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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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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环,是围。革,是甲。委字,解作弃字。

孟子说:“守国用兵之要有三:时日支干,吉凶占候,叫作天时;山川城郭,险隘可守,叫作地利;民心归附,上下相亲,叫作人和。三者本不可缺一,然以轻重论之,天时虽足取胜,然其理难测,不如地利之可恃;地利虽足自守,然其险有形,又不如人和之可恃也。如何见得天时不如地利?假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城郭之至小者,若不足以守国矣。然以其少有凭依,故敌人四面环攻,亦不能克。夫环而攻之,旷日持久,其间岂无干支王相、遇着天时之善的?然而终不能克,此可见天时不如地利也。如何见得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敌人来攻,我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御敌,非不坚利也;米粟足以养兵,非不饶裕也。然必上下同心,方可固守。假使民心怨叛,不肯效死,将这城池、兵粮委弃而去,君亦安得而保有之?此可见地利不如人和也。”要之,人和既得,则天时、地利交相为用;人和既失,则天时地利皆无足赖矣。信乎!有国家者以得人心为本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域,是限制。至,是极处。

孟子承上文说:“观地利不如人和,则知国家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说人君要限制居民,不在封疆境界;要固守社稷,不在山川险阻;要战胜攻取、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坚利:只看民心向背何如耳。诚能行仁义之道,而恩惠浃洽,则民心有所固结,莫不亲上死长,乐为效力,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义之道,而举措乖方,则民心无所系属,莫不幸灾乐祸,涣然瓦解,而扶助之者寡矣。寡助之君,既失了人心,其极必至于众叛亲离,虽亲戚至近,也都知其败亡,相率背而去之矣,况其远者乎!多助之君,既得了人心,其极必至于近悦远来,虽天下至大,也都慕其德教,翕然顺而从之矣,况其近者乎!人心之向背相悬,而国家兴废存亡,其机已决于此矣。若以天下所顺之君攻亲戚所叛之国,则彼之人民皆为吾用,彼之富强皆为吾资;不战则已,战未有不胜者。盖由吾得人和,而彼失之也。然则域民固国之道,地利尚不足言,况天时乎!”孟子见当时列国分争,皆以天时地利为重,而不知爱恤其民,故其言深切著明如此。及其论得民之有道,在于所欲与聚,所恶勿施,此又得人和之本也。为民上者不可不知!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是齐宣王。昔者,是昨日。

孟子于齐,处宾师之位,未尝委质为臣。故在齐王,当就见,不当召见;在孟子,可往朝,不可应召:其礼与臣下自不同也。孟子一日将朝齐王。王初不知,乃使人来召孟子,说:“寡人初意,本要自来就见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当风,故不能来。明早将欲视朝,不识夫子肯来使寡人得一见否?”齐王托疾以召孟子,是以臣礼待之,而非能屈己以下贤者也。孟子知其意之不诚,亦托疾以辞之,说:“我初意本欲朝见,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盖不敢显言其非,而又不欲往应其召,孟子以道自重如此。然又恐齐王不悟,而以为真疾,则此意终无以自明矣,故次日便出弔于齐大夫东郭氏之家。公孙丑疑而问说:“夫子昨日方以疾辞,今日便以弔出,则是明为托疾矣,无乃不可乎?”孟子答说:“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盖孟子之意,正欲使齐王知其非疾,而自悟其召见之非,与孔子不见孺悲、取瑟而歌之意相似。惜乎!门人弟子犹有所未喻也。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采薪,譬如说打草;采薪之忧,是言疾不能采薪,盖谦词也。要,是拦阻。

孟子既出弔于东郭氏,齐王不知,以为真疾,乃使人问之,又遣医来诊视。是徒谓殷勤仪节之间可以虚縻贤者,而不知尊德乐道之诚,正不在此也。乃孟仲子不以实告,而又权辞以对之,说:“昔者以王命来召,适吾夫子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恐违王命,乃趋造于朝,不识此时能至朝否?”孟仲子既饰辞以对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数人要之于路,说:“请必无归而造于朝。”欲以实己之言也。夫孟子辞疾出弔之意,本欲使齐王知之,有所感悟。乃公孙丑既疑其不可,而孟仲子又从而为之辞,则孟子以道自重之意,虽其门弟子亦不能知,而况齐王乎!此孟子所以不得不曲明其意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是齐大夫。恶,是叹辞。

孟子辞疾出弔,本欲警悟齐王。乃孟仲子不以实对,而要其必朝,则尽失孟子之本心矣!孟子既不能显言其意,又不欲趋造于朝,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盖欲示意于景丑,而使转闻于齐王耳。景丑乃责备孟子说道:“人之处世,内而家庭,则有父子;外而朝廷,则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伦,自有生民以来,不可废也。父子以情相爱,故主于恩;君臣以礼相接,故主于敬。人人各有当尽的道理。今丑见王之待子,可谓致敬尽礼矣;乃未见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伦何哉?”孟子因晓告之,叹息说道:“子以我为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不在仪节上周旋,只在大道理上明白。如今齐人都无以仁义告王的,岂是以仁义为不美的事?其心以为王但知有功利,志趣卑陋,不足与言仁义云尔。这是以常人待其君,轻忽侮慢,不敬莫大乎此!若我则以尧、舜望于王,平日所言,都是仁义,都是尧舜治天下的道理;若权谋功利,与尧舜之道不相似的,即不敢陈说于王前:是欲吾王扩充仁义,以致唐、虞之盛治也。我不以庸君待王,而以大圣人望于王,则齐臣之中岂有如我之敬王者哉?子乃以我为不敬王,是不知事君之大道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

孟子以陈善责难为敬,而不以趋走承命为礼,正是以宾师自处之意也。景丑不达,终是以臣礼责备孟子,乃应说:“不然!我以子不敬王者,非此之谓也,谓于礼有未尽耳。《礼经》上说:‘人子闻父有召命,则唯而无诺。’‘人臣闻君有召命,则不俟驾而行。’是急趋君命者,乃礼之当然也。今子本将朝王,既闻王命,乃称疾不往,此与不俟驾之礼若有不相似者。我以子为不敬王,盖以此也。”孟子晓之说:“闻命则趋,固人臣事君之常礼。而以道自重,乃君子立身之大节。吾今所言,岂谓是与?昔曾子尝说:‘晋、楚大国,其富诚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当之;不禄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当之;不爵而贵,是天下之至贵者在我也。在晋、楚非有余,在我非不足,吾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这岂不合于义而言之乎?是别有一种道理超乎势分之外者。这道理为何?盖通天下之所尊的,凡有三样:爵位尊贵的,是一样;年齿高大的,是一样;道德完备的,是一样。在朝廷之上,以贵临贱,以卑承尊,那时只以爵为重,名分一定,莫敢僭逾,此爵所以为达尊也;在乡党之间,长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时以齿为重,先后次序,莫敢违越,此齿所以为达尊也;至如辅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长率万民而致雍熙之化,此惟有仁义之德者能之,那时只以德为重,在朝廷不敢与之论爵,在乡党不敢与之论齿,此德所以为达尊也。今王虽富有齐国,南面称孤,其爵诚尊,然不过达尊之一耳;若论齿论德,则我有其二,安得以彼之一而慢我之二哉!然则王之不当召我也,明矣!”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孟子承上文说:“我谓王不当召我者,非故自为尊大也,亦以人君图治之要,只在尊德乐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将欲兴建太平而大有为于天下,则必屈己下贤,隆礼待士,而有所不敢召之臣。如于君德治道欲有所咨询,于民情政体欲有所商榷,则必枉驾就见,而亲访其谋猷,此所谓不召之礼也。夫以王公之尊,岂故屈身于匹夫之贱哉?只为尊敬其德,爱乐其道,欲使仁贤效用、治化有成耳。苟尊德乐道不如是,则任贤之心怠,望治之志荒,乌足与有为哉!此大有为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王乃欲召我,岂未欲大有为于天下耶?”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丑,是类。尚,是过。

孟子承上文说:“自古大有为之君,行王道而王者,莫如成汤;行霸道而霸者,莫如齐桓公。这二君都有所不召之臣,伊尹、管仲是也。成汤三聘伊尹,知其志在于觉民,即从而受学焉,然后任之为相,号曰‘阿衡’。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皆以身任之,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汤遂不劳而王矣。桓公一见管仲,知其才可以托国,即从而受学焉,然后任之为相,称曰‘仲父’。故尊王攘夷之事,管仲皆以身任之,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桓公亦不劳而霸矣。一王一霸,功虽不同;要之,尊德乐道、可与大有为则一也。今天下诸侯,以地则相类,以德则相等,莫有能建立王霸之业而超过当时之君者。此无他故,只为列国之君,都以富贵骄人,不肯屈己下士。有一等趋走承顺、为我所教诲的,便喜欢用他,过为亲厚;有一等抱道怀德、我所从受其教诲的,便不喜欢用他,反致疏远。求如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者,不可复见矣。既无不召之臣,又安能成大有为之业?所以地丑德齐,终莫能相尚也。然则齐王欲大有为,岂可复蹈时君之习,而不以汤、桓为法哉?”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直以不召之臣自任,说道:“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而后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未尝敢召之来见也。夫伊尹为元圣,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耳,尚且不可召,而况不屑为管仲者,顾可召而见之乎?盖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学者,曾子之学。辅世长民之德,无歉于晋、楚;尧、舜仁义之道,独陈于王前。方将卑管仲于不足为,而顾托疾以召之,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岂可轻于往见哉?”

孟子此言,非故自为高亢,盖有见于人君治天下之道当如是耳。盖人君与贤者共治,若恃其富贵爵禄,可以奔走天下,则其待士必轻;待士轻,则其任之必不重,士何由行其道乎?故君能降志于其臣,而后士重;士能亢志于其君,而后道行;上可为成汤、伊尹,下不失为桓公、管仲。此《易》之《泰》卦所以取于上下之交也。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陈臻,是孟子的门人。兼金,是好金。镒,是二十四两。

陈臻见孟子周游列国,辞受不同,遂疑而问说:“前日夫子在齐,齐王馈以兼金百镒,乃固辞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镒之馈,则受之而不辞;在薛,有五十镒之馈,则又受之而不辞。三国之馈同,而夫子之辞受则异。若以前日之不受齐馈为是,则今日受宋、薛之馈,不免为伤廉;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馈为是,则前日之不受齐馈,不免为矫激。此是彼非,不能两立,夫子必有一件不是的去处,臻不能以无疑也。”孟子晓之说:“辞受乃君子立身之大节。应辞应受,只看道理上如何,不可苟也。我今辞齐之馈,不是矫激,乃辞所当辞;受宋、薛之馈,不是伤廉,乃受所当受。要之,皆当于理而已。子乃以异同为疑,是岂知我者哉?”

“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

赆,是送行之礼。戒心,是警备的意思。

孟子晓陈臻说:“我谓辞受皆当于理,何以明之?盖君子之居人国,若交以道,接以礼,而峻然拒之,则是绝人于已甚,亦不可也。我当在宋时,将去之他国,有远方之行。夫人有远行,则交游之间每有馈送之仪,以资道途之费,是礼之当然也。宋君致馈之辞,说是为我远行故来馈赆,则馈我为有名矣。彼以礼来,何为却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馈,未为不是也。我当在薛之时,偶遇着军旅之事,方有警戒之心。夫贤人在其境内,则国君当周给之,保护之,使无忧患,是亦礼之当然也。薛君致馈之辞,说是闻我方有戒心,故为兵事来馈,则馈我亦有名矣。彼以礼处我,又何为却之而不受乎?此我受薛之馈,亦未为不是也。夫赐人者礼得,则无愧辞;受人赐者义得,则无愧心。君子盖权之审矣!”

“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取字,解作致字。

孟子答陈臻说:“我受宋、薛之馈,皆有所为故耳。若前日在齐,则既无远行之役,可以馈赆为辞;又无不虞之警,可以闻戒为辞:是于交际之礼,未有所据也。无所据而馈之,则是不问其义之当否,惟以财货交之而已。众人见利而动,可以货致者有之。至于守义之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岂可以货结其心而收致之乎?知君子不可以货取,则齐王百镒之馈,乃义不当受者。此我之不受,亦所以为是也。臻又何疑焉?”盖君子辞受取予,惟义所在。义所当受,固未尝立异以为高;至于义所不可,则虽一介之微,有不轻于取者,而况于百镒乎?孟子处三国之馈,可以为世法矣!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平陆,是齐邑。大夫,是治邑之官。士,是军士。伍,是行列。去,是诛。距心,是大夫名。

孟子在齐,曾到平陆地方,见其年岁饥荒,民多死徙。因问其大夫孔距心说道:“事无大小,各有职守。似你这执戟的军士,设若于行师之时,一日之间三离其伍,则以军法诛之,否乎?”距心答说:“失伍离次,法所必诛。一次即不可宥,何待于三乎?”距心未知孟子发问之意,故直以士之职守为言也。孟子因诘之说:“士之失伍,罪固当诛矣。然官之有职,就如士之有伍一般。如今看来,子之失废职守,如军士之失伍者亦多矣。盖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必使民无失所,方为称职。如今这凶荒饥馑的年岁,看你这境内百姓饥饿愁苦,生计无聊: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动移,展转僵仆,死在沟壑之中;有那年力强壮的,抛弃家业,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这等的不知几千人矣。子为牧民之官,使百姓这等失所,其为失职,与军士之失伍何异?若断以国法,不知当以何罪治之也?”距心犹未知其罪,乃答说:“民之死徙,距心非不知悯恤,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仓廪府库,非奉命不敢发;赋税征输,非奉命不敢缓:此在君上之轸念何如,距心安得而专之乎?今以失伍罪我,则枉矣!”距心之言,盖徒知事权之在上,而不知职任之在己。此孟子所以重责之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牧之”这“牧”字,是指畜养牛羊说。“求牧”这牧字,是指牧放的土地说。

孟子因距心诿罪于上,故责之说:“子谓仓廪府库是君上主张,兴发赈贷由不得你,便道不是你的罪,这岂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者乎?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养,则必问那主人求讨牧放的土地、与那喂养的草料,才好替他收管。假使求牧与刍而不得,还是把这牛羊交还主人,脱身而去乎?抑亦立视牛羊之死而不顾乎?此必反诸其人,无立视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为之治平陆,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遇着凶荒,便当力请于王,设法赈济;若请而不许,就如求牧与刍而不得的一般,便当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养,又不能去,还守着这官,看着百姓饿死,则与立视牛羊之死者无异矣,是谁之过欤?”于是距心惕然省悟,直认其罪,说:“我以牧民为职,不得其职而不去,何所逃责?此则距心之罪也。”夫朝廷设官养民,凶年饥岁,民方待哺,岂可委之而去?但既不得尽职,又无空食其禄之理,义不容不去耳!然则为民牧者,固不可立视其民之死;而为之君者,亦岂可不深念邦本,使人臣得行其志哉?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邑中有先君之庙的,叫作都。为都,是治邑。

孟子既以臣之失职责备距心,使之服罪矣;又欲因此警悟齐王。故他日自平陆之齐,来见齐王,就对他说:“今之居官食禄、为君牧民者,未尝乏人,然能尽忠补过者亦少矣。即如王之群臣,为治于都邑者,臣知得五人;五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独平陆孔距心一人而已。”于是将前日所以切责距心、与距心所以自责的言语,一一为王诵说。盖欲使王知得外边百姓这等流离困苦,做有司的这等掣肘难行,庶几王心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说:“人君职在养民,为臣者不过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使寡人能行仁政,那有司自然奉行,何至失职?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职,皆缘寡人不能兴发补助,以至于此,非寡人之罪而谁乎?我今知罪矣。”夫孟子一言,而齐之君臣各任其罪如此。使齐王能扩充此心,务损上以益下;齐之大夫能仰体君心,各修职以养民,则齐国庶几于大治矣。惜乎!其悦而不绎,从而不改也。

孟子谓蚔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蚔蛙,是齐大夫。灵丘,是邑名。士师,是理刑的官。致字,解作还字。

齐臣有蚔蛙者,尝辞灵丘大夫之命,而请为士师,盖职掌刑罚而有谏诤之责者也。孟子以职事讽之,说道:“人臣之义,内外远近,惟君所使。子乃辞灵丘而愿为士师,是岂择官而仕乎?其于道理,亦有近似者。盖人臣在疏远之地,则下情多壅于上闻;为亲近之官,则忠言或易于乘间。子今职专理刑,在王左右,则凡刑罚有失中的,可以随时救正,因事纳忠,当言而言,无所忌讳。子之请为士师,殆为此也?今在位已数月矣,王之用刑,岂能事事皆当,无一可言,子尚未可以进言欤?居得言之地,有当言之事,而犹默默无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孟子责望蚔蛙,深切如此。蚔蛙因此感动,乃进谏齐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职事而去,可谓得进退之义者。然蚔蛙之去,实孟子激之。故齐人遂讥孟子说:“蚔蛙因孟子之言而进谏,其谏为忠谠;谏不行而遂去,其去为明决。孟子为蚔蛙曲成其美,则诚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为身计,乃不若蚔蛙。明于为人,而暗于自为,吾不知其何说也。”盖孟子以臣道处蚔蛙,而以宾师之道自处,其进退之义,自是不同。齐人何足以知此。

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公都子,是孟子门人。绰绰,是宽裕的模样。

公都子闻齐人非议孟子之言,遂述以告孟子。孟子晓之说:“君子出处进退,各自有一种道理,齐人岂足以知我哉?吾闻古人有言:人臣分理政事,如礼乐刑罚,各有职掌的,这是以官为守,修其职乃可以居其官耳。若君不信任,事多掣肘而难行,于职业当尽的都不得尽,这等不去,是贪位慕禄而已,所以说不得其职则去。人臣专司谏诤,凡利病得失,皆许直言的,这是以言为责,尽其言乃可以任其责耳。若君不听从,言虽苦口而不入,于议论当行的都不得行,这等不去,是偷合取容而已,所以说不得其言则去。蚔蛙为士师,得以进谏,正是有官守言责者,不合则去,乃人臣进退之义当然也。若我于齐,虽在三卿之中,而不受万钟之禄;既不是分理政事、以官为守的,又不是专司谏诤、以言为责的,人固不得以臣下之职事责望于我,我亦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于人。道合则留,可以进而进;不合则去,可以退而退:都由得自己主张,岂不绰然宽舒而有余裕哉?齐人安得以蚔蛙之去而议我也。”盖孟子在齐,居宾师之位,与为人臣者不同,故其自处之重如此。至于“官守言责,不得则去”,与周任“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之说相合,则万世人臣不可易之常道也。

孟子为卿于齐,出弔于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盖,是齐邑。行事,是出使的事体。

孟子在齐,曾受客卿之职。遇滕国有丧,齐王以孟子为使,往行弔礼;又使盖邑大夫王为副使,辅佐其行。这王是一个佞幸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如何可与共事?以故同行在途,王虽朝夕进见,往返齐、滕之路相接甚久,孟子竟不肯少假辞色,与之亲昵;就是出使的仪文礼节,也不曾与他计议。其待之之严如此。盖惟恐比之匪人,将至于失己,故宁疏之而不敢亲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公孙丑不知孟子待王之意,乃疑而问说:“凡人之相与,若势分悬绝,或周旋不久,则言有不能尽者。今王仕为大夫,摄使事以佐夫子,其位不为小矣;自齐至滕,历二国之境,其路不为近矣;名位相次,既非悬隔而不得言,同行日久,又非仓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终不与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于此,有难于明言者。乃托辞答说:“我与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与之共议可也。今出使仪文礼节,既有从行官属各司其事,治办已停当了;我惟将命而行,自足成礼,何用更与之言哉?”观孟子之言,盖既不肯妄与之交,以流于苟合;又不肯直斥其故,以伤于已甚。可谓不恶而严者矣!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

嬴,是县名,在齐南境上。充虞,是孟子弟子。敦,是督理的意思。严,是急迫。称,是相等。

昔孟子为卿于齐,有母之丧,自齐归葬于鲁。既葬,又自鲁而返于齐,到嬴县地方止宿。充虞问说:“前日夫子有母之丧,不知虞之不肖,把匠作事务使虞督率办理。那时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虽有疑,不敢请问。今事毕从容,愿窃有请焉:向者所用的棺木,却似过于华美,恐用不可太侈,礼不可太过。在夫子必自有说,虞不能无惑也。”孟子答说:“丧葬之从厚,其来久矣。夏、商以前,礼制未备,其棺椁的尺寸随人制造,原无一定之式。至中古时,周公定为丧葬之礼,才有个制度。棺木许厚七寸,椁亦与之相等,自天子至于庶人都是一般,不以尊卑为厚薄。这岂是外面装饰,要人看见华美,相与称夸而已哉?盖人子爱亲之心,本是无穷;而送终之礼,尤为大事,于此不厚,则必贻悔于后日,抱恨于终天,此心如何尽得?故欲其坚厚久远,乃可以尽人子之心耳。然则前日之木,稽之古制而合,及之吾心而安,又何嫌于过美哉?”

“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

不得,是限于法制。悦,是心里快足的意思。

孟子告充虞说:“丧葬之礼,人子孰不欲厚于其亲,使其心快足无所悔恨?然也有不得自尽的:或是限于法制,分有所不得为,只得安守职分,不敢过厚,此不可以为悦也;或是缺于财用,力有所不能为,只得称家有无,不能从厚,亦不可以为悦也。这都是势之所处,不得不然;而原其本心,则有大不能安者矣。若使国家法制既在得为,自己财力又足有为,此正人子可以为悦之时,于此不用其情,乌乎用其情?从古以来,皆用厚葬,人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何为独不如此,而忍于薄待其亲哉?是棺椁之美,非独自尽其心,亦犹行古之道也。虞也何疑之有?”

“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比字,解作为字。化者,是死者。,是快足的意思。俭,是薄。

孟子又答充虞说:“吾谓送终之礼不可不尽者,为何?盖人子之于父母,常念其罔极之恩,则必思为无穷之计。要使附于身者坚厚久远,不使地下土壤得亲近其肌肤,则死者之体魄安矣。父母既安于地下,则于人子之心,独不快然自足而无所悔恨乎?若礼所得为而不肯自尽,是爱惜财物而薄于其亲矣。吾闻君子送终之礼,必诚必信,惟恐一有不慎,为终身之悔。岂忍惜世间财物,却在父母身上减省,而不尽其心乎?吾之致美于木,亦不忍俭于亲耳,奈何以过厚为疑耶?”然孟子之葬亲,虽得为而未尝越礼,虽有财而未尝过费,惟反诸心之不可解者,求所以自尽而已。彼墨子之徒,以薄为道,则以天下俭其亲;而战国嬴秦之君,至虚地土之藏以为观美:亦岂君子之所谓尽心者耶?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沈同,是齐臣。子哙,是燕君。子之,是燕相。

是时燕王子哙惑于邪谋,传位于其相子之,国内大乱。齐之君臣欲乘其乱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己意私问孟子,说:“燕国乱矣,举兵伐之可乎?”孟子据理答说:“燕之罪可伐也。盖燕国受之天子,传之先君,子哙所当世守而勿失者。若未请命于天子,不该将土地人民私授与人。子之位在人臣,若未奉天子之命,不该私受国于其主。譬如有仕宦之人,平日你喜悦他,却不请命于王,就将你的禄秩官爵私自与他;那仕宦的人,也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禄于你,于理可乎?盖爵禄虽在子,而黜陟予夺皆出于君,私相授受,皆不可也。燕国君臣之授受,何以异于此?以爵禄私相授受,在有国所必诛;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讨:何不可伐之有?”孟子之意,直谓燕有可伐之罪耳。至于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而惜乎沈同之不能再问也。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天吏,是奉行天讨之君。

孟子答沈同之问,止谓燕国君臣有可伐之罪,而非谓齐之可以伐燕也。及齐人兴师伐燕,或人疑其计出于孟子,乃问说:“伐国之事,人所难言。今闻夫子劝齐伐燕,果有是事否?”孟子答说:“我实未曾劝齐伐燕。但谓我为劝者,却有个缘故。前日齐大夫沈同尝来私问我说:‘燕之无道,可伐与?’当时我应他说:‘可伐。’盖燕之君臣,把天子付予、祖宗传下的土地私相授受。这等逆乱纲常、违犯法纪,如何不可伐?彼就以我之言为然,不复再问,而遽伐之也。彼如再问:‘那个可以伐之?’则我必将应之说:‘除非是奉行天命、诛讨有罪的天吏,才可以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而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杀人的,或问说:‘这杀人之人可杀与?’则将应之说:‘可。’盖杀人者抵罪,如何不可杀?彼如再问:‘那个可以杀之?’则必将应之说:‘除非是奉行君命、专理刑狱的士师,才可杀之。苟非士师,是以下而专戮,亦不可也。’今燕之君臣,不告于天子而私相授受,其悖乱之罪,诚为可伐。然齐非天吏,亦不请于天子,而兴兵讨伐,其专擅之罪,也与燕国一般;以齐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我何为而劝之哉?”夫兵以义动,师贵有名。向使齐王能以燕国之乱告之天子,声罪致讨,无一毫自利之心,庶几称天吏矣。惟其欲乘人之乱,取以自利,全是战国阴谋,此孟子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畔,是背叛。陈贾,是齐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名鲜。监,是管理国事。

齐人既伐燕而取之,后来燕人不服,共立燕太子平为王,叛了齐国。齐王乃与群臣说:“向年我欲取燕,孟子劝我当顺民心;及诸侯将谋救燕,孟子又劝我置君而去。我不曾听他的言语。今燕人背叛,是我不用忠言之过,心甚惭愧,无颜面见得孟子,将如之何?”这是齐王悔悟的良心。群臣若能将顺而诱掖之,亦为善之机也。齐臣有个陈贾,是阿谀小人,乃对齐王说:“何必以此为患?臣且问王:王自家忖度,与古之周公孰仁孰智?”齐王惊叹说:“这是何言?周公乃古之圣人,我何敢比他!”陈贾便举周公的事来说:“王以周公为仁且智,非后世可及。不知周公于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处。当时武王克商,立纣子武庚,周公使其兄管叔去监守武庚之国。及成王初年,管叔遂与武庚同谋,以殷叛周。假使周公预知管叔之必叛,故意教他去监国,是驱之使陷于罪,忍心害兄,这便是不仁。假使不知管叔之将叛,误教他去监国,是亲兄之恶,尚然不知,这便是不智。这等看来,仁、智二字,以周公之圣尚且不能兼尽,而况于王乎?燕人之叛,正不必以此为惭也。贾请往见孟子,以周公为辞以解之,王无患矣。”夫齐王之惭,尚有迁善之机;而陈贾之解,反导之以文过之失。小人逢君之恶,其情状类如此。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陈贾欲借周公以释齐王之惭,因往见孟子,问说:“周公何许人也?”孟子答说:“德如周公,乃古之圣人也。”陈贾问说:“闻周公封武庚于殷,使管叔往监其国,管叔反与武庚同谋,以殷叛周。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答说:“史书所载,诚有此事。”陈贾乃故意问说:“周公用管叔之时,亦预先知道他将叛而使之与?”孟子答说:“周公若知管叔将叛,岂肯使之?以理度之,必是不曾先知耳。”陈贾因借此发问说:“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夫子既以周公为圣人,宜乎尽善尽美,无有过失;乃不免用差了人,则圣人且有过与?”陈贾之言及此,自谓可以为齐王解矣。然不知圣人之所处,与常人不同。孟子答说:“圣人岂可轻议!但遇着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处,其迹或涉于过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当亮其身之所处何如耳:周公于管叔为弟,管叔于周公为兄。当初使之监殷,只道他是王室懿亲,故以爱兄之念,诚信而任之,实不料其至于此也。然则周公之过,岂非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乎?若逆料其兄之恶,而以疑贰之心待之,则不宜有此过矣,然岂圣人之所忍哉?”孟子之言,正与孔子观过知仁之意相合。惟其过于爱、过于厚,此所以为圣人也。若世之自陷于有过者,安可借之以自文耶?陈贾乃欲以此释齐王之惭,不惟巧于逢君,抑亦敢于诬圣矣。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知陈贾为齐王文过,乃直折之,说:“凡人不能无过,但所以处过者不同。古之君子应事接物,也有一时意虑不及、偶然差错了的,却能自认其过,改从那好的一边去,不肯护短;如今的人,或偶有差误,本出无心,却惮于更改,就顺着那差的一边去,不肯认错。古之君子,当其有过,明白示人,无一毫遮饰,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人谁不望见?及其汲汲改图,复于无过,就如日月复明的一般,依旧光明圆满,天下之人谁不瞻仰?这样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即有一时之过,亦安足以病之?至于今之君子,岂徒顺从其过不肯改图?又要假借一段说话弥缝掩饰,以欺人之耳目。此古之君子能立于无过,今之君子所以卒归于有过也。自爱其身者,固当以古人自处;爱人以德者,又岂可以今人待之哉?”

陈贾之意,本欲借周公之过以解齐王之惭,是乃为君文过,而不知其陷君于有过也。故孟子正言以斥之如此。夫圣如成汤,而称其改过之不吝;圣如孔子,而幸其有过之必知。圣人亦何尝自谓其无过哉!惟过而能改,不惮舍己从人,以迁于至善,则非常人之所能及耳。齐之君臣,专以文过饰非为事,此国事所以日非,而终至于乱亡也。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孟子为卿于齐,本欲行道。及久于齐而道不行,无虚受其职之理,故致还卿位而归焉。齐王见孟子要去,乃亲自来见,说:“前日夫子未至吾国,寡人仰慕道德,愿一见而不可得。及夫子不弃寡人,千里而来,使寡人得侍贤者之侧,莫说寡人喜悦,即同朝士大夫,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有为,弃之而去。虽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而寡人愿见之心自不容已;不识此别之后,尚可再来使寡人得见否乎?”夫齐王虽不能用孟子于在国之时,而犹欲见孟子于既去之后,其一念好德之诚,尚有未泯者。孟子乃婉辞以对之,说:“我虽去国,私心惓惓,常在王之左右。继见之期,但不敢预以为请耳,然此心固所愿也。”盖孟子严于守己,而又不欲轻于绝人,其汲汲行道之本心,固已见于言外矣。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是齐臣。六斛四斗叫作一钟。矜,是敬。式,是法。

孟子虽决于去齐,犹未出境,齐王以为尚可复留。一日,谓时子说:“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不肯留,必谓我尊敬之未至耳。我今欲当国之中,于士民凑集的去处,建造一所房屋与孟子居住;那从游的弟子众多,特与万钟之禄以赡养之。既有居止之安,又有廪给之富,或者可以复留。使我诸大夫及国中之人,都得以亲炙其光辉、瞻仰其仪范,人人得以尊敬而取法。此我之所大愿也。子何不为我告于孟子,备道所以勉留之意,庶几可以援而止之乎?”夫齐王不能尊德乐道,尽用贤之实,而徒欲以宫室廪禄为虚拘之文,宜孟子之终不留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齐王欲留孟子,命时子致意。时子难于径达,乃因孟子弟子陈臻转道齐王之语。陈臻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即述时子之言以告之。孟子以道既不行,义在必去,却又难于显言,乃姑答陈臻说:“齐王有意留我,其意诚然。然我之当去而不可复留,固自有为,时子岂知之乎?且王以万钟留我,不过以富诱之而已。设使我有欲富之心,则前日位在客卿,常禄十万,尚辞之而不受。今乃受此万钟之养,是辞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此乎?况我本非欲富而以是留之,亦非所以待我矣。”盖孟子以道为去就,齐王以禄为优礼,宜不肯复留也。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

季孙、子叔疑,都是战国以前的人。异,是怪。龙断,是冈垄之高处。

孟子又答陈臻说:“我今既辞卿位,若复以万钟留齐,是不得于彼、而求得于此也。与子叔疑何异?当时季孙曾说:‘怪哉!子叔疑之为人。使自己居位为政,不见用于其君,也只是奉身而退便了;却又使其子弟为卿,代之秉政,不过志在富贵而已。世人之情,亦孰不欲富贵?但一得一失,自有义、命,何可尽取?乃子叔疑失之于身,复欲得之于子弟,是独于富贵之中,展转营谋,不肯割舍。如登在冈垄高处,左右顾望,惟图专利的一般,不亦怪哉!’今我道既不行,而复受万钟之养,则何以异于此?”盖君子仕止去就,惟视道之行否。其君用之,则忘身殉国,不敢辞难;否则洁己全身,不肯枉己:此圣贤出处之大节也。若乃于富贵利达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如所谓私龙断者,则乡党自好者不为,岂君子自处之道哉?齐之君臣,不知去就之义,而徒欲以厚禄羁縻贤者,其不知孟子亦甚矣!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有司,是监市的官。罔,是网罗括取的意思。征,是税。这一节是解上文“龙断”二字之义。

孟子说:“季孙以龙断比子叔疑。如何叫作龙断?盖古时设立市场,聚集民间的货物,使彼此更换,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两平交易,各得其所。那有司之官,不过替他平物价、理争讼,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税也。后来有一等贱丈夫,贪得无厌,必求那冈垄最高明的去处,登而望之,左顾右盼,看那一项可以居积,那一处可以兴贩,既欲得此,又欲取彼,把市中财利一网括尽,不肯放过些须。这等专利的小人,个个都贱恶他,乃征取其税,以示裁抑。后世缘此,遂有商税。是征取商人之法,实自此贱丈夫始矣。季孙所谓龙断之说如此。其意盖讥子叔疑自己不用,又为子弟求官,罔利无厌,与龙断无异也。今我既辞十万之禄,复受万钟之养,不得于此而求得于彼,是亦一龙断矣,如之何其可哉?”此孟子所以决于去齐,而时子或未之知也。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昼,是齐邑名。古人席地而坐,年长者为之设几。隐几,是凭着几案。

齐王不能用孟子,孟子以道不得行,辞之而去。行到西南境上昼邑地方,暂且止宿,盖去国不忘君之意也。当时有个齐臣,见孟子行得迟缓,意其可以复留,乃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来见孟子,欲为王留行,是不知留贤之道矣。及既坐而言,孟子只由他自说,竟不答应;且凭着几案而卧,若不曾听闻者,以示绝之之意焉。盖为国留贤,虽是美意,然平时不能左右齐王,成就他用贤之美;临时又不知遵奉王命,道达他留贤之诚。徒欲以一人之口舌,挽回贤者之去志,多见其不知量已。此孟子所以重绝之也。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

客,是为王留行的人。

因见孟子不应其言,以为慢己,乃忿然不悦,说道:“夫子之去留,系齐国之轻重,故弟子不敢轻率,斋戒越宿,方敢进言,何等样诚敬。夫子乃卧而不听,明示拒绝。弟子请从此辞,不敢复见矣。”夫齐人不自省悟,而反责望于孟子,是不知留贤之道者。孟子欲晓告之,乃命之坐,说道:“子知我之所以不应乎?请明告汝。大凡贤者之去就,视人君之礼遇何如。昔者子思在鲁,缪公深知其贤,以师道尊之,常使人伺候起居,通其诚意,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缪公无人在子思之侧,则其尊贤之意无由自达,子思必见几而作,不能一日安于其国矣。泄柳、申详二子,都是贤者。缪公虽尊之不如子思,然有推贤荐士之臣,常在君侧为之维持调护,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二子无人在缪公之侧,则其君敬贤之礼有时而衰,二子亦必洁身而去,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可见贤者之居人国,其上必有好贤之君,尊崇听信,寄之以腹心,而后可留;其中必有荐贤之臣,弥缝匡赞,通之以情意,而后可留。盖以道自重,当如是也。今子之来,果王之留我,而使子道其诚耶?抑子请留于王,而为之通其意耶?苟为不然,则非所以处我矣。我之不应,岂为过哉?”

“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长者,是孟子自称。虑,是谋。

孟子承上文说:“观子思与泄柳、申详之事,则留贤之道可知矣。子之留我,诚出自王之诚意,如缪公之于子思,则待我以礼,安敢不答?乃今观子之来,未尝出于君上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决贤者之去留,是子为长者谋画,视缪公之待子思,不及远矣!我之自处,未尝敢轻于子思。而不以子思待我,这是子绝我乎?却是我绝子乎?夫敬人者,人恒敬之。子之留我不以其道,是先绝我矣;我之卧而不应,岂为先绝子乎?”

盖孟子于齐,道虽不合,未忍遽去。使留行者能以尊贤之义开导齐王,因以齐王之诚勉留孟子,未必不可挽回也。齐人乃欲以己意留之,其见绝于孟子,宜哉!尝即子思、泄柳、申详之事而论之:古之贤士,皆知以道自重,而上亦重之,非其君忘势而下交,则其左右之贤者秉公而推荐,如三子者是已。战国以后,士习日卑,乃有阿时好以结主知,因君侧以求先容者,则泄柳、申详犹耻为之,而况子思乎?观孟子之言,亦足以维士习之变矣。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干泽,是干求恩泽。濡滞,是迟留的意思。

孟子去齐,止于昼邑地方,三宿而后出境。齐人尹士见孟子去不果决,乃私与人讥议,说:“出处乃士人之大节,甚不可苟。故进必择君而仕,不为利禄;退必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才是难进易退的道理。今齐王之不可为汤、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来见,则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犹且来见,则志惟在于利禄,是干泽也。且千里而来见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便当洁身。却乃迟迟其行,三宿而后出昼,是何其依违于进退之间,若是其濡滞也!以孟子平日的抱负,吾甚敬之。今所为若此,吾甚不悦,不意孟子而有此举动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之常法者。而圣贤委曲行道之心,则岂硁硁者所能识哉!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高子,是孟子弟子。

高子闻尹士讥切孟子之言,乃述以告孟子。孟子晓之说:“君子之出处去就,若只顾自己高洁,这也不难。惟是爱君忧国,委曲从容,尚有出于常情之外者。尹士之言,乌能知我之心哉?我当初千里而见王,非是逆料王之不可为汤、武而姑就之也,以为道在于我,可以辅世长民。若一见之后,有所遇合,或可佐王以成汤、武之业,而吾道庶几可行,是我之所愿欲也。至于不遇故去,岂是我之本心?只为言不见用,吾既不能舍所学以从人;道不得行,吾又不可居其位而食禄。展转思惟,实不得已而后去耳!夫向日之来,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日之去,犹未忍遽替其初心。始终只要行道济时,使天下被汤、武之泽而已,何害其为濡滞哉?尹士恶足以知此。”

“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孟子答高子说:“我之去齐,实非本心,盖有甚不得已者。即三宿而后出昼,于我之心,犹以为过于急速,而有不能恝然者焉。何也?盖人情或暂蔽而复明,或始过而终改。王之不能用我,虽是一时迷惑,然犹望其从容悔悟,庶几能改,不至于终迷而不悟也。若使王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则能以王道为必可行,以吾言为必可信,必将追我而反之矣,吾何为而速于去哉?所以三宿出昼而不嫌于濡滞也。”

“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承上文说:“我三宿而去昼,犹冀王之追我也。至于出昼之日,已越齐境,而王不见追,则王之心终于不悟,而义不容于不去矣。我到这时节方才有必归之志,浩然长往而不可复止耳。然我虽决去,亦岂忍恝然而舍王哉?盖王之天资朴实,虽有好勇、好货、好色这三件病痛,然其不忍之心,充之可以保民;好乐之心,公之可以治国,犹足引而为善,以建有为之业者。王如用我,使我之道得以大行,则岂徒齐国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泽,而汤、武之功亦不难致矣。王诚反而思之,庶几改过迁善。使王为贤君,齐为善国,岂不美乎?故我虽既去,犹日夜望之也,岂忍终舍王哉?尹士乃以濡滞讥我,亦不知我之心者矣。”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悻悻,是不平的意思。穷字,解作尽字。

孟子承上文说:“我之从容去国,而犹有望于王,盖为世道民生计也。岂是那一等规模促狭、不识大体的小丈夫,一有所匡谏于君,不见听从,即心怀愤恨,悻悻不平之气见于面目;去则驰驱道路,尽一日之力方肯止宿,惟恐其行之不速,涉于濡滞,而无复有所顾恋。这样的人,只管得自家的去就,全无爱君忧国之心。君子忠厚之道,不如是也。我宁受濡滞之名,其忍以小丈夫自处耶!”尹士闻此言,乃自悟其失,说道:“我之所言,但见得去就之际不可不明,岂知贤者行道济时之心、忠君爱国之念,有如此者?我诚小丈夫也。”然则君子之所为,岂常人所能识哉?盖孟子初至齐国,只望齐王能行其道;及不遇而去,又只望齐王能改其失。其忠爱之心与明哲之见,有并行而不悖者,与孔子迟迟去鲁之意正同,视硁硁一节之士,以去就为名者,分量相悬矣。惜乎!齐王竟不能留,而齐终不能治也。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不豫,是不喜欢的意思。

孟子至齐,不遇而去,其忧世之心,有不觉见于颜面者。门人充虞在途间问说:“夫子自去齐以来,忧形于色,似有郁郁不乐的模样。虞窃有疑焉。前日虞曾闻夫子说:‘君子之心,无人而不自得。就是不得于天,也不怨天;不合于人,也不尤人。’今夫子不遇于齐,便似有怨尤的意思,与前日之言不合,此则弟子所不识也。”孟子晓之说:“不怨、不尤这两句,是我平时诵法孔子的言语。我何尝有怨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异于前日者,亦自有说。盖君子守身之常法,与用世之微权,各自有一种道理。我前日不见诸侯,不曾想着用世,只是居仁由义,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便欣然有以自乐,彼固一时也。其在今日,却要得君行道,辅世长民;然而遭际不偶,则上畏天命,下悲人穷,于心自有不能恝然者,此又一时也。时之所值不齐,而心之忧乐亦异,岂可以一律论哉!”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名世,是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的贤人。

孟子告充虞说:“我之所以不豫者,为何?盖当此之时,圣王不作,吾道不行,有不能释然者耳。大抵圣君贤相,其遇甚难,其出不偶。自来天地间的气运,到五百年贞元会合,则必有继天立极的圣人受命而兴,在天子之位,以开一世之太平。如自尧、舜以至于汤,自汤以至于文、武,都是这等年数。那其间建功立业,也不是一个人做的,又必有德业闻望超出一世的贤人出来辅佐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尧、舜之有禹、皋,汤、武之有伊、吕,也都是这等凑合。此可见天运而人从、君倡而臣和,是乃气数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今自文、武造周以来,到于今七百有余岁了,以五百年的常数算之,已过二百,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矣。且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以当今战国之时考之,正是乱极思治、可以有为之日,兴道致治,未有易于此时者矣。于此而不得一佐圣王,以成辅世长民之业,仅见一齐王足用为善,而又不遇而去。虽有名世之具,亦终无以自见矣。忧天命而悲人穷,安得无不豫之色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又说:“当今之世,数过五百之期,时值可为之日,乃使我不遇于齐,或者天意还未欲平治天下故耳。有如世道不可终否,天心有时而厌乱,将使天下治平,复蒙王者之泽;则辅佐于下者,毕竟要有德业闻望可名一世的人,才做得拨乱反正的事业。当今之世,独我一人足以当之耳,舍我其谁用哉?夫天意未定,则平治尚有可望;其具在我,则遭际亦必有期。吾惟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耳,又何为而不豫哉?”是可见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国而不能无忧;自信之深,故处困而不失其乐。圣贤之存心如此,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

休、崇,都是地名。

孟子虽为齐卿,未尝受禄,以明其志在行道,不为利禄所縻,而公孙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齐居休,乃乘间问说:“君子居其位,则食其禄,宜无可辞之理。向者夫子仕于齐国,而不受其禄,是岂古人之道当如是耶?”孟子答说:“仕不受禄,本非古道;但我之辞禄,盖自有说。当初我来见齐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居于齐,则虽受其禄,亦无不可。顾吾初至齐国,在崇邑地方得见齐王,谈论之间,已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后虽曾有爵位,不过假此暂住,以观王之意向何如,其实欲去之志不欲变改。若遂受其禄,则为职分所羁,而行止久速,不得自由,故虽仕而不受其禄也。盖禄既不受,则脱然于官守之外,而一进一退,绰然有余裕矣。岂可以古道例之耶?”

“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承上文说:“我于齐既有去志,则义不可以复留矣。乃犹迟迟而行,这是为何?盖我自见王之后,适遇着国内被兵,有兴师之命,此时干戈扰攘,上下戒严。若于危急存亡之秋,而但为洁身自便之计,非惟义所不可,抑亦心所未安,故隐忍而不敢请也。然则我之淹留于齐,乃势有所阻,岂我志之所欲哉?身在齐卿之位,而心怀去国之图,此所以不受其禄也。”

盖孟子之志,欲行仁义之道,以比隆汤、武;而齐王之志,欲窃富强之略,以效法桓、文:此如方圆之不相入矣。道既不合,而乃欲以万钟之禄縻之,岂所以待孟子哉?可见君子之遭时遇主,惟精神志意之感孚为足以尽其用,而爵禄名宠之制御不足以系其心。此又用人者所当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