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中旬，我接到了一封电子信，内容用我的话说一遍，就是来信者写了一篇小说，说很多人都说该小说很像我写的某篇小说，他请我鉴定一下，声称该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他独自发想完成的，如果构成抄袭他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我看了，非常不以为然。
我认为该篇小说涉嫌了抄袭、或进行有重大道德瑕疵的改写——我生平第一篇小说「语言」。
类似的情况很多，我收到的很多读者写给我的信，附上一篇他认为没有抄袭但周遭的人都说抄我抄得很凶的小说，他们都希望我看了之后能够回信，说他们并没有抄袭我的作品、一切都是创作上的巧合（曾有一个来信者写得尤其夸张，他惊叹地说：我不知不觉挥出了跟您一模一样的全垒打啊！）。我可以想象，如此他们就可以拿着我写的免死金牌，大叫：「九把刀都说我没抄了，你们叫个屁啊！」
所以我一律毫不客气回击。
这一次，我写了：「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很清楚。」
通常这样就够了，我也没那么无聊整天在处理这种烂事。
但这次没有如愿结束，他说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文字能力有有这么差啊）。
我怒了，于是回信请他把小说贴上网（我当然有，但我没有将它贴上网的权利）。
他则立刻回信，说没有办法耶，因为他已经把稿子拿去投稿文学奖，按照规定是不能公开发表该篇小说。
这我理解，于是再问他投稿了哪个文学奖，他短短回应：「台北文学奖青春组。」嗯嗯，于是我便将此事放在心上，大略知道这个奖会于一月底结束评审、二月初公布比赛结果。
就在过年前除夕前三天，我在乡公所吃早餐上网时，赫然发现这个奖正好公布了。而这个曾寄信给我的同学，得奖了。
我非常生气，老实说再多的形容词就是在生气罢了。
由于显而易见这位学生并不打算承认他涉嫌抄袭（信件往返），我第一时间在网络上找到承办台北市文学奖的主办单位「印刻出版社」，打了一通电话给它。我说：「你好，我是作家九把刀，我想说的是，你们昨天公布的台北文学奖的小说组，有一篇作品涉嫌抄袭我的作品，请问我应该跟哪一位沟通？」
对方：「ㄜ……（远声）九把刀打来的，我想你该接一下这通电话。」
我有一点点高兴，经营严肃文学出版社的对方竟然知道我。
电话换了一个男性，我重复说了一遍，只听对方慢吞吞说：「这样啊……那我晚一点请评审打电话跟你解释好吗？」
我讶异，说：「我都还没有说是哪一篇作品涉嫌抄袭我的小说，也没有说是哪一篇我的小说被抄袭了，你请评审跟我解释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对方支支吾吾。
我猛然醒觉：「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作品被抄了？」
「这……对。」
「那你们觉得对方没有涉嫌抄袭啰？」我的眼前一黑。
「ㄜ……是。」
「请问评审比对过我的小说跟对方的小说了吗？」我的声音已经气到颤抖。
「是……是的。」
「所以评审是要打电话跟我解释，为什么那不是涉嫌抄袭我的小说吗？」
「是这样的——」
「那不必说了，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我断然拒绝再说下去。
「不好意思，请问是什么办法？」
「我自己找媒体，谢谢。」
我发疯地挂掉电话，然后开始在网络上搜寻关于这个非常具有历史、地位、传统的文学奖的任何数据。但由于这个奖刚刚才颁奖，数据很有限，但还是让我找到了蛛丝马迹，包括该学生就读的学校。
在寻找的那段过程中，我的怒火依旧持续，而且越来越爆炸。
我真的很怀疑，那些评审真的比对过两个小说吗？如果同时都看过，怎么会没有发现其中有非常重大的道德问题呢？如果这两个小说就因为没有完全照抄的情况，就可以说不是涉嫌抄袭了吗？
但我气归气，还是知道我在怒气之中所作的判断会出问题，于是到了中午，我在请半天假回家清屯（擦神像跟祖先牌位啦）的途中，打了一通电话给拥有「语言」（恐惧炸弹前篇）版权的盖亚出版社，并把文章都寄给他过目、一起判断。
跳过可能会让「文人」听起来不舒服的「经纪公司」，盖亚出版社老板是我非常信赖的朋友，我委请他帮我跟印刻出版社沟通，希望对方可以重新评估（其实我很怀疑那些评审真的有比对过吗？那五位评审可都是非常有文学地位的菁英份子，应该看得出来即使没涉嫌抄袭、也拥有重大的原创性不足的道德问题？），毕竟盛怒的我可能会做出不好的判断，而盖亚老板拥有我当时最欠缺的理智——我应该答应听听评审想对我做出的解释的。
当晚，我接到来自盖亚老板的电话。大意是他打电话给印刻出版社的老板初安民先生，但初先生还是说评审说过、两篇文章比对了一致认为都没有任何问题。还说了一些文学奖主要目的是想鼓励学生等等之类的话。
我听得很震惊，确认自己第一通自己打过去的电话没有听错。
还有些愤怒。
正在开车的我怒到立刻跑到最近的麦当劳，坐下来，写了一份涉嫌抄袭对照表（老实说我超级不愿意浪费时间干这种事的），打算拿给印刻出版社，请他们睁大眼睛。
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也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缓冲那股愤怒，所以就暂时不处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并在这段期间内反省自己在怒气腾腾下会有多不理智。
我觉得，我在第一通电话尾巴说我要找媒体，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不是正义。
那只是在挥霍我的愤怒。
我静了下来。
这段期间经纪公司也听我「交代」了此事，公司说要代我出面处理，说我都不要出面，才是最保护我自己的作法。但我拒绝了，说我要好好想一想。
这得说，我在处理作品被抄袭的事件，有过一次非常后悔的经验。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我不会在政大抄袭事件（请见维基百科，查询九把刀）中，在盛怒下把对方的名字贴上网，然后用比对文进行集体狂鞭。那是我非常难受的经验。唯一的安慰，就是该涉嫌抄袭的人最后回应我的道歉文拐了个弯不承认自己有抄袭，那种道歉就省省吧。
在政大研究生抄袭事件（对不起了政大，我不知道还可以用哪个代号取代政大两字，你们很虽）后，不久，2007年一月份又爆发出太阳氏出版社底下的一个虚构作者葛蓝，抄袭了我许多篇的作品，商业出版成书的事件。
说是「虚构作者」，是因为这个笔名不是专属于一个人，而是该公司的几位编辑共享，大家一起写，而其中一个女生编辑抄了我的专栏跟小说。这很严重，因为这可是商业出版的抄袭行为。
我很生气，但这次总算是奈住了脾气，请经纪人帮我约对方的出版社到公司谈判，看看该怎么解决。
到了谈判当天，我开始烦恼，如果对方猛道歉，我一时心软窘迫，就毫无立场、什么都原谅了该怎么办？失去立场，也就等于没有原则。
经纪人晓茹姐素知我的个性，笑笑建议我到公司的小房间（当时王传一在里面练吉他，功力有待加强）里待着，由公司穿好西装的专门律师跟她去面对对方，我则专心等候结果，直到对方离去再叫我出去。
我赶紧说好，很孬种地躲进小房间，但我有个但书：「晓茹姐，如果对方承认了，千万不要为难她，请出版社回收抄袭实体书、再赔偿已售出的实体书版税就好了。」晓茹姐很认真：「还要加上登报，对其他可能抄袭你的人才有警戒效果。」我：「也好，不过如果对方说她没有抄袭只是过度引用，妳就开我房间的门，我要当面跟她说，那我就提告好了大家都别啰唆。」
就这样，我一直没有走出那小房间的门。
据晓茹姐说，对方一直掉眼泪，说真的是她不对，她愿意负起一切的责任跟赔偿。气氛一直很好，就只是确认几个步骤，例如要回收并销毁那本抄袭作品，并赔偿已经实际销售出去的实体书的版税（算不法所得吧），由出版社（非该前编辑）登报致歉。
小插曲是，我们建议登在艺文版比较便宜，而对方竟觉得头版比较便宜。最后对方打电话给报纸询问头版小启事的价钱，发现超级贵的而作罢——最后当然还是买了非常小的艺文版意思意思啦。
圆满结束后，我独自回到旅社。
我一想到对方掉眼泪的画面，就觉得很难受。
我做了什么？
如果小内犯了错，被一群拥有「经纪公司」跟「专业律师」头衔陌生人给围着，她会多么害怕？我会多希望那些人能够相信她真的不会知错、后悔了。
我大概是哭了吧。
于是当晚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这封信，从来只有小内看过。
是我珍贵的秘密。
那几乎是我一生的信仰——没有这个善良的信仰，什么战斗都是假的。
很难受，很没原则，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是真实的，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将那天晚上我写她的那封信公开。女孩，我知道妳很可能在看我的部落格，妳放心，公布的信件里没有任何妳的资料。如果妳有任何不快，对不起。
来源:giddenshttp://cloudflare.com/email-protection.html
[emailprotected]
收信: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日期:Wed,10Jan200722:03:28+0800(CST)
标题:Re:我是『葛蓝』的写手～向您致上最深的歉意
给XXX：
妳好，在很复杂的心情下写这封信给妳。
为了避免妳怀着揣揣不安的心情看信，破题先告诉妳，我原谅妳，并且不打算认真说教。希望这样的破题能让妳宽心。
今天你们来的时候，正如妳们所想，我实际并未在开会，而是在另一间房间写三少四壮专栏，之所以不去与会，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心肠很软，但这件事在公司的层次上需要用公司层次的方式解决，毕竟我未来还得面对可能发生的被抄袭状况，此事的处理一定要有大众警示作用。主管看穿我的心思，于是请我到他处等待。我只跟主管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需要叫我出去，那就是妳声称文章并非抄袭而是过度引用的时候，我才想亲自出来说那我提告好了大家都别废话。
如果我的缺席造成妳的不快，或不安，我向妳致歉。妳鼓起很大勇气来见我，我却必须把场面交给公司，我觉得过意不去。非常认真。
至今我依然不认同妳抄袭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违法的举动，只是过度低估了风险。但妳没有回避承认抄袭，我觉得，有点感动。
以前我大学时在网络上卖过一台NB，那是我辛苦打工买的（我去做人体药物实验，很累很漫长），甚至还在付分期付款。但因为缺钱卖掉，考虑到学生都很辛苦，于是我竟然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让接手的学生付款，请他定期汇款到我的账户即可。可以想见后果，就是我被骗了。除了头款，我并未收到分文。那件事给我的启示是，去你的！然后没了。
我并没有学到从此以后要小心防范他人这招，也不打算从此以后就不轻易相信别人。我希望别人对我好，我也很喜欢当初那个随便相信别人的自己。可能的话我想一直是他。
妳的公司将责任全推给妳，我不知道是不是谈判策略，但我在之前就对你们公司感到很不满。我从不认同可以请人写稿不付版税，却不负担相应的责任。我很不爽。
欧阳盆栽说过，每件事都有它的代价，我无法跟妳说，登报不用登了，或者书不必回收了，但如果内疚是妳最大的代价的话，我想可以不必了，这几天妳想必也煎熬不少，不管对谁都够了。谢谢妳的大方认错，让我省了好几天的生气，老实说我生气起来并不理智，脑子里都是火焰，除了作战之外并无法做任何事。
对于登报、回收书，我无意造成妳的经济负担，坦白说如果得到了那笔回收书的赔偿，我的做法只是把它给捐出去，因为我不认同有任何人应该从此事得到利益。如果妳觉得负担很大，我当个多事的笨蛋好了，我先借妳，妳以后找到下个工作，再每个月ATM还我一点。我是认真的，如果妳不想挨父母骂或跟朋友开口借钱，可以想想我这边。
当然了，这件事妳也不必跟谁讲，我也不会，我对我的公司要有交代，让公司知道我坚定的意志，以后面对相同事件我们才会一同作战。在网络上，我也会照常贴出抄袭比对文，郑重标记此事，但除了笔名，我不会像政大赖弈伦抄袭恐惧炸弹事件那样公布妳的姓名或任何资料，妳尽管抛下这一切向前看。
公司有政策，我有立场。然妳我都是人，人有人的相处。
我一直认为，人会彼此影响。
妳的内疚我收下了，谢谢妳今天来，以后还请加油。
九把刀
就是这样。
面对层出不穷的抄袭事件，我是个很容易抓狂的人。尽管伤害我的人在先，但我会记得我拥有给予别人重大人生震撼的力量。我偶而会忘记，但忍一下，我会想起来的。
然后，我也不会忘记我能给予别人多少强大的勇气——很抱歉我不能将女孩的回信贴出来，那超过了我的权利范围。我也不愿意。
这几乎是礼物，gifted。
于是，过完年后，国际书展也结束了，我也做出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