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永恒》招魂

然而，米歇尔有时不住在黑山城堡。他另有两处住所，一处在东边，靠近布温，叫仙阁；另一处在西边的灰鼻角与敦刻尔克之间的格兰渡。他对两处住所都很熟悉。从字面上看，这两处住所好像都是亡灵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去那里并不是为了死者（米歇尔不会招魂），而是为了对活人的忠诚。在仙阁，他经常而且很乐意地住在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两座坟墓之间的地方。加布里埃尔被埋葬在一座破旧的小教堂里。小教堂属于一座修道院，在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这座建筑物的基础最晚建于墨洛温王朝时期；从残存的雕刻和埋葬在这里的亡妇的残缺不全的卧像可以看出，有几代妇女的肉体都是腐烂在这里的。总是笑容满面的加布里埃尔肯定不会想到这些女人，尽管有的还是她的祖辈；事情很简单，由于她的家庭不知道该把这个年轻的离异女人葬在哪里，就给她选择了这块墓地。当然，米歇尔没有必要到她的坟墓上去胡思乱想：加布里埃尔在世的时候，他对她的照料够多的了。至于贝尔特，她死的时候手上还戴着戒指，他把她安葬在巴约勒的克家族宽旷的墓地里，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地方阴森森的，他从来没有去过，他希望在去世之后也不要去。

但是，在仙阁的甬道上，还游荡着两个姐妹的踪影。人们不太清楚在此事之前看见过两个幽灵手挽着手在陵园里游荡的男爵夫人，是否还能够认出她们来。这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五年的时间像过去了五个世纪。然而，活着的人仍然活得很好。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中，十八世纪的一些建筑风格已经被十九世纪的砖石结构建筑取而代之。十九世纪的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因此，陵园如果得到保护，还是很漂亮的。从花坛来看，园艺风格并不突出，但男爵还是精心地照管着门前的那几株玫瑰。然而，自米歇尔娶了贝尔特以来，门面从来没有再粉刷过，也没有再油漆过。

男爵夫人玛丽-阿特奈似乎没有变老，不管怎么说，由于戴着黑色假发，无法判断她是否真的变老了。她也叫卡尔门，她的侧脸可能变削尖了；从带点黄色的黑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表明，她好像是一只永远吃不饱的动物。毫无疑问，她同罗依斯男爵生活在一起，就如同生活在兽笼里。但是，她经常而且很容易地从笼子里跳出来。这位女子既有西班牙人血统，又有茨冈人血统，但主要还是茨冈人血统：法国上校在我们进行的某一次战争中将玛丽-阿特奈的祖母从西班牙带回法国，但他带回来的并不是爱情——米歇尔一贯认为爱情是献给维纳斯的——而是一种虚情假意，一种征服肉体的疯狂需求。

这种天性也多少遗传给了她的女儿们。马德兰是这些还活在世上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从来没结婚，或许是由于她根本看不起与她为邻的那些讨厌的乡巴佬男人，或者因为这家女子的名声是尽人皆知的：那些生活在城堡里的既风流倜傥又谨慎行事的少爷们，都巴不得利用树洞与马德兰交换情书，甚至晚上与她在矮树林里幽会，但不越雷池一步，也不会让她改名换姓，更不会与她同床共枕。L·德·L家的小姐们不再是人们求偶的对象了。马德兰总是衣着雅致，自成一派，却不赶时髦；家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她的衣服充其量不过是在里尔做的，要不然就是在布温做的。马德兰身上有一种妖艳迷人的小公主的气质。她在一次博览会上买了一只受到手摇琴师百般虐待的拳头大的卷尾猴。这只卷尾猴几乎成了她的精神支柱。我看见她让卷尾猴趴在肩膀上照过的一张相，他们身处的树林顿时变作了野兽出没的丛林。不幸的是，在一个空前严寒的冬天里，她的这位怕冷的朋友被冻死了。

她也有情欲，当然应该获得满足。她有情夫，也可能是男爵夫人送给她的，因为老卡尔门总是插手这种事。情夫是村里的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此人有点儿傲气，很得意自己与男爵夫人和两位小姐都保持着爱慕关系，因为可怜的克萝迪娜是跛脚，长得又难看，只好捡姐姐的缺。他们就在老园丁的破屋里幽会。园丁到村子里与合法妻子睡在一起。

按照托尼的说法，玛丽-安托瓦内特是男爵夫人在四十岁以后出人意料地生下来的，只有这个孩子保持着粗犷天真的性格。她已经十五岁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孩儿。她是个假小子，穿着马裤和破烂的短袖衬衫，喜欢爬树，掏喜鹊窝，骑在马的光背上，还与农民一起去地里翻晒干草，一位小姐，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在当时是无人赏识的。她头发蓬乱，既像无赖，又似仙女，嫁给一个布尔乔亚之家倒挺合适。但她父亲严守贵族的等级，不会同意她这样的婚事。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工业家，成了一对好夫妻。她给他生了好几个子女，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桩法国的犹滴与英国的艾特尔雷德神话般的婚姻，王室的血液流到了法国这个偏僻的地方，使男爵感到欣慰。

马德兰生了孩子，男爵还蒙在鼓里。起码人们相信男爵对此一无所知，而长期以来，男爵也学会了对明摆着的事情视而不见的艺术。因此，他对孩子的事一无所知，或者佯装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女孩儿，被送到远方的一个村子抚养着。即使知道，他也无所谓。女孩儿后来被修女收养，以后又在天主教缝纫作坊给她找了个不起眼的监工的工作。马德兰从来没有见到这孩子，但她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惦记着自己的女儿。各方面迹象表明，与其说她是孩子的母亲，毋宁说她甘愿做男人的情妇。

但是，大约在二十一年之后，这个幽灵般的女儿又出现了，并且要求还仍然活在世上的男爵夫人将她的那份遗产分给她。马德兰已经去世了。用她的话来说，男爵夫人把她赶出了家门。家里人猜想，“这个女孩儿”落到了坏人手里，可能是一个社会党人律师的手里。只有本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支持她对遗产的要求，我很高兴在这里声明，这个男子就是我的隔山兄弟。他是贝尔特的儿子，也是“这个女孩儿”的堂兄，他认为他对此事有发言权。人们告诉他，他搞错了。既然不知道“这个女孩儿”的母亲是谁，她就没有合法继承权。他对此愤愤不平，因此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人们不能对他隐瞒，如果他坚持这种要求，有一天他也会失去他的那份尚属男爵夫人与子女共有的遗产。人们告诉他，他过世的母亲没有给他留下遗产。米歇尔靠他妻子的嫁妆为生，而人们并未说这笔财产其实是不多的；在贝尔特最后一次生病期间，米歇尔不得不靠补助金为生。没有人说他拒绝接受补助金。米歇尔-约瑟夫为人精明，觉察到了所有这一切的真相，便耸了耸肩膀。他怀疑母亲家欠了债，没有什么财产可分了。但是，这个让人难以对付的年轻人有时也具有强烈的恻隐之心；他的家庭对这个突然闯进来的女孩儿的不光彩做法，使他成了她的保护人。当然，事情只能到此了结，但却动摇了他对“名门世家”的信任。他珍惜“名门世家”的诚实，然而，他父亲却不以为然。

男爵平静地去世了。心脏病是多年的老毛病，他已经习以为常，但却成了他致命的死敌。每一件伤心事都会加重他的病情。他从来不谈他的儿子们。博杜安长得矮胖，经常在村子里与思想激进的酒肉朋友吃吃喝喝，还与朋友的姐妹们一起睡觉。他以说粗话而闻名，但现在不像以前那样高声大嗓了，而是低声咕哝。他对二儿子费尔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几年以前，这个年轻的海军上校偷偷地将一个女人带上舰艇，差一点儿被上司开除。后来，他成了最受尊敬的指挥官之一，但长期生活在陆地上，与一个自己挑选的温柔的女友住在利布尔讷。他的女友过去是利布尔讷最著名的理发师。男爵因为他没有能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进入海军，心里总是有一股苦涩的感觉，他在博尔达的考试考砸了，但这已经成为历史了。而且，他从来没有来过仙阁，即使男爵心里不是滋味儿，有火气，也无处发泄。

由于老毛病常犯，死神骤然降临，几乎猝不及防。说真的，很多年以来，他一直疾病在身，但他意志坚强，使他长期以来反反复复出现的痛苦征兆很少显露出来。男爵不再骑马了：骑马使他腰疼。他过去的惟一享受就是养马，在合法国王回到法国的那一天，他就骑着马前去欢迎。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位直到去世之前还忠诚地抱着正统思想不放的保王党人现在才知道，法国将不会再出现王朝复辟。他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也失去了生存的乐趣。他再也没有精力去管理他的农场了，而博杜安又是无能之辈，无法取而代之。但是，村民们都对这个性格坚强的男爵怀有尽忠的义务，照旧向他缴纳地租，农活照常进行。

男爵起码还能种植玫瑰。有一天，一个英俊的流浪汉推开铁栅门走了进来，一直来到城堡的晒台。他是一个讨厌鬼，粗俗下流，半乞半盗，以专干坏事儿而闻名于本地。他见晒台旁边有一位老人，头戴草帽，身穿羊驼毛上衣，正在修整尼埃尔将军玫瑰花，就向他要五个铜板。

“我没有钱给您这样的人。”男爵说，继续修剪玫瑰花枝条。

他这种一本正经的神态是祖父遗传给他的：

“可怜虫，头顶上竟然没有片瓦！简直给生你的村子丢脸。”

这个无赖抿了一下干涩的嘴，嘴角上叼着一截烟头：

“那么说，您肯定您永远都有一个家？”

男爵没有能再活多长时间，没有能看见一九一四年公路上挤满难民的情景。

他的死，除了我们即将看到的一件可怕的事件之外，还是顺理成章的。他上楼的时候，常常需要停下来喘一会儿气。他决定呆在卧室里不出门。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自从他与玛丽-阿特奈分居以来就住在这里，这可能还是他第一次这样观察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朴实无华，就如同他在军队里居住多年的临时住所，不免流露出几分满意的神态。为了替他的两个儿子还债，几件漂亮的家具早就卖掉了。除了那件路易-菲力普时代的旧衣橱和安装在与军床相差无几的床上的两盏旧烛台，他还叫人给他安放了一把伏尔泰式安乐椅，因为他躺在床上无法睡觉。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把必不可缺少的恭凳。用人把饭给他送到房间里，还为他打扫房间。夜里多次感到呼吸困难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但他没有惊动别人，尽管一伸手就能触到电铃（宁愿自己悄然死去，也不想听见女人哭哭啼啼）。他过去不相信，以后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还得去做大弥撒，参加复活节领圣体，因为一个出身高贵的男人应该以身作则，而且宗教对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保持晚节，他请全村人参加他的临终涂圣油仪式。人们在衣橱上挂了一条白毛巾，把两只烛台擦得光亮，还将男爵夫人日夜用来祈祷的耶稣像十字架放在两只烛台之间。村里人一批一批地默默来到他的房间；用人都躲在人群后面，站在走廊里。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天。他挺着身子坐在安乐椅里，膝上盖着花格毛毯，任本堂神甫“装模作样”地涂抹圣油，必恭必敬地接过圣饼。他一一握了他最熟悉的那些村民的手，向其他人点了点头，在完成了应尽的“职责”之后，便永久地关上了门。用人每天三次走出先生的房间，然后下楼通报情况，总是一成不变地说还可以。但一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去世了。

米歇尔一直对他怀有几分敬意。这个老头儿头脑固执，或许也有一点儿迟钝，只相信自己，对生命无所需求，顺其自然。但是，在举行临终涂圣油仪式两三天之后夜里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头儿的好感全然消失了。看门狗一直被套着链子，拴在离铁栅门不远的狗窝旁边。狗的职责是一听到声音就叫，不管有没有小偷或流浪汉来，都要吠上一阵子。有时候在夜里，它也像它的老祖宗狼一样仰头狂嚎乱叫，不是为了求偶，就是预感到有什么野兽向它走近，也许是向什么犬神诉说自己的脖子上为什么老是套着锁链。一天夜里，它叫的声音比平时拉得更长，将正在小憩的男爵惊醒了。病人听到像是树林中的猫头鹰在叫，可能感到害怕。天快亮的时候，米歇尔听到一声枪响，狗的吠声变成了行将死亡的动物的惨叫。米歇尔下了楼，来到院子里。狗的脊椎骨被打断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脖子上还套着锁链，身边流了一摊血。灰色的晨曦映照着灰色的血。米歇尔解开狗脖子上的链子，让它觉得自己死去的时候是自由的。它很快断了气。

男爵站起来，走到一个角落，拿起一支卡宾枪，然后又躺下。说得更确切，他又坐在了安乐椅上。没有再开第二枪，就结果了狗的性命。他听到那只经常使他无法入睡的狗在地上垂死挣扎地叫着，心里感到很高兴，而更使他感到高兴的还是，他这个行将死亡的人竟然还有力气结束一个生灵的性命。当他再坐到安乐椅上的时候，他的心脏也没多跳动一拍。其实，男爵在杀害了他的狗之后，肯定也向自己开了一枪。

葬礼符合他的身份，一切按照他的遗嘱进行。他生前就叫人做了一口白木棺材，吩咐用农场里最旧的马车，由两头牛把棺材拉到墓地。马车擦拭得光亮，覆盖着新鲜的树枝和树叶。马车在田间的道路上慢慢地走着，路的一边是已经收割完的农田，另一边是割过草的草地。这个从未走出中世纪的人物，就这样以乡间的庄重而质朴的方式，去与他的老祖宗会合了。

格兰渡的建筑风格与仙阁迥然不同。墙是用石头砌的，砌得很细致，窗户和墙的挑头儿设计匀称，保持了十七世纪的既优美又朴实无华的特点。室内宽敞，各个部位比例得当，既不庸俗也不夸张。墙上的绘画出于无名之辈，已经陈旧，既未重新描画过，也没有纹章，虽然艺术价值不大，但却都是原作。其中还发现有几张官吏或军官的肖像画，画得栩栩如生。然而，格兰渡的骄傲还在于它的花园。自三代人以来，村民们都叫格兰渡花园为“萨西游乐园”，保尔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也像他一样，以“抠门儿”甚至吝啬而著称，但人们都说，那些打扫得干干净净既没有枯叶也没有断枝的小径，没准是用金子铺成的。城堡周围共有五条通道，在林中往四周辐射着，组成了一个星形图案。有两条通道一直延伸到森林的边缘。这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森林，也属于这个家族。经常能在远处看见林边有鹿蹦蹦跳跳，也能看到野猪的黑影。第三条通道通到村子里，第四条通向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教堂。第五条通到海岸，一眼望不到头，也看不见大海，只能想象大海是什么样子。格兰渡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可能是祖辈在皇家海军服役的一个什么人起的名字。因为据说，要是天气晴朗，忠心的人可以凭肉眼看见对岸的敌国，也就是英国。那些出身高贵的外省人，没有丝毫愿望想乘坐王家马车去凡尔赛宫，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勒诺特式的花园。花园里既没有裸体的神话人物雕像，也没有喷水池。这里也像仙阁一样没有种花。米歇尔非常喜欢英国的姹紫嫣红的花园，因此，他把这里无花归咎于冉森教派的麻木不仁。但是，男人们的乐趣是邀请客人乘坐双篷四轮马车绕花园而行，或者，如果是骑士，在灌木林中长满青苔的小道上散步。保尔·德·萨西忠实地继承了这个传统。

玛丽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步入了已婚女子生活的，这就像是，如果换一种情况，她也会怀着同样善意的满腔热情出家修道。他们的年龄相差太悬殊了。当米歇尔十二岁的时候，他父母决定再生一个女儿或儿子，以替代十四岁就夭折的大女儿。大女儿是在黑山的山坡上被马车轧死的。父母本来实行节育，他们实行节育，并不是担心世界上人口太多。他们才不去想这个呢。他们实行节育，是怕子女太多，每个人的遗产分得太少。当时米歇尔受了轻伤，回到城堡，给母亲带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小妹妹（幸亏她是女的）降生的时候，米歇尔已经十三岁了，或许还稍大一点儿，正在上中学。在以后的岁月中，米歇尔发现母亲不喜欢他回来，因此，放假的时候，他尽量不在家里逗留，从而很少见到小妹妹。然而他发现，小妹妹一点儿也不受宠爱。

后来，当米歇尔成为回头浪子再次回到家里小住的时候，他还是留下了一张照片，是由里尔最好的工作室拍摄的。这是一张全家福，以证明这个背叛者曾经回过家。尽管他只在家里住了几天，但照相机还是摄下了一张全家福。小女孩儿躺在土耳其式的地毯上，两条细长的腿穿着黑色长袜，互相交叉在一起，一副天真的神态。父母表情刻板。除了宽容的父亲，专横的母亲，再一个就是在那些年喜欢空想的米歇尔。他越想这件事，越觉得诺埃米是一个复仇女神，一个墨杜萨。为什么让兄妹俩与这个与其说是母亲毋宁说是后娘的凶恶的女人在一起照相呢？诺埃米是否恨玛丽为什么不是那个早年夭折的小女孩，就像恨米歇尔只是轻轻地擦伤了一点儿，而可爱的小女孩儿反而丧了命？玛丽令她难产，是否也因此得不到她的谅解？父亲的这个脾气暴躁的妻子好像只喜欢那个不幸夭折的女儿。当回忆起姐姐的模糊不清的童年的时候，米歇尔猜想，她是不是因为早夭才得到如此宠爱。他在里尔和黑山城堡，竭力想从父母的床上寻找可能隐藏着的答案。

后来，米歇尔成了逃兵，被法国禁止入境，但由于地方边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才两三次越过国境，见到了玛丽。玛丽第一次身穿舞衣，朴素大方，非常可爱。女人在她这个年龄，是很少穿得如此朴素的，这或许是由于腼腆，或许是为了讨人喜欢。又过了几个月，当他再次偷越国境回来看望病危的父亲时，玛丽已经成了病人的出色护理员。父亲性格倔，诺埃米脾气不好，修女们又笨手笨脚，只有玛丽心细，得到了病人的诚心认可。

相册又翻开了一页：米歇尔参加了玛丽的婚礼。玛丽的丈夫三十多岁，出身于乡间的名门世家，但他不太讨大舅子喜欢。他神色中流露出几分忧郁，表情拘谨，为人过于慎重，总是担心上当受骗。“保尔对人很苛求。”新娘子笑眯眯地承认。但是，玛丽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他，要不就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父母的安排。他们作为义诊护士，是在一次去卢尔德执行任务中相识的。玛丽发现小伙子与她一样笃信宗教，甚至比她还要虔诚。在这次运送伤员的长途列车上，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在当时还是少见的情人之间的亲昵情感。参加完他们的婚礼回来以后，米歇尔在夜间悄悄地越过比利时边界，被一个铁路职工认了出来，还向他打了个招呼。这时，米歇尔仍然在想象着，婚礼刚结束就去了格兰渡，这对新婚夫妇的基督教式的新婚之夜会是什么样子。他想，这个为人严厉而又沉默寡言的保尔爱玛丽，没准儿胜过玛丽对他的爱。他对玛丽的渴望也是这个二十岁的女人从来不曾想象过的。毫无疑问，这个典型的基督教徒小伙子不会过于贪色，不会沉溺于绵绵情意而不能自拔。对他来说，首要的是婚配。

停战协定终于签订了，法国重新开放边境，米歇尔才得以经常回格兰渡。他以音乐家的耳朵留意着可能出现的每一个不和谐的和音；但这种不和谐的和音可能不存在，即使出现了，也会马上又和谐了。玛丽快三十岁了，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也即将降生。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多面男人的独特性格，但这个男人是用煤玉而不是用水晶琢磨而成的。她在宗教和政治上任丈夫摆布；而且她别的什么也不懂。当然，丈夫把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从来没有机会与这两类人交往）排除在自己的世界之外，从来没有看过被列为禁书的著作，后来又拒绝与米歇尔一起去达卢大街的俄罗斯教堂听合唱，因为他知道，去分立派的教堂会惹恼上帝。另一方面，利奥十三世规劝法国天主教徒对共和国政府不要过于严厉，就像对漂亮的某某夫人的客人来说一样，这个爱管闲事的人只不过是罗马主教而已。保尔在慈善事业上出手大方，花钱无度，但玛丽为施舍一个乞丐老人或一个被母亲遗弃的私生子，连几个苏也别想从他身上抠出来；他只相信集体组织的赈济事业。他在格兰渡的教堂对面开了一个门诊部，还请了一位军医每周来给病人或腿部受伤的人看病；但他甚至不屑帮助玛丽给病人包扎伤口，连为正在咳嗽的孩子胸部涂抹碘酒之类的事也不肯干。从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行善而又不受人喜欢的人。

保尔的吝啬成为村里人的笑柄：他有时将穿旧的深色呢子衣服送给他的仆人。这是他请最好的裁缝做的，但总是令人想起路易十八时代圣会的先生们穿的呢子大衣。有时，他好像也承认这些衣服已经磨得失去了光泽，而且还是翻新过的，但是，在支付了仆人给裁缝的钱后，他又要了回去。甚至有人说，他仍然保存着巴黎生产的最好的糖果盒，盒里经常装着微微发白的巧克力或被人轻轻咬过的残缺不全的糖衣杏仁。那些开玩笑大王甚至还说，糖衣杏仁都是被人吮吸过的。这是他在圣诞节招待穷人用的。在家里，这个一无所求的男人要求的是最精细的菜肴，但当把菜肴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经常又不吃，或者漫不经心地把银汤匙往盘子里一杵就放下。格兰渡的暖气总是开得较晚，关得较早。玛丽穿毛线衫。单用吝啬这个词还不足以说明保尔的所有问题。因为，他老是吃不饱似的。为了不浪费上帝赐予的食品，他总是等玛丽或孩子吃完饭以后，再把他们的盘子里根本没有动过的鸡蛋或点心打扫光。像穷人一样吃变了味的糖果，这固然是节俭；但这样自讨苦吃，是为了磨练意志，为了谦卑，为了折磨感官。如果收到一封信，从笺头或字体判断是公证人寄来的，内容是有关资产的事，或者是一位亲属写的，这位亲属的身体状况使他担心，他便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信揣进衣兜里，等到第二天再拆开看。他不性急，不好奇，不贪欲。米歇尔心想，这位有时好淫乐的禁欲者在爱情方面是不是也如此。

这对表面上似乎亲密无间的夫妻，其实出现了不易察觉的裂痕。可以肯定地说，保尔娶了玛丽，为了子女，不得不放弃马耳他骑士的封号。因为据说，诺埃米的平民祖父卷入了一起肮脏的财产案件。这样的顾虑是不是会影响居住在阿文提诺山漂亮的古罗马别墅里的骑士团首领？我不知道，我甚至想，保尔是否真的拥有这个他与玛丽结婚会有损于子孙后代的名誉地位的封号。一切与贵族有关的事都是由摩根命运女神决定的。他们夫妻之间表面上很和睦，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更加微妙的关系。保尔的父母经常到美丽的蓝色海岸过几个月的冬天，去巴黎与从前的正统派人士聚会，因此，保尔也有机会参观巴黎的博物馆，游览名胜，逛圣日耳曼大街和一些旧皇宫。旧皇宫里有许多艺术品，尽管并不都是佳作，但琳琅满目，比外省的艺术品更精美。他多次去罗马；而玛丽只去过一次，那还是去度蜜月的，她对罗马教皇接见他们还记忆犹新。后来她生了孩子，再也没离开格兰渡。保尔利用去葡萄牙参加圣事大会的机会在那里小住了几日；他喜欢回忆葡萄牙乡下妇女的美貌。她们挽起衣袖，赤裸着双臂，手扶着头顶上装满水的陶罐，个个都像昔日拿撒勒的圣母。玛丽听着他对葡萄牙妇女的赞美，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儿，她怀疑，在对美的品味上，似乎有一点儿不正经的东西。保尔不时地去巴黎找他的代理人商谈事务——他总是有两三件有关遗产的诉讼案件要解决——有时还去参观一处画廊或逛一家古玩店。他去那里，不是为了购买艺术品——他要那些玩意儿有何用场；对他来说，一件艺术品，就像摆设在格兰渡家中的漂亮家具和价值昂贵的绘画，只有自几代人以来就属于自家所有，那才是有价值的——但这是他的乐趣，他甚至还去过雷诺阿和莫奈的画室。有一天，他给玛丽带来一件礼物：是一个长纸盒，还用一根白色的带子捆着。玛丽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喜欢打扮，但尽力克制。她似乎希望能有一件不袒胸露肩、紧腰宽下摆的褶裙。这种裙子做工精细，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奢侈品。然而，她打开外面糊了一层丝绸的纸盒一看，里面装的是一块玫瑰色的光亮的料子，料子色调素淡，但上面绣着深色的李子树枝。花瓣微开，似乎是一派不耐寒冷的样子。树枝上还有一只小鸟。玛丽打开这件具有异国情调的织物，原来是一件日本明治时代肥大的绣花和服。对这件和服，某些被誉为国家活宝典的大艺术家仍保留了其奥妙所在。她奇怪地看着和服的宽大的袖子，根据日本文学作品的描写，那是用来悄悄地擦拭眼泪的，而闪闪发光的银丝腰带则是扎在腰部的。制作精细，色彩鲜艳，美观大方，与一般的衣服大不相同。保尔告诉她，这种和服已经成为巴黎的时尚便服。但他的年轻的妻子突然面色涨得通红，喘着粗气，抽噎着说：

“你把我当成妓女啦！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玛丽是由母亲根据布尔乔亚礼仪规范培养成人的。这种礼仪要求，一个正经的女人，从一清早开始就得从头到脚穿得整整齐齐，还得穿优质的毛织长裙或高领长袖塔夫绸裙，至多为了赶上时代潮流，穿裙子和长袖衬衫；要是自己偶尔照看孩子，为了不弄脏衣服，还得穿上做工精致的围裙。晚上“出门”的时候，才可以按照习俗换上袒胸露肩的舞衣，或者最起码也得穿赴宴的深色长裙。夜间穿白色法兰绒或细麻布衣服，但绝对不能穿便服。和服让玛丽联想到妓女的长椅和卧室。如果偶然遇到特殊情况，例如孩子发烧或失火，一个正直的女人下床的时候，最好还要穿衬裙，披上披肩，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妖艳。毫无疑问，保尔从来没有看见过怕羞的妻子一丝不挂的裸体。玛丽不知道亚洲女人也同样怕羞，讨厌做爱的时候一丝不挂，还以为亚洲女人下流放荡，既然亚洲女人不信仰基督教，不管是合法妻子，还是卖俏的艺妓。她把这件和服细心地叠好，仍然装在纸盒里，然后把纸盒放在壁橱上面。这件和服可能还仍然放在那里。

然而，当米歇尔将他生活中的这一段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事件，即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的去世主动详详细细地告诉玛丽一个人的时候，她并不显得如此优柔寡断。就在那个时候，费尔南德也从米歇尔的口中了解到了这些情况，因为他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即将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的女人。在全家人之中，惟独玛丽同意他与一个外国女人（比利时女人！）再婚，尽管这个女人相对来说并不富有。她希望米歇尔幸福，并相信结婚会让他幸福，所以赞同他做一次新的尝试。她同意在小米歇尔放假期间照顾他一段时间，但年轻人却不高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姑父和姑妈的为人行事，恰像基督教初期的一对夫妻；他相信，他们周身散发着医院里的甲醛味道。另一方面，年轻人狂妄自大，不仅会使保尔恼火，而且也使玛丽不高兴。玛丽埋怨年轻人对仆人发号施令，这些仆人已经在格兰渡服侍他们多年了，她希望仆人也像远亲一样被当作是家庭成员，而且保尔有时说话的粗暴语气已经使人感到害怕了。再者，年轻人对爱情的轻浮态度也让她对未来忧心忡忡……万一，她自己的儿子……米歇尔试探地问：

“如果艾内斯特不是六岁，而已经十七岁了，假如他使厨房的那个姑娘怀孕了，你怎么办？”

玛丽考虑了一会儿：

“我相信，我会一直乞求上帝赐给我勇气，说服他娶这个姑娘为妻。”

她私下请米歇尔把他儿子带走。结果，米歇尔把儿子带走了。

一九〇一年五月，玛丽终于有了度假的机会。这是她惟一的一次度假。她在里尔的一家修道院参加了一次修省班。参加修省班的都是女士，几乎像修士一样体验两个星期的修道院生活。她们天天祈祷，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参加宗教仪式，闭门思过或诵读经书；即使有机会到客厅或花园里聊一会儿天，她们心中也明白不该谈论她们的丈夫、子女、仆人或世俗生活，更不会把她们的全家福拿给别人看。生活很安静，起码玛丽在内心里有这种感觉。可以设想，与能说会道的教士进行一系列的交谈，肯定会唤起这些虔诚的女人对信仰的兴趣；但说得不客气，这种近乎世俗的枯燥说教，有时候使玛丽内心充满空虚和乏味的感觉。她用心不专，这是教会圣师已经预料到的，但也知道这种情况是会过去的。她一边背诵经文，一边拨弄着黄杨木念珠，但她有时候觉得思想无法集中，嘴唇和手指只是机械地动作着，仿佛处在一个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让她恍然的世界里。她想努力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越想弄明白，越无法弄明白，甚至连她的圣师也没有察觉，她全心地进入了祈祷的意境。

一个细雨纷飞的黄昏，她在自己灰色的单人斗室里，坐在写字台前，漫不经心地抬起了双眼。她在格兰渡的写字台上有一面镜子。但这个斗室里却没有。因此，她看不见自己。然而，即使前面有一面镜子，她偶然看上一眼，也不会自我欣赏下去。她在平时是很少照镜子的。她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的女人，她看不见她那副谦和的神态，不知道自己的脸上闪烁着如何的青春活力。她脸膛儿稍宽，高颧骨，仁慈的嘴唇，浓重的眉毛，笑眯眯的蓝眼睛。她这副神态，要干什么呢？她再一次进行自省。难道她利用自己只不过是一件工具的躯体进行了太多的享乐？难道她在省政厅举行的最后一次舞会上跳舞跳得太多？然而，舞会她还是应该参加的。甚至婚床，甚至与孩子们在草地上吃一次野餐，都可能成为犯罪的机会。她有时怀疑保尔在巴黎与一些半上流社会的女子（这些道德败坏的女人爱穿和服）幽会，从她们那里学了一些谈情说爱的言语花招，对此，她开始的时候还不能接受，然而她的圣师还是规劝她以领受为好。良家之妻不应该怀疑丈夫。而且无论如何，男人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的。她对乡下一位女邻居缺乏仁慈心，因为她觉得女邻居太妄自尊大；她毫无道理地辞退了一个女仆；她在诊所给病人治病，有时看见病人的伤口却感到恶心。她有事问保尔，每听到他的多少有点儿干巴巴的回答就泪水汪汪，而她知道，这种悲伤，这种恼怒，对她来说等于是两口子之间闹的一次别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并不十分看重像夏日一样单调平静的生活。在一个穷人受苦受难的世界里，她能过着这样的生活，的确是十分难得的。但是，在力求完美中也有傲慢的成分；她必须尽力而为。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尽力而为。然而她发现，她想到这些事之后，马上又不再往下想了。她的思想空空如也。修道院的人起得很早；而她可能才刚要入睡。

她机械地拿起一支羽毛笔，蘸了墨水。信纸放在已经打开的夹子里。“亲爱的保尔……”不，她没有什么要对保尔说的。“亲爱的米歇尔……”不，她也不特别想念哥哥。“亲爱的孩子们……”不，他们还小，也不能给他们写信，而且她也没有什么要向他们交代的。“亲爱的妈妈……”不，给她写也是白写，她没有什么要告诉母亲的。而且，在这两个星期的修省期间，是不允许往家里写信的。突然，她抽出一页白纸，在几乎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况下，给上帝和自己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在等待着将我们的灵魂送还给上帝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只有一次，因此，我们不要感到可怕。我们不可避免地在尘埃中死去，但我们不能像动物，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因为动物别无选择。应该预见未来的一切，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死去，怎样死去，为了我亲爱的人，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

“我们都是要死的。重要的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上帝的名义，通过上帝并且为了上帝……”

她在信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把信纸装在信封里，用舌尖舔湿了封口的干胶，封好，并且写上“我的修省书，一九〇一年五月”，然后又把信封装进皮夹子里的一个袋里。人们在她去世以后才会发现这封信。

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大约早晨八点钟，玛丽正坐在兼作孩子餐厅的小客厅里，耐心地看着两个大孩子吃早点。他们正在吃抹黄油的面包片，喝热牛奶。奶里加了一点儿类似咖啡味道的菊苣根汁。两个孩子都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在桌子底下互相踢脚，也没有用汤匙敲盘子。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正坐在妈妈的膝头。壁炉里生着火；路易十六时代的小挂钟在慢慢地消磨着时间。一个小伙子突然跑了进来。他是新来的猎场守护员，刚十六岁，是来接替他父亲的。他父亲患了风湿病，疼痛不止，无法继续守护猎场。小伙子太激动了，甚至没把猎枪放在门厅里，就蹿了进来。猎枪里还可能装着子弹。玛丽不痛不痒地说了他一句。但小伙子高声喊道：

“夫人，您快来看！有一群野猪正在穿过树林，就在通道尽头的一片雾里。”

野猪的出现，在乡下是常见的事。格兰渡的野猪也不少，但成群结队地迁徙还是罕见的。玛丽穿上紧腰宽下摆的女衫和毛线裙子，又套上一件宽松外套，脚穿木底皮面套鞋，头上蒙着保尔从里斯本给她买来的黑头巾。同时，女用人也给两个大孩子穿好外衣，就同母亲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像一支在冬天的清晨出去冒险的大军。玛丽用手牵着小儿子艾内斯特和小女儿让娜，与猎场守护员小伙子走在前面。男女用人得知消息以后，都不想错过这个看热闹的机会，紧紧地跟随在玛丽的身后。德·萨西先生正在书房里忙自己的事，也出来跟在后面，与他们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也往前走着。他没有带卡宾枪；他不是猎人，而且又不是打猎季节。秋天才是打猎季节，然而他很少打猎；即使打，也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打，为了助兴而已。

天才刚刚放亮，清晨天气寒冷，又很寂静；大树下面很阴暗，地面又潮湿，踏在上面吱吱作响。大路和草地上覆盖着一层泥雪。

突然，在远处树林边缘的晨雾中，清晰地显现出那群身个儿强壮圆滚滚的野猪。在大自然中发现这么多史前遗留下来的四蹄动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走到近处，看见一只野猪正在用尖嘴拱土挖树根吃，也许是在挖土玩，根本没注意到有人来。但它们十分警觉，只在觉得没有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这群身个儿强壮的野猪正在林中转移阵地，好像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动物似的，在那样的时代，人在动物面前，仿佛能感到神灵在场。年轻的猎场守护员看见野猪，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根本没考虑是不是能打到野猪，便扣响了扳机。

就在此时，最多也不过在枪响一秒钟之后，玛丽便倒在地上，两只拉着孩子的手还没来得及松开。子弹打到一棵橡树干之后又反弹回来，正好击中她的胸口。她可能还没听见响声，子弹就结束了她的生命。

德·萨西先生飞快地跑过去，将两个孩子从母亲的手里拽出来，交给了保姆。两个孩子感到惊奇，但并不觉得害怕。德·萨西先生将年轻妻子瘫软的躯体摆放好，让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像一位细心的医生，扒开妻子的眼皮看了看，用手靠近她的嘴唇试了试，看她是否还有气息，又把手伸进她的上衣下面，摸了摸她的心脏是否还跳动。她气息全无了。玛丽躺在覆盖着一层白霜的石子路上，好像她一直就是躺在那里似的。

保尔站了起来，叫那些男女用人不要惊慌，要把死者看好，又叫一个男用人去找园丁帮着做一副担架。枪声响过之后，他就一直盯着年轻的猎场守护员，看见他扔下猎枪，在格兰渡和村子之间的树林里拼命地跑。德·萨西吩咐用人之后，就离开了玛丽。他对妻子的生命是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急忙跟在小伙子后面追了上去。那些哭哭啼啼的女用人刚从他的目光中消失，他在枞树林里拔腿就跑。他对这片枞树林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小伙子同时到达了在村头的厄斯塔什（这是年轻小伙子的名字）父母的那间小房子。

他推开门，站在门口。屋里一片昏暗（当地人家的窗户经常是半闭着的），看不清楚里面，只觉得一股气味儿直呛喉咙。煤球炉上正煮着咖啡，烟熏火燎的，两位老人并排坐在他们的大床上面，浑身颤抖着。大床占了整个屋子三分之一的地方。厄斯塔什趴在自己的那张小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简直是双手抱头大哭。德·萨西先生走了过去。

“小伙子，不要怕。不是你的错。当然，没叫你开枪，你也不应该开枪。但不是你叫子弹反弹回来的；这是天意。你还照常给我守护猎场。没有人要惩罚你。”

在离开之前，他又把这话对小伙子的惊魂未定的父母重复了一遍。小伙子站起来看着他，弄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保尔走到他身边，笨拙地摸了摸他的前额，然后就离开了。

接着，保尔只顾忙亡妻的丧事。为了让亲属来奔丧，也好让正在南方的米歇尔和费尔南德能赶回来，葬礼安排在第二个星期举行。诺埃米来自里尔，但她对小女儿的意外死亡，和对三十三年前她大女儿的去世不一样，并不感到震惊。像她这样年龄的人，对死去的人是不会太伤心的。但是，也像大女儿死于意外事故一样，流言蜚语在北部省又不胫而走。好心人在这两件悲剧中看到，这是对从前利用移民或教会财产大发横财的惩罚，这起码说明上帝是主持正义的。这种迷信的观点不知道是否也在保尔的意识中生了根。

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在里尔小住了几日。在玛丽安葬将近一个星期以后，保尔带着玛丽的修省书去找他们。大舅子看完修省书，没有说什么，就还给了他。但是，费尔南德平时很少见到玛丽，此时泪水汪汪。玛丽的修省书很奇怪，所使用的语气与辞藻华丽的祈祷词完全不同，这使她既害怕，又感动。当保尔与米歇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保尔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信是用方格纸写的，拼写错误很多，而且文笔也像某些没有文学修养的人那样矫揉造作。信是一个女人写的，落款是伯爵夫人。但是，保尔亲爱的亡妻只是把一些重要情况告诉了自己亲爱的丈夫。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神眼婆阿尔西诺霭·伞杜夫人。保尔放在扶手椅上的双手颤抖着。

“你相信这种把戏？”米歇尔掩饰住轻蔑的心情，问保尔。

“我不知道。既然我相信灵魂不死，我事先没有任何理由说活人不能与死人沟通。”

米歇尔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但是教会不赞同招魂术的说法。”

保尔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

“不管是不是招魂术……只是，”他不得不承认，“只是我害怕……”

“你是不是要我陪你走一趟？”

这正是保尔来见他的目的。两个男人找了一个决定突然去巴黎的托词，便从里尔乘坐早班火车出发了。

他们在细雨蒙蒙的晚上下了火车。巴黎的冬天像北部省一样，也是泥泞满地。路灯在这座光明之城的石块铺成的路面上撒下淡黄色的光。他们来到贵宾饭店，把行李放下，就乘出租马车前往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

我简单地复述一下自巴尔扎克以来被人们重复过上百次的描写：楼梯很陡（但幸亏是底楼与二楼之间的夹层房间），一个矮胖的女人，脚上穿着拖鞋，身穿花晨衣，迈着沉重的步子，无精打采地来开了门。她身上散发着一股低俗难闻的味道，不是香脂，就是油炸土豆味儿，也可能是花束枯萎后散发出来的气息。这是一间小布尔乔亚式的客厅，地上铺着丝绒地毯，中间放着一个独脚小圆桌。米歇尔还以为她要把地毯卷起来。是他猜想错了。在重新提到可怜的夫人所做的与子女的重要沟通之后，神眼婆直眨眼睛，脑袋靠在长沙发的枕垫上，倏然显出一副鬼魂附身的样子，叹了几口气，浑身轻轻地抽搐了几下。她的表演是可想而知的。她以一种讳莫如深的口气描述着当时的情景：一个晴朗的冬天，伯爵夫人身穿黑色厚毛呢女骑士长裙，戴着插有羽饰的女帽，胸部被一个笨手笨脚的猎人打了一枪，从她骑着的棕色马上摔下来，帽子摔在地上……米歇尔站了起来。

“别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我们走吧……”

保尔跟在他身后走了出来，但心中有点儿后悔。神眼婆听见他们开门，一下子回过神来，便破口大骂。米歇尔与妹夫一言不语地走在泥泞的人行道上。他们来到一个报亭前。米歇尔看了一眼报架上的《星期日小报》，便买了一份，递给保尔。在当时，小报还不能刊登照片，虽然彩色印刷术已经出现，但只是用蓝红两种颜色为每周的社会新闻作插图，而且这两种颜色相互洇在一起，就像埃皮纳勒画片里生活放荡的女孩儿，也将社会新闻人物描绘成乔治·奥内小说中那种不伦不类的人物。

“你看到你的女预言家是如何刺探情况的吧？”

长期以来，新闻报纸不是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就是进行欺骗宣传，或者干脆去迎合读者的贪欲心理和蠢笨行为，米歇尔对这种粗俗的错误做法不再感到奇怪，也不再感兴趣了。保尔将这种淫秽的图片推开。

“这一切我都明白……但是，然而，当神眼婆鬼魂附身的时候，难道在那一刹那，她的面部表情不是很高贵，而且声音也似曾相识嘛……”

“不，我既没看见也没听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解读思想的假设，比玛丽的幽灵去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拜访更容易让人接受。你是坐在那个女人对面的。她为什么没发现玛丽在你内心深处的反映或共鸣？”

“你可能说得对。”保尔沮丧地说。

雨下得更大了。两位先生加快了步伐。到了和平咖啡馆，米歇尔竭力叫妹夫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饱饭。

谨慎的怀疑论者对事物不采取否认态度，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热中于幻想和谎言，从这种观点来看，米歇尔是对的。然而，“最易让人接受的假说”——而且米歇尔本人也认为仅仅是在可能的边缘——并不因此排除其他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惶恐不安的保尔对此已经有所察觉了。在被称为彼世的晦涩难懂的复杂事物中，如果我们一旦冒险走到这个世界的边缘，我们就会像踩在沼泽地上一样陷进泥潭。由于那些形迹可疑粗俗卑鄙的人牵线搭桥，充当居心叵测的中间人，从而建立起了某些关系，这不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具有一种怪才，“出色地驾驭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物”，就如同一个愚笨卑鄙的家伙，居然还能成为很好的歌唱家一样，但是，人们从这些一直都令人生疑的行径中不会获得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克先生这一次同意了教会的劝化，成功地使保尔走出了这个泥潭。

看着玛丽遗留下来的修省书，不能不使人有置身于地震震区的感觉。这扇半开半闭的门面对着的，既是最具体的现实，又是最不可捉摸的奥秘，这就是时间。毫无疑问，永恒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述的相同事物，但我们与这两种观念所处的关系，就像一个圆的直径与圆周的关系，一方面在尽可能地往一起靠拢，另一方面永远也不可能靠拢在一起。如果不是陷入目光短浅的怀疑主义的泥潭，人们必须承认，玛丽已经跨进了一道门槛，但她本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记得已经跨入了这道门槛，就像大数的保罗所说的，她“模模糊糊地看着镜子”，已经发现了自己面对的是死亡。动物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就像她的倒下那样，这种说法令人震惊与痛心。之所以令人震惊，这里指的似乎是那天早晨发现的那群野猪，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总有一天都无法逃脱玛丽暴卒的命运；之所以让人痛心，因为对所有创造物来说，这反映了基督教灵魂的狂妄自大。根据《传道书》的说法，“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谁能告诉玛丽，动物被人打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她应该知道，动物对子女的爱经常是壮烈的，狗效忠主人，马对难友一往情深。她有什么权利超越其他还活着或死去的人呢？但是她一无所获；她依然与她周围的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几乎同样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祭献的说法。这种过时的说法乍看起来是高尚的，但与一个上帝或多个上帝的令人厌恶的观念是紧密相连的。以撒被送去祭献，伊芙琴尼亚险些死在祭坛上，只能说明人类丧失了理智。但玛丽的死并不是一种祭献。她预料到了自己的死，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她是心甘情愿地去死。她不像美国天主教徒为了换取越南的和平，在做弥撒的时候心甘情愿地集体自杀，而且视死如归，死得果敢。玛丽遵循上帝的意志，没有违抗，没有害怕，这已经足够了，她应该感到满意了。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她所希望为“亲爱的人们”获取的功绩，不一定会有所回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天主教徒完全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他们的确是死了，但越南战争还在长时期地进行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要继续打下去，他们的死并未换来伤痕累累的和平。我还将在后面描写发生在玛丽亲爱的人们身上的一些情况：他们似乎像所有人一样，仅仅是好歹活着而已。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祭献是密教所宣扬的。首先，在寂静的夜间举行红色断境施身法仪式，被接纳入教者怀着一片虔诚之心将生命献给众生，准备让众生分食其躯体，然后，一年之后又回到原地完成黑色断境施身法，这时他会发现自己一文不值，再也没有什么可祭献的了。

我当时还没有出世。在我漫长的生活中，我断断续续地观察着玛丽亲爱的人们的生活情况，并且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玛丽早已被古怪离奇的幻觉所惹怒，本来希望死后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用自己的死换取他们的幸福。这些人获得的恩惠并不显眼，他们的日子过得似乎并不比当地同一阶层同一时代的大多数人更幸福，但也不比他们更寒酸。玛丽在遭受不幸的那天用手牵着的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都已经长大成人，都已经年老了，都已经去世了。艾内斯特在一九一四年当了兵，多次立功受奖；我后来又见到过他。他是应我父亲邀请到勒杜彦家做客。他为人热情，为了出席贝尔日尔游乐园的揭幕仪式，准时地告别了主人。他已经是六十岁高龄的人了，仪表端庄高贵，但有点儿外省人的气质，人们每每谈起他，就像过去谈论他父亲一样，也就是说，把他看作一位法国绅士。让娜嫁给了“我们的家族”中的一个小伙子，生活在图赖讷，还留下了几个继承人。我所知道的她的情况仅此而已。当时茜茜乐还太小，那一天没有同她母亲一起离开房间。她在二十五岁那年出家修道，进了罗马的一家法国女修院，现在已经退休——因为神职人员享受退休待遇——又回到法国，直至去世。她去女修院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次。她似乎为人粗俗，难以相处；我是她表姐，比她大十三岁，她对我并不感兴趣。她在晚年似乎成了一位开明理智的修女。她有时通过艾内斯特的一个儿子向我转达一句友好的问候。艾内斯特的儿子也是教士。当兵和修道可能是玛丽对子女的愿望，也可能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天主教环境中的缘故。至于保尔，他差不多在两年以后又与一个邻近城堡的女人结了婚。玛丽在世的时候，对这个女人的高傲自大不屑说三道四。这个女人出身高贵，结婚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她说话的口气和生活的方式都自诩属于上流社会；她说话语调很高，因此可以说，她好像喜欢高语调，说话故意抬高嗓门。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和睦；妻子像丈夫保尔一样也赞同《法兰西行动报》的观点。他们晚上一起读报，就像一些虔诚的新教徒夫妇一起读《圣经》一样。正如教会从前所说的，德·萨西先生溺爱妻子，他两次结婚，夫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种肉欲的关系，在一些小事上更是对第二个妻子采取迁就态度，但他本人总是躲藏在自己冷漠荒寂的领域里，保持着客气然而暴躁的性格。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才感到自由。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格兰渡是被占领区，他们夫妇住在巴黎的大公寓里，室内家具豪华，但色调昏暗。夫妇俩一致同意把木柴放在洗澡间。在当时，木柴是宝贵的。当然，德国人是不光彩的，尽管人们对德国这个强大的国家组织保持着某种敬意（在这个高贵人士的阶层中，人们还不至于无耻到谈论“威廉”），但是，法国所承受的大部分痛苦，是由于世俗观念和共和国的老一套习俗做法造成的。置身于毋庸争论的爱国主义和拼命主义的氛围里，人们早已通过几乎难以察觉的裂痕，看出了法国在一九四〇年所具有的某些方面的精神状态。

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的公寓、保尔的公寓与我们的公寓都在安坛大街，相隔只有几百米，因此，她时常穿梭于这三套公寓之间。我们的公寓也很宽敞，不太昏暗，但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落地窗对着一幢早已不复存在的楼房的内院。墙上挂着常春藤图案的壁毯，黄杨木地板上雕刻着百合花。米歇尔在五年前卖掉黑山城堡之后租了这套公寓，只置办了一些主要生活用品。

德·萨西夫人见到米歇尔的时候，他身穿旧大衣（安坛大街十五号的暖气也被关了），正在看书，身边还堆放着一摞书籍。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读的外国书太多了），有歌德的《亲和力》（此时还读德国作品），更可怕的是，还经常读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这个瑞士人竟敢对法国说三道四！”在当时，罗曼·罗兰经常被看作是瑞士人，体面人想象不到，一个法国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区分法国和德国的责任，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誉）。米歇尔给我看过这本书，使我开始产生了反潮流的思想。这本书成了米歇尔在谎言的大海之中航行的一只锚。在这个谎言的大海之中，一些被收买的记者，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歇斯底里的家伙，拉帮结派，把广大人民拖入深渊。因为一个法国人起码是勇敢的，受欺凌的，坚决抵制这种欺诈行为，令他对法国更增添了一点好感。他还阅读侦探小说，那是德·萨西夫人借给他的。

但是，尤其使来访者极为愤慨的，还是我摆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些书。有希腊文字典和拉丁文字典、一部逐字逐句翻译出版的柏拉图的《对话集》和一部维吉尔的诗集。人们知道，拉丁文不忠于原意，毫无疑问，希腊文也一样。米歇尔告诉这位夫人，希腊文是《福音书》的文字。但是，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已经发现了于斯曼的《大教堂》和《修士》，我正是通过这两部著作，开始对教堂的彩绘玻璃和中世纪的绘画有了解。她像任何没有文化的人一样，只是从只言片语去判断一部书，就以为理解了作者的思想，哪怕这句话是从喝得醉醺醺的看门人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德·萨西夫人过去不读书，以后也不会读书。她只是发现了一段对话，说的是有一个人，他所使用的语言既矫揉造作，又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是一种当时颇受欢迎的语言，几乎成了于斯曼的商标。他抱怨吃了“精神疯牛肉”。来访者作了一个鬼脸，这正好证实了她不读书（“难道这就是您给您女儿的精神食粮？”）。她对右翼分子巴雷斯倒感到放心，邓南遮和福加扎罗又一次成了外国人，而托尔斯泰则冒充农民。然而，当她得知米歇尔就此问过我，但并不打算给我施坚振礼后，她亲切和蔼的派头竟全然消失了。她打算在圣菲利普迪鲁尔教堂举行的仪式也付诸东流了。但米歇尔希望我自由地生活着。

在结束这段叙述之前，我还要讲一件有关我个人的事。我刚满十四岁。时间在流逝。几个月以前，即在战争爆发之后三年，为了表达姗姗来迟的兄弟般的永恒友谊，美国向德国宣战（“拉法耶特，我们来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占领了亚喀巴。依珀尔第三次战役、伊松佐第十次战役和凡尔登第二次战役，都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黑山城堡在四年以前被一个英国司令部占用，不再属于我们了，最终也被炮弹摧毁；这座砖结构建筑变成了一堆废墟，但更悲惨的还是那些粗大的树干被炸得东倒西歪，断枝满地。米歇尔几乎没有再谈起此事。他觉得，灾难不仅已经降临于世，而且还在继续，把人类的理想也都炸得烟消云散了。我本人受到的损失不大。巴黎也笼罩着战争的气氛。一些到巴黎短期休假的军人，穿着破旧的天蓝色军装，坐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巴黎人。巴黎男人的生活习惯几乎没有变化，女人不论是美是丑，反正他们觉得都很漂亮。妓女打扮得如同寡妇，一般在晚上才出现，都站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米歇尔为了弥补对里维埃拉及其赌场的思念之情，决定去昂吉安休养几天，享受一下那里的自然风光。那里绿树成林，绿草如茵。当他利用战争时期的筹码有节制地去碰运气的时候，我正由卡米伊陪着在树林里散步。卡米伊是一个比利时小女孩儿，是我们保留下来的惟一女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米伊是姨妈让娜送给我的礼物。我姨妈是布鲁塞尔人。在战争初期的艰苦年代，卡米伊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在一次去比利时海滨拜访我的同父异母兄弟的时候，她逃到英国，艰难度日，后来又来到巴黎。她是工人的女儿，年方十七，小个子，棕红色的头发。她像一只小山羊，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她已经陪着我生活了五年，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或者几乎相仿。她与一位休假士兵订婚了。她寄给他的情书还是我帮她写的。她对其他的事想得不多，几乎不去想未婚夫会遇到什么危险。战争没能阻止我们在小湖周围的树林里玩耍。我们踏着小路上闪动着的树阴，踩着秋天遗留下来的枯叶，发出唰唰的声响。透过稀疏的树枝，可以看见洁净的小湖，一只只白色的小船系在湖边，多数都用帆布遮盖着。船的主人无疑都在林间的小道上漫步。小道上突然走来两个人。是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身穿黑色衣服，好像是孝服，风度高雅。那位女士似乎一直在留心地看着我，在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了下来，她问我：

“您是不是玛丽·德·萨西的女儿？”

“不是，夫人，我是她侄女。”

“我们和她是好朋友。我记得她有一个哥哥。”

我尽量向她作了解释。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只有玛丽似乎还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他们走远了，穿黑衣服的女人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看见了什么？有一张当时拍的照片，上面的我靠在一只巴黎游船的舷墙上，手上拿着一本书，我头戴钟形草帽，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身穿蓝白相间的条纹布长裙，长短也就到我的膝盖。由于戴着草帽，脸看不太清楚。我把玛丽三十岁前后的一些照片与我相同年龄的照片作了对照，只能看出她的某些特怔。她与米歇尔一样，都像父亲米歇尔-夏尔：眉毛浓重，目光炯炯；高颧骨，宽额头，有点方。相反，脸的下部却不相似。总而言之，我们只有一点儿相像，但并不明显。岁月的流逝，也改变了这张面孔的容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