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四年前罢，我在郑州。当时我的女儿以战士身份请假考军校。羁绊于此即为此：侍候她。一则远离南阳，我的、她的朋友难以打搅，二则多少“事”也就好推辞——图个清净。不料有一天接南阳一个电话，让我“火速”赶回南阳。
听见这个词，我就诧异得莫名。我从1978年脱掉军装，别人对我说这个“火速”二字，实在太稀有了。问他“什么事”，这位在电话里不肯说。听出感觉是神秘。但放下电话，我又有点好笑。组织部的电话能有什么事？这么郑重其事的，肯定与干部任免有关。升官的事，还与二月河有关？
仔细想了想，还是“有关”的，再几年前曾经吹过一阵风，说要安排我干个什么主席之类的活，后来不知怎的，这活又没有我的了。现在这单位又一届，这活似乎又有我的了，或者说这锅里又要下我的米了。
其实就这件事而言，你郑重其事也好，“火速”的神秘也好，吹过什么风来也好，别指望我会为此而激动，失眠，会绕室彷徨香烟缭绕，会吃饭发呆答非所问。女儿派我上街买个发卡，我忙不迭就去。这事却没感觉，有点——雅点说是“秋风过耳”或“于我如浮云”，俗点的有点亵渎：听见路人打了个喷嚏。
但是，我得很感谢组织上的关怀。人，要识抬举，知道好歹。因为这确实是省里领导同志和组织很郑重地对我的器重，很实在的厚爱，很破格的抬举：我是“副处”，越过“正处”，直达“副厅”。放在官场绝对会让一些朋友寝食难安的。
问了问省委组织部考核的人是去了南阳，南阳组织部的电话火速便是由此。我婉告南阳的同志，我人在郑州，上级组织部也在郑州，女儿的事不能分身，是否可以就近到省委组织部去汇报情况？很快地，我获允。
我的述告是谈了我的真实想法，一我是共产党员，理应服从组织安排分配；二是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厚爱与期望；三是我有特殊情况：A.多年不做工作，单干写作，已经不会领导别人。B.创作任务且难完成，中途废弃损失过大。C.有的是能干而且愿干的同志来做。我当时与与我谈话的同志笑言（他们是颇多，也是很尊重我的我的读者），“你们再找一个文联主席很容易，再找一个二月河恐怕很难。”他们很惋惜，也似乎很坚持他们的意图，临别一直送我出大楼（他们一般也不这么做的），还叮嘱“你再考虑考虑”，我笑说“你们再考虑考虑”。
我和这几位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联系。因为我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出了“尊敬”与“理解”。
这件事在一些报刊上有过一些披露。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他们的意思是，我甘耐寂寞清高自守，说的是我的品德好。
但我老实说，这事是来迟了，倘是我三四十岁时发生，我会？我会泡一壶酽酽的茶独自拉灯坐在沙发上思量：明天组织部找我谈话，怎样应答？第一，必须谦虚说“这是组织培——”……不对，第一必须说“组织上这样安排，我很意外，根本没想到把这重担压在我肩上……”然后，“我的能力……虽然作出一点成绩，比起组织上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我这个人有个优点，就是吃得苦，愿意学习，听从指挥，会努力把工作做好。”
顺着这思路，大致就是“中庸”，再不至于“错了”的。但这思路自从我的《康熙大帝》第一部书面市，我就根绝了它。这并不是自感写书“作家”如何圣洁高尚，而是我给自己找到了人生定位。这就好比飞机票，或者软卧车厢铺位号，“这是我的”，既然都是在走人生路，我没有必要“换号”，就如在电影院中，有朋友来说“那边中间有个空位子，请那边坐……”我必答“这里就好”。因为明摆着的“当作家”的感觉不是坏感觉。
但这感觉未必就对，作家下海的多了去。肯定是旧滋味有点腻，这才走人。王蒙不是也下过宦海么？他这人作家当得好，文化部长我看当得平平。为甚的原因？昔日有句野老对联“人无风趣官必贵，案有琴书家必贫”。哎呀呀，王蒙，你有琴有书有风有趣，还要当部长，你不是“太全面”了么？据说有人请王蒙谈谈“比较、体会”，王氏俯仰良久，答曰“当部长实惠”。
实惠那是肯定的，中国而今现在眼目下，没有比当官实惠的。只要在一个单位，管着一件别人离不了你的事，实惠如同长江水，不尽到头滚滚来，这是不问的事。就是乡长、县长、市长，那都是一方诸侯，在那一亩三分地上要风是风要雨是雨，跺跺脚地心都颤……更遑论“省里”“部里”……我不想说赃官，贪墨之徒的腐败分子不是这篇要说的。即使清官，一有很多浅灰色的正常收入，二有许多浅灰色的免开支项目，三有正常正当的豁免权，四享受超级的医疗保健服务——我真的很欣羡人家这优惠，到现在如果说我还有点“当官”的系念蒂儿，那就是没法和他们“比病”——再即使没有灰色，全是“阳光”的，仅那滋味也无可代替，蒲松龄有说，叫“出则舆马，入则高堂，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这就是“当官”了，这种人生自我价值的超值体验也是可以让千百万挤在这条路上鹭行鹤步者亦趋亦奉了。
当官只有一宗不好：不允许你有“自己”。你每天只有三句话：“臣以为……”“接旨！”“喳……”就是肯于能于做事，也必须在三句话的夹缝中去“透气”。
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也就为这几句话罢，做了开头那件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