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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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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第十九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说:“论人当观其大节。若大节有亏,则其余不足观矣。若使今之为士者,能见危难则委致其命,以赴公家之急,而不求苟免;见财利则必思义之当得与否,而不为苟得;于祭则思敬以追远,而致其如在之诚;居丧则思哀之慎终,而极其思慕之笃。士能如此,则外著光明磊落之行,内存仁孝诚敬之心,大节无亏,其可谓士也已矣。”然此固修己之大闲,盖亦取人之要法。人君诚得是人而用之,以之当大任、托大事,何不宜哉?外此而求其才艺之美、智巧之优,抑末也已。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执,是执守。弘,是廓大。笃,是坚确的意思。

子张说:“理得诸心谓之德。德有诸己,贵于能执,而执之又贵于扩充。若或器量浅狭,容受不多,才有片善寸长,便侈然自以为足,不复加扩充之功,这是‘执德不弘’。理所当然谓之道。道有所闻,贵于能信,而信之尤贵于坚定。若或意念纷纭,把持不定,才遇事交物诱,便茫然失其所守,不复有的确之见,这是‘信道不笃’。夫执德不弘,久则将并其所执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笃,久则将并其所信者而亡之矣。此等之人,虽终身为学,毕竟无成。在世间有之不为多,无之不为少,一凡庸人等耳,何足贵乎?所以说‘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言不足为有无也。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拒,是拒绝。矜,是怜悯。

昔子夏、子张都是圣门高弟,而两人规模不同:子夏笃信谨守,子张才高意广,故其所见亦各有异。一日,子夏的门人问交友之道于子张。子张说:“你师子夏如何说?”门人对说:“我师子夏说道:凡人直谅多闻,有益于我的,方可与他相交;若那便辟柔佞,无益于我的人,却宜拒绝之,不可与他相交。”子夏之论交如此。子张说:“子夏此言,与我平日所闻全然不同。吾闻君子之人,心存大同,而与物无忤。于人之才德出众者,则从而尊敬之;至于庸常的众人,亦含容而不遽厌弃。于人之有善而可取者,则从而嘉尚之;至于一无所能的人,亦矜怜而不忍斥绝。可者固在所与,而不可者亦无所拒,君子之交当如此也。且反己而观之,我果大贤欤,则于人何所不容?固自不宜拒人;我若不贤欤,则人将拒我,而我何暇于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广乎!”要之,子夏之论,严择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弘;子张之论,得待物之弘矣,而非择交之道。惟夫以主善为师之心辨贤否,以含弘光大之度待天下,则自无迫狭与泛滥之弊矣。此非但取友,亦用人者所当知也。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泥,是窒塞不通的意思。

子夏说:“理无往而不在。故虽日用事为之常、百工技艺之末这等小术,亦皆道之所寓,以之济民生而资世用,未必无可观者焉。然其体之所包涵者浅,用之所利济者微,就一事一物而用之可也。若要推而极之,以达于天下国家之远,则必有窒碍而难通者矣。是以君子之人,以天下国家为己责,而所志者远;以修齐治平为己事,而所务者大。于此区区之小道,自有所不屑为也,学者可不知所用心也哉?”盖道虽不遗于细微,而学贵知所当务,故孔子不以多能为圣,尧、舜不以百亩为忧。用心于大,自不暇及于其小耳。有志于帝王之大经、大法者,宜审图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亡字,与有无的无字同。所亡,是未知的道理。所能,是已得的道理。

子夏说:“人之为学,未得则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则患其有遗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虽曰为学,不过入耳出口,玩时愒日而已,安得谓之好学乎?必须于每日之间,将那未知的道理,今日讲求一件,明日讲求一件,务使所知所闻者与日而俱进焉;然又恐其久而遗忘也,必于每月之间,将这已得了的道理时加温习,随事体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焉。似这等用功,方是真能好学的人。”盖能知其所亡,则既有知新之益;无忘其所能,则又加温故之功,日积月累,无时间断。非真知义理之可悦,而以远大自期者,能如是乎?所以说“可谓好学也已矣”。人能如是,则所知日进于高明,所行日就于光大,而为圣为贤不难矣。可不勉哉!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学莫先于求仁,而仁非由于外至。诚能博学于文,而多闻以广其识,使此心无一理之不明;笃信乎道,而坚心以要其成,使此心无一息之少懈;有所问辨,必关切义理,而不徒为浮泛之谈;有所思维,必体贴身心,而不徒为汗漫之想:此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虽未尝力行而为仁,然仁只是此心之理而已。今能从事于学,而有精实切近之功,则此心有所收敛,天理即此而存,妄念不得纷驰,人欲何由而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于此见求仁之道,不外于存心;存心之功,不外于务学。学在是,则心在是;心在是,则仁在是矣。有志于仁者,可不勉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肆,是工匠造作的公所。致,是造到极处的意思。

子夏说:“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后术业可专;为之必有成法,然后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要成就他一件手艺,必须往在那官府造作的处所,无别样事务相妨,尽力尽巧,用以专攻其事,然后成得那一般技艺。如梓匠则成其建屋之事,轮舆则成其造车之事,所以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之学道也,就如百工学艺的一般,必须终日修习,只在这学问上,志向更无分夺,工夫更无休歇。有一件道理未知,必孜孜然求以知之;有一件道理未行,必孜孜然求以行之。务使万理皆明,万善皆备,而道之具于我者无不有以诣其极焉,此方是君子真实学道之全功也。”若徒慕为学之名,而外夺于纷华之诱,或作或辍,有始无终,纵然从事于学,毕竟何所成就哉?是反百工之不如矣。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文,是文饰。

子夏说:“人之处事,安能一一尽善?也有一时防检少疏,不觉差错了的,这叫作‘过’。惟能知其过而速改之,则固可复于无过:此君子修德迁善之事也。若夫小人之有过也则不然,分明意向差了,却乃多方回护,求以掩其差;分明举动错了,却乃巧计弥缝,求以掩其错。”盖其心中全是私欲蒙蔽,护短自是,不肯认错;反将无心差失,都做了有心罪恶,所谓“耻过作非”“心劳而日拙”也。小人所以徇欲忘返,卒至于败德亡身者,皆由于此,可不戒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俨然,是庄严的模样。即,是就。温,是和。厉,是刚正。

子夏说:“君子盛德积中,而发见当可。其容貌词气,夫人得于接见之顷者,有三样变态,不可以一端尽也:远而望之,则见其衣冠正、瞻视尊,俨然有威之可畏焉;俨然如此,若示人以不可近矣。及近而就之,则又见其温良乐易,蔼然和气之可亲也;其温如此,若可得而狎之矣。及听其言论,则又词严义正,是是非非,确有定执,初无一毫委曲迁就之意,听之使人悚然而可敬也。”始而俨然,中而温焉,既而厉焉。一接见之间,而容貌词气屡变而不可测如此,所以说“君子有三变”。然君子岂有意而为之者哉?盖其德备中和,动容出辞,无非盛德所发;而人之得于瞻仰听闻,见其变动不拘若此耳。君子何心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厉字,解作病字。

子夏说:“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诚意交孚,而后其事可行。如劳民动众之事,本非民所乐为者。必其平日爱民之意至诚恻怛,民已相信了,然后不得已而至于劳民,则民亦谅其心之出于不得已,而踊跃以趋事矣。若未信于民而遽劳之,事虽当为而人心不悦,不以为伤财,则以为虐下而病己矣,事何由而成乎?谏诤违拂之言,本非君所乐听者。必其平日爱君之意至诚恳切,君已见信了,然后不得已而形之谏诤,则君亦谅其心之出于忠爱,而虚心以听纳矣。若未信于上而遽谏之,则意虽效忠,而上心不悦,不以为讪上,则以为卖直而谤己矣,言何从而入乎?”此可见君子欲有为于天下,非积诚以感动之,未有能济者也。然此特就事君使民者言之耳。若夫下之事上,趋事赴功,乃其常分;君之于臣,听言纳谏,乃为至明。上下各务自尽可也。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譬如说大节、小节。闲,是栏,所以限其出入者。

子夏说:“人之为学,贵识其大。若能于立身行己大关节处,如君臣父子之间、进退出处之际,一一皆尽其道而不越乎规矩之外,则大本立矣。至于小小节目,如动静语默、事物细微,或少有出入,未尽合理,亦无害也。若不务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为小廉曲谨之行,亦奚足贵哉?”然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大者固所当谨,而小事亦岂可不慎哉?子夏此言,用以观人则可,用以律己则不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洒扫、应对、进退,都是小学之事。噫,是叹息之声。倦,是厌倦。区,是类。诬,是罔。卒字,解作“终”字。

昔子夏以笃实为学,故教人先从下学用功。子游不知其意,而讥之说:“道有本有末。人之为道,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门人小子,观其洒扫、应对、进退之间,其威仪习熟,容节周详,则信乎其可矣。然特小学之事,道之一节而已。律之以根本之学,如《大学》诚意、正心之事,则全未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夏闻其言而叹之,说:“言游以我之门人务末而遗本,恰似我不肯把至道传他每的一般,此言差矣!盖君子以大公无我之心,而施之为曲成不遗之教,何尝有意说某一样道理是浅近的,可以为先而传之;某一样道理是高深的,可以为后而倦教?定要立这等次第,但以学者所造,其分量自有浅深。譬诸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区类判然有别,不得不分个先后,各因其才而施之耳。若不量其造诣之浅深、工夫之生熟,概以高远的道理教他,则是语之以所不能知,导之以所不能行,徒为诬之而已。焉有君子教人而可以诬罔后学如此也?若夫自洒扫、应对,以至于诚意、正心,彻首彻尾,本末一贯,全不假进修次序,这惟是聪明睿智、天纵的圣人,生知安行之能事也。今此门人小子,岂能便到得圣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学乎?子游讥我失教,其言信为过矣!”盖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而后入大学,其次第自应如此。宋儒程子说:“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然非穷理之至,精义入神,何以知圣人事从洒扫应对中来?有志于成始成终之学者,不可无深造之功焉。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优,是有余力的意思。

子夏说:“凡人为学,则以藏修为主;出仕则以尽职为忠,事固各有所专。然学所以求此理,而不仕,则学为无用;仕所以行此理,而不学,则仕为无本:乃相须以为用者也。故凡出仕而在位者,当夙夜匪懈,先尽其居官之事;待职业修举有余力之时,却不可闲过了光阴,仍须从事于学,以讲明义理、考究古今;则聪明日启,智虑日精,所以资其仕者,不益深乎?未仕而为学者,当朝夕黾勉,先尽其务学之事;待涵养纯熟,有余力之时,却不可虚负了所学,必须出仕从政,以致君泽民、行道济时;则抱负既宏,设施亦大,所以验其学者,不亦广乎?”要之,仕、学固不可偏废,而学尤终身受用之地。盖义理无穷,若不时时讲究,则临民治事之际,未免有差。此“念始终典于学”,古之贤臣所以惓惓为君告也。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致字,解作极字。

子游说:“方今之世,文胜质衰。居丧者徒尚仪文之末节,而少哀戚之真情。以吾观之,人子执亲之丧,只须极尽乎哀而止,何以文饰为哉?盖哀恸有余,则真情已竭,虽礼文不足何伤乎?”考之《礼记》,子游平素究心于丧礼,非脱略于仪文者。此心盖为救时而发,即夫子“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也。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张,是子张。

子游说:“吾友子张之为人也,才高意广。人所不能为者,彼却为之,是难能也。然少诚实恻怛之意,未免心驰于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其于仁则未也。”盖仁者本心之德,实理具备,无假于外。人惟依著真心、本等做去,则事皆着己务内,乃所为仁,何必为所难能哉?是以圣门教人,专以求仁为本,而以徇外为戒也。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堂堂,是容貌之盛。

曾子说:“朋友所以辅仁。故必有诚笃之资,专用心于内者,彼此讲习切磋,然后可相助以进于善。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张也,惟致饰于威仪,修整其容貌而已。其驰心于务外自高如此,以之为己,则无操存涵养之功;以之为人,则无箴规观感之助。人固不能辅他为仁,他也不能辅人之仁,所以说‘难与并为仁’也。”曾子此言,盖救子张之失,欲其用心于内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致,是推致其极的意思。

曾子说:“吾尝闻夫子有言:常人之情,于凡应事接物之际,真切恳到处少,苟且忽略处多,未有能自尽其心、推之以至其极者也。求其能自尽者,必也于父母之丧乎?”盖子与父母,本天性之至亲;而况居丧之时,又人道之大变。惟是这个时候,其哀痛迫切之诚,发于至情而不容已,乃能内尽其心,无一毫之勉强;外尽其礼,无一毫之欠缺也。使于此而不尽其心,恶乎尽其心哉?于此见人心之良,随处发见,而最真切者,莫过于亲丧之时,能识其端而推广之,则此言无一念之不真,伦理无一件之不厚,而仁不可胜用矣。此曾子所以有感于圣人之言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庄子,名速,是鲁大夫。当时人皆称其有孝行。

曾子说:“我闻诸夫子说:孟庄子之孝也,其他生事尽礼、死事尽哀,虽足为孝,然犹可能也;惟是那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这两件,乃是人所难能。”盖庄子之父献子贤而相鲁,其所用之臣乃贤臣,所行之政乃善政,固皆可以不改。但献子既没,庄子得以自专;苟非卓然欲继父志而为善,则其臣与政必有与己相违拂者,焉能不改乎?庄子则以亲之心为心,略无适己自便之意:其于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其于政也,父行之,吾亦踵而行之。终身遵守,无少更变。是盖志在立身行道,世济其美,以显亲扬名,乃孝之大者,非但不忍死其亲而已。岂人所易及者哉?所以说是“难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阳肤,是曾子弟子。士师,是掌刑狱之官。散,是离散。哀矜,是哀怜的意思。

昔鲁大夫孟氏使阳肤为士师之官,着他断理刑狱。阳肤因问治狱之道于曾子。曾子告之说:“刑罚之设,所以防民之奸。表率之而不从,教诏之而不入,乃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今也在上的人德教不修,既不足为民表仪;刑政无章,又无以示民趋避。将长民的道理都失了,以致百姓每情意乖离,无所维系,相率入于不善;若所当然,而不知陷于大戮也,其来非一日矣。尔为士师,当念犯法虽在于民,而所以致之则由于上。治狱之时,如或讯得其情,虽其行私干纪,信为有罪,而犹必哀怜之,矜悯之,视之有若无辜,而加恻隐之意焉。莫谓情伪微暧,而我能得其隐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则用法必平,民可无冤,而士师之责任为无忝矣。”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下流,是地形卑下,为众流所归的去处。

子贡说:“古今言荒淫暴虐,一切不善之事,皆以商纣为称者。其实纣之不善,亦不至如此之甚也。只因他是个无道之君,恶名彰著,故今言人之为恶者,皆举而归之于纣。譬如地势洼下的去处,众水都流在里面的一般,盖其自处然也。是以君子常自警省,不肯一置其身于下流不善之地。”盖一自处于不善,则人遂从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都归于其身,不是他做的事,也说是他做的了。故纣以一时之凶德,而被千载之恶名,遗臭无穷,终莫能洗,岂非万世之明戒哉?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甚言上达之难而下流之易也。自修者诚能朝乾夕惕,不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不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则日进于高明,而尧、舜亦可几及也。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字,解作改字。

子贡说:“过者,人之所不能无。故虽以君子之人,防检少疏,也有一时差错。但常人有过,惟恐人知,所以遂成其过;君子有过,即自认说:‘这是我差错了。’明白昭示于人,绝无一毫遮饰。譬如日月之食一般,一分一杪人皆得而见之,不可得而掩也。既自认以为过差,随即就改了,复于无过。譬如日月亏而复圆,光明皎洁,人皆翕然仰之,不可得而议也。”盖日月以贞明为体,故虽暂食而无损于明;君子以迁善为心,故因有过而益新其德;若小人之遂非文过,只见其日流于卑暗而已,安望其能自新也哉?然过而使人见,更而使人仰,此其修德于昭昭者耳。若夫幽独之中,隐微之际,遏绝妄念,培养善端,此则君子慎独之功,修之于人所不见者也。欲立身于无过之地者,宜于此加谨焉。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公孙朝,是卫大夫。识,是记。

卫大夫公孙朝问于子贡说:“汝夫子仲尼于天下事理,无大无小,莫不周知,果何所从学而能然耶?”子贡晓之说:“道之灿然者,莫备于文、武。其一代谟训功烈、礼乐文章之类,虽去今已远,然未至坠落于地,固尚在人也。世有贤而出众的人,其识见弘远,则能记其纲领之大;有不贤而平常的人,其识见浅近,亦能记其节目之小。是人之贤否虽不齐,而识大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文武之道既无所不在,夫子之学亦何所不周?如贤者识其大,夫子则于贤者而学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夫子则于不贤者而学其小。盖随处访求,无往而非学也;无往而非学,则亦无往而非师也,而又何常师之有?岂如他人之学有定在、师有常主者哉?”夫孔子以生知之圣,犹且学无常师如此,诚以义理无穷,而取善贵广也。况人君以一身而膺天下国家之寄,尤当以务学为急。故高宗则逊志时敏,成王则日就月将,所以称殷周之盛王也。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子服景伯,都是鲁大夫。七尺为仞。后面夫子,指武叔说。

昔孔子道德高深,时人不能窥测。一日,叔孙武叔在朝中对众大夫说:“人皆称孔子是圣人,以我观于子贡,其聪明才辩还过于仲尼,仲尼殆不及也。”时子服景伯适闻此言,因告于子贡。子贡说:“人惟见道而后可以言道。武叔以我为贤,由于所见者浅也。以赐之道上比于夫子,其高卑悬绝,譬如宫墙一般:赐也造诣未深,识见有限,比之于墙,不过及肩而已;其墙既卑,故人不必入其门也,但从外面窥之,于凡室家所有,一器一物之好,举目便看见了,是赐之道浅狭而易见如此。若吾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绝,比之于墙,其高数仞者也;其墙既高,若不得其门而入,则其中宗庙气象之美,百官威仪之富,何由而见之乎?是夫子之道深广而难窥如此。今之人,不过宫墙外望而已,能得其门而入者几何人哉?若武叔者,正不得其门而入者也。他于圣道之美富,本不曾见是何等模样,则谓我贤于仲尼,亦何足怪乎?”盖由其识见之未深,故其拟议之欠当耳。子贡以是而晓景伯,所以尊孔子、鄙武叔者,可谓至矣。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土坡高者叫作丘。冈阜大者叫作陵。逾,是逾越,量,是分量。

叔孙武叔前说仲尼不及子贡,至是又从而毁谤之,其诬圣之罪愈大矣。子贡晓之说:“尔无用此毁谤为也。盖仲尼之圣,非他人可比,不可得而毁也。何者?他人之贤者,虽异于人,然所造未至;就如丘陵一般,自平地下看着虽高,其高终是有限,犹可得而逾越也。若仲尼之道,冠绝群伦,高视千古;就如日月一般,悬象著明,与天同运,无一物不在其照临之下,谁得而逾越之乎?纵有不肖的人,欲自弃于圣人之教,横肆非毁;而圣人之道高德厚,岂彼浮言妄议所能污蔑?如日月之明,万古常新,非人所得而毁伤也。尔今之毁仲尼,正如要伤日月,只见其不揣自己的分量,于圣凡高下,懵然无辨,一天地间妄人而已,何足校哉?”

按,子贡前以宫墙喻圣道,此又以日月为喻,所以尊孔子而晓武叔者,其词愈峻而意愈切矣。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陈子禽,即陈亢。恭,是推逊的意思。阶,是梯。

昔陈子禽虽学于孔子,而莫能窥其道之高大。一日,乃谓子贡说:“师不必贤于弟子。今汝推尊仲尼,极其恭敬,岂以仲尼之贤有过于子乎?”子贡以其轻于议圣,因斥其失言之非,说:“言语之发,不可不谨:一句言语说的是,人便以为智;一句言语说的不是,人便以为不智。智与不智,但系于一言之微,如此可不谨哉?今汝谓仲尼不贤于我,其失言甚矣!知者固如是乎?盖人有可及、有不可及。若吾夫子,圣由天纵,道冠群伦,人虽欲企而及之,而化不可为,有非思勉之可至。殆如天之高高在上,所可仰者轻清之象而已,岂有阶梯之具可攀跻而上升者乎?知登天之难,则知希圣之不易矣。子乃以我为贤,真日囿于天之中而不知其高者也,何其惑之甚哉!”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是植其生。道,是引导。绥,是安。动,是鼓舞的意思。四个斯字,言其随感而应,见效之速也。荣,是尊荣。

承上文说:“夫子之所以不可及者,盖有非常之道德,自有非常之事功,惟其穷而在下,故无由见其设施耳。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其感人动物之效,岂小小哉?正所谓民生未遂,为之分田制里,以扶植其生,那百姓每即耕食凿饮,并立于生养之中矣;民行未兴,为之建学明伦,以倡导于善,那百姓每即遵道遵路,率由于教化之内矣;民居有未安,一抚绥之,使之得所,那百姓每即闻风向化,群然而来归矣;民俗有未化,一鼓舞之,使之自断,那百姓每即兴仁兴让,蔼然相亲睦矣。其在生之时,人皆欢欣爱戴,莫不尊亲,而极其荣显;既没之后,人皆悲伤思慕,如丧考妣,而极其哀诚。其德化感人之速,而入人之深如此,就如天道发育万物,以生以长,曾莫测其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也哉?”子禽不知而妄议之,陋亦甚矣!

按,古帝王致治之盛,莫如尧、舜。尧、舜之治,以时雍风动为极;而孔子之化,以绥来动和为成。于此见圣神功用,其感通变化之机一而已矣。故史臣赞尧之德曰“如天”,舜曰“协帝”;而子贡推尊孔子则曰“犹天之不可阶而升”,诚见其道之同也。有君师治教之责者,不可不深探其本焉。

尧曰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咨,是嗟叹声。历数,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岁节气先后一般,故谓之历数。允,是信。天禄,即天位。

这是记者历叙帝王之道,以见孔子授受都只是这个道理。

首举帝尧将禅位于舜而戒命之说:“咨!尔舜!自古帝王代兴,莫非天之所命。如今天命在汝,将帝王相传的历数付托于汝舜之身矣。夫天以天下授汝,汝必能安天下之民,然后可以克享天心,而其道无他也。天下之事,虽日有万机,莫不各有个自然恰好的道理,这叫作‘中’。必是此心廓然大公,无为守正,事至物来皆因其本然之理,顺而应之,各当其可;兢兢持守,不使一有偏倚,而或流于过与不及之差。则民心悦而天位可常保矣。苟或不能执中,则政乖民乱,将使四海之人危困穷苦,心生怨叛,而人君所受于天之禄位,亦永绝而不可复享矣,可不戒哉!”其后帝舜禅位于禹也,就把帝尧这几句话丁宁而告语之。凡执中之训、永终之戒,一如尧之所命,无异词也。夫尧、舜、禹相授受,独举“中”之一字为言,盖即《洪范》所谓“建用皇极”者也。自非好恶不作,偏党反侧不形,鲜有能允执此道者。唐、虞、夏后致治之盛,皆由此一言基之,岂非万世之标准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履,是汤之名。玄牡,是黑色的牛。皇,是大。皇皇后帝,即皇天后土。蔽,是隐蔽。简字,解作阅字,是一一监察的意思。

这一节是记成汤受命之事。

汤既放桀,作书以告诸侯,因述其初时请命于天说:“我小子履,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今夏王无道,得罪于天,乃天讨所必加,我当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其贤人君子为上天所眷命者,这都是帝臣,我当显扬于朝而不敢隐。盖凡此有罪、有德的人,都一一简在上帝之心,或诛或赏,我惟奉顺天意而已,岂得容私于其间乎?使我受天之托,所为或有不公不正,不能替天行道,这是我自家的罪过,于万方小民有何干涉?我当甘受上天之罚;若万方小民有罪犯法,却是我统御乖方,表率无状所致,其罪实在于朕之一身,不可逭也。”盖人君以奉天子民为责,故汤于命讨之典,则听命于天;于下民之罪,则引咎于己:乃真知为君之难者。其视三圣之“允执厥中”,殆异代同符矣。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大赉,是大施恩惠。周亲,是至亲。

这是记武王受命之事。

武王初克商而有天下,他务未遑,首先散财发粟,以赈穷恤困,而大施恩泽于四方;又于其中拣那为善的人,特加优赉,不但补助其不足,尤使之丰给而有余也。其赏善之公如此!始初誓师说:“商纣至亲虽多,忠良者少;不如我周家臣子,个个是仁厚有德之人,贤而可恃也。我今既获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则百姓每嗟怨日甚,把罪过都归于我之一身矣。”其责己之厚如此。夫利则公之于下,过则引之于己,则武王伐纣之举,无非为除暴安民计耳,岂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哉?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

权,是秤。量,是斗斛。

武王既定天下,见得商家旧政都坏乱了,乃扫除其积弊,从新整顿之。于权量则谨定其规则,而轻重大小无复参差;于法度则审酌于时宜,而礼乐刑政无复混淆;于官职则修举其废坠,而百司庶府无复旷闲。由是法纪所颁,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无有壅遏而不行者矣。至于前代帝王之后,国土已灭者则兴之,使复有其国;世系已绝者则续之,使不失其祀;贤人废弃在下者则举用之,使野无遗贤。由是德意所感,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无不倾心而归服者矣。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则有三件:曰食;曰丧;曰祭。盖食以养生;丧以送死;祭以追远:乃人道之大经。故制为田里,以厚民生;定为丧葬、祭祀之礼,以教民孝。所以重王业之本、风化之原者,又如此。由武王所行之政,而观其德泽周遍:既有以固结一代之人心,政教修明;又有以恢张一代之治体。所以能建中于民,而副上天宠绥之命,有由然矣。谓非上接尧、舜、禹、汤之统者哉?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任,是依靠的意思。

记者历叙尧、舜、禹、汤、武之事,因总结之说:帝王御世,虽因时立政,各有不同。而保民致治之大端,总之只有四件:曰宽、信、敏、公而已。盖人君以天下为度,若专尚严急,则人无所容,而下有怨畔之心;若能宽以御众,而胸襟广大,如天地之量一般,则包涵遍覆,众庶皆仰其恩泽,而莫不尊亲矣。君道以至诚为本,若虚文无实,则人无适从,而下有疑贰之心;惟能信以布令,而始终惟一,如四时之运一般,则实政实心,下民皆有所倚仗,而莫不归附矣。人君总理万机,一或怠缓,则易以废事;惟能励精图治,而孜孜汲汲,宵旰常若不遑,则纪纲法度,件件修举,而事功于是乎有成矣。人君宰制万国,一或偏私,则无以服人;惟能大公顺应,而荡荡平平,好恶有所不作,则赏罚举措,事事合宜,而人心于是乎悦服矣。凡此四者,皆人君治天下之要术。自尧、舜、禹、汤、武,交修而并用之,此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也。然要其致治之本,则皆不外乎一“中”之传。盖道具于心则为中,措诸政事则为宽、信、敏、公,亦如《洪范》“皇极”以立本,“三德”以致用。故刚柔正直,而“建极”之化始全;宽、信、敏、公,而“执中”之道斯备:其义一也。有志于帝王之治者,宜究心焉。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尊,是崇尚。屏,是屏绝。泰,是安舒。猛,是刚厉的意思。

子张问于孔子说:“君子出而用世,当何作为,斯可以居位而为政乎?”孔子告之说:“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审所取舍而已。凡政之美而有益于治者有五件,汝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恶而有害于治者有四件,汝必惩戒而屏绝之。夫善政行则百姓蒙其福,恶政去则百姓远于害,取舍当而治道可举矣。于从政何有哉?”子张因问说:“何谓五美?”孔子举其目而告之说:“凡施惠于人者,未免有所费;君子则不必捐己之所有,而人自然蒙其利于无穷。夫于下既有所益,而于上又无所损,此所以为美者一也。劳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虽有役以劳民,而人皆乐于趋事,未尝见其怨哉!夫既以劳民之力,而又能得民之心,此所以为美者二也。常人心有所欲,易至于贪;君子虽亦有所欲,然于己有所得,于人无所求。欲而不贪,此所以为美者三也。常人志意舒泰,易至于骄;君子虽若泰然自得,却无一毫矜肆之意。泰而不骄,此所以为美者四也。常人以威临民,易至于猛;君子虽若有威可畏,却不至于暴厉而使人难堪。威而不猛,此所以为美者五也。”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闻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实。因问说:“惠则必费,如何叫作‘惠而不费’?”孔子乃备举其事而告之说:“凡施惠而捐己之财,这便费了;君子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如田里树畜,但就百姓本等的生理与之区画而已,本非分我所有以与民,岂非‘惠而不费’乎?劳民而不量其力,民就怨了;君子用民之力,不夺民之时,如城池、仓库,但择国家紧要的工程,间一驱使之而已,固不肯泛兴工役以劳民,其谁得而怨之乎?欲其所不当欲,斯谓之贪;君子心之所欲惟在于仁,而仁本固有,欲之即至,自然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这是‘近取诸身’‘无慕乎外’者,谁得而议其贪乎?安舒的人,其志意多疏放,故失之骄;君子不论人之众寡、事之小大,一惟兢兢业业,临之以敬慎,而不敢有慢易之心,这是宽裕之中,常自检束,非有心于简傲也,此岂非‘泰而不骄’乎?威严的人,其气象多粗厉,故失之猛;君子衣冠整肃,瞻视端庄,俨然恭己于上,而人之望其容色者莫不敬畏,这是临御之体,自然尊重,非有意于作威也,此岂非‘威而不猛’乎?”这五件,施之于民,则为善政;修之于身,则为令德。所谓五美之当尊者如此!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虐,是残酷。暴,是急躁。贼,是伤害。犹之,譬如说一般样的。

子张又问说:“何事谓之四恶?”孔子告之说:“为人上者欲民为善,须要时常教导;如其不从,乃可加刑。若平素不能教民,使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一旦有罪,便加之以刑杀,是其用刑残酷,全无恻隐之心,这叫作‘虐’。欲民趋事,须要预先戒饬,使知警省,乃可责成;若常时不加戒饬,令其着实奉行,渐次整理;一日省视,骤然责其效,是其举动躁急,殊无宽裕之体,这叫作‘暴’。有所征求于民,必先期出令,而后民知所从;若稽慢诏令,故意耽延,却乃刻定日期,严限追并,则势有难于卒办,刑必至于妄加,是其伤人害物,有不可胜言者,不谓之‘贼’而何?至若有功当赏,即断然赏之,而人始蒙其惠;若迟回顾惜,一般样地与了人,而于出纳之际,却乃欲与不与,悭吝而不决,则虽以与人,而人亦不怀其惠,此乃有司为人守财,不得自专者之所为。为人上者岂宜如此?凡此四者,为政之所当屏也,汝其戒哉!”

按,《论语》一书,孔子告问政者多矣。而美恶并陈,法戒具备,未如此章之明切者。故记者列此以继帝王之治,见圣人修身立政之道,一而已矣。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君子修身处世,其道固不止一端。然其要只在于天人物我之理见得分明而已。盖人之有生吉凶祸福,皆有一定之命。必知命,乃能安分循理而为君子也;若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行险侥幸,将无所不为,而陷于小人之归矣,其何以为君子乎?此命之不可不知也。礼为持身之具。故必知礼,乃能检摄威仪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礼,则进退周旋茫无准则,耳目手足惶惑失措,欲德性坚定而卓然自立,难矣!此礼之不可不知也。人心之动,因言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恶,斯人品之高下可概而知也;若不知言,则众言淆乱,漫无折衷,得失无由而分,邪正无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此言之不可不知也。知此三者,则天人物我之理洞察无遗,而君子修身处世之道备矣。”

按,《大学》一书,首先“致知”;《中庸》一书,要在“明善”;而《论语》一书,则以三“知”终焉。诚以天下之理,必知之明,而后能行之至。尧、舜、禹相授受,其大指亦不过曰“惟精惟一”而已。有志于圣道者,可不以讲学明理为急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