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找媒体把事情搞大，也先不找台北市文化局陈情（真正的主办单位）也先不找暂时没有好响应的印刻出版社，也用念能力封锁我在部落格狂鞭的集体力量。
我跟经纪公司与出版社说，你们全部都不要有动作，我一个人去找那个学生面对面谈，事情可以这样解决就这样解决——我的设想是，学生被我感动（对不起我太自负了），然后去跟印刻出版社自首。
那么，要怎么找到学生呢？
方法一，用email。
但我很排斥，因为老实说我不想碰钉子，毕竟我们后来的信件往返都只有一句话，我看彼此都没什么好印象。我想用email有很大的不响应的可能。
方法二，跟印刻出版社要这个学生的联络方式。
我也很排斥，因为之前跟印刻的沟通并不好。
方法三，找学校。
这个方案缺点是学校会知道这件事，但反正纸包不住火，我也不是乡愿的人。
优点是学校可以提供这个学生充满安全感的环境，有教务处，有导师，有国文老师（我直觉就该找国文老师）相陪，家长也可以一起来，而我只有一个人，绝对不能说我以大欺小吧。
就方案三了。
于是我打电话给学校的教务处，很快说明我对这个学生的道德疑虑，然后说我想跟这个学生私下沟通，希望学校可以帮我这个忙。而时间就在隔天下午三点半，因为我隔天晚上要去台北参加盖亚出版社的「尾牙+春酒+国际书展庆功宴」，所以我隔天下午就会全部请假北上，下午我都可以把握时间跟这个学生会面沟通。
学校的教务主任态度很好，也很感谢我愿意给学生一次机会，我们约定，学生由校方、导师（正好是国文老师）、家长相陪，而我「绝对千真万确是一个人」。教务主任还问我是不是事情处理到这边以保护学生为原则（好学校），但我没有答允，只说反正我不会通知媒体、也不会爆在网络上让学生以后都不用当人，但该做的后续，我一定会做。
毕竟在我心底这可不是橡皮擦吱吱吱就解决的事，就像上一个葛蓝事件，你应该担当的就该担当，我不是帮你逃避用的（我会给人这种印象吗？），见面是要让你充满勇气的。
担当才能成长吧。
要是我，最害怕的是得不到原谅，而不是记过（算什么啊，你到了三十岁就会知道回首人生，那只过不见得算了什么，要紧的是记过了以后你强壮了多少），也不是被褫夺奖项（这就不必说了）。我都单枪匹马走到你面前，用诚意跟你沟通，老实说我很有自信这件事可以漂亮地「连手」结束。
当然，如果学生当着我的面不承认他的小说是抄袭，那OK啊，至少我在接下来与负责评审的印刻出版社第三度接触、或直接接触台北市文化局之前，没有个人情感上的遗憾。我不想再后悔了。
然后我寄了三个附档给该学校。
一个是学生的小说，一个是我的小说，一个是我将本来写给印刻出版社的信件（比对文，免得说我空穴来风），换了个学校用的抬头跟招呼语——问题有可能出在这封信上，我没有把过年前写给印刻出版社那股要求属于我的正义的急迫与焦躁，从那封信里消除（那封信我在过年前有寄给盖亚看过，所以信件的系统纪录会说话，由于那封信是改自给印刻的，我想学校大概误会了我要求他们主持正义吧，这是一个误会，早上已经跟他们澄清过了。）
然后我超快乐地过了半天。
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学校「十点半」寄出的来信，说保护学生的原则跟家长的要求，明天无法让我见学生。我很傻眼，完全不晓得是怎样。只能说，当时我开始感觉到学生的家长似乎态度出奇的强硬。
接下来剧情更是急转直下。
这个学生的家长，妈妈或是外婆，认为我打算以大欺小，跑到台北欺负她的孩子，于是「打电话去苹果日报的爆料专线」，告我一状。
隔天早上九点初，该学校教务主任以兴师问罪的语气，问我不是说好没有媒体的吗，怎么她一大早去学校，就看见苹果日报的记者登门采访。
靠，我当然立刻撇清啊！我记得我还说：「我用我的懒叫发誓，媒体不是我叫去的。」都用懒叫发誓了，学校当然是相信了我。
不过学校说要保护学生，拒绝给我学生家长的电话（不是学生的电话，是家长的电话，我想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学生家长也透过学校要我的电话啊，表示他可以接受我们聊聊嘛！），老实说那时我心情超烂的，几乎为此大吵了一架，但后来我惊觉是因为已请了下午的假却确定找不到学生恳谈，正在迁怒学校，我立刻道歉，教务主任也和缓了很多，双方后来好了，我也答应如果事情结束，我很乐意到某某高中演讲。
我好奇问学校，那位学生有没有说他曾经看过我的小说。
学校说，该学生「承认看过我很多小说，但就是没有看过恐惧炸弹」。
嗯嗯。
后来我在部落格里写下这段话：
我在巨大的愤怒里常常无法仔细思考事情的脉络，容易发飙牵累别人，??即使理智没有被全数剥夺，高涨的情绪也会让气氛不由自主对立起来。??说是肃杀也不为过吧。??唯二庆幸的是，??第一，在突然惊觉自己入魔的关键时刻，??肯定还有诚恳道歉的意识（谈不上勇气，承认自己发狂了称不上勇气），??于是恰恰拥有让气氛瞬间缓解的好运气。??第二，我盛怒时还真的无法假笑出来虚应一下场面，??如此货真价实的情绪，到底是我很珍惜的。?????这样的人会吃亏多些呢，还是会幸运多些呢？?
就是指这件我跟学校差点吵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