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了晚期癌症之后，社会机构刚开始的时候颁发给我一本百分之百残疾者证书，几年后评定我为终身百分之六十残疾者，无论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六十残疾，都意味着我可以享受社会救济和优待，我是不是该心安理得地拿着社会救济轻松度日呢？我的生命该怎样前行？
拿社会救济与向国家交税
我拿着德国护照，但我永远也学不会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拿社会救济。在德国，领社会救济的人横一把椅子在劳动局的办公室里坐着，愤世嫉俗地指责政府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位置，而且政府应该为国民创造出好的工作位置，清洁工、垃圾工当然是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干的职业，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必须耐心地听他们抱怨，小心翼翼地安慰他们。
芭比年轻貌美，她28岁完成了大学学业，刚工作了两年，30岁的时候，她出了一场车祸，后遗症是双腿走路时不受控制，双手神经质般地颤抖不止，因为双手抖个不停，头脑的注意力也不可能集中。她父母的朋友是位音乐学院的校长，送了芭比一把手风琴，建议芭比去学学音乐，说练习弹琴的时候，也许能克服双手的颤抖，还能帮助大脑集中注意力，芭比的医疗保险为她支付学习费用。于是，芭比开始尝试学习拉手风琴，在她拉了6年以后，她的双手基本不颤抖了，注意力也能集中了。音乐让她的气质更佳，她获得了爱情，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仪表堂堂而且收入不错的银行主管。如今，12年过去了，芭比幸福地生活着，把家里料理得温馨舒适。为了过温馨高雅的日子，她决定不再工作，而甘愿被评为百分之百的残疾。芭比热爱艺术，因为她是百分之百的残疾，她出入美术馆看展览、出入音乐厅听音乐会都会获得优惠门票，而她的丈夫作为她这位百分之百等级残疾者的陪同人员则获得免票。芭比的手风琴拉得很不错了，她也完全可以胜任一些工作，但是她不再愿意工作了，她愿意就这样一辈子成为幸福的百分之百等级的残疾者。
每次我在美术馆或者音乐厅里碰到芭比夫妇，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羡慕他们还是不满意自己，但是我内心深处也没有因为自己成功而有骄傲的感觉。
一只脚曾经踏入死亡之门，我更不能接受为了职业和收入去干自己觉得单调、无聊、不能施展的工作。为了干自己喜欢的事，必须有创意、坚定，并有一定的运气，我坚守了自己的文化业务。在做化疗的时候，我挂着24小时化疗的药水瓶子跑律师和公证处，注册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我没有拿过一分钱社会救济，反而为德国社会创造了工作岗位。在高失业率的德国，创造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当我小小的文化公司向德国的劳动局送发一份招聘时，我会马上获得劳动局详细的咨询，获得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的求职申请资料，我想起吉姆找工作时投求职资料的情景……我从自己获得的那些求职资料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详尽的学历、工作经历描述、证书、质量不错的文件夹子……可以说，我面对的求职者以及工作中接触的人都是在德国被定义为“超质量”的人。德国社会发明了“超质量”这个词，特别定义那些获得了很高学位，但是得不到社会使用的人，比如博士，某单位确实有一个工作岗位，出于薪水要求等各方面的考虑，只聘用了一位硕士甚至一位本科生，那么这时，这位失业的博士就可以算作是“超质量”的人。我在德国对那些“超质量”的人失业的精神痛苦感同身受。温饱之苦与精神之苦，孰重孰轻？
开办一家公司，提供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我只有一家很小的文化公司，对此我只有相应的很小的体会，但是这种体会很直接。公司有会计、有税务师，每个季度、每年我都要在一堆报表上签字，搞清楚各种税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但是每次听德语的内容我都很头疼，尽管我的德国会计和税务师都很友好、很有耐心。我知道，一个公司就是要给国家交各种税，公司先给国家交税，剩下的钱才能给老板自己和员工发工资，员工的工资先要被国家扣除了所得税等之后才能到达员工的手上。
不管怎么说，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向国家交税的小老板，自己工作的时间越长、越辛苦，压力越大，我越能体会到吉姆的爱，我知道自己的博士学位、自己德语博士论文的发表、自己中文专著的出版都是吉姆当年用爱、用他向国家纳完税之后的工资来支持的，而且吉姆从来没有因此把我当成一个没有收入就必须做所有家务、伺候丈夫的家庭主妇。他对我的学业给予过尊重，有过自豪与关怀。当然，我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曾经也做了勤俭持家的妻子，但是时隔多年，我不能停止对自己的审问和批判。其实在吉姆面临失业压力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理解和支持的是我自己，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我自己当时还没有经历过工作的辛苦，还不知挣钱的不易；二是我太自大了，没有足够的宽容，我觉得自己能力很强，我在骨子里的最深处没有接受吉姆，寻思他为什么连个工作位置都不能轻松保住。我还不想把自己缺少宽容这一点归于我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我去教堂的次数增多了。
也可能正是由于拥有过吉姆的那份爱，因为自己爱过而且还有爱，我成了一个不放弃的人。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直接的纳税人，我依然不能放弃自己的研究，我继续写文章、翻译书、写书。
大学的时候，我读过爱因斯坦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演讲文章《探索的动机》，印象很深。爱因斯坦讲到，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了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科学的庙堂里，还有许多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天上帝派来一位天使，天使会将以上两种人驱逐出去，尽管这两种人中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筑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天使也会觉得难以作出决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种人，那么这座庙堂就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能称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去干，他们最终会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
在爱因斯坦看来，哪些人是为天使所真正宠爱的人呢？
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他们又彼此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些人那么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爱因斯坦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有修养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希望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在爱因斯坦看来，叔本华描述了科学探索的消极动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些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为什么我几乎长篇累牍地抄写了爱因斯坦的这段文字，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段文字，这是因为我在患晚期癌症后，在作为文化公司的小老板自己养活自己和家庭的同时，我还进行着撰写、研究与翻译工作，出版了中文、德文近百万字，我也近百遍甚至近千遍地对照爱因斯坦的分类，自问过探索的动机，却没有给自己的动机找到一个单纯确切的答案。
活着是什么？怎样活着？
世界上的人活得很不同，活得天差地别吗？
活着是什么？
怎样活着？
以上这些问题在25岁出国留学之前我没有认真想过。
从我5岁记事开始，爸爸妈妈作为双职工的工资都是每月45元人民币，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能买150斤猪肉。后来父母涨过一次工资，到我离开家乡去北京上大学时，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能买200斤猪肉了。后来我出国了，父母退休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退休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还是能买200斤猪肉。小时候，隔壁邻居多是父母国有大单位里的同事，日子过得都差不多，很多人家里有台缝纫机，有一辆或者两辆自行车，后来有的人手腕上戴上了亮闪闪的手表，而买手表的钱都是省下来的，那些人家的孩子们早上吃的是用酱油泡的前一天的剩米饭，然后上学。我家也有一台缝纫机，逢年过节爸爸裁、妈妈缝，我有新衣服穿，但是我家没有自行车，父母每天走路上班，上班前妈妈每天早上给我吃泥鳅汤面或者鸡蛋汤面，然后我再去上学。我的父母手腕上没有亮闪闪的手表，但是家里买了一台留声机，不仅亮闪闪的，还能放唱片，孩子们都围到我家来听音乐。我考上了名牌大学，父母为我买了一块手表，我成了家里第一个戴手表的人。到了北京，我的大学同学都穿得差不多，用的也差不多……我上了大学又上研究生，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拿国家每月几十元的奖学金，我觉得同学们过的日子也都差不多。
从我到达德国留学开始，我曾经读到和看到的西方生活慢慢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实，我才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差别。
教德语的美丽和气的女老师，一天换一身衣服、一天换一套首饰，每天都是一道风景线。我天天换衬衣，但是外套永远都只有一件牛仔服。
我在高速公路上拦车旅游，好几次都坐上了豪车，车速开到220，车身稳如磐石。开车的人镇定自若，示意我车速极限可以开到260.
过圣诞节，教授家里请客，一栋小别墅，客厅里的吊灯和凡尔赛宫里的吊灯当时在我的眼里只有大小的区别。
而刚到德国的我，是属于马路边捡东西活着的人。
学生宿舍的自行车棚里经常有被丢下不能骑的自行车，热心的男生弄来两三辆，拆东补西就帮我组合成一辆还能骑的车。
德国人的旧家具只能在规定的日子扔到街上，会有车来运走，在这些规定的日子里，我骑着自行车沿街挑选，没有费多少工夫，我捡到一台17寸的彩色电视机。回到宿舍插上电源就能看，就是有些旧了。
初到德国的我发现了不同的生活，但是作为学生，我对此的感受不可能很深，因为我很快就勤奋地打工挣钱了，我在学生中不是最穷的。后来我又和吉姆谈恋爱了，吉姆有收入，家庭又不错，我很快进入了一个衣、食、玩不愁的生活状态，对别的生活状态的感受又淡漠了。
我是中国著名大学出来的浪漫女孩，在大学里接受的是理想教育、学业教育，但是没有接受职业教育。我大学毕业了将接受国家分配，我无法选择工作，工作来选我。好在我考上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我只在外文杂志社工作过一年，一周开一次会，一个月组一篇稿，一年出一个广告专刊，靠自己拉广告挣到了比一般人多10倍的工资，用这个钱买了国际机票我就出国了。出国后，我打工，深夜蹦迪，高速公路拦车旅游，期待西方王子出现，有浪漫的爱情……后来我和吉姆结婚了，吉姆从小就受到职业教育，他会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7种语言，他读小说都读原文，他还写过小说，但是上大学时，他既不学文学，也不学语言，他学土木工程了，为什么？为了职业。吉姆所受的教育是，人首先应该有一份职业。我拿到了博士学位，仍然没有工作，我也不急于找工作，我应中国的邀请开始撰写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给的稿费，换算成马克正好够我回国交稿来回一次的机票，我梦想在德国建立一个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不上班而做白日梦。吉姆说，梅啊梅，你学我的土木工程就有班上，你学了艺术，艺术教育专业连德国人大部分都没有班上，你去哪儿上班呢？
在德国，艺术史以及和艺术相关的很多专业被称之为“失业专业”，毕业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更何况我是中国人。与艺术相关的专业在德国又被称之为“富有太太专业”，因为很多女士学这些专业是为了变得有修养、有气质，毕业后成为阔太太是很合适的。本来我也成为准阔太太了，如果没有经济危机，如果吉姆的工作岗位不受到冲击，吉姆对我是否有工作是持无所谓态度的，我出版了中文专著，吉姆也很自豪。其实，我回国交书稿是吉姆掏的路费，我自己的稿费用来孝敬我的父母了。因为出国前我研究生毕业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买了彩电，出国后我反而没有孝敬父母了，我心里很惭愧。后来经济危机出现了，吉姆受了刺激，他从小在优越的条件下长大，完全不知怎样面对危机，面对可能的失业，如果失业了他只够一个人去世界旅游的钱，他觉得带不动我了，养不活我了，我和吉姆分手了。我也受刺激了，不工作就没法活了，我必须工作了。
在和吉姆分居以后，我不再写专著，我放弃了创立一个中德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梦想，也不再做被养着的家庭主妇，我在柏林四处找工作。很快，我在德国一家做国际培训的公司找到了工作，这是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收入不低。但是我不满足于这份工作，我攒足了路费就想回中国，脑子里都是与中国和艺术相关的创意。我利用休假在国内讲学，立即有国内的同行请我做美术展览，展览完了照例要在欧洲转转、看看，这些业务我刚开始还和德国公司一起做，我拿工资，业务算公司的。没过多久，我自立了，不仅做展览，还创立了我梦想的中德艺术节。
事业扬帆起航，但是一切的重担也压在我肩上。
患了晚期癌症，动过大手术后的我怎么办呢？
工作、工作、工作，我在癌症的手术台上还想着工作，我是工作狂吗？不是。我是中国培养的工作模范吗？也不是。那我怎么简直死到临头还想着工作？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就不会有收入，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工作的动力是双倍的，动力之大让我忘记了癌症与死亡，也走过了当初云和妹妹给我造成的痛苦。
吉姆和我结婚后，我没有像德国习俗一样随夫姓，而是像新中国习俗一样保留了自己的姓名。我在德国办事的时候，如果提到丈夫的姓“好房子”，对方就会亲切地称呼我为“好房子夫人”。我刚开始不适应自己是“好房子夫人”，但是时间长了，我试着适应德国人称呼我为“好房子夫人”，并试着在电话里直接通报自己是“好房子夫人”。我发现，尤其是在电话里，德国人称呼我“好房子夫人”，声音就非常友好，非常亲切，少去很多陌生感。
当我离开了德国丈夫，要以自己的中国名字来面对所有的一切时，真的很难，我感到这个国家和我的距离又拉大了。
离开了德国丈夫，生了一个中国人的儿子，患了晚期癌症，动了三次大手术，这些成了我的命运。命运并不改变人生的责任，除非你放弃承担，责任很多时候会使人疲惫，我舍不得死，渴望活下去，除了承担责任之外。想活的最原始动力是我还有自己的梦想。
做人的另一些东西，我却是不需要询问动机不需要寻找答案的。
我16岁上大学后就没有和父母一起好好生活过，出国后就没有和父母一块儿好好过过年。年轻的时候，对这一切好像也不在意。没有想到人到中年，我慢慢开始在意起这些。12年前，父母从国内飞到德国照顾我，正是病魔给我送来了和父母的团聚，让我重归父母的怀抱。正是父母在德国照顾我的时候，老家传来了父母终于能分得并购买新房的消息。这些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父母终于能够买新房了，我能帮忙了，我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在德国准备首付买房子的钱先为父母买了最大的房子。十多年过去了，最大的幸运是父母依然双双健在。我的父母年纪大了，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辛苦了一辈子，我要让父母过无忧而快乐的晚年，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我挣扎要活下去的动力之一。我总记得和吉姆结婚的时候没有舍得让父母去欧洲的事，我希望自己的父母因为有我这个女儿，也能像我在德国看到的满车满车退休的老人一样，经常到处旅游，游遍全中国，也看看欧洲，看看世界。
不能让才一岁多的儿子没有母亲，这是我当时想活下来的最强大动力。十多年过去了，我带儿子回中国上完了小学，让他打下了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根基，又把儿子送回了德国，上爱因斯坦曾经上过的中学，他快要毕业了。
人生有时候像场考试。
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北京和柏林各有一个家，像候鸟一样工作。
做过十多个美术展览，出版过十多本画册。
做过100场音乐会。
翻译出版过两本专业书。
出版了两本小说。
做了16届每届规模为近千人参加的中德青少年艺术节，中央电视台对此报道过两次，德国电视台报道过三次。
36岁本命年患晚期癌症，命运还让我成了单亲母亲。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百易其稿，交出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完成了一场人生的考试，但绝对不是“终考”，而只是“中考”，我交出了一份人生的“中考答卷”。
我很难说自己对这份答卷是否满意，但是我很清楚，今后的人生会有新的内容。我深深爱着中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深深爱着生命，我开始徒步行走德国的父亲河——莱茵河，开始徒步行走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希望生命在这两条河流加起来的双倍的养分中获得滋养，希望交出一份更好的人生终考答卷。
感恩写作，它真的具有疗伤的作用。当我完成这本书，尤其是这本书又慢慢获得回响获得认可的时候，我发现书中的过去就离我远去了。
天空已重放异彩。
生命之岛依然宽阔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