值得惋惜呢？她不知道。使让娜感到不解的，是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惋惜。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另一件事。有一天，他们正在一处海滩上享受着情侣的乐趣，约翰-卡尔捡了一些贝壳，给她做了一串项链。第二天，他把项链给让娜戴在脖子上。项链是用黑色的细皮绳穿起来的。让娜问他细皮绳是在哪里找的。约翰-卡尔笑眯眯地告诉她，是他以前在一家妓院的房间里捡的，已经保存了很长时间。当时有一个女孩子，趴在房间里的地上刚被抽过鞭子。让娜的第一个感觉既是愤慨，又是怜悯。

“管她呢，”他说，“她是女人嘛，罪有应得。”

让娜把项链戴了几天。但是，穿项链的黑色细绳被她脖子上温暖的皮肤蹭得变了颜色，像上了一层蜡，脏里吧唧的，把她的一件衬衫的白领子给弄脏了。让娜把细皮绳抽掉扔了，只保留了贝壳，因为贝壳是无辜的。

约翰-卡尔与让娜如此亲密无间，让娜对于他的事，最多也只能默默思索，就像我们对待知心好友一样，约翰-卡尔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情夫，还是她的未婚夫，她昨天还觉得与他终生相依为命是天经地义的，而现在他几乎不可捉摸起来，不再是一个在身心上都稳定可靠的人物。他变成了一个磁场，一个远比她想象的还要复杂的物质与震荡的混合体。她心想，随着婚期的临近，这个自由但孤独的小伙子的心灵会不会失去平衡。

“如果您无法忍受，就不要举行婚礼。”

“要举行，”他说，“既然是决定了的事情，就让它实现吧。”

一个猎场老守护员由于没马上执行主人的命令而受到虐待，到临终也无人过问；在大庭广众侮辱王子，这对一个上流社会来说更让人感到反感；再加上其他一些让娜也不甚了解的事情，因此，全家人觉得应该请一位精神病医生给他看病。本来去X叔叔家是喝波尔图葡萄酒的，现在却变成了对病人的诊断。权威医生建议送约翰-卡尔去康复中心休养一个月。在康复中心，A伯爵有自己的仆人前呼后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像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他忘了，A伯爵从来不在乎是不是在自己的家。

人们还以为这会使约翰-卡尔更加脾气暴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大动肝火。其实不然。可能由于长时间受到海浪的颠簸，他的确感到累了，想吐出吃在肚子里的不知道是什么不合口味的东西，因此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好像觉得，船的确应该靠岸抛锚了。在康复中心，看见一个月变成了几个月，仆人换成了护士，他并没有感到不安。长期以来，让娜和母亲虽然对伯爵的精神错乱一直保持着缄默，但终于有一天，含混不清的慰问纷至沓来：“谁会相信呢？”“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母亲有这样一个女婿，女儿有这样一个未婚夫，曾经引起人们的羡慕，而现在却怪罪她们为什么没能早发现这个被贴上疯子标签的男人得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危险的病。范·T夫人遇事一直听任上帝安排，心态安然地接受人们出于羡慕而产生的怜悯之心，尽管这种羡慕没有表露出来。让娜的一些女友表面上担心她的幸福，劝她与病人一刀两断。但相反，她每个星期都去看约翰-卡尔。疗养院地处偏远，到那里去得换火车，然后再乘坐汽车。让娜习惯于在疗养院附近的旅馆里过夜。然而，流言蜚语却不胫而走，说她买通护士，秘密去幽会病人，而当她的未婚夫还健康时，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俩关系不正当。后来，让娜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干脆住在距离精神病疗养院只有几里路程的A城堡。老姑妈相信家里其他人都在陷害约翰-卡尔，便热情地接待了她。因此，她几乎每天都去看望被幽禁在小楼里的曾经是她朋友的约翰-卡尔。

的确，A伯爵对让娜的出现似乎不太高兴，但让娜离开以后，他又感到难过；据护士说，让娜要是不去，他又像一个痛苦的幽灵，总是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望着外面。在他癔病发作的时候，他不是认不出她是谁，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让娜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让娜心想，他在清醒的时候可能还会在心里保留着对她的记忆，如今那块地方已经无人可以触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注意礼貌；在记起让娜的名字时，他还很客气地叫人把汽车开到范·T小姐的跟前。他以前就不太叫她的名字让娜，现在甚至也记不起来了。但有一次他居然想起来了。那一天正下着雨，刮着风，让娜像以前一样跟在他身后，由看护人员陪着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到了房门口，他拉着少女冰凉的双手。

“让娜，您被雨淋湿了，快换衣服去。”

然而，半个小时以后，他没发现让娜穿着一件男式睡衣回来了，因为小楼里没有可供更换的女装。约翰-卡尔坐在沙发上，用手拍着沙发扶手，似乎在随着让娜用自动钢琴演奏的乐曲哼着：“够啦。好啦。”他显然以为这是一位男仆演奏的曲子。情况可能在好转。从A城堡拿来的摆放在支架上的小摆设，装饰着家族徽章的书籍，还有小摆钟，都是为了打开他的记忆之门，但是却被他一股脑地拨拉在地上。让娜觉得她与这些物件无异。

疗养院院长对让娜很有好感，借了几本书给她，其中有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给了她启示。但她觉得，这些专家将他们提出的假说当作信条，未免操之过急了。约翰-卡尔的医生们还迟迟不能断定他的病因是什么。如果说他在学习期间感染上了梅毒，是否能够解释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精神崩溃的原因呢？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易卜生笔下的奥斯瓦尔德在他母亲看来，只是到了舞台上才突然变成傻瓜。在A伯爵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个常来常往的叔叔是弱智，还有一个叔叔得了精神错乱；然而，如果翻开一些家族史的秘密档案就会发现，没有这种疯癫病的家族为数不多。让娜在红十字会上过课，她想可能是脑部疾病，不是化脓就是肿瘤，但这在当时是很难诊断的。难道是感情受到刺激而导致精神错乱？他对一个外交官夫人的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让娜又想，是不是因为黑色细皮绳的缘故。想到这里，她产生了几分恐惧。细皮绳可能是一件珍贵的物品，并非是他想不开。因此，她是不是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难道她被一个难以相处的男人看作是庸俗？要是这样想就自视甚高了。但她说不清楚。作为怀着爱的少女，她只能尽心尽力地伺候他。她慢慢发现，给病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打针，吃镇静药，根本微不足道。特别是在她那样的年纪，她痛苦却清醒地发现，要想为他做点什么事，那是枉费心机，甚至是严酷专横的。

圣诞节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老姑妈没有事先告诉他，就带着鲜花和甜食冲进了房间，这使病人大发雷霆，要把她赶出门外。让娜倒平安无事，但医生不让她再来探望病人了。让娜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母亲身边。

在当时，上流社会独立而富有的女子经常能做到的事，范·T夫人也都做了。为了平息关于约翰-卡尔和让娜的风言风语，尽管这种风言风语很快被别的风言风语所取代，把矛头指向其他情侣；尤其为了改变女儿周围的环境，转变女儿的思想，范·T夫人决定进行一次周游。这是一次类似十九世纪末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的青年进行的长途旅行。当然，自由是被削弱了。打着小阳伞，穿着紧身宽下摆的上等细麻布裙的年轻人，不能像昔日的漂亮骑士那样逛威尼斯的妓院和里窝那的窑子，不能到法国与诡诈的赌徒赌博而输掉巨额资金，不能像英国纨绔子弟那样白刃真枪地进行决斗，不能在国王红人的掩护下洞悉宫廷的秘密，不能为外国王子效力，不能出入著名学者和探索者的门庭，更不能与歌女一起吃夜宵。我所以列举这些消遣娱乐活动，是为了说明女性还一直被排挤在自由之外，消遣娱乐只是供男人享受的。但是，女子进行周游，既不是无益，也不是没有乐趣的。

她们主要是在信仰新教的中欧和北欧国家周游，接触的也只是保守的上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思想在萌动，当然还不成熟，无足轻重。在这个科学获得了进步，福利事业尽管还不普遍，但和平也已经稳定的时代，这种思想似乎一直在发展，在蔓延。范·T夫人几乎无处不去，大使馆、宫廷（她还是荷兰宫廷贵妇）、慈善机构和学术机构。她和她的女友都是这些机构的成员。她们一直到了威尼斯和维罗纳，因为让娜还应该看一看意大利。这两年，她大多时间是在瑞士的德语区、法语区和德国度过的。在欧洲地图上，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坚固完整的国家。她们夏天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以及瑞典和丹麦的一些海岛。她们去过威尼斯以后，觉得这个城市太虚华了。她们到各地都住湖滨别墅、贵宾旅馆、英国旅馆或四季旅馆。这是她们的习惯。她们逛时装店，参观庙宇。博物馆的门卫看见让娜就向她打招呼。到处都有舞厅。她喜欢跳舞。她也喜欢在露天冰场滑冰。约翰-卡尔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小楼里，像坟墓里的僵尸，置身于生活之外，慢慢地消沉下去，而并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痛苦。

她们整个冬天都住在德累斯顿。范·T夫人的一个表兄弟是驻德累斯顿领事。德累斯顿是一座幻境似的石头城，还保留着巴罗克风格。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之中，这里是一座地狱，石子铺的大街和马路上满是泥泞。动物园里那些珍贵的动物大部分都被烧死了，剩下的在大街小巷里游荡着，咆哮着，让人感到像死神一样可怕。我的一位战犯朋友在那里服苦役，负责清扫一个躲避炸弹用的小型掩体。他后来告诉我，他发现有二十多个人死在小型掩体里，都背靠着墙坐在长凳上。因为门是敞着的，炸弹掀起的气浪冲入掩体，他们纷纷倒下。但是，这场噩梦在四十三年以后才会盘桓在人类的记忆中：让娜本人也早就变成了泥土。但在当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晚上不出门的时候，她手捧着一本书，坐在壁炉旁边阅读（在当时，一些好的旅馆的房间里还供应柴火取暖）。范·T夫人坐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读着一本有关宗教的书。让娜陷入了沉思。她读了许多书：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努力阅读一些历史和艺术方面的书。范·T夫人同意她走访医院和监狱，但都是在她们认识的牧师的陪同下进行的。疯人院的女护士比医生更了解病人，她们告诉让娜，病人简直就是住在地狱里。她们介绍说，女疯子比男疯子的病情更严重，她们都是些布尔乔亚妇女或小姐，疯劲一上来，嘴里吐着白沫，说着难听的话，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得上这种病。相反，男疯子看见扎白头巾的女护士，很专注地看着她们，可能是想从她们中找到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良母贤妻。尽管医生发现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疯人有着一种偏见，但是，病人在月明的夜间抓着窗子的护栏又是叫又是唱，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记起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什么仪式，因此，疯人院里的医护人员总是不得安宁。在收容所里，她看见那些已经忏悔的荡妇，个个都是那么虚情假意，有着一张伪善的面孔，与她的那些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堂姊妹或女友没有多大区别。老人院是监狱；监狱也是疯人院。当然，疯人不能被看作罪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与环境导致了他们犯罪。让娜知道，人们向她展示的是一个铁窗里面的世界。铁窗被擦得锃亮，但经常挂着窗纱。她所看到的疯人尽管不多，但向她展示的却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群体。

让娜能怎么办呢？作为女人，她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她知道，不论德累斯顿最好的向导尼德梅耶牧师，还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荷兰领事，从任何方面来讲都不比她本人更开放，更能思考问题。她不再信仰路德教了，尽管周围的人都是路德教信徒。她甚至不再信仰宗教了，或不再完全相信一成不变的基督教教条了。起码可以肯定，她的信仰与众不同。但她也不是反叛。根据习俗，她最终还是同意作为成年人在路德教教堂接受了坚振礼。她母亲一定会觉得，如果她拒不接受坚振礼，那将是冒犯圣灵。

在德累斯顿一个仍然寒风刺骨的春天，让娜和她母亲接待了一位波罗的海青年的来访。尼德梅耶牧师的管风琴师走了，他临时请这个青年来顶替。原来的管风琴师叫穆勒，每个星期天都去演奏宗教乐曲《瓦伦廷祈祷》和《星辰浪漫曲》。他很受赏识，但却错误地娶了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即咖啡馆的女招待为妻。啤酒和女招待使他身败名裂。倒不用担心这个有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优雅的年轻人，据说他是严格地按照普鲁士传统教养出来的，在吻女士手的时候，双脚并拢，还碰得咯噔一声响。不过，这个动作是不易被察觉的。他是白面书生，为人谦逊，如果他不是有着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名字，像三十年战争的军旗那样辉煌，他是不会引人注意的。

他的家庭有数十公顷森林和良田，但手头现钱拮据，又多子女。由于俄国在中国旅顺港的失败，一直很脆弱的波罗的海各省因而也受到震荡。他的家族既得到俄国政府的奖誉，又受到捉弄。埃贡带着里加音乐学院的毕业文凭，顺利地离开了俄国，先后在维也纳、巴黎和苏黎世继续深造。德累斯顿是大学生出国求学的落脚点，不论怀志而往还是失意而归，都必须路过这里。博物馆里拉斐尔风格的圣母像和小天使像，经常是他们接触意大利艺术中极品艺术的开始。埃贡在苏黎世和巴黎的学业取得了成就，他的笛子、双簧管和钢琴短曲受到十几位音乐爱好者的赞赏，尽管其他听众不是打哈欠就是吹口哨。由于家族的偏见，埃贡不能举办个人音乐独奏会（而且也没有机会）或给人授课以获得收入。年轻人有时想冲破禁授音乐课的禁令，但是，德累斯顿的音乐老师多得很。尼德梅耶牧师给他的报酬很可怜，但却很救急，使他不急于回到他热爱但并不想在那里生活的国家。

让娜和埃贡都参加了专为德累斯顿上流社会举行的显得有些矫揉造作的盛大交际晚会。埃贡的舞跳得很出色，但不喜欢跳华尔兹，只是随着施特劳斯的乐曲同她跳了几圈儿；一天晚上，是在贝勒伍霍夫的音乐厅，大多数煤气壁灯的灯光都暗下来，埃贡为她演奏了一两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埃贡觉得她可能是一位理想的听众。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让娜的音乐素质不高，不懂得他采用的是什么曲式，也不知道乐曲设计得是否合理：，让娜似乎经常听到的只是乐曲节拍的反复出现，既像万马奔腾，又像宗教仪仗队的秩序井然的行进。他演奏的乐曲的节奏和调式皆很随意，对未来音乐艺术构成了肆意的破坏，而让娜和埃贡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对这些音符，无论是急促的，还是孤立的，都不允许有蓄意的破坏。一会儿铿锵有力，像春天冲破积雪和枯叶的幼苗；一会儿又不协和，撕肝裂肺，好像两个相处太久的人产生的龃龉；一会儿柔和悦耳，宛如两片树叶的轻柔摩擦。让娜明白，对于这样一个印象派大师来说，他不是用音响来描绘大海的波涛和花园中的小径，也不像浪漫主义作曲家随心所欲地向听众展示他的幸福与灾难，更不像一个身份低微的行人在巴罗克式或哥特式的忽而具有了一定形状的宏伟而隐僻的建筑群中徘徊。或欣赏，或理解，或喜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渐地与脉搏缓缓跳动的现实融为一体，与不吐露感情不墨守成规的听众融为一体。听众既否定一切，又希望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再往远处倾听，便到达了无限遥远的远方，进入了一个静谧的境界。

让娜是第一次产生了爱情。对她来说，约翰-卡尔曾经是一位教她如何生活的良师益友。生活在一个刻板社会的母亲，很容易使自己的女儿头脑单纯容易轻信，后者在与约翰-卡尔的相处之中，慢慢地变得懂事了。在他们订婚以后，让娜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社会经验，如同在自己的皮肤上涂了一层保护漆。约翰-卡尔曾经是她的同伴，甚至情侣，但绝不是知心人。在约翰-卡尔精神崩溃之后的几个月里，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照料他，但她不能肯定，永远也不能完全肯定约翰-卡尔是否是她的朋友。

然而，同埃贡在一起，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我在此后的叙述中，会经常以暗示的手法，提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爱情。爱情这个词现在也像海洋一样被污染了，也像上帝这个词一样一钱不值了。然而，埃贡对让娜的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充满了整个贝壳，在贝壳里回荡，直到将贝壳冲破。他们的相遇，给他们的生活赋予了一种含义，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埃贡与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糕点桌旁，听着自己的言谈，觉得她像妹妹，像朋友。走在那些长相平平但喜欢挑逗男人的女子之间，他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样一位绝代佳人……她的心，她的感官，她的灵魂，全都被调动起来了。她的女人味太浓烈了，但爱一个还没有承认爱她的男人，在她那个时代也显得太过分了，因此她不禁感到脸红。深夜外出，她感到幸福。诱惑这个词对女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但却使她反感。她尽量少看这张漂亮的脸庞，尽量避免他们手的接触时间太长。埃贡不好意思地问她是不是可以每天见到她，或者能不能与她一起到城外，到他们俩都喜欢的田间去玩一玩，到山坡上去转一转。让娜发现，埃贡在问她的时候，嘴唇直颤抖。

他们几乎每天都出去，就像大学生那样轻装就道。埃贡为人骄傲，不喜欢摆阔气，不贪图舒适。而摆阔气与贪图舒适，在约翰-卡尔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清晨坐火车或汽轮出城，有时去欣赏萨克森瑞士的阿尔卑斯风光，而更经常去的，还是易北河两岸或山丘上的一些村庄。一座古老的塔，一座几乎成为废墟的建筑，一座废弃的粮仓或教堂，一个羊圈（那里阳光充裕，羊头上沾满尘土和碎草，终有一天将被送往屠宰场），一处被遗弃的墓地（墓地里的石雕天使手指天空），还有林间的野兽和田间的耕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无比兴奋。他们很早就动身，冒着深夜的严寒，赶在黎明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有时能按时抵达。世界充满了青春活力：他们二十五岁的年龄，看上去才像十八岁，埃贡出生在乡下，比让娜更了解农村，能说出作物的名称，能分清田间的野草。天刚亮，他们在牧场的一条小路上停了下来。农民还在睡觉。他们亲眼看见一头母牛顺利地生下一只牛崽儿。牛崽儿在试着站起来，四肢不停地颤抖着。母牛很安详。那里有一段树干，是牛的饮水槽。母牛走过去喝水的时候，屁股后面还拖着一块胎盘，小牛颤巍巍地跟在后面，怎么也找不到奶头。他们俩都把这作为一堂充满智慧的课。母牛喝完水，又开始吃草。第二天，他们在同一时刻又来到这里，这会儿看见的是母牛在反刍，牛崽儿在笨拙地吮吸着母牛热乎乎的奶头。对他们来说，这就像在人类的黎明，一切都那么新鲜，又像变魔术那样简单。他们有时在小客栈吃上一顿晚餐，迟迟不想回城，还去看人们跳舞。男男女女在小提琴师的伴奏下跳起乡间舞蹈，由于地板不时地嘎吱地响着，根本听不见小提琴的伴奏。埃贡有时借用小提琴演奏起舞曲，他们跳得更加欢快。或者他将蹩脚的小提琴还给乡间琴师，拉着一个小伙子或姑娘的手，又拽着让娜，一起跳起圆舞。这时，这位多愁善感喜欢空想的年轻人，立即变成了兴高采烈的活神仙。有一天傍晚，他们来到一个小山丘上，这时正好有一群羊在那里吃草。埃贡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捉住那只长着弯曲犄角的羊群之王。他知道，他的星座是白羊。羊群之王灰色的毛，卷成一圈一圈的，力气很大，不停地反抗着。埃贡那天穿着农民式的短衣短裤，裸露着双臂。他们的搏斗简直具有神话色彩。埃贡紧紧地抓住两个有力的羊犄角，一会儿向前推，一会儿往后拽。人和羊扭在了一起。突然，让娜感到害怕了，尽管只是一瞬间。这种怕产生于人和兽皆为神灵的时代，因此，她的怕也是神圣的。羊的眼睛在夕阳的辉映下闪烁着晶莹的光，几乎像蓝色的眼睛。让娜很快恢复了镇静，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羞愧。她用手摸了摸羊的厚皮毛、螺旋形的犄角和装着执拗的兽类思想的脑袋。她用手绢擦了擦埃贡前额上的汗水。埃贡终于松开了抓住羊犄角的手，搀扶着让娜一起走下山坡。

还有一次，也是黄昏，比那一天还晚。他们正穿过一片森林去找火车站，准备乘地方小火车回城。然而，天已经黑下来了，茂密的森林就像一个魔巢。突然，他们发现两步开外的地方站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少年。少年可能是打柴的，也可能是割草的，或者是捉毒蛇的。少年正准备回家。他漂亮极了。他们看着他，不禁屏住了呼吸。简直是格林或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粉色的双颊，金黄色的头发，像精灵，像仙女，又像是在林中将迷路的王子和公主引入神奇国度的神仙。少年说话像唱歌，告诉他们火车站的方向，流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太让埃贡惊奇了，他不禁回头又看了一眼这位神仙般的年轻人。少年像一只小鹿，双手拨开树枝，往森林深处跑去了。

最美好的那一天，还是出自埃贡的建议。那是一个夏天，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森林深处一块孤零零的空地上，整整一天没有说话，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周遭一切。黎明时分，他们站在汽船的甲板上，从德累斯顿来到河边的码头，然后徒步行走。他们多次听见大雁洪亮地鸣叫着，像一群胜利者从空中掠过。但是，坐在林中的空地上，他们听见的只是小鸟的欢唱。四周绿树成荫，是小鸟筑巢的好地方，因此还经常看见小鸟出没。但是在这个季节，候鸟也来到这里觅食，贪婪地吃饱以后继续它们的旅程。绿啄木鸟也加入了这个唧唧喳喳的大合唱，它们像木工，急促地凿着树洞，营造未来的爱巢。突然，一个颤音从高处跌落下来，原来是一只松鼠正吊在两根树枝之间，愤怒地发出刺耳的叫声。越临近黄昏，森林王国的国民胆子越大，对一动不动地坐在空地上的两个人不再感到害怕了。一只鼹鼠正在树根下挖洞。一只跑得气喘吁吁的兔子猛然停下来，躲在草丛后面，只露出半边身子。埃贡和让娜同时用手指着一只母刺猬，它后面跟着一群新生儿。他们不禁微笑了。当阳光从树干的空隙间斜射下来的时候，还可以看见地面上绿色的小水沟里长着毛茸茸的青苔，反射出半明半暗的金光，如果用手搅动一下，宛如浓密的若有若无的颤巍巍的触须。一切都如事先约定的那样，他们什么话也没说，手拉着手站了起来。让娜的命运就在那样的一个下午决定了。既然他们这样长时间默默无言地坐在一起，又怎么能不希望继续共同生活在一起呢？

在城里，由于受到过新教的良好教育，他们都从事慈善事业，因此可以以此为借口经常见面。在本世纪初，人道主义思想非常盛行，对群众的教育也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社会服务事业。尼德梅耶牧师叫他的管风琴师每周为一所少年犯感化院上一个小时的音乐课。埃贡给这些经常令人讨厌性情粗暴的小伙子教一点儿音乐，既耐心又热情，让娜非常赞赏。这些孩子只会弹手摇风琴，在小酒馆演奏手风琴，或者参加大合唱，因此，埃贡很想教给他们一些音乐知识。当有一个好打架的孩子用拳头砸坏了琴键而被埃贡扭着手腕的时候，让娜也同样地赞赏他。有一个星期天，埃贡跟着让娜来到精神病院，让娜是作为义务工作人员前去参观的。大概是在圣灵降临节，为疯女人举办咖啡糕点联欢会。节目包括一两首轻音乐。参加的还有一个魔术师。疯女人们轻轻地摇晃着脑袋，唱着歌。其中有一个女人滑动着脚步，跳起了舞。埃贡将座位让给魔术师，坐到一个晃动着脑袋的女人身旁。那个女人故作娇态地将脑袋歪在这位衣着整洁的年轻先生的肩上，一下子将吃的糕点和喝的黏乎乎的咖啡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埃贡擦干净她的那张老脸和自己的衣服，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凡是和身体有关的，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反感。”他对让娜说。而让娜反而感到尴尬。

过了一会儿，在吃糕点的时候，他们回顾了一下当天发生的事情，便过去现在地聊起来。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习惯。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亲密了。

“这个疯女人……应该实话告诉您，我祖母越来越年老力衰，在我十八岁那年，我整整照料了她三个月。当然有仆人，但我们不放心，我还有几个哥哥……我非常喜欢祖母，我对鸟类、植物甚至书本的了解，尽管知识有限，都是我祖母教给我的：她还会唱歌，唱得很好，不过声音很小，很弱。我在孩童时期，很长时间一直睡在她的床上。她丈夫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也可能根本就不喜欢女人，据说有四十年的时间压根儿就没进过祖母的卧室。她的笑声，她的歌声，就像今天那个女人的笑和唱一样。我有时劝她冷静一会儿，她经常用两条大腿不停地揉搓着裙子。而当着众人的面，她是不这样做的。这个疯女人使我想起了我祖母。”

让娜没有什么可与埃贡分享的回忆。她在家中的学习，她在海滩上的嬉戏，逗人喜爱的狗，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与小姑娘们跳圆舞或单脚跳着玩，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当然，她也有值得回忆的东西。例如，大概在九岁那年，但不知道是何月何日何时，她站在沙滩上，口里喊着“上帝”，但她不太明白上帝是什么意思。她现在是否明白呢？总而言之，她相信埃贡懂得每个小孩儿都有的这种虔诚之心，至于其他，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也没有必要多说约翰-卡尔的事。埃贡会猜想到。他完全知道，他与之交往的不是涉世未深的懵懂女。

埃贡却相反，据他自己讲，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充满了灿烂的传奇色彩，可以与他们的德国之旅相媲美。他像北方各省的任何良家子弟一样，是在森林和农场里长大的，如同一只小鹿在丛林和草地上跳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离开城堡的通道就脱光衣服，见池塘就跳进去洗个痛快。如果是在黎明，他总会看见一个老太婆，老太婆问她是否看见了奈克。奈克是生活在湖里的一匹漂亮的白马，它一旦浮出水，就用漂亮的四蹄拍打着水面，唱起歌。它从来不嘶叫。夏天的夜也是通亮的，农场的男子汉带着他去钓鱼。记得有一次，他偶然遇到一个打短工的青年，青年突然用双手把他举起来，两步开外就是一条毒蛇，他那时还是孩子，好奇地俯下身去。埃贡也不怕，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被野狗咬了，被蜜蜂蜇了，都没有关系。茅舍里的老太婆们用药给他治咬伤，还给他饭吃。后来，他帮孩子们将不听话的牲畜赶回来，一起与孩子们玩。他还走钢丝，至于是不是会掉下来摔伤，他全然不顾。他还像孩子们一样，跳在光溜溜的牲畜背上，抓住鬃毛，用双脚磕牲畜的肚子。磕也白磕，因为他没穿鞋。然而，学生时代却大为逊色，不值得去回忆。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至于发生了什么，家里人根本不想知道，或者压根就不知道。“我算老几。总而言之，我只是七个兄弟中的一个。”

埃贡十九岁的时候还在里加音乐学院学习。这期间，他与一个姑娘的相处导致了一场悲剧。直到当时，他所经历的爱情是淳朴的，模模糊糊的，有快乐，有欢笑，也有吵吵闹闹。他们一起捡野果，故意弄翻一篮水果，把脸和手都弄脏了。那一天，他们两个人在野外的丛林里，这个农村小姑娘抽泣着，泪水汪汪，眸子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她怀孕两个月了。姑娘掀开围裙，让他摸了摸肚子。“我父母会打死我的。”他对此确信无疑。她出生在一个严守礼教的农民家庭。这种家庭是异教教会的支柱。

“是您的孩子？”

“不是。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反正是一个未结婚的小伙子。可能是我的一个兄弟。姑娘长得太美了，谁都想占有她。一天晚上，我实在没有办法，就趁还来得及带她去小城市找一个堕胎婆。我们先步行了一段路程，又搭一辆破车，然后乘上去里加的火车。我不但替她担心，而且我自己也感到害怕。我所以替她担心，因为这可能会危及她的生命。至于我自己也感到害怕，因为我发现有人向警察局告发我，我可能要坐监狱，受皮肉之苦。我当时还不能利用我的年轻庄园主的身份进行自我保护，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非法手段对付警察。其实，非法手段比合法手段使用得更普遍。可是，万一遇上一个俄国警察……那天晚上，我把小姑娘托付给一个看上去和善的堕胎婆。临出门的时候，我从我祖母的抽屉里拿了一些卢布，正好够打发堕胎婆的。她叫我把小姑娘留下，第二天早晨再来。多么难熬的一夜啊！我走出这家小酒馆，又走进另一家小酒馆。镇上的小酒馆倒不算少，一共有四家。我不能让人对我产生怀疑。我在那里遇到的人，都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座只有三千个人的小城市，时不时地看见在门槛上放着一盏灯笼。如果拿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贫民窟与这里的贫民窟相比，就根本不能算贫民窟。

“我第二天早晨去接她，她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她用许多衣服裹着身体，脸色苍白，但堕胎婆说她可以受得了路途颠簸。堕胎婆给她堕了胎，但是我觉得，把她带走以后，她可能活不成了。我把她送到她大姐那里。她大姐的家离她父母有好几俄里，她父母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又见过她好多次。第二年冬天，她与外县的一个农民结了婚。她现在大概有两三个孩子。”

“您和她从来没有……？”

“有，只有一次。那是在去找堕胎婆之前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坐在青苔地上。她要送我一件礼物，我们就……但那一次，她是不会出事儿的。她漂亮极了。”

“您身边的那些女孩子，讲您的语言也都讲得很好？”

“有几个讲得好的。我的邻居有个叫卡琳的女孩儿。说我们是邻居，其实我们只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相距有五十里。她是一个富有的名门望族的独生女。我父母想要我娶她：我们一起去跳舞。我们的家乡有许多舞厅。她经常去我们家玩。甚至在我离家之后，我父母还相信我过几年以后会回去娶她。我觉得她漂亮，天真，善良。我们的确相爱了。”

“那么，为什么？”

“您不会以为，我会叫卡琳嫁给一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儿吧。”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

又过了几天，是一个盛夏的星期一，让娜浑身上下打扮了一番，准备同埃贡一起乘易北河的汽船，去河边的一家客栈吃饭。这时，有人捎来一张心急火燎写下的字条：埃贡身体不舒服，不能与她一起去了。是不是去看看他？她知道埃贡住在路德教堂三层，管风琴就在那里。房间像一间保姆住的房子。走廊的窗子像隐修院回廊的窗子，正对着本堂神甫住所的花园，从花坛传来馨香的气息。门是插着的。一股热气突然迎面冲来，房间里一片昏暗，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她打开窗子，掀起百叶窗，拉开宽大的灰色窗帘。斗室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旅游鞋已经准备好了，但却放在皮鞋上；衬衫刚从身上脱下来，卷成一团，他喜欢穿的农民衫还没有穿好，只套进半只袖子，露着光膀子。埃贡趴在床上，双手抱着脑袋抽泣、让娜坐在床沿，她不是担心，而是激动；她对埃贡爱流泪的性格已经了如指掌。让娜似乎听见他说：

“让娜……我给您带来的痛苦太多了……我不知道这个荒谬的社会对我们一起外出玩耍竟会说三道四；您母亲可能会想……啊，我的名誉倒无所谓；我相信没有人……可是，我对您说过，我不希望卡琳嫁给像我这样的男人。”

“卡琳可能也像您爱她一样爱您。”

让娜托起他那只耷拉在床边的手，紧紧地握着；埃贡把手指插进她的指缝间，一会儿松开，一会儿攥紧，两个人的手掌紧紧地贴在一起。据说，手掌上长着生命、情感和命运之线；在婚礼上，新婚夫妇首先要把两只手贴在一起，然后握在一起。埃贡坐了起来，面对面地看着她。可能随时会有人进来。让娜情绪镇定。得用钥匙把门锁上，不让人发现屋里的秘密。可是，窗子、百叶窗和窗帘还都大开着。屋子里光线暗淡。这是他们预料到的，是他们所希望的，但也是他们所担心的，就像水下隐藏着暗礁，他们刚刚开始的亲昵举动可能会被撞得粉碎。但是，他们毕竟实实在在地相互体味了一个小时的幸福时刻。这一刻起码一直在照亮着他们的一小段生命。

与埃贡认为的相反，范·T夫人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年轻人的名声、音乐天赋和魅力是人所共知的，正好弥补了他家族不稳定的财源。婚礼决定在德累斯顿举行，仪式将从简。范·T夫人为人聪慧。在荷兰，当约翰-卡尔精神崩溃的时候，她对人们的风言风语或恶语中伤一概置之不理；她也知道，让娜几乎是惊世骇俗的忠诚之举也受到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指责和嘲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她们母女不希望人们再对她现在的婚事说闲话，闲话之多，就像一把扫帚能在花园的墙旮旯里扫出一大堆脏东西一样。范·T夫人还回荷兰咨询了她的银行业务员和公证人，请人重新装修了在海牙的住宅和斯海弗宁恩的别墅。时装式样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九〇年期间发生了变化，因此还必须给让娜重新置办嫁妆，或者得把原来的翻新。由于让娜不喜欢羽绒衣和皮衣，她的冬装和首饰倒成了问题。

婚礼本来计划在几个星期以后举行，却往后拖了两个月。起码在开始的时候，让娜几乎每天都想，她明天是不是应该去完成她一直惦记着的那桩大事，起码她认为应该去完成：去看一看约翰-卡尔的生活在这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医生告诉她，约翰-卡尔在这几年没有什么变化，病情很少发作，还继续安然地在他收藏的典籍上粘贴藏书标签，这些典籍是在印刷术发明初期出版的。她去看约翰-卡尔，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但约翰-卡尔也许不认识她了。她最终还是决定不去看他为好。约翰-卡尔认识不认识她倒没有关系，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总会勾起他们的回忆。但是，在这些事件中，是否还给他留下了一个名字，尤其是一个日期，这是无所谓的。然而有一天，让娜租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从疯人院的人字形楼的窗子下面慢慢地开过，但不要停下来。她看见约翰-卡尔正与一个男护士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边打扑克。

在回德累斯顿的几天之前，让娜一个人从海牙乘火车去布鲁塞尔。她坐的是有客厅的火车。当时的火车客厅是用桃花心木装饰的，铺的是土耳其地毯。她是作为惟一的女傧相被邀请去参加费尔南德的婚礼的。天上下着毛毛雨。她将面颊贴在窗玻璃上，听着火车车轮的响声，似乎觉得去参加的不是费尔南德与米歇尔的变故多端的婚礼。她当然很高兴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她此时此刻觉得，火车正载着她走进自己的洞房。她想象中的埃贡，既不是躺在他的斗室里，尽管从幸福的角度来看这斗室还是宽大的；也不是趴在工作台上画二分音符和四分音符，或者微微皱着眉头在读书。如果他在读书，那一定是他们都喜欢的书，例如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或叔本华的一部论著。她就是他。她就是他放在笔记本或书本上的手。她惊奇地发现，从窗玻璃反射过来的她，头发不是金黄色的。她希望他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而埃贡本人也明白她所希望于他的。她在伴随着埃贡，尽管埃贡看不见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是属于他的。晚上，他们正沿着易北河的一个码头去寻找机缘，尽管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机缘。她已经决定不再自己折磨了。突然，一股无限的幸福感涌上心头，但这不是处于高潮的快感，因为她并没有触动身躯的奥妙之处，而是像躺在床上似的，舒适愉快，悠然自得，云雾飘渺。她头脑冷静地评估着这个似乎与自己无缘的馈赠，她只是时而觉得像奇迹的出现，时而觉得跨越了一道心理障碍，又像变成了两性畸形人。为什么要乘坐这趟海牙-布鲁塞尔普式豪华客车？他也在想她吗？他也与她有同感吗？这一切，她从来不想去了解：别人的幸福与痛苦是属于别人的。但总而言之，他们在分手以前互相拥抱了，尽管隔着她的一层短面纱，而且是在前去德累斯顿火车站告别的领事夫妇目光睽睽之下拥抱的。面纱无法隔绝一对情侣的吻，在他们嘴唇上留下的是心心相印的感觉。

对这个喧闹的上流社会来说，残疾人让娜小姐的房间显得太狭小了。两姐妹本来发誓只请几个朋友欢聚一下，结果还是请了所有人。狭窄的街道上排满了车辆，准备一起开往市政厅和教堂。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费尔南德还在楼上。在给她戴面纱之前，理发师给她又梳理了一下不驯顺的头发，一股烙铁的气味儿使她感到恶心。克先生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费尔南德的肩膀上盖着花边，花边上还搭着一条毛巾，叫他过来，把让娜给他作了介绍。

范·T小姐一下子被这个四十七岁的男子征服了。他对人热情，身材魁梧。在婚礼的这一天，人们都拥挤在这个房间里，他显然感到十分拘谨。按照当时的风俗，人们给米歇尔理了个匈牙利式的平头，然而也没有忘记当地的习惯，留着下垂的长胡须。根据费尔南德的描述，范·T小姐发现，这个经常喜欢冒险的上流社会男子，浓密的眉毛下有着一对近似巫师的眼睛，长着一双断了两节指骨的手。但是，他举止大方，彬彬有礼，是地道的由上流社会和法国传统塑造出来的男子，通过费尔南德的信，让娜成为了解米歇尔悲剧的很少几个人中的一个，即他的元配不久以前去世了；范·T小姐更了解新娘的充满泪水有点儿紧张的微笑：费尔南德是她在女修院结交的女友，一个腼腆的姑娘，年龄与她相仿，她总是不自觉地把她看作小妹妹。费尔南德故意选择了这个心中有着阴影的成熟男子。但是，什么样的男子心中没有阴影呢？不管怎样，她的选择是对的。他对这位比利时少女的亲切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他那双深情的大手似乎是专为托起一个女人的生活而生长的。

“您看到了，一切都很顺利。”丈夫诙谐地说，“在一个星期以前，费尔南德还说起穿黑花边衣服的事。”

“你穿白花边衣服很好看。”让娜悄声说。

因为时间有限，他们只相互说了这几句话。米歇尔是第一次与范·T小姐见面。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从他的讲述可以看出，尽管他当时极力掩饰，但仍然留下惊艳的印象。他事先就知道让娜长得漂亮，但没有想到她有着一张白琥珀似的脸庞，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雕像一样的身形，身穿精心剪裁的粉红色天鹅绒外衣，粉红色的大毡帽下垂着乌黑的头发，两只安详的眼睛中充满忧郁的表情。米歇尔心情激动，但表面上却十分镇静。这位往昔的重骑兵只能默默在心中骂一句粗话：他妈的！要是V男爵夫人，那位正在向他们走来故作媚态的迷人的媒人，想到在复活节期间邀请这位美丽的荷兰女郎与费尔南德一起去奥斯坦德别墅住上一个星期，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已经玩过的牌不能重新玩了。费尔南德也有她迷人之处；而且，范·T小姐半个月之后也将在德累斯顿结婚。再说，一切迹象表明，这两位少妇以后还会经常见面。而且，令人厌烦的市政厅和冷清沉闷的教堂也不允许他想入非非。米歇尔只是记得，在不到一个月以前，他的任性的小未婚妻不顾任何“规范”习俗，希望陪他去为他的元配和妹妹做岁末弥撒只为了减少他去法国北方乡村教堂做弥撒的孤独之感。去那里做弥撒的人疑神疑鬼，多疑而虚伪，对“这些伤心事”会议论纷纷，胡说八道。当然，他没同意费尔南德陪他去法国，但是那一天，费尔南德对他的关心体贴赢得了他的爱情。

客人开始告别了。临时雇来的服务员将大小客厅的空酒杯和脏盘子撤走了。在新婚夫妇要去火车站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的残疾人让娜小姐，由侍女和两姐妹过去的老师，年迈的弗罗兰搀扶着下了台阶，走向双座四轮轿式马车的车门。她尽管已经喝得半醉不醉，但仍然神色自若，头脑清醒，并不对新婚之喜（这是当时贞洁女子仅有的喜悦）不属于她而感慨万千（谁知道她是否如此呢？）。在简单地说了几句告别话之后，侍女和弗罗兰急匆匆地把她们的女主人扶进屋，以免她发作，摔倒在油腻的石块铺的马路上。费尔南德的三个哥哥，尽管都是好小伙，但是由于喝了点儿酒，这时无端地笑了起来，把客人的手握得嘎巴嘎巴直响。米歇尔的为人粗暴的母亲，即克夫人，由米歇尔初婚生的脾气暴躁的瘦高个儿儿子、新郎官的妹妹，即为人温顺的玛丽和她的面孔冷冰冰的丈夫陪同，为了赶里尔的火车，都已经出发了。让娜·范·T小姐还站在那里。女修院的两姐妹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让娜悄悄地将一小瓶十八世纪的盐塞进费尔南德的大衣兜里。盐是米歇尔早上送给费尔南德的一件不值钱的小奢侈品，由于太兴奋，都弄丢了两次。这种小动作不能让克先生发现。但是，香槟酒，既亲切又符合上流社会且有点儿令人兴奋的告别，还有深情地搂着她的腰的手臂，此时产生了所期望的效应：费尔南德的眸子里发出光芒，她微笑着，嘴唇并没有皱紧。两个女友互相吻别了。至于米歇尔，他很注意礼节，但却无视习俗，长时间地吻着让娜向他伸过来的好看的手。吻手礼是专门用于对已婚妇女的，而让娜当时还是一个姑娘，两个星期以后才将正式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