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村”庙会的举办，让江南的旅游开始蹒跚起步，大街上开始出现旅游大巴，星级宾馆开始有了旅游团队。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外地客人尽管抱怨景区设施太差、可玩的项目匮乏，但对资源本身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亚洲最大的铅锌矿破产后留下的工业遗产——尾砂坝情有独钟。3800亩银色的尾砂，与青山绿水相伴，既不失江南的灵秀，又广布沙漠的苍凉。更为奇特的是，广袤的银滩，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幅活着的画。面对如此生动的风景，我感到纳闷，刚来江南时我怎么就没发现她的美呢？
细细一想，我便释然了。原来当初我看江南的风景是带了情绪的。情绪影响人的视觉，视觉左右人对事物的认知。就如同苏东坡和禅师斗法一样，禅师心里有佛，所以看到的都是佛；东坡心里装着大便，所以看到的都是大便。任何事物，如果你用心不专是很难发现她的美的。那个时候之所以我看蓝墨怎么看怎么美，是因为内心里强烈地向往蓝墨；之所以看江南怎么看怎么丑，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强烈地排斥江南。当我小作努力看到江南旅游出现了一点点希望时，这种感觉便荡然无存了。我突然对江南有了信心。我坚信，能把最好的原料烹成佳肴的厨师不一定是最好的厨师，最好的厨师一定是那些能就地取材、把最普通的材料烹制成美味的人。
无疑，我要做最好的厨师。
我开始重新审视江南的旅游资源，发现她确实是一块不可复制的上等烹饪好料。我们完全可以把银砂滩建设成为由砂滩高尔夫、水景别墅、矿泉浴铂金五星级酒店、沙漠嘉年华等项目组成的国际旅游度假村；利用桃矿的老式铁路及蒸汽机车资源，把沙漠与“黄龙洞”景区串联起来，把景区内闲置的原长炼石油学校改造成文革特色小镇“红镇”，打通红镇通往“黄龙洞”的通道，依托激情燃烧年代的特色文化，把黄龙洞打造成现代敦煌……
这不是痴人说梦，但许多人以为我是在痴人说梦。
骂我痴人说梦也就罢了，要命的是景区周围的人开始打起了尾砂的主意。
尾砂，顾名思义就是矿石提炼以后废弃的矿砂。尾砂坝原是一个水库，被梅林铅锌矿征用排放尾砂，日积月累，便堆积成了深90米，总面积3800亩的沙漠景观。1960年大饥荒，日本人提出一斤大米换一斤尾砂，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拒绝。周总理之所以拒绝日本人，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来尾砂富含丰富的萤石、铅、锌等矿，待科学技术发达以后可以再提炼，日本人是趁火打劫，不能便宜了他们；二来关系到民族气节问题，祖宗的资源不可贱卖。20世纪90年代桃矿破产改制，尾砂坝被移交给矿区街道办事处管辖。办事处钟情于工业，对于如何开发尾砂坝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引进大老板重新提炼，开发尾砂；更多的人瞎起哄，干脆将尾砂卖给水泥厂做添料，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至少50个亿。
50个亿，对一个年财政收入不到2亿的小县来说，的确有着巨大的诱惑。市里的领导也动心了。由于决策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各分管领导便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管工业的批建鞭炮厂，管国土的赞成卖矿砂、搞国土覆盖换土地指标，管旅游的坚持守资源……婆婆多了，银砂滩出现了谁都管谁也管不了的局面，鞭炮厂规模越建越大，偷砂卖的由过去的偷偷摸摸发展到公开规模采挖，每天等待装船的尾砂在城陵矶码头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我心急如焚，在市长碰头会上大声疾呼：“各位市长，千万不要做给子孙后代留骂名的事情。银砂滩的资源有限，卖掉了就没了，不可再生啊。如果我们只顾眼前利益，把砂一卖了之，你们知不知道，砂卖了之后会留下一座水库，到时候我们得花大价钱来整险加固，我担心政府卖砂获得的利润恐怕还抵不到修水库的钱。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坝是个危坝，现在我们在坝上批建了一家鞭炮厂，将来一旦炮厂发生爆炸，尾砂坝必垮，坝一垮，桃矿几万人就包了饺子。所以，我主张守住这块资源，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休闲产业，永续利用。同时，强烈建议将鞭炮厂关停，以绝后患。”
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针锋相对：“搞旅游能赚几个钱？不如炼矿来得快！国土部门到处造舆论说尾砂坝是一个危坝，是为了套上面的项目。我是土生土长的矿区人，尾砂坝是不是危坝还不晓得？扎实得很，哪里得垮啰？莫说一个鞭炮厂，就是再批他几家一起炸也炸不垮！”
更多的副市长则赞成卖砂。卖砂来得快，可以立竿见影地增加财政收入。除我之外，大家一致认为旅游项目投入大，见效慢，没么哩搞头。好在老萧毕竟是博士出生，眼光看得长远一些，但他又不能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很聪明地拍了个板：“关于银砂滩的定位问题，我看就这样定：一、禁止卖砂，综合利用，即一半搞提炼，一半搞旅游；二、坚决阻止鞭炮厂非法扩建，待引进投资商以后再考虑其搬迁的问题……”
这个板的确拍得聪明，但执行起来效果并不好。当地盗卖尾砂的地方势力改变了策略，不再明目张胆。刚开始的时候，一有人向我报案，我就赶紧给矿区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打电话，老崔一出马，挖砂的连人带机械全部撤离，老崔一离开，他们立马又进场。后来他们自己也嫌麻烦，干脆改在晚上零点以后作业，7点以前退场。那个鞭炮厂则依然我行我素，越扩越大。
有一天，我陪兄弟省市旅行社协会江南踩线团的老总们到银砂滩观光，午饭的时候和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碰了个正着。我对他说：“那个鞭炮厂不要让他们再扩建了，将来这个厂迟早会搬迁，到时候还得由政府来买单，现在不制止，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那位副市长把脸一沉，故意以“助理”称呼我：“宁助理，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呢？那个鞭炮厂是河东市副市长某某某的弟弟办的，都是几个熟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搞那么认真搞么哩？”
他的话很刺耳，也很直接，怎么听都不像出自于一个副市长之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连忙解释了一句“我是对事不对人”，然后就去忙我的应酬去了。否则，在大庭广众之下两个县领导真要“杠”起来，太有失大体。
接下来，砂子还继续偷偷地卖着，举报的电话我一天天不停地接着，鞭炮厂的规模更是一天天在扩着，与此同时，我和矿区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的矛盾也在一天天加深着。纵观银砂滩的乱局，老崔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因为他在矿区有着崇高的威望，其实只要他发一句话，这些矛盾都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他的思想也不通。他一直是主张炼矿办企业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停地在寻找合作的老板。据矿区那边反馈过来的小道消息，卖砂也是他在幕后支持，每卖一车砂，办事处提成20元。我把这些情况向老柳作了反映，希望市委书记出面干预。当老柳听老崔介绍说，如果提炼项目能够上马，每年能够创造多少多少亿的税收时，也就不再吭声了。
在江南，除了旅游、文化界的人士，我再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眼看着一车车运往码头的砂子，我感到特别的心痛。心痛之余，更感到特别孤单。我不知道我这一个人的战斗究竟还能够支撑多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势单力薄了。许多次我也曾想到过放弃，甚至妥协，只有那样我才过得安逸。但是一觉醒来，我又成了一个斗士。我觉得守住这份资源是我的一份责任。组织上把我派来江南，如果没有把江南的旅游资源开“发”，只能说明我没有很好地履职；如果我不但没有把江南的旅游开“发”，甚至连这份资源都没有守住，那绝对是我的失职。
在妥协与战斗之间，我选择了坚守。就在我快要全面崩溃的时候，意外地出现了转机，云梦市委副秘书长黎明突然被派到江南挂职常务副市长。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不已，大吼一声：“银砂滩有救了！”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了，不仅因为他是市委副秘书长、云梦市委委员，更重要的是他是张书记的“大秘”，就连老柳都要敬畏他三分。就在我正考虑怎么向他汇报时，老崔已经抢在我的前面向他做了汇报。
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日本人在银砂滩办厂，是不是考虑和雾岭旅游公司解约？”我一听急了，看见老崔在他身后，我顿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便直截了当地说：“您不要听老崔的一面之词，你安排个时间我给您详细地做个汇报。”黎市长望了望我，又望了望老崔，仿佛明白了什么，不再言语，点了点头离去。
当天晚上，我没和他预约就跑到他住的地方死等，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等到。我把保护银砂滩资源的重要性向他一讲，他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在我的陪同下他亲自带领国土、安检、税务、旅游、矿区办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到银砂滩现场办公，明确规定：“银砂滩严禁卖砂，由矿区办事处成立一个尾砂管理所司职管理。鞭炮厂必须停止扩建。已非法扩建部分采取强制拆除。税务部门对该厂足额顶格纳税，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迫使该厂搬迁……”
至此，保卫银砂的硝烟散尽，银砂滩空旷依旧，苍凉依旧。
事情过去两年之后，我回过头来细细一想，其实我走了许多弯路。当年和我水火不容的老崔，后来居然戏剧性地变成了江南旅游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当国土部门利用土地整理项目在砂滩上造农田换取国家的用地指标时，他誓死抗争。不仅如此，他还向国家争取了数亿资金，彻底地解决了危坝的安全隐患，并从雾岭旅游公司收回了景区经营权，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把“黄龙洞——银砂滩”建设成为国家矿山公园。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那几个卖砂的矿老板在老崔的游说之下，投资上千万开发了矿泉湖漂流项目，生意异常火爆。开发旅游，让他们尝到了甜头，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过去他们是环境的破坏者，如今每次见到我就会抱怨政府不重视环保：“公路部门把公路两边的行道树都砍完了你们政府也不管管？”每每如此，我即笑曰：“过去你们开矿的时候砍了那么多树一点儿也不心疼，现在搞旅游了，晓得要政府出面保护树木了？”
一笑泯恩仇。
为了从雾岭旅游公司手上收回景区的经营权，我和老崔居然走到了一起。和对方签完合同的那一个晚上我们在澧水边散步，我问老崔：“是什么原因让你对旅游产生了兴趣？”
他回答：“多亏了‘张志银砂滩摇滚音乐节’，如果不是你策划那个活动让我见识到了旅游的真正魅力，说不定现在我还在支持卖砂呢！”
他的话顿时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抗，并不是战斗的唯一选择，战斗固然可以赢得战争，但代价实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