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莫
以色列是个全民皆兵的国家。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服义务兵役，男兵3年，女兵21个月。
“周，我明天就走了！”在埃雷兹检查大厅遇到我，施罗莫一脸兴奋。在这里服役半年，明天他将转到以色列南部旅游城市埃拉特继续军旅生涯。施罗莫正向检查站其他士兵告别——看上去，高兴的只有他一个。
陪我走出大厅，施罗莫说：“总算要走了，这里太恐怖！”对于服义务兵役的以色列青年来说，分到埃雷兹可谓背运。埃雷兹和犹太人定居点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最直接的攻击目标，枪击、自杀爆炸、卡桑火箭……都是家常便饭。
“上星期，我的好朋友在这里被巴勒斯坦人打死。”施罗莫指着狭长幽暗的“工人通道”说。“为什么要杀我的朋友？他们根本不认识，”施罗莫难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对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个体”的仇恨，“我不恨那些想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巴勒斯坦人，我恨那些‘恐怖分子’。”这倒让我想起经常听巴勒斯坦人讲的一句话：“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怒火”。
根据施罗莫的说法，士兵一般在同一地点服完兵役，但如果想调换岗位，可以打报告，国防部“酌情考虑”。
说起埃拉特，施罗莫露出笑容。这座城市离巴勒斯坦区域较远，几乎没有遭受过恐怖袭击。以色列有个地下赌场，专赌下次自杀爆炸在哪里发生。耶路撒冷“一赔二”，埃拉特“一赔二十”，可见后者安全系数较高。
道别时，施罗莫塞给我一瓶可口可乐，分享他远离是非之地的快乐。我从摄影包上解下中国结回赠，说这也许比防弹背心管用，但最管用的还是“和平”。
莫蒂
初冬夜晚，提着4只大包，我摇摇晃晃走向埃雷兹最后一间值勤室。递上出关条，里面一个士兵正抱着膝盖上的收音机前后摇摆。起身收条，他没有照例放行，而是要求我出示护照。“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去加沙？待多久？”这个士兵20岁左右，下巴刚冒出胡子碴，脸上青春痘正旺。耐着性子回答十几个问题之后，我提包的手都抬不起来了。“要不要放下行李歇歇？我想和你聊一会儿……”原来如此。
他叫莫蒂，20岁，孤独，抽烟，听音乐。最后一项违反值勤规定。莫蒂把收音机塞进地上的黑书包：“长官看不见就行。”风吹过，很冷，他要值班到午夜12时。
值勤室是一间薄薄的铁皮房，面积不足两平方米，门总是开着，日光灯坏了。借着路灯，我看见地上躺着一台车载电瓶似的跳频步话机和一只手掌大小的对讲机。莫蒂用步话机和整个检查站联系，通过对讲机与几米开外的碉堡对话。
莫蒂讨厌埃雷兹，因为“没有自由，没有音乐”。他随口唱了几句“泰坦尼克”。他不喜欢这里的女兵，因为她们穿军装、拿枪，“像男人一样”。作为男兵，莫蒂必须在相对危险的外围岗哨值勤，女兵们则在岗哨环抱、明亮温暖的检查大厅里查查证件、盖盖图章。有规定男女士兵不许谈恋爱，但是他挤挤眼睛说：“长官看不见就行。”
值勤室里只有一把塑料椅子，他很“绅士”地让给我坐。一辆军车在不远处停下。“晚饭！”莫蒂连蹦带跳地过去拿。锡纸盒打开后是热通心粉、一份蔬菜，还有一袋面包、两包巧克力奶。对讲机响，碉堡的人向莫蒂借勺子。“你替我站一会儿岗，有人过去，就把出关条扔到这个箱子里。”桌上有个木箱，半开着，里面丢了十来张条子。
还真有联合国车辆开过，司机把出关条递进来，看到我，吃了一惊。
两分钟的工夫，莫蒂回来，手里多了支烟。他的英语不是很好，父母是摩洛哥来的犹太人，所以会几句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中的一些单词和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相近，我也学了几句，所以我们就3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混着说，外加手势比画。
“你向巴勒斯坦儿童开过枪吗？”我问。他断然否认：“那会令我发疯的。”他说，那些执行抓捕任务的以色列士兵精神压力很大，有些人甚至表现异常，命令被捕的巴勒斯坦人站成排，原地转圈，呼喊反对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口号。
莫蒂不相信巴以之间会有和平，因为“巴勒斯坦人教育下一代仇恨犹太人”。“那你会怎样教你的孩子呢？”我问。
“我的父母没教我恨巴勒斯坦人，我也不会教自己的孩子恨他们……但是会告诉他们：‘当心巴勒斯坦人，离他们远点。’”
十几分钟后，我起身告辞。莫蒂急了，在我身后喊：“别走，别走，好容易有人跟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