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我们在东北有长期奋斗八年敌后抗日，与首先出关配合红军解放东北的广大影响，有比国民党要大的军队，已控制广大地区，群众开始发动，而国民党虽已插长春路等有利条件，但有很大困难。从对东北人民的政策，现在力量的对比与时间的可能上与全国斗争配合，并求得与苏联政策密切配合，我在东北争取优势的可能是完全存在。自然我们是有许多困难甚至严重困难的，但这些困难还不是决定的，因为当前的基本问题决定我们如何迅速克服自己存在的严重弱点，力争时间迅速地适当发展主力与发展干部力量。在三个月中与国民党作斗争，扩大与巩固控制地区，发动群众，整编部队，消灭土匪，及有计划地解决财经任务，奠定根据地相当基础与三十万大军的战斗力量，即可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要使干部了解自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寇投降，八路军出关后东北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个广大的解放高潮。我们在这高潮中扩大了部队，收集了物资，与东北人民见了面。但是到我们长春线撤退后，第一个东北人民的高潮已过去了，现在只有靠加强自己，正确地把握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造成东北人民的第二个自发性的群众高潮，使我们真正与东北人民结合，我们才有更大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第五，西满地区接近地广人稀的广大蒙古地区，而与热河相接，战略地位很重要。满中地域比较狭长，除铁岭、阜新、北票煤矿与榨油制酒轻工业外，工业不发达，除粮食及部分棉花外尚未发现日伪其他仓库。而长春线物资均大部东运，经济基础与后方建设基础均不强大，兵团的集中活动与补给较困难，因此西满工作还应特别注意：力争控制由齐齐哈尔至大虎山的干线，保障西满军事的机动与经济发展，并努力建设骑兵；努力开展蒙古工作，保持辽西阵地与巩固的后方；与冀热辽保持密切联系，为共同保卫冀热辽与西满而斗争；经济上力争自力更生，发展工商业，但又要得到东满、南满、北满的帮助；西满地区特别冀热辽地区为敌我必争之地，必然艰苦与困难，要准备长期坚持斗争。
当时林彪反对占领城市并批评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单纯军事观点，留恋大城市。高岗的说法是：“要脱下皮鞋，穿上，到农村去。”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如果不占领城市，饭都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弹药也没有。如我们刚到郑家屯途经农村时就没饭吃，还得到日本开拓团那里找饭吃。我们当时吃饭、穿衣、扩兵都需要依靠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线。农村种棉无衣穿，种粮吃不上，甚至连碾磨都没有。但同时在农村要发动群众，除奸、反霸、清匪，组织生产，解决群众生活。
我没有到齐齐哈尔工作。正式调离西满分局是在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我认为西满分局执行政策没走多少弯路，工作是有计划地稳步前进。西满地区当时是很重要的，是通向关里的一个大门，输送干部、来往部队、铁路运输都要经过这里。
西满分局的工作当初主要是富春、我和张平化负责，领导班子团结一致，重大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工作亲自动手，讲话、起草电报、报告等都亲自动手，一般不用秘书。我们都直接下去发动群众，和群众见面。主要是富春同志为人正派，忠厚老练，党性强，顾全大局，凡事好商量，民主作风非常好。那时我和富春同志说：“我可给你作个不熟练的向导，大政方针由你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我向他讲到梅河口会议精神，富春同志说：“没问题，那个汇报提纲(总结西满分局三个月工作提纲)是分局的一致意见。”而林彪却武断地指责我那是“给人家抬轿子”。至“文革”前夕，甚至诬指彭真、林枫和我为“桃园三结义”，进而编造“东北叛党集团”的假案，诬陷迫害，株连了大批革命同志和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