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呀，火药……”米米高声叫道，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把房子烧掉，叫我们同归于尽……”
米米带着难以描绘的坚决神情，吩咐所有的人都站到一边，就迈着坚定的大步走到撒在地板上的铅弹跟前，不顾它会突然爆炸的危险，开始用脚去踩。当她认为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就把米海叫进来，吩咐他把所有这些火药都扔得远远的，最好丢到水里，然后，她高傲地晃动着包发帽，向客厅走去。“没有什么可说的，把他们照顾得真好！”她嘟囔着。
爸爸从厢房进来时，我们就同他到外祖母房里去。米米已经坐在那里的窗下，带着一副神秘的冷淡神情威严地朝门口望着。她手里拿着一包用几层纸包着的东西。我猜这就是铅弹，外祖母已经完全知道这件事了。
除了米米，外祖母房里还有使女加莎，从她那气得通红的脸上看得出，她心绪十分混乱。另外还有布卢门塔尔医生，一个身材矮小、麻脸的人，他正在徒劳无益地用眼色和脑袋向加莎做着神秘的、安慰人的信号来安慰她。
外祖母本人略微侧着身子坐着，在摆旅客牌阵，这种游戏永远意味着她的心情非常恶劣。
“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妈妈？睡得好吗？”爸爸说着，恭恭敬敬地吻她的手。
“好极了，亲爱的，您知道，我总是十分健康的。”外祖母回答说，她的声调表示爸爸提出的问题是最不恰当、最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她转向加莎，继续说：“喂，您愿意给我一条干净手帕吗？”
“我已经给您了。”加莎回答，指着搭在安乐椅扶手上的一条雪白的麻纱手帕。
“把这块肮脏的破布拿走，给我一块干净的，我的亲爱的。”
加莎走到衣柜跟前，拉开一只抽屉，然后用力砰的一声关上，震得窗户玻璃都响起来。外祖母严厉地望了我们大家一眼，依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使女的一举一动。当她递给她那条在我看来还是同样的手帕的时候，外祖母说：
“您什么时候给我搓烟叶呀，我的亲爱的？”
“有工夫我就搓。”
“您说什么？”
“今天我就搓。”
“要是您不愿意服侍我，我的亲爱的，您就明说好了：我早就让您走了。”
“那就让我走吧，没有人会哭的。”使女小声嘟囔说。
这时医生开始向她使眼色；但是她那么愤怒而坚决地看了他一眼，他马上低下头，玩弄起怀表的钥匙来。
“您看，我亲爱的，”当加莎依旧嘟囔着，从屋里走出去的时候，外祖母对爸爸说，“在我家里，人家是怎样对我说话的呀？”
“妈妈，让我亲自来给您搓烟叶吧。”爸爸说，外祖母这样出乎意外的态度显然使他非常为难。
“不，谢谢您。要知道，她所以这样无礼，就是因为她知道，除了她，谁搓的烟叶我都不喜欢。您知道，我亲爱的，”外祖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下去，“您的孩子们今天险些儿把房子烧掉吗？”
爸爸怀着恭敬的好奇心望着外祖母。
“是的，这就是他们拿着玩的东西！给他看看。”她向米米说。
爸爸把铅弹拿到手里，不由得微微一笑。
“这是铅弹，妈妈，”他说，“这毫无危险。”
“非常感激您来教导我，我亲爱的，可惜我已经太老了……”
“神经质，神经质！”医生小声说。
爸爸马上转向我们：
“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的？你们怎么敢玩这种东西？”
“用不着问他们，应该问问他们的保育员，”外祖母说，在说“保育员”这几个字时含着特别的轻蔑意味，“他是管什么的？”
“沃洛佳说这火药是卡尔·伊万内奇亲自给他们的。”米米附和着说。
“好吧，您看，他可有多么好！”外祖母接下去说，“他在哪儿，那个保育员，他叫什么……派人把他叫来。”
“我让他做客去了。”爸爸说。
“岂有此理，他应该总在这儿。孩子不是我的，是您的，我无权给您出主意，因为您比我聪明，”外祖母接着说，“不过，好像该给他们请个家庭教师了，而不是一个保育员，一个德国庄稼佬。是的，一个愚蠢的庄稼佬，除了坏作风和蒂罗尔[5]的歌曲，什么也不会教。请问您，孩子们会唱蒂罗尔的歌曲有很大好处吗？不过，现在谁也不考虑这个了，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现在”这两个字眼意味着：“现在他们没有母亲了”，这在外祖母的心中引起了悲哀的回忆。她低下眼睛，望着带有肖像的鼻烟壶出神。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爸爸连忙说，“想同您商量一下，妈妈。我们就请现在凭票子给他们上课的那位St.-Jérôme[6]不好吗？”
“这样做好极了，我的好孩子。”外祖母说，不再用她先前说话的那种不满意的腔调了，“St.-Jérôme至少是一个懂得怎么教导des enfants de bonne maison[7]的gouverneur[8]，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menin[9]，不是只适合于带他们去散步的保育员。”
“我明天就同他谈。”爸爸说。
这次谈话后过了两天，卡尔·伊万内奇果真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那个年轻的法国花花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