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是2002年下半年，埃雷兹里多了一群穿蓝色工作服、防弹背心不离身的安全检查人员。他们不像服义务兵役的士兵那样身背M16，只在腰间别一把手枪。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检过往外国人的行李，他们大多是埃雷兹附近以色列城市阿什克隆的俄罗斯犹太人移民。
进出多了，彼此脸熟，每每聊上一两句。小个子，敦实模样的安德烈和我最熟。一次，我说喜欢阿什克隆入口处的那家餐馆。他眼睛一亮：“猪排？”我们击掌而笑，心照不宣。犹太教徒禁食猪肉，但不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依然遵循着俄罗斯生活方式。说起猪肉，安德烈干脆撕下一角报纸，给我画出“何处有卖猪肉”的路线图。
作为俄罗斯人，安德烈非常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儒家文化甚至太极拳。就这样，共同关心的话题越来越多。每次我过关，只要安德烈值班，他都跟办手续的士兵打个招呼，尽快放行。2004年1月14日，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埃雷兹实施自杀爆炸，造成数名以色列士兵和安检人员伤亡。当时我身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想到安德烈怎么样。一星期后，返回加沙，见到安德烈，油然而生一份亲切。他却阴沉着脸说，爆炸那天，他的朋友，一个像他这样的“平民”被炸死了。“平民？”他的意思是安检人员不扛枪，有别于士兵。但我知道，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别无二致。
聊天归聊天，安德烈从来没有放松对我的检查。尽管他已经非常清楚我的笔记本电脑什么品牌，开关在哪里，背景照片是什么，甚至化妆包里有多少小零碎儿，通常带什么颜色的外套……安德烈每次还是戴上一次性手套，逐一翻检，嘴里重复着“请谅解，请谅解……”
两个月后，埃雷兹发生汽车连环爆炸袭击，此后安全控制陡然加强。记者不再享受“贵宾通道”，改走巴勒斯坦工人通道，而且至少等候两小时才能从通道进入检查大厅。终于被姗姗而来的以色列士兵带入检查大厅，接受安德烈检查时，我向他抱怨：“见到你真难啊，我等了两个小时！”他的脸更加阴沉：“非常抱歉，现在形势变了，但是你不知道我们面对多少压力，每天我离开家时，妻子都对我说：‘希望晚上见到你回来’……”
几天以后，安德烈脖子上多了杆乌兹冲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