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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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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

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僭称王,谥曰惠。

孟子在当时以道自重,不见诸侯。适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乃是一个行道的机会,因往见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叟,是长老之称,如今称老先生一般。

惠王一见孟子,尊称之说:“叟!你自邹至梁,不惮千里之远而来,有何计策可以利益寡人之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对说:“王欲图国事,何必开口就说一‘利’字?治国之道,亦有仁义而已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这是人君君国子民、立纲陈纪的大道理。舍此不言而言利,岂予千里见王之心哉?”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大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这一节是说求利之害。

征,是取。乘,是车数。万乘,是天子之国。千乘,是诸侯之国。千乘之家,是天子的公卿。百乘之家,是诸侯的大夫。餍,是满足的意思。

孟子说:“我所以谓王不当言利者,盖以王乃一国之主,人之表率。王若惟利是求,说‘何以利吾国’,则此端一倡,人皆效尤。为大夫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家?’为士庶人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身?’上取利于下,下取利于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弑夺之祸起,国从此危矣。将见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盖地位相近,则凌夺易生,必然之势也。夫公卿于天子,万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千乘焉;大夫于诸侯,千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百乘焉:所得不为不多矣。若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则纵欲贪饕,何有止极?不弑其君而尽夺之,其心固未肯自以为餍足也。国岂有不危者哉?夫求利之端一开于上,而弑夺之祸遂成于下,则利之为害,甚可畏矣!王岂可以此为言乎?”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这一节是说仁义未尝不利。

遗,是弃。后,是不着紧的意思。

孟子又说:“我谓治国之道在仁义者,盖以仁义有自然之利故也。今夫人君之治国家,不过欲人皆孝于亲、忠于君而已。人而不仁,固有遗弃其亲而不顾者。诚能好仁,则天性之爱自笃于所亲;凡所以承颜顺志、左右就养者,皆其情之不容己者也,几曾见有好仁之人而肯遗弃其亲者乎?人而不义,固有背慢其君而不敬者。诚能好义,则敬事之念自先于所尊;凡所以纾忠尽力、奔走服役者,皆其分之无所逃者也,几曾见有好义之人而肯背慢其君者乎?夫使举国之人,个个是忠臣孝子,都来亲戴其上,国家之利孰大于此?而皆自仁义中得之,则仁义曷尝不利乎?王欲图治,固不必舍此而他求矣。”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重言以结上文两节之意,说道:“求利有莫大之害,行仁义有莫大之利。则天理人欲之间,关系治乱安危,非细故矣。王欲为国,亦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启危亡之祸哉!”

按,当时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列国游士,争以功利之说阿顺时君,干进苟合。而孟子独举仁义为言,所以遏人欲之横流,存天理于既灭,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七篇之中,无非此意。读者宜详味焉。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沼,是池。鸿,是雁之大者。麋,是鹿之大者。

孟子见梁惠王,正遇惠王在苑囿中游赏,立于池沼之上。忽见孟子,有惭愧的意思。因看着那鸿雁麋鹿问孟子说:“吾闻贤德之君,修身勤政,不事佚游,岂亦以此台池鸟兽为乐乎?”孟子对说:“遇景赏玩,人之常情;虽贤德之君,亦曷尝不以此为乐。但惟贤者而后能乐此。盖君有贤德,则民心欢感,和气流通,故能享此台池鸟兽之乐。若夫不贤之君,民心离而国势蹙,虽有此台池鸟兽,不能享其乐也。是好乐虽同,而有能享不能享之异,惟视民心之得失何如耳。”孟子此言,既以释惠王之惭,亦欲因其机而引之于当道也。“

《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诗》,是《大雅•灵台》之篇。经,是量度。营,是谋为。攻,是治。亟,是速。麀鹿,是牝鹿。伏,是驯伏。濯濯,是肥泽。鹤鹤,是洁白的模样。牣,是充满。古之人,指文王说。偕乐,是同乐。

孟子承上文说:“我谓贤者而后乐此,惟周文王为然。《诗•大雅•灵台》之篇说:‘文王始作灵台,方经度营谋,众百姓每已都来攻治,不数日之间就完成了。在文王之心,惟恐劳民,每戒令不要急速;而民心自然乐于供役,竭力争先,如子趋父事一般。其台既成,台下有囿。文王在于灵囿,则见麀鹿驯伏而不惊,濯濯而肥泽;白鸟鹤鹤而鲜洁,若是其可爱焉。囿中有沼。文王在于灵沼,则但见鱼之跳跃者充满于池中,若是其众多焉。’诗之所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为台为沼,宜乎百姓劳而生怨矣。今乃不惟不以为劳,而反欢乐之,称其台叫作‘灵台’,称其沼叫作‘灵沼’,言其成就之速,恰似神灵之所为一般。又乐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鱼鳖,而叹美之无已。夫民乐文王之乐如此,其故何哉?盖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爱养下民,使百姓每都饱食暖衣,安居乐业。所以百姓每都欢欣爱戴,亦乐其有此台池鸟兽,而文王因得以享其乐也。此非‘贤者而后乐此’之明征哉?”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汤誓》,是《商书》篇名。时字,解作是字。害字,解做何字。

孟子又说:“我所谓‘不贤者虽有此不乐’,观于夏桀之事可见。昔桀尝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指日说:‘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速也。夫为君者独乐,而不恤其民,致使下民违怨诅咒,欲与之俱亡。当此之时,一身且不能保,虽有台池鸟兽,安能晏然于上而独享其乐哉?此我所以说‘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抑游观之乐,圣王不废;然至于游于佚,则又切切戒之。故台沼虽设,而文王方且视民如伤,不遑暇食,则其忧勤之心可想矣。夏桀荒于宴乐,遂至琼宫瑶台,竭天下之财力以自奉,丛民之怨,不亦宜乎?明主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河内、河东,都是魏地。凶,是年岁饥荒。

昔梁惠王自负其恤民之政,因夸示于孟子说:“人君治国,以恤民为先,而恤民以救荒为急。若寡人之治国也,其于恤民之事,可谓竭尽其心而无以加矣。有时河内饥荒,河东收成,则使河内之民少壮者都移居河东地方就食;却将河东的粮食转运于河内,以养赡那老幼之不能迁移者。或遇河东饥荒,河内收成,则移民于河内,移粟于河东也,照依前法而行。我遍察邻国之政,非无岁凶的时节,然皆漫无料理,未有如寡人这样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邻国而归寡人也。乃今邻国之民较之于我不见其加少,寡人之民较之于彼不见其加多,其故何哉?”夫移民移粟,虽荒政之所不废,然不过一时权宜之术而已。惠王遽以是为尽心,欲求胜于邻国,其所见者小矣。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喻,是比喻。填然,是鼓声。直字,解作但字。

孟子因梁惠王以恤民自负,乃设喻以晓之,说:“王平素好战斗之事,请即以战为比喻。夫战者,两军相当,填然鼓之;兵刃既接,胜败分矣。那败的抛弃了甲胄,拖曳着兵器,脱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之远而后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后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人,以为无勇,则王以为何如?”惠王说:“不可。这走五十步的但未至于百步耳,同一败走也,乌可以近而笑远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说:“王若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矣。盖治国以王道为要,犹战者以克敌为能。今邻国不恤其民,而吾王能行小惠,固为差胜;然其不能行王道,则一而已矣。比之战者,特五十步之走耳,乌可以此而笑彼哉?王诚能力行王政,则民不求多而自多,国不期富而自富矣。”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农时,是耕耘收获之时。罟,是鱼网。数罟,是密网。洿池,是洼下聚水的去处。憾字,解做恨字。

孟子又说:“治国莫要于王政,而王政必先于养民。为治之初,法制未定,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尽樽节爱养之宜。如农时乃五谷所自出,必爱惜民力,勿妨其务农之时,则民得尽力于南亩,而五谷不可胜食矣。洿池乃鱼鳖所聚,必禁绝密网,勿使入于洿池之中,则川泽不竭于渔,而鱼鳖不可胜食矣。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时方许其入,则萌蘖得有所养,而材木不可胜用矣。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则饮食宫室有所资,而民之养生者得遂其愿;祭祀棺椁有所备,而民之丧死者得尽其情。是使民养生丧死,两无所憾也。养生丧死无憾,则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兴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树,是栽种。庠、序,俱是学名。申,是丁宁反复的意思。颁白,是老人头发半白半黑者。背上驮着叫作负,头上顶着叫作戴,皆用力劳苦之事。黎民,是少壮黑发之民。

孟子又说:“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樽节爱养之政,不过王道之始事耳。兹欲使百姓家给人足,各遂其生,各复其性,须定为经制。一夫与田百亩,外又有五亩宅舍。宅舍周围墙下,都叫他种植桑树,以供蚕事,则丝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不要误了它孕字之时,则生息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饱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不妨碍他耕耘收获的时候,则民得尽力农亩,一家数口都有养赡,可无饥馁之患矣。这都是养民之事。民得其养,则教化可施。必着实举行那庠序中的条教,就中所教,有孝悌两端尤为紧切,又丁宁告语以致其申重之意,则民知爱亲敬长,乐为代劳,那年高颁白之人,无有负戴于道路者矣。这是教民之事。夫教养兼举,而治化大行,以至于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则人心无不爱戴,四方无不归往。如是而不能一统天下,以至于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是王道之成,人君必如是而后为尽心耳。彼一时之小惠,岂足道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检,是节制。莩,是饿死的人。发,是发仓廪以赈济。

孟子又说:“王不举行王道,既无常产与民,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爱惜减省;至于途有饿莩,又不知急发仓廪以行赈贷。如是,而民饥以死者,乃王之罪,非关岁凶也。王乃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以兵器刺人而杀之,乃曰:‘非我也,兵也。’夫操兵在人,杀人乃操兵者之罪;养民在君,民不加多,乃君失政之罪也。王诚不归罪于岁凶,而勉行王道,则天下之民皆将闻风而来归矣,岂但加多于邻国而已哉?”夫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惟平时有三年九年之蓄,临时有议赈蠲租之政,则水旱不能为灾,而移民移粟可无用矣。此孟子告惠王之意也。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梁惠王因孟子说行小惠不如行王道,宜罪己不宜罪岁凶,有感于心,遂虚己以请,说:“寡人愿安心以受教。”盖望其尽言而无隐也。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梃,是杖。

孟子因梁惠王有求教之诚,遂因其机而先问之说:“杀人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这两件有以异乎?”王说:“梃之与刃,其器虽不同,而同一致人于死,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孟子又问说:“杀人者,或以虐政,或以兵刃,这两件有以异乎?”王又说:“政之与刃,其事虽不同,而同一致人于死,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因梁惠王说虐政之杀人同于兵刃,遂直言以匡正之,说:“今王厚敛于民,以养禽兽;只见得庖厨中有肥肉,厩房中有肥马,而穷民有饥馁之色,野外有饿死之人。此何以异于驱禽兽而食人乎?然则王以虐政杀人,直与兵刃无异矣。何不反求而亟图之乎?”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又承上文说:“率兽食人,乃虐政之大者。其失人心而促国脉,皆在于此,不可不急改也。且如兽本异类,其自相吞噬,与人无预,人之见者,犹且恶之。况人君乃民之父母,民皆赖以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至于率兽而食人,其视赤子之躯命,反兽类之不如矣。残忍如此,何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俑,是从葬的木偶人。

“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叫作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更易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能转动跳跃,如活人一般。故孔子恶之,说:‘始初作俑以从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无后乎?’夫仲尼所以深恶作俑之人者为何?盖因其用生人之形为送死之具,意涉于残忍故也。夫象人以从葬,非真致人于死也,而仲尼犹且恶之如此;况实以虐政残民,使民饥饿而死。其为不仁尤甚于作俑者矣,如之何其可哉?”

孟子之意,盖欲启发惠王不忍人之心,而引之以志于仁,故其言之激切如此。然由此章而观,人君之所自奉者,不过庖肉厩马而已,而其弊遂至于率兽食人,使厚敛之虐,同于操刃。不仁之祸,浮于作俑;则奢欲之为害,岂不大哉!明主能以此言而体察民情,必且恻然动念,凡所以约己裕民者,当无所不至矣。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梁惠王问孟子说:“吾晋国在先世时,地广兵众,论其强盛,天下诸侯之国无过之者,这是叟所明知也。及传至寡人之身,则东与齐战,兵败而长子被杀;西为秦人所侵,丧失河内外之地凡七百里;南又为楚人所辱,不能与抗。是寡人贻辱于晋国之先君也,寡人耻之。今欲为先人一洗此辱,不知作何样经画乃可?愿明以告我也。”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孟子对说:“王莫说丧败之后国势弱小,不足有为。若还有志自强,就是地方百里的小国,亦可以王于天下,岂但雪耻而已哉?”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易,是用功到。耨,是锄草。

孟子又说:“所谓‘百里可王者’如何?王若施行仁政以及于民:于刑罚则省之,而用法以宽;于税敛则薄之,而取民有制。使百姓每得安其生业,尽力于农亩:春而深耕,布种得好;夏而易耨,锄治得到。那少壮的百姓,又以闲暇的时候,讲明孝悌忠信的道理,入以此事其父兄,出以此事其长上。衣食既足,礼让自兴。那百姓每戴上恩德,人人都有个亲上死长的义气。遇着敌国外患,必能出力报效,敢勇当先。虽以秦楚之强国,坚甲利兵,天下莫能当者;可使斩木为梃以挞之,而取胜于万全矣,况其他乎!臣所谓‘百里可王者’以此。王能勉行仁政,又何以弱小为患哉?”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彼,指敌国而言。

孟子又说:“我谓‘制梃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者,非恃我能胜彼,彼固有可乘之衅也。彼国烦刑重敛,行政不仁,把百姓每务农的时候都被他妨误了,使不得深耕易耨,尽力农事,以养其父母。致使其父母冻饿,而衣食无所仰给;兄弟妻子离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惟救死而恐不赡,何暇修孝悌忠信之行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承上文说:“彼国暴虐其民,使之冻饿离散,就如陷之于阱、溺之于水的一般,其结怨于民也深矣!吾王趁着此时,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恨其上,一闻王师,都欣然乐归于我,谁肯为他出力用命,而与王拒敌者哉?此我所以说‘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也。”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又总结上文说:“王能发政施仁,则天下之人莫不归心。不仁者陷溺其民,则虽本国之民,不为用命。是以古语有云:‘仁者无敌。’盖言民心所归,则强弱大小非所校也。我所谓‘百里可王’、‘制梃可挞秦楚之甲兵’者,亦有见于此耳。王请勿以予言为疑,而断然以发政施仁为务,虽以梁,王可也,尚何先人之耻不可雪哉?”

按,此章惠王之志,在于报怨;而孟子之论,在于救民。盖能救民,则不必报怨,而自足以克敌;不能救民,而徒志于报怨,将兵连祸结,而丧败滋多矣。是以帝王之道,贵在自治,不以小忿而忘远图,正此意也。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梁襄王,是梁惠王之子。卒然,是急遽的模样。

孟子见梁襄王,知其不足与有为,乃出而告人说道:“容貌词气,乃德之符。我今见王,远而望之,不似为人君的气象;近而就之,不见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问我说:‘当今天下诸侯纷纷战争,何时平定?’我对说:‘必待天下一统,则自然平定,无有战争矣。’”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嗜,是心所好尚。

孟子又述其问答之言,说道:“王问我说:‘今之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谁能一统天下?’我对说:‘今天下惟争地争城,日以战斗为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好杀人者,则四方之民归之,而天下可一矣。’”夫天以好生为德,人君奉天子民,惟在常存好生之心而已。创业之君,常存此心,则可以结人心而成混一之功。守成之君,常存此心,则可以寿国脉而保无疆之祚。孟子此言,真万世人君之要道也。

“‘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与,是归往。周时七八月,即今五六月。槁,是枯槁。油然,是云盛的模样。沛然,是雨盛的模样。浡然,是忽然兴起。御字,解作止字。牧,是牧养。君以养民为职,故叫作人牧。领,是颈。

梁襄王又问孟子说:“当今列国分土而治,民各有主,谁肯舍其主而来归乎?”孟子说:“当今天下的百姓,无不愿得所依赖而归往之也。王知夫禾苗乎?当夫七八月之间,天气亢旱,禾苗枯槁,正是望雨之时;天忽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将见苗之枯槁者,随即浡然兴起,发生甚速,谁得而御止之乎?方今天下之君,以牧民为职者,都只以争地争城为事,驱民战斗,忍视其肝脑涂地,略无顾惜;未见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之主出于其间,则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就如旱苗之望雨一般,莫不延颈举首,都愿戴之以为君矣。望之如此其切,则其相率归附,不远千里而至,其势殆如流水之就下,沛然奔赴,谁得而阑阻之哉?此所以说‘天下莫不与’也。”

夫好生恶死,人心所同。战国之君,虽至不道,岂有嗜杀人者?特以甘心战斗,视民之死而不恤,故孟子以嗜杀人警之。盖凡淫威虐政,可以戕民生者,皆嗜杀人者也。君人者能省刑薄敛,务以厚民之生,则民心归,而治平可常保矣。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齐桓公、晋文公,皆春秋时伯诸侯者,能尊周室、攘夷狄,后世称其功。然先诈力而后仁义,圣贤所不道也。

齐宣王有志于伯功,乃问孟子说:“在先五伯,惟齐桓、晋文为盛;二君所行之事,可使寡人得闻其概乎?”孟子对说:“臣所受学,传自仲尼。仲尼之徒,羞称五伯,无有言及桓、文之事者;所以后世之人不传其事,臣无从而闻之。既无所闻,则无可言矣。王若必欲臣言不已,其惟王天下之道乎?盖王道乃圣门常言,而臣得之传闻者也。王若能取法王道,则伯不足道矣。”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齐宣王又问说:“人君之德如何则可以王天下?”孟子对说:“天之立君,惟欲其保养斯民而已。若能修德行仁,以保安百姓,使之得所,则天下之民皆爱之如父母,而戴之为君师。其王天下也,孰得而御之哉?”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胡龁,是齐臣。新钟铸成,杀牲取血以涂其衅郄,叫作衅钟。觳觫,是恐惧的模样。

齐宣王因孟子说保民可以致王,遂将自己问说:“若寡人者,也可以保安百姓否乎?”孟子对说:“可。”齐宣王问说:“你何由知道我可以保民?”孟子对说:“臣曾闻王之臣胡龁说:王一日坐于堂上,有人牵牛行过于堂下。王看见,问说:‘牵这牛将欲何往?’牵牛者对说:‘新铸钟成,将杀此牛,取血以涂其衅郄也。’王说:‘舍之,我不忍见此牛这样战惧觳觫,其状恰似无罪而往就死地一般,诚可怜也!’牵牛者说:‘王既不忍杀这牛,则将废衅钟之事乎?’王说:‘衅钟也是国之大事,何可废也?但取个羊来换他,则钟得以衅,而牛亦可全矣。’臣所闻胡龁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爱,是吝惜的意思。

齐宣王因孟子述胡龁之言,乃承认说:“以羊易牛,诚有此事。”孟子遂就善念而开导之,说:“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王这一点不忍杀牛之心,便可以怀保万民,兼济四海,而成兴王之业矣。但百姓每识见短浅,只见王爱此一牛,都道是吝惜财费而然。臣却知王之心,乃由觳觫之状,触目有感,一念恻怛之发,全出于不忍也。能由此一念而遂充之,于致王何有哉?”

夫宣王爱牛之心,偶发于一时之感,而孟子遂许其可以保民而王者,盖此一念骤发之仁,最为真切;若推之于民,则凡以利用厚生、拯灾恤患者,将无所不至,而四海皆其度内矣。有保民之责者,能识此不忍之端而扩充之,则仁不可胜用已。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褊,是狭。

齐宣王以羊易牛,其心出于不忍,而其迹有似于吝惜。闻孟子之言,乃遂应以为然,说道:“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诚有如百姓之所讥者;但我之心实不如是。齐国虽褊小,一牛之费能有几何?吾何爱焉?只为见其觳觫之状,若无罪而就死地,心中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心惟夫子知之,而百姓不知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异,是怪。隐,是痛。择,是分别。

孟子欲宣王察识其不忍之心,乃反复诘问之,说:“百姓以王为爱,王亦无怪其然也。盖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迹本可疑,百姓何足以知之?王若果是不忍牛之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一般有生,一般无罪,何所分别而以羊易牛乎?诚有难于自解者矣。”孟子设此难王,正欲使其反求诸己而得其本心也。宣王亦无以自明,乃笑而应之说道:“是诚何心哉?我非爱惜一牛之费,而胡为易之以羊也。不忍于牛而独忍于羊,即我亦有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为爱,不亦宜乎!”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因宣王不能自得其本心,又为之分解说道:“以小易大,虽难解于百姓之疑,然亦无伤也。盖仁虽无所不爱,而见闻感触之时,亦自有斟酌变通之术。今王既能全觳觫之牛,而又不废衅钟之礼,于难处之中,得善处之法,是乃仁之术也。何也?盖时当见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时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故以羊易牛,得以两全而无害,所谓仁术者如此。大凡君子为仁,莫不有术。其于禽兽也,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闻其声,则不忍食其肉。则固其恻隐之真心。然祭祀燕飨,礼亦不可废者。则身远庖厨,使其死不接于目,声不闻于耳,固所以预养不忍之心,而广其为仁之术也。吾王以羊易牛,正合于君子之道。若能察识此心而扩充之,何不可保民之有哉?”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以合于王者,何也?”

《诗》,是《小雅•巧言》之篇。夫子,指孟子说。戚戚,是心中感动的意思。

齐宣王因孟子之言,有感于心,乃欢喜说道:“人藏其心,难可测度。我闻《诗经》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这两句说话,正夫子之谓也。夫以羊易牛,乃我所行的事;及反之吾心,求以小易大的缘故,自家茫然也,不知是何念头。夫子乃能推究来由,说是见牛未见羊之故。将我前日不忍的初心,不觉打动,戚戚然,宛如堂下觳觫的形状复在目前一般。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则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这一点心,自我看来,极是微小,能济甚事?夫子却说足以致王,不知其所以合于王道者,果何在乎?”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复,是禀白。秋毫,是毛之冗细而难见者。舆薪,是以车载着薪木。“今恩”以下,是孟子之言。

孟子因宣王未知爱牛之心可以保民,乃设辩以提省之,说道:“今人有禀白于王者,说:‘我有力能举三千斤之重,而于一羽之轻却不能举;明能察见秋毫之末,而于舆薪之大却不能见。’王亦将信其言而许之乎?”齐宣王答说:“不然。人未有举重而不能举轻、见小而不能见大者也。”孟子遂晓之说:“王既知此,则知保民而王无难事矣。盖物与人异类,用爱颇难;民则与我相亲,加恩甚易。今王不忍一牛之死,是恩足以及禽兽,就如能举百钧、察秋毫一般;而德泽乃不加于百姓,是一羽之不举、舆薪之不见也。恩能及于所难,而独不能及于所易,其故何欤?然则一羽之不举,只是不曾去用力,一用力,则举之何难?舆薪之不见,只是不曾去用明,一用明,则视之何难?百姓之不见保,只是不曾去用恩,一用恩,则保之何难?夫既不用恩保民,何由能成王业?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为而不为,非欲为而不能也。若肯为之,则取诸爱牛之心,推广之有余矣。保民而王何难哉?”孟子于宣王,既发其爱物之心,而使之察识;又示以仁民之术,而望其扩充。所以引之于王道者,意独至矣。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形,是形状。以物夹腋下,叫作挟。超,是越过。

齐宣王问孟子说:“夫子谓我之不王是不为,非是不能。这不为与不能的形状,如何分别?”孟子对说:“泰山至大,北海至广。挟着泰山去跳过北海,乃天下所必无之事。以此与人说我不能,这个真是不能,非不为也。奉长者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难事?以此与人说我不能,这个是不肯为耳,非不能也。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此。今王有不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而阻于不能;王之不王,乃折枝之类,而由于不为也。”盖恩由仁达,患无此心耳。有是心以及物,则物蒙其爱;有是心以及人,则人被其泽,夫何难哉?有保民之任者,亦在察识此心而扩充之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老,是尊事的意思。吾老、人之老,都指父兄说。幼,是抚育的意思。吾幼、人之幼,都指子弟说。运于掌,是说近而易行,如运动手掌一般。《诗》,是《大雅•思齐》之篇。刑,是法。寡妻,是谦称寡德之妻。御字,解作治字。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我谓王不难于致王者,无他,亦有见于推恩之甚易耳。且如我有父兄,我能尊事之,即推这老老之心以及于民,使百姓每都得以尊事其父兄;我有子弟,我能慈爱之,即推这幼幼之心以及于民,使百姓每都得以慈爱其子弟。如此,则举天下之老者、幼者,无一人不被我之恩泽。以之措置一世,就如运动手掌一般,何难之有?《诗•大雅•思齐》之篇说:‘文王之德,为法于寡妻,施及于兄弟,又能统御乎家邦。’盖言文王能以仁心,施之于家而家齐,施之于国而国治,总不外于此心之运用而已。故为人君者,诚能推此心以施恩,则包含遍覆,虽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无难;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则众叛亲离,虽妻子至近,亦不可得而保矣,况四海乎?考之上古帝王,其功业隆盛,所以大过于人而非后世所能及者,别无他道,只是善推此心。由亲亲推之,以及于仁民;由仁民推之,以及于爱物。施为先后之间,能不失其当然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乃不至于百姓,则是倒行而逆施,与古人之善推所为者大相反矣。是果何为也哉?王其反求诸心可也。”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权,是秤锤,所以称物之轻重者。度,是丈尺。度,是称量的意思。

孟子因宣王昧于推恩,要他心里自家裁度,复晓之说道:“物有轻重,必须用秤称之而后可知。物有长短,必须用丈尺量之而后可知。凡物皆是如此,未有舍权度而能知轻重长短者也。若人之一心,万理毕具;于凡应事接物之际,尤不可无权度以称量之,更有甚于物者。盖物无权度,不过一物之差而已。设使心无权度,则事到面前,茫然不知是非利害之所在,其颠倒错乱,有不可胜言者,岂但一物之失而已哉?今王不忍一牛而忍于百姓,是其爱物之心反重且长,仁民之心反轻且短,差谬甚矣!王请自家称量,民与物孰重而孰轻?爱民与爱物,当孰长而孰短?庶吾心之权度不差,而施恩必自有其序矣,尚何百姓之不可保哉?”此可见人君一心,万化之原,必权度不差,而后能推行有序。凡斟酌治道,鉴别人才,以至于赏罚举措,皆当以此心之权度为准,而审察之也。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士,是战士。构,是两相构结。

孟子诘问齐宣王说:“吾王爱物之心重且长,而爱民之心反轻且短,则此心之权度,必有所由敝而失其准者。岂是要兴动甲兵,驱战士武臣于危亡之地,而构结仇怨于诸侯,然后快足于心与?不忍一牛之死,而忍万民之命,王试度之,则其长短轻重,较然可知矣。”齐王对说:“不然。这三件都不是好事,吾何为求快于此?所以不得已而为之者,将用以战胜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便嬖,是近习嬖幸之人。居上临下叫作莅。缘,是攀缘。

孟子闻宣王求大欲之言,因探问之说:“王之所大欲如何?可使臣得闻之与?”齐王有难于自言者,但笑而不言。孟子又设问说:“王所大欲,岂为肥甘之味不足于口与?轻暖之衣不足于体与?抑或为华采之色不足观视于目与?声音之美不足听闻于耳与?近习嬖幸之人不足备使令于前与?凡此数者,王之诸臣皆足以供应之而不缺,王岂为是而汲汲以求之耶?”齐王应之说:“不然。这几件都是小事,吾不为是而求之也。”孟子说:“王所欲既不在是,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王必是要开广土地,朝服秦、楚,临御中国,安抚四夷,使天下一统,然后王之大欲始遂耳。然求是大欲,必有大道。乃兴兵结怨以求之,以如是之所为,求如是之所欲,譬如攀缘树木而求水中之鱼,岂有可得之理哉?”

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邹、楚,是二国名。

齐宣王因孟子说他兴兵以图大欲,如缘木求鱼,疑其过当。乃问说:“缘木求鱼乃必不可得之事。今我兴甲兵,求大欲,虽未可遽得,岂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对说:“王疑我所言为甚,不知以此较彼,则王之所为,比那缘木求鱼更加甚焉。盖缘木求鱼,虽不能够得鱼,后来却无灾祸;使以那兴兵构怨之所为,求遂那霸王之大欲,尽心竭力为之,到后来非惟无功,且将招灾取祸,有必不可免者矣。”宣王因问:“后灾之说,可得而闻之乎?”孟子说:“这个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且如邹国与楚国交战,以王评论他两家,那家取胜?”宣王说:“楚人必胜。”孟子说:“王既知此,则可见战之胜败,不在兵刃既接之后,比权量势,有可预推者矣。盖以国之小者与大国战,其势固不敌也;以兵之寡者与夫众战,其势固不敌也;以力之弱者与强国战,其势固不敌也:此其事理,岂不章章较著哉?今海内之地,大约以每方千里计之,凡有九区。集合齐地而算之,不过千里,余皆列国所有。是于天下九分之中,才得其一分耳。今王欲以齐千里之一分,而服海内之八分,其强弱、众寡、小大,势不相当,就如以邹敌楚一般,必不能胜矣。岂不可为之寒心哉?我所谓必有后灾者如此。王必欲臣服海内,何不反其本而求之,以仁心而行仁政乎?盖能反其本,则小大、众寡皆所不计,而所欲者将不求而自至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商、贾,都是做买卖的人;居则为商,行则为贾。愬,是告诉。

孟子告齐宣王说:“我所谓反本者,不可他求,在行仁政而已。今王诚能推爱物之心,以行保民之政,为之兴利远害,为之厚生正德;凡法制品节之施,皆根之至诚恻怛之意,则不但本国之民被其泽而心悦,将见风声所达,无远弗届。使天下做官的,皆欲立于王之朝,以行其道;务农的皆欲耕于王之野,以安其业;商贾知关市之不征,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知道途之无滞,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有苦其君之暴虐,而求解倒悬之苦者,皆欲来告诉于王。民之归仁,其不约而同如此。其势殆犹水之就下,沛然孰能御之。由是而土地可辟,秦、楚可朝,莅中国而抚四夷,无不遂王所欲矣。何必兴兵结怨为哉?”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惛,是昏昧。恒产,是百姓每常久的产业。恒心,是人所常有的善心。不知而误堕其中,叫作陷。罔,是欺罔。

齐宣王闻孟子发政施仁之言,有感于心,遂诚心以求教说:“王天下之大道,诚不外于仁政。但我资质昏昧,无所知识,不能遽进于此道。愿夫子辅导我之志意,凡政如何而发,仁如何而施,明白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而为之,一一见之于施行,以求不负夫子之教焉。”孟子对说:“仁政莫先于养民,养民莫先于制产。盖礼义生于富足,故人惟有衣食之常产,斯有礼义之常心。若不假于常产,而自然能有恒心者,惟是那从事学问、习知礼义的士人方能如此。若寻常小民,没有常产,使无所资藉,为饥寒所陷溺,因就没有礼义之常心矣。苟无礼义之心,则将恣情纵欲,荡然于礼法之外;凡放纵淫辟、欹邪侈肆,一切不善之事,无所不为,而犯罪者众矣。为人君者,平时不能制常产以养民,及至陷民于有罪之地,然后从而加之以刑,则是欺愚民无知而陷害之,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安有仁人在位,以爱养百姓为心者,而肯为此罔民之事乎?吾王欲行仁政,其于制民之产,诚有不容缓者矣。”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畜,是养。驱,是驱使向前。

孟子告齐宣王说:“民无恒产,因无恒心,以至于无所不为:盖恒产所系之重如此。故明君之为治,必度地居民,计口授田。使一岁所出,上面足以奉事父母,下面足以畜养妻子。丰年收成好,用度有余,可饱食终身;或遇年岁凶荒,也有积蓄糊口,可以免于死亡。盖民之相生相养如此,然后驱使他去为善,他心无所累,从上教化自然省力。”此所谓‘民有恒产因有恒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承上文说:“明君之治民如此。如今制民之产不遵古法,使民不得尽力于农亩,而徒困于征求。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养妻子。虽当丰乐之岁,尚且迫于饥寒,终身受苦;一遇凶年,便转于沟壑,而不免于死亡。百姓当这等时候,皇皇然救死犹恐不足,那有闲工夫去讲习礼义哉!”此所谓‘无恒产因无恒心’也。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

“夫观恒心之有无系于恒产如此,王若欲发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则何不反求其本,以制民常产为先务哉?”夫民生之苦乐系于君,而君身之安危系于民。民乐生,则爱戴归向而君安;民疾苦,则忧愁思乱而君危。是明君治天下,必使家给人足,人人有乐生之心,然后祸乱不作,而治安可永保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一节是制民常产之法。

孟子又说:“制民常产之法无他,只是将小民田里树畜之利,与他定个经制而已。如一夫既受田百亩,外又有五亩宅舍。其宅舍周围墙下,叫他种植桑树以供蚕事,则丝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不要误了它孕字之时,则孳育繁息,而七十非肉不饱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不要妨误他耕耘收获的时候,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八口之家都有养赡,可无饥馁之患矣。恒产既制,则恒心可生。由是设为庠序,而慎重教化之事。又就其中,把孝悌两端申重反复,极其告谕之详,则民知爱亲敬长,乐为代劳,那年高颁白之人,无有负戴于道路者矣。人君定制立法,致使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而又无负戴之劳;黎民不饥不寒,而又知孝弟之义;则教养兼举,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辟,秦、楚可朝,莅中国而抚四夷,不难矣。谓不能王于天下者,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者,正以此耳。区区霸功,何足道哉?”

按,此章齐王所问者霸功,而孟子则告以王道。至论王道之要,则不过推不忍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而已。故即齐王不忍一牛之心,反覆发明其可以致王之理,而以制民常产终焉。有志于三代之治者,宜深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