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我知道没有人会有一丁点的愿望想要揍塞缪尔·麦勒迪斯了；也许是因为一个五十出头的人不太经受得住一只敌意的拳头的暴打，可在我看来，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因为他身上需要挨揍的品质都已消失。不过在他生命中也肯定有过那样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脸上有着这种需要挨揍的品质，就好像女孩子的唇上隐藏着需要被人亲吻的品质一般明确。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遇见过像他那样的人，被人家随便地介绍认识了，甚至可能和他交上了朋友，可还是会觉得他那样的人总能激起你强烈的反感——有些人的反感表现为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另一些人则会低声地嘀咕到“请他吃拳头”或“把他眼睛打瞎掉”。在塞缪尔·麦勒迪斯的各种品质中，这种品质最为突出，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是什么样的品质呢？当然不是长相，因为他自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英俊的人：宽广的浓眉，坦诚又友好的灰色眼睛。然而我听说过他曾对着一房间的记者讲述他的“成功”故事，他羞于告诉他们真相，他们也不会相信他说的，那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有四个，再说也不会有读者会对一个因挨揍而出名的家伙感兴趣。
故事是以他14岁时就读于菲利普斯·安杜佛学院开始的。他的童年是在欧洲各大都市里度过的，靠的是鱼子酱和旅馆侍者的跑腿过活，纯粹是出于幸运，他的母亲得了神经衰弱，不得不将他的教育托付给更少温和更少偏爱的人之手。
在安杜佛他有个室友叫杰里·胡德。杰里13岁，个子长得矮小，简直可以说是学校里养的宠儿。九月份开学时，麦勒迪斯先生的贴身男仆将他的衣物放入柜子里，在离开前问他，“还要做什么吗，塞缪尔主人？”杰里马上抱怨起学校老师把他放错了地方。他感觉就像一只愤怒的青蛙，因为在属于它的玻璃缸里被放进了一条金鱼。
“老天爷啊！”他对着同龄的好友埋怨道，“他是个该死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他说，‘这里的人都是绅士吗？’我说，‘不是，都是孩子，’他说年龄不是问题，我说，‘谁说那是问题啦？’看他还敢对我放肆，该死的小白脸！”
杰里默默地忍受了三个礼拜，忍受了小塞缪尔对他朋友的穿着和习惯的诋毁，忍受了在他们的谈话中不时会冒出来的法语短句，忍受了一个娘娘腔的花样百出的刁钻刻薄，那就是一个神经质的母亲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如果他们整天呆在一起的话——终于有一天，玻璃缸里掀起了风暴。
那天塞缪尔不在。同学们聚在一起听着杰里愤怒地控诉他的室友新近犯下的罪恶。
“他说，‘哦，我不喜欢晚上开着窗户，’他说，‘如果只开一点点那还行，’”杰里抱怨道。
“别被他欺负。”
“欺负？你看他敢吗。我故意把窗户开得大大的，可早上轮到他值日，那个该死的傻瓜却不把它关上。”
“逼他关，杰里，你为什么不逼他？”
“我会的。”杰里同意地猛点头。“不用担心，他还以为我是他家的老管家呢。”
“让我们瞧瞧你的厉害。”
就在此时那个该死的傻瓜一个人走了进来，给了大伙一个令人愤怒的微笑。两个孩子说道，“麦勒迪斯来了”；另外几个孩子冷眼打量着他，继续跟杰里说话。可是塞缪尔看来有些不满。
“请不要坐在我的床上好吗？”他礼貌地对杰里的两个密友说道，这两个人正舒舒服服地靠在他的床上。
“嗯？”
“这是我的床。你们听不懂英语吗？”
这下子真是雪上加霜。他曾经对床铺的卫生条件表示过不满，甚至说那明显是野兽般的生活。
“你的床怎么了？”杰里恶狠狠地问道。
“我的床没事，不过……”
杰里站起来朝他走过去，塞缪尔语塞了。杰里走到他跟前停了下来，凶狠地注视着他。
“你和你的床一样该死，”他说道。“你和你那该死的……”
“揍他，杰里，”有个人嘀咕道。
“让这个该死的傻瓜瞧瞧……”
塞缪尔冷静地回视了他一眼。
“得了，”他终于说道，“那是我的床……”
他话才说到一半杰里就拉开架势对着他的鼻梁狠狠地打了一拳。
“好样的！杰里！”
“给点颜色让这个自以为是的恶棍瞧瞧！”
“看他敢碰你吗……他还以为你好欺负呢！”
这群人围住了他们俩，塞缪尔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成为众矢之的的无法抑制的恐惧。他无助地望着一张张充满敌意的怒目而视的脸。他要比他的室友整整高出一个头，所以如果他还手他们就会叫他恶棍，而且会立刻激发起一场混战；然而如果不还手，他又会被叫做胆小鬼。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杰里那灼热的目光，接着突然发出一声沉闷的嘟哝，推开人群逃出了这个房间。|||||
接下来的一个月成为他生命里最为悲惨的30天。只要他醒着就会遭遇到同学们对他痛斥的毒舌；他那矫揉造作的一言一行都难以忍受地成为人家戏谑的对象，当然还要加上青春期的敏感，更是令他寝食难安。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弃儿；在学校里的不受欢迎将伴随他的整个一生。圣诞节他回到家中，精神是如此的沮丧，以至于他的父亲带他去看了一位心理专家。他故意在很晚的时间回到安杜佛，这样至少从车站到学校这段路他可以坐在巴士上享受到一个人的清静。
当然他一旦学会了保持沉默，所有的人也就立刻忘记了他的一切。第二年秋天，他认识到为了防备他人的攻击就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就好好地利用了一下由于缺乏童年的记忆而给他带来的这个崭新的开始。在第二学年的一开始他就成为班级里的宠儿——在他看来没有人比他那个最初也是永恒的同伴杰里·胡德来得更为强大。
二塞缪尔成为那种九十年代初期典型的学生，他们会驾着各式马车穿梭在普林斯顿、耶鲁和纽约市来展现他们对橄榄球运动的社交重要性的认识。他狂热地相信人应该有良好的形象——他精心挑选的手套，系领带的花样和他策马扬鞭的威武架势成为易受影响的新生们的仿效对象。在自己的圈子以外，他被人家视为势利小人，但毕竟他的圈子也算是个圈子，所以他从不担心。秋天他玩橄榄球，冬天他喝冰威士忌，春天他荡舟湖上。塞缪尔蔑视那种仅仅是个运动员而不是绅士的人，也蔑视仅仅是绅士而不是运动员的人。
他住在纽约，在周末经常会带个把朋友到家里来。当时还是有轨马车的时代，在乘客拥挤的时候，像塞缪尔这个圈子里的人当然会义不容辞地站起来将自己的座位让给站着的女士，同时还会朝她们深深地鞠一躬。在塞缪尔大学三年级时的某天晚上，他与两个好友同乘了一辆街车出行。车上正好还有三个空位。塞缪尔坐下来的时候发现一个睡眼惺忪的工人坐在他旁边，身上有股很讨厌的大蒜头味道，头微微地靠在他身上，像疲惫的人通常会有的姿态那样，此人舒展着身子占据了很大一块空间。
马车驶过几个街区后停了下来，上来了四位年轻姑娘，于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三个人当然立即起身让座，同时也不会忘记了形式上的社交礼仪。不幸的是，那个工人可不熟悉上流社会的这一套礼仪做法，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坐在那里，于是剩下一个姑娘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十四只眼睛责备地注视着这个野蛮人；七张嘴唇微微地翘起来；可是这个遭人蔑视的对象还是迟钝地看着前方，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如此卑劣。对此塞缪尔的反应最为强烈。一个男性如此的行为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他大声说起来。
“有一个女士站着呢，”他严厉地说。
这句话的分量应该是足够了，可是这个遭人蔑视的对象只是茫然地抬起了头。站着的姑娘笑了起来，并和她的同伴们交换了一个紧张的眼神。可是塞缪尔被激怒了。
“有一个女士站着呢，”他再次说道，话音已相当刺耳。那个男子似乎明白了过来。
“我付过车费的，”他平静地说道。
塞缪尔涨红了脸，握紧了拳头，可是车长朝他们这边看过来，他的朋友朝他警告地点了一下头，于是他的怒火降级为阴沉的郁闷。
他们到站下了车，可是那工人正巧也下车了，他跟在他们后面，手上晃荡着一只小铅桶。看到机会来了，塞缪尔再也无法克制住他那贵族的冲动。他回过头去给了那人一个廉价小说里的生动的冷笑，大声地说起一个低等动物与高贵的人类同行时应该注意的操守。
刹那间那个工人抡起手里的铅桶向他砸了过去。铅桶干净利落地击中了毫无防备的塞缪尔的下巴，他就势四仰八叉地倒在了鹅卵石的阴沟里。
“不要嘲笑我！”袭击者大声喊道。“我干了一天的活。累都要累死了！”
与此同时，他眼里的怒火突然消逝了，脸上重又戴起那疲惫的面具。他转身捡起了他的铅桶。塞缪尔的朋友急忙向他冲过去。
“不要！”塞缪尔慢慢地爬了起来，挥手示意叫他们回来。某时，某地，他也曾遭受过这样的打击。他想起来了——是杰里·胡德。在沉默中，他掸去了身上的灰尘，同时在安杜佛的房间里的那一幕又出现在他的眼前——直觉告诉他这次他又错了。这个男人的力量，他得到的休息，正是保护他的家庭的源泉。相对于那个年轻的姑娘，他更需要街车上的座位。
“没事的，”塞缪尔没好气地说道。“别去和他干架了。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
当然对塞缪尔来说，要重新调整自己对保持良好形象的重要意义的想法得花上比一个小时或一个礼拜更长一些的时间。一开始他坦率地承认了正是他的错误想法造成了他的软弱无力——就像他在杰里面前表现出来的软弱——可是他对待工人的错误却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他整个的人生态度。毕竟，所谓的势利就是良好的出身发展成为一种傲慢与专横；于是尽管塞缪尔的调子不会改变，可是喜欢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的态度却永远地坠入了路边的阴沟洞里。无论如何，在那一年里他的同学们不再把他视为势利小人。
三过了几年，塞缪尔的大学觉得他那光彩夺目的领带已经在那里荣耀得太久了，于是他们用拉丁语向他正式宣布，只要交出10块钱就能领到一张毕业文凭，那意味着他已经无可救药地完成了高等教育，从此就将进入骚乱的人生，带着些许自信，三两个朋友，还有各式各样无害的恶习。
那时他的家庭重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状态，因为食糖市场突然出现了大萧条，于是当塞缪尔去工作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他已经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他的心灵保持着大学教育通常会造成的精致的白痴状态[1]，可他既有精力又有来头，于是他运用他那橄榄球中锋的闪转腾挪的能力硬是挤进了人头攒动的华尔街，成为了一家银行的代理人。
他的消遣就是——女人。这样的女人有半打之多：两三朵交际花，一个女演员（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一个与丈夫分居的女人，还有一个多愁善感、娇小的褐发女郎，她已经成家了，住在泽西城的一幢小房子里。
他们是在一艘摆渡船上认识的。当时塞缪尔在出差途中，正坐船穿过纽约（他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他帮助她寻找着一件在拥挤的人流中丢失的行李。
“你经常来这边吗？”他随意地问道。
“只是来买买东西，”她不好意思地说道。她有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叫人爱怜的小嘴。“我刚结婚了三个月，我们觉得住在那边便宜一些。”
“他……你的丈夫不介意你一个人坐船吗？”
她笑起来，一个快乐而年轻的笑容。
“哦，老天，当然介意啰。我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的，可我一定是搞错了地点。现在他肯定要担心死了。”
“算了吧，”塞缪尔不以为然地说，“是他活该。如果你同意，我愿意送你回家。”
她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于是他们一起上了出租车。当他们一起走上她家门前的小径时，他们看见小房子里已经有了灯光；她的丈夫比她先到了一步。
“他是个可怕的醋坛子，”她说道，抱歉地笑了一下。
“好吧，”塞缪尔的回答相当僵硬。“我该告辞了。”
她谢了他，挥手向他道了晚安，他走掉了。
如果不是一周后的一天早上他们在第五大街上再次相遇，故事就该到此为止了。她惊讶得脸都红了，她看来非常高兴又碰见了他，他们像一对老朋友那样攀谈起来。她正要去她的裁缝那里，然后一个人在泰纳饭店吃午饭，整个下午都用来购物，最后在5点钟的渡船上与她丈夫会合。塞缪尔告诉她她丈夫是个很幸运的人。她又脸红了，然后急忙离开了。
塞缪尔一路吹着口哨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可是在12点钟左右他开始到处都看见那张惹人怜爱的动人的小嘴——还有那褐色的眼睛。他看着钟，心里很是动摇；他想到了楼下的小店，他在那里吃午饭，在那里和男同事们沉闷地说话，接着另一幅画面又浮出来与之相比较：泰纳饭店的一张小桌子，一双褐色的眼睛和一张迷人的小嘴离他只有几步之遥。12点半不到一点，他匆匆戴上帽子，奔出去叫出租了。
看见他来了，她很吃惊。
“哦……你好，”她说。塞缪尔能够看出她的惊讶中含着愉快。
“我想我们可以共进午餐的。和一帮男人吃午饭真是没劲。”
她迟疑了一会儿。
“哦，我想那也没什么不好呀。有什么关系呢！”
她想到她的丈夫应该陪她一起吃午饭的——可是他中午时分一般都很忙。她把自己丈夫的一切都告诉了塞缪尔：他的个子比塞缪尔稍矮一点，不过，哦，比他好看多了。他是做财务的，钱赚得不多，可是他们在一起很幸福，而且再过三四年他们应该就会有钱了。
塞缪尔的那个与丈夫分居的女人在最近的三四个礼拜里老是吵吵闹闹的，于是通过比较，他把这次会面的快乐看得更重了；她是如此清新，如此诚挚，还有一点点勇敢。她的名字叫马乔里。
他们又定好了下一次约会的时间；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每周都要在一起吃两三顿午饭。当她确定她丈夫要工作到很晚的时候，塞缪尔就会陪她坐船去新泽西，总是在狭小的门廊前与她道别，看着她走进去点起煤油灯，有他那男性的安全感在门外为她守护着。这情形发展成为一种仪式——这仪式令他烦恼。只要那舒适的灯火从前窗上透出来，就到了他该conge[2]的时刻；然而他从来也没有提出要进去，马乔里也从未邀请过他进去。|||||
接着，塞缪尔与马乔里进入了这样一种阶段，他们会互相轻轻地碰一下手臂，只是为了表示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与此同时马乔里和她的丈夫之间有了一次超越情感与危机的争吵，这样的争吵只有在互相非常在乎的夫妇之中才会出现。它开始于一盘冷羊排，或者煤气嘴有点漏气这样的小事情——于是有一天在泰纳饭店，塞缪尔看见她褐色的眼睛下有了黑眼圈，小嘴巴也可怕地撅了起来。
事到如今，塞缪尔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马乔里——于是他对这次争吵的一切可能之处都加以利用。他是她的密友，可以轻轻地拍她的小手——当她轻声地哭诉着那天早上她丈夫说过的话时，他可以把脸凑近在她那褐色的鬈发边；当他坐在双人马车里把她送去渡口时，他已经微微超越了一个密友的界限。
“马乔里，”当他像往常一样在门口与她告别时，他柔声说道，“不论何时，只要你觉得需要我，请记住我会永远在这里等待你，永远等待着你。”
她严肃地点了点头，把双手都放入了他的手中。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我最要好的朋友。”
然后她跑进屋子里去，他注视着这幢房子直到煤油灯点亮。
第二个礼拜，塞缪尔的心处在紧张的苦斗之中。某种执拗的理性在束缚着、警告着他，说到底他和马乔里之间毕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是在这种事情上，通常总会有很多的淤泥使你根本看不清水底。所有的欲望与梦想都在告诉他，你爱着马乔里，你需要她，你必须得到她。
争吵在进一步升级。马乔里的丈夫开始在纽约呆到很晚，回到家中又往往是令人不愉快地兴奋过度，这一切都使马乔里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俩肯定都有着过分的自尊，以至于无法开诚布公地谈问题——因为马乔里的丈夫毕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于是只能是一个误解连着又一个误解。马乔里越来越喜欢向塞缪尔倾诉；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得到一个男性的同情要比向一个女性哭诉来得舒服许多。可是马乔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多么依赖塞缪尔，也没有意识到塞缪尔已经成为她那个小天地里多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一天晚上，当马乔里进门点起煤油灯，塞缪尔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也跟了进去，他们一起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他非常开心。他羡慕他们的家，他觉得那个男人出于顽固的自尊而忽视了，真是个大傻瓜，根本配不上他的妻子。可当他第一次亲吻马乔里，她温柔地哭起来，这样一位娇妻并让他离开。他插上不顾一切的兴奋的翅膀飞回了家，心里打定主意要让这罗曼蒂克的火花燎原，不管这火焰有多猛烈，也不管谁会被灼伤。当时他认为他的想法完全是出于对她无私的爱；后来他才意识到，对他来说她并不比一片空白的银幕更具意义：那想法都是因为他自己——盲目又贪婪的塞缪尔。
第二天他们一起在泰纳饭店吃午饭，塞缪尔去除了所有的伪装，坦然向她示爱。他没有计划，没有明确的企图，只是再次亲吻她的嘴唇，把她搂在怀中，感觉到她是如此娇小、如此可怜、如此可爱……他把她送回了家，这次他们直吻到彼此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甜言蜜语、山盟海誓都主动地送到了他的嘴唇皮上。
突然门廊上传来了一串脚步声——一只手在转动着大门的把手。马乔里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死白。
“等一下！”她用惊恐的声音低声对他说道，可是因为好戏被打断而愤怒不堪的塞缪尔径直走到门口猛地打开大门。
我们大伙在舞台上都看见过这样的场面——也许是因为见得太多了，所以当它实际发生时，我们的行为不多不少就像个演员。塞缪尔觉得自己在演戏，话语自然地来到嘴上：他宣称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自己的生活，他恶狠狠地看着马乔里的丈夫，就好像如果他胆敢对此表示怀疑他就要和他单挑。马乔里的丈夫说着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却忘记了最近这个家对他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好神圣的；塞缪尔顺着“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条思路继续说下去；马乔里的丈夫提到了武器和法院离婚。接着他突然停住了话头，仔细审视了他们一眼——马乔里可怜地瘫倒在沙发上，塞缪尔用一种下意识的英雄救美的姿态对着家具慷慨陈词。
“到楼上去，马乔里，”他用一种不寻常的语调说道。
“就呆在那里别动！”塞缪尔立即回应道。
马乔里站起来，迟疑了一下，又坐下去，然后再次站起来，向着楼梯犹犹豫豫地走去。
“到外面去吧，”她丈夫对塞缪尔说，“我想跟你好好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