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
这段文字写于两年前，是我的一篇小说的开始部分。它涉及到十五年前，我短暂的乡下教书生涯。比如“平房”这个词，就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当然，那段日子留在我记忆里的最顽固的东西，还是半夜响在我宿舍玻璃上的敲击声。那种声音如一块不规则又坚硬的物质落入一杯清水中，轮廓清晰地卧在杯底，一直没有被时间融化掉。两年前的文字没能公开发表，那个关于楼梯的恐怖故事只被我一个人读到了。之后，它便如泥沙一样沉到了我书桌的最底层。
我并不特别怜惜它，像一盘做得不太对劲的菜，没有吃，却也没舍得倒掉，它被放在冰箱里，不知该如何处理。我想等着它自己发霉，然后理由充足地倒进垃圾袋。但这些天，我忽然想起了那篇东西。至于为什么，我想和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楼梯、恐惧、黑色——有关。于是，在一个光线烂漫的午后，我从一大堆手稿中艰难地找到了那篇小说并重读了它。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恐惧是从楼梯的积尘中衍生出的怪物。它从灰尘与阴暗潮湿中获得了生命后就迅速长大，然后从楼梯上一阶一阶地慢慢爬了上来。从楼梯上爬起来的恐惧是一个高大的黑影，它立在我的面前，张开手臂拦住了我的去路。那是晚上九点以后，微弱的月光将人涂成黑色，而其他物体都反射着月亮的白光。人是吸光的，只有强光才能把人照亮。被涂成黑色的无疑是个男人。我同这个黑色的男人在楼梯上相持了近三十分钟……
从这段不足三百字的叙述里，“楼梯”一词出现了五次，“黑色”出现了三次，“恐惧”出现了两次。
“楼梯”在这里被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也就是承载一个恐怖故事。它同“黑影”、“黑色”、“恐惧”等可怕的词语一同被我投到一口冒着气泡的锅里，然后我在锅下加了燃料，并利用风力使它们猛烈地燃烧，然后我用力搅拌，使锅里的物质黏稠得像一锅米粥。我看到“楼梯”这个原本什么味道也没有的词语经过这一番煮熬粘满了浓稠的恐怖的汤汁，使我再也无法辨认出它原来的，也就是三十年前它刚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纯洁模样。我在一篇题为《楼梯》的散文中对楼梯做过这样的描述：大约是我八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城里的姑姑家串门。我被大人牵着一只手，走着那完全陌生的水泥楼梯。我记得那楼梯间是黑暗的，在大白天也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而我却能感觉到脚下的起伏，我多想看清它们的样子。在那样的黑暗里，我并不完全明白，我正在被楼梯一阶一阶地推离地面，它们毫不费力地就抵御住了地心对我的缚力。
当我走到姑姑家的窗前向外望时，我看见了柳树的梢头，也就是一棵高大的柳树正被我俯视着。而在八年的生活经验中，从未从这个角度看到过一棵柳树，我总是在它的树阴下，围着它粗壮的树干玩耍。我在一瞬的惊异之后，马上明白了是那些黑暗中的楼梯将我托举到一棵柳树之上。我又看见了道路，行人以及行进中的汽车，它们在我的俯视下，都奇迹般地缩小了，变得不可怕了。而在此前，我是多么害怕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它在一个八岁的幼童的眼里，是一头怪兽。
也许那时，我就隐隐地感到了恐惧和距离的奇妙关系。又八年后，我将自己从乡下连根拔起，移植到城市的楼梯上。我的根须带着乡下潮湿而富含营养的泥土，在城市的楼梯上艰难地成活。我的柔软的，习惯于同样柔软的泥土的根须，是如何在冰冷坚硬的水泥上扎下根，只有我自己知道。水泥上长不出任何一朵花，我从来没能使自己的根须伸进水泥哪怕一厘米。实际上，我被迫变成了一株攀缘植物，被迫长出无数吸盘，我凭靠着它们的力量牢牢地贴在城市水泥的表面。春天绿，秋天红，我装饰着一堵灰色的水泥墙。我的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是不是为了最后的与楼梯生活在一起？那一年我十六岁，楼梯在我的脚下就像冲浪的人脚下的海浪，它们给了我俯视的高度，梦想和激情。
显而易见，楼梯的出现，给我带来了激情和希望，它几乎是以一个天使的完美形象出现在我二十年前的生活里。乡下的生活，我的双脚可以向前走，向后走，还可以向左走向右走。而城市的生活，也就是有了楼梯的生活，使我能够向上走，竟然还能向下走。这种走路方位的改变和拓展，无疑会震荡我的思维，并在某一时刻使之突然发生转向。
仅仅是几年的时光，楼梯已不再通向欢乐和希望，而是埋伏着恐惧和杀机。
当我洗好那些衣服，准备往回走时，已是晚上九点以后了。洗好的，潮湿的衣服被我包好抱在怀里。那是很大的一包。因为宿舍没有洗衣机，我把被罩，床单什么的一起拿到同学家去洗。楼梯间很暗，墙上方形的窗子透进一块月亮和街灯混合后的光线。那包衣服仍抱在胸前，它挡住了一部分视线致使我的步伐偶有磕绊，一直无法流畅。即使如此，要不了五分钟，我也能走完通向我宿舍大门的所有台阶。然而，阻碍是突然出现的，像草丛中突然昂起的蛇头。他迫使我停了下来，而且停留了三十分钟之久。
三十分钟，如果是坐在藤椅上喝茶，沐浴着午后温暖的日光，听着身后绿色藤萝的攀爬声，它的长度相当于从茶杯中升起的一团水汽，然后在空中翻卷着消散；如果是手负重物站在夜半黑糊糊的楼梯上，它的长度就如用冷水去融化一块冰。
对于即将发生的三十分钟事件，我一点预感都没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平常的一天，而且接近尾声。回到七楼宿舍后，一个冗长的睡眠将使我跨过明天的界碑，且不会留下足迹。
其实，事情的开端当追溯到二楼，那不是个该引起注意的事，仅仅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去一个男人。那人步伐极快，只几秒钟就从我的身边、甚至是视线之内消失了。接着听到他在我的头顶发出鞋与楼梯的摩擦声。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还向一侧靠了靠。我们谁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一步两台阶，走得极为轻盈。
事情的变化也是突然的，像魔术师手中的木棒瞬间就变成了蛇。当我走到三楼转弯处时，那个已从我的视线之内消失的人，又从他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他又从上边下来了——和我形成了相向的局面。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是怀疑）。没听到他敲哪个门，开哪个门。以他的速度是刚到四楼马上就下来了，没在任何一扇门前停留一秒钟。他极像是走错了单元，而且这个错误是走到四楼才发觉的。当他又一次与我擦身而过时，我忍不住开了口：你找谁？
这句多余的话证明我当时心情挺好。心绪不佳时，谁去理会一个陌生人遇到了什么困难。这是单位宿舍，大部分住户我认识。我很可能帮得上他。因此，我的语气非常友好。
就找你。这话是他说的。语气顽皮还带着一丝凶狠。而这丝凶狠是在他转到我的身后敏捷地抱住我的腰又捂住我的嘴之后才分辨出来的。
我木然站着，挺了有十秒，并未听见他爆出大笑。这不是一个玩笑。我被一个陌生男人劫持了。时间是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地点是我宿舍楼三楼转弯处。目的尚不清楚，但抢劫、杀人、强奸，再没别的了。
我陷入了困境。这和六十年前，我母亲遇到的麻烦极其类似。而我母亲最终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在今天看来我母亲的经历更像一段传奇：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母亲十六七岁。日本人还没有完全撤离，但苏联红军已经来了。母亲的家住在古城乌拉街，但在乡下有些田产。显然母亲的家是个地主。地主的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被唤做三姐的母亲在春天的时候想到乡下的老家玩几天，也许只为取一副鞋样。就在她去乡下的路上，迎面遇上了一位苏联骑兵。这个高大的同东北农民迥异的苏联骑兵并没有骑在马上，而是牵着马在走。他走得很慢很悠闲。他可能也是想看一看异国土地上的景色。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春天同顿河以及伏尔加河的春天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当时的母亲已从乌拉国民优级学堂毕业，但她不知道苏联红军远征的意义。她读的书上没有对苏联红军提过一个字。她先读私塾后又读日本人的小学，读过四书五经和《红楼梦》，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接触了数学。会唱日本歌，说日本话。日本人杀中国的大人，却耐心细致地教中国的小孩唱不知其意的日本国歌，也是用心良苦。
那时的母亲不甚明了，日本人和苏联人到自己的家乡来主要是干什么？十六岁的母亲心里没有国际形势，那时母亲接触不到广播和报纸。但母亲心里应该有刚刚萌生的爱情。爱情是不需要广播和报纸的，甚至不需要文明，它与生命同在。
十六七岁的我的母亲走在一九四几年北方春天的乡村路上。柳树一定是绿了，还有江水，流得很急，若说野花的话，应该只有蒲公英开放了。东北大地随处可见的细碎的蒲公英的黄花在母亲绣着牡丹花的鞋边摇曳。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苏联红军，手里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的骑兵和他的马将母亲的去路拦住。他站在母亲的面前看了一会，母亲是那种细眉细目苗条又丰满的女子。苏联红军对于这种同他们民族的高鼻大眼的姑娘截然相反的女子产生了兴趣。据我母亲讲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伸出了手，一下将母亲的外衣拽开。衣扣噼噼啪啪地迸落，灾难已成定局。就在这时，应该叫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命运中的保护神，飞抵母亲上空。于是出现了奇迹：那匹一直沉默的、冷眼旁观的战马，突然一声长嘶，然后忽地飞奔起来，并将那骑兵一起拖走。原来，马的缰绳不是牵在手上而是挷在了手上。母亲僵僵地站在那里，被撕开的外衣里是一件火红的毛衣。那毛衣像火焰一样在春天上午的光线里闪着夺目的光芒。那战马就是被这突然出现的红色火焰吓惊的。
这个故事由母亲讲述，我相信它是真的。我还相信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它不是已经发生，就是将在以后发生。虚构并不存在。虚构是暂时的。人世间装得下所有故事。
六十年后，我遇到了同母亲一样的事情。
牢牢地抱住我的男人手里没有牵着马，也许有一把短刀藏在衣袋里。我手里抱着的衣服“砰”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溅起的灰尘像水波一样荡开又如花朵一样开放。
这是一声闷响，地面给予包裹的反弹力如一片细嫩的禾苗被重重地压在一块石头下面，发不出一丝声音。这个沉闷的声音对于我的精神是一记重击。它像一声雷，接下来的是大雨。而对于他则刚好相反，它是明明白白的催促，奔马耳边的鞭响。
那个包是我的，它一直被抱在胸前。里边包着我的毛衣和裙子。它们被洗了又洗，纵横的纤维里充满了洗涤剂的香味。它们是不能挨近灰尘和泥土的。灰尘是它们的敌人。我的使命就是用身体的高度将它们托离地面，远离尘土。它们是那样潮湿，易于被尘土污染，像婴儿易于被病菌感染。
此刻，它掉到了地上，在它们湿漉漉的时候，掉到了可怕的尘土里。我觉得是自己“砰”的一声滚了下去，顷刻间被尘土包裹。我身上的水珠召唤着尘土，它们是天然亲和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将自己从泥土中重拾起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人的胸前，等待着奇迹发生。过了有十秒钟，我失去了信心，我命里没有守护神。
我的脸的二分之一被他的手捂住。还好，鼻子被留在了外边。就他手掌的宽度来看，完全可以连鼻子一同捂住。他是有意留的，这说明他不想置我于死地，还说明他是个有经验的家伙，做起攻击女人的事儿来有条不紊，进退有度。这个细节，他一定是事先考虑过了。留鼻子和不留鼻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需要事先决策。我就听说过一个关于鼻子的故事：说是战争年代，一支部队的保育员（女性）在敌人逼近他们的藏身之处时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可能十分幼小），保育员迅速捂住了那张哭泣的小嘴还有小鼻子。目标终因保育员奋力按住了哭声还有呼吸而没有暴露，但那个孩子再也不能哭了并且再也不需要氧气了。那个动作迅速、机敏的保育员就是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操作上较我遇到的这个人要缺乏经验和常识。
还有我的腰，被他的另一条胳臂紧紧地箍着，我的两条胳臂也在里边。他显然是个干活利索、手脚麻利的人。对付我这种如被风吹乱的一堆柴草似的人，他三下两下就撸顺了我的胳臂腿，然后一用力，就捆结实了。
我对于这种突然的攻击，没有本能地呼救和挣扎，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惊异于自己的冷静，我的腿一点都不抖动，还有身体，没有打颤。
他抱住我腰部的胳膊还有捂在我嘴上的手，都用了很大的力气。它们用在没有反抗的我身上，如用一只巨大的铁笼子装了一只小猫，而它原来是装狮子用的。那些用来应付我挣扎反抗的力气，没有找到对手，正焦急地左冲右突，显得狂躁不安。它们是一只从他体内出发应战的军队，出发前已接受了十分具体的战斗任务，个个全副武装，准备打个漂亮的胜仗回去，可当它们冲到前线后，意外地没有找到敌人，没用出击就夺取了那块据说有重兵据守的阵地。它们十分颓丧，军容如吃了败仗一样萎靡。
我在这突然的攻击面前保持着沉默，保持着束手就擒的态度。只有我手里的湿衣服滚落时发出了一些声响。除此之外，就是——就找你，三个字的余音在我的周围弥漫。尖叫以及挣扎扭动都没有出现，而它们是应该出现的。
看来，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微笑地面对一切，甚至包括强奸犯。据说，一个看不见危险的人，是可以过悬崖如履平地，涉火海如同散步的。我曾经是一个看不见火、刀、悬崖的人。可我是什么时候从那个黄金美梦中醒转过来？是谁，用什么样的尖锐的声响吵醒了我？我不会愿意醒过来，一定是受到了超强音量的摧残，使我成了一个能将细小的危险放大无数倍的可怜的人：此刻，还没有到来的黑暗已经提前将我包围，我努力突破黏稠的黑暗，要回到我那窗上安了铁网，门上有暗锁的家里去。这时，我的身后响起了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它不紧不慢地一直响在我的身后，越来越像夜半门插被从外面剥落的声音。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呼吸变得急促，我无法忍受那个声音响在我的身后。我无力将它熄灭，但我似乎还有余力让它响到我的前边去。我蹲下身，佯装弄裤脚和鞋，而眼睛却盯向身后发出可疑声音的物体。我保持着那个闲散实则警觉的姿势，那实际上是个百米起跑的姿势。我看着发出声音的东西从我的眼皮底下爬了过去，像一条蠕动着的有着鲜艳毒刺的毛毛虫。那是个背着鲜艳书包的孩子。他的衣服是羽绒的，样子斑斓而臃肿。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我被粗暴吵醒后的生活。实际上，即使是大白天，如果我身后走着个陌生男人，我就立刻紧张起来，我坚信不疑他的衣袋里藏着一把刀。他也许什么都不为就会杀死我。也许只是想试一试他的那把新买来的还没杀过人的刀是不是锋利，是否得心应手。
他说完就找你之后，也沉默着。我没动，他也不动，形成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但他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是只将我固定在楼梯上，他应该还有下一步骤。显然，目前的这个僵局是暂时的。他一定得事先想好，先怎样，然后怎样，最后怎样，出现这样那样的意外情况怎样，如突然遇到第三人怎么办，对方拼命挣扎怎么办，等等。这是几套方案，一系列的动作，已事先编好了程序。但，百密一疏，他没有想到我会不反抗。像1+1等于几的问题出现在考大学的试卷中。谁都不会认为它是2，然而它就是2。这个考题使精于数学的人在他的等号后边犹豫了很长时间。看来问题的难易取决于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他就停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面前，不敢相信那个同样简单的答案。这导致他一系列动作间出现了空白。对于这突然的断链，他不知如何续接。于是那段空白就如浅水中的鱼，被我毫不犹豫地看到了，并且抓在了手中。
我立即剪下一段我的精神和意志嵌进那段空白。这段有着我的属性的物质是黑色的。它不易被察觉，闪着煤的断面似的漆光。链条完整了。我的意志乔装进入到他的精神深处，将伺机干扰并打乱他的固有程序，进而左右整个局面。我将凭靠着它的能量拉动业已搁浅的大船。
你松开手，我不喊。那段黑色物质耀眼地闪了一下。发出了第一组信号，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我是在他宽大的手掌里说这句话的。当那些对付我尖叫的士兵如潮水一样退却后，手掌与我的嘴唇之间出现了一丝空隙，我的声音得以从这空隙爬过。如一粒种子的幼芽蜿蜒地爬过压在它头顶的石头，从一侧将头探了出来。我的声音从他细窄的指缝中滑出，如饴糖一样扯成粗细不均的条状。
他的手开始放松，尴尬地下滑，最后垂了下去。我知道他的犹豫、担心还有吃惊。如果他作案多起的话，我肯定他从未听到“我不喊”三个字。他有力的手都是成功地将嘶叫和呼喊严严地堵了回去，甚至连同呼吸都一齐堵住。
我的呼吸终于得到了口腔的援助，变得从容起来。
我惊异于我超常的冷静，这种如巨石一样的冷静从哪里来，它是怎样在我的头脑中生成并且成长？我对付强奸犯并未有过经验，也没有过性经验。总之，在我被一个陌生的男人牢牢地抱住时，我对男性还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强奸意味着什么，我仅有的一次经验也不足以证明男性有多么可怕。那是我第一次同我很喜欢的一个男人的拥抱。我们站在树下，暮春时节，风很暖，我们头上的柳树枝条又长又柔软。那是一株江边的古柳，它像一个巨大的水母，遮在我的头上。而此前，我从未接触过异性，因此，在我的想象里那应该是惊心动魄的。我倒是希望能那样，结果是我没能怎么样，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见我头上的星星还有月亮都完好无损地挂在那里。世界并未因此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原以为它至少应为我摇晃一下的。
若干年前在松花江边抱住我的男人是我熟识的朋友。他是从我的正面侵入我的身体周围二十厘米内这个警戒空间的。他为进入这一空间，进行了漫长的准备。就像铺一条铁路，等路铺完了，他才像火车一样启动，然后轰隆隆地开过来。显然他是个只走铁轨的男人。而楼梯上的这个男人同我的这朋友不同，他选择从我的后面侵入我的警戒空间，并且是突然的，迅速的，不像火车那样，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那冲天的烟柱和巨大的声音。他什么声音都没有，他的脚几乎没有在楼梯上弄出一点声响，他是一架飞机，只与空气摩擦，而那个摩擦声又是我无法听到的。
虽然我在心里不认为从正面抱着就是善，从背面抱着就是恶，但在我的生活经验里，从背后被抱住这还是第一次，也就是说，我已习惯了面对面的拥抱，对于从其他角度接近我的肉体，我不但很吃惊而且很不习惯。
然而，意外情况突然出现了。那只从我的脸上垂下去的手并未闲着，他去支援了另一只手。两只手一齐向我的牛仔裤腰部扣子那汇合，最后一齐上阵解那个扣子。十个手指一齐工作反而互相牵绊，事倍功半。那是个难解的扣子，早上穿衣时，系上它就费了些力气。当时还想，这要是解开得更费劲。想不到这费劲的工作竟有人代劳。虽然那扣子以一将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誓死抵抗着。但扣子一定会被解开，我必须马上支援那只精疲力竭的扣子。
我有些着急了。至此，我才开始着急。我的两只手可以在一个有限的区间活动，够得到扣子。他正全力解扣子，对我的胳膊的看守明显放松，于是，我的两只手同时向扣子那集结。四只手将在那里展开一场混战。那只扣子所在的位置，将因这场战役而载入史册。
我是突然对他的两只手开始包围的。我的两只手紧紧地抱住了他的正在忙碌的手。我知道他力气很大，但我不能不反抗。如果说他抱住我的腰捂住我的嘴是边境上的挑衅及小规模侵扰，可以暂不理会，但解裤子上扣子的行为则是以重兵攻打我的国都，只要我这个国王手里还有一兵一卒，都不会坐以待毙。我用了所有兵力。
我以为四只手的混战将激烈异常，搅起的烟尘遮天蔽日。然而他的两只手在我的紧抱下一动不动了。
四只手抱在一起，谁也不动，像拳击手在激烈的角逐中忽然抱在一起暂憩。这次，是我手上的力量成了多余的东西。他完全可以用一只手抓住我的两只手，然后用另一只手继续解扣子，胜利将是他的。
然而他选择了失败。而这个失败是有补偿的。他敏锐地嗅到了这个失败散发出的香味。他的手被我紧紧地抱住了，他略挣扎了两下就不动了。它们如两只小绒毛动物，在我手掌的温暖怀抱里很快蜷缩成一团，又闭上了眼睛，准备睡上一大觉。它们似乎为寻找这个小巢跑了很多岔道。我的热量不断地从双手的气孔里喷射出来。潮湿温暖的气流包裹了他的手，使他一直不安的手处于被催眠状态。
也许他已达到目的，也许他的目的仅仅如此，或者，他的目的在一条较长道路的尽头，当他向着目标跑去时，遇到了我的迷惑和干扰，致使他跑着跑着不觉跑上了一条岔道。当他发觉跑错了时，又被这条歧路上的花香所迷醉。他偷偷停下了脚步，将错就错。
我一直过多地注视我的心灵，而对我的手缺乏关怀。但是，在这里，我的手的不俗表现让我不能再对它视而不见。我的还有所有人的手进入了我的视线。其实，一双温暖的手在我的幼年就出现了。大我十六岁的哥哥从部队探亲回来。晚上，我睡在哥哥的身边。我一定是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在那噩梦里挣扎哭叫。当我一边哭泣一边醒过来时，我发现我的哥哥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他还说着安慰我的话，告诉我这是一个梦，不是真的，不要害怕。那个可怕的噩梦早已忘记了，而哥哥的手至今在我的记忆里保存。它被我保存的原因是我认为它是个英雄。当我被噩梦死死地拽住，就要被吞噬的时候，被我哥哥的手发现了，它迅速地跑进了我的噩梦，在一片天昏地暗中艰难找到了我，然后用力将我救出。噩梦如一个气泡，在哥哥那双无畏的手下轰然破灭。这是我五岁的时候，第一次被一双手拯救。
我突然想说话了。此前，我一直沉默着，并在沉默中解着“绳索”。现在，绳索基本上解开了，我不想一言不发就走。这件事如一只苹果一样被我用力抛入空中，我想伸出手稳稳地接住它，然后好生放到篮子里。不做完这些细活，我无法让自己离开。
说话的欲望如潮水顷刻就漫过了头顶。但我唯一的听众站在身后，他的耳朵也在我的身后。我的声音无法直接撞击他的脸和耳朵。所以，我得转过身去，我想看着他的脸说话，我在遭遇这种突然的侵略时，第一反应不是反抗和呼救，而是想说话，关于他的行为我有许多疑问。如果我是一个国家的臣子，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一定是个主和派。我一定要在刀兵相见之前，同对方谈上一谈。我要问问对方，为什么选择战争这种形式，有没有其他途径。我想我和从后边抱住我的男人就是两个即将开战的部落，我想和谈，和谈是需面对面的。于是我试图转过身去，但我没能转得过去，他的一只胳膊一直死死地抱着我的腰。我两次努力的转身都失败了。当我第三次执著的转身失败后，我才猛然明白——他怕我看见他的脸！他仍然对我的眼睛警戒森严。而这一切是因为他早已认为自己是罪犯而我则刚刚想到这一点。我的转身不是为看清他的脸及体貌特征以备抓捕他时提供有力的依据，我仅仅是要说话，要摆出一副认真和谈的姿态，我要针对这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我从未背对着谁说话，觉得这样话简直没法说。看来，还得为我的滔滔宏论的出台搬掉最后一块石头。
你现在还没有犯罪（其实已经犯了），至少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不会把你交给警察，我不相信别人会比我更有权利和力量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对你的处罚要比警察的处罚严厉十倍，但我知道你怕他们而不怕我。我的处罚是让你听我说话。
于是，缠在我腰间的胳膊也滑落了下去，垂到了身体的两侧。他站直了身子，并呼了一口长气。我也站直了，也做了一个深呼吸。显然，此前的那种状态使我和他都感到了疲累。
现在，我们是毫不牵扯的两个人，各自占据着一块空间。我觉着自己像一只从木板中艰难拔出的钉子，禁锢没有了，甚至可以沿着斜坡愉快地滚动了。
我于是转过了身去，一下子就跟他面对面了。中间只有几厘米。我意识到，我们各自的二十厘米已经重合。这是个可以拥抱的距离。我看见他两手垂着，不但没有了刚开始袭击我时的勇猛，甚至有了戒备我的态势。他剩下的只有守了。
我于是抬起头，我看见了他的脸——
而十五年前，二十二岁的我被学校像旋转的雨伞上抛出的饱满的水珠一样弃置于一所乡镇小学校里。夜晚一个人躺在没有铁护栏的平房里，听着夜半响起的敲击我宿舍玻璃的声音。那个敲玻璃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几乎都没有想过，我只是在一篇文章中对那声音做了详尽的描述：那一串哒哒哒，手指扣击玻璃的声音，是发给我的电报，我对这绵绵的哒哒哒声是否做出反应以及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是窗外的人所不能左右的。我竟然不去想他会推窗而入，那窗子是一推就开的。我那时认为，那个夜半敲我窗子的人是个乞丐而不是一个强盗。如果是强盗他就不会用那种细腻的指法耐心地敲窗子，而是应该一脚踢开窗子，然后一跃而入。强盗的声音是响亮的哗啦啦、轰隆隆，而不是小心翼翼的哒哒哒。显然，我二十二岁时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我一开始就不怕那缠绵的敲玻璃的声音。我知道，那一定是几根苍白的手指和一个忧郁的心情在我的玻璃上对我说话。那是他的语言，独特而明了。只是我不用手指说话，和站在我窗外的人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所以，我无法同他交谈，无法回答他。
我常常是在那种有节律的声音里醒来，在他絮絮的诉说里，翻了一个身就又睡着了。它和我窗外不远处水稻田里起伏的蛙声，一阵清风掠过杨树梢，树叶一齐的旋转拍打声一样，都是我耳边的自然之声。它们一齐轻轻地响着，带给我的是更加深邃的空寂和更加深沉的睡眠。
我从未听见窗外离去的脚步声，就像我从未知觉它的到来。我总是马上又睡着了。不知那声音在什么时候疲倦了，也许是在月亮隐到云朵里，风也停了下来。
那是一张让我吃惊的漂亮的脸。前额略宽而且饱满。从楼梯间墙上的小窗透进的月光打在他对光一侧的额头上，还有鼻子的最高部分也被月光打亮，它们形成了整个脸的高光部分。这使他的脸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像雕塑作品从木头、泥坯中突现出来一样。他的眉骨略高，阴影挡住了眼睛，闪动的睫毛却被月光照亮。头发浓密而且卷曲，有一缕已垂到额前，这使他整张英俊的脸又添了一丝温柔。总之，他像我读书时，美术老师放到讲台上的，那尊供我们素描的名为大卫的石膏像。
我把他的脸同石膏像大卫做了一下比较，发觉大卫的眼睛太大了，脸上的表情也太过执著；而他的眼睛此刻在眉骨的阴影下，在注视着我，正准备聆听一个女人的教诲。我觉得他比大卫要美。我认为一个乐于倾听女人絮絮叨叨的男人就是个可爱的人。
我伸手抚了他的头发一下，又拍了一下他的脸。这是我的习惯动作，一般遇到可爱的小孩时的做法，而我却对这个大人，高我一头的，十分钟前还企图强奸我的大人使用了对付小孩的手段。
后来，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这个多余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对它进行了艰难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他已被我控制，神情已开始紧张，而我的这个动作对稳定情绪很有效。2.当我看见他的脸时，发觉他的年龄比我小，从衣着到发型都像一个学生，而我做过教师，我在做教师时对犯了错误的学生极少严厉批评。我总是耐心地跟他们谈，一边谈还一边拽拽那孩子的衣襟、拍拍他的头，直到他被我弄得流下泪水，哽咽着说以后再也不惹老师生气了。我当时二十六岁，而他不会超过二十二岁，从年龄上我一下高出他一大截，于是我可以俯视他，把他看成孩子，而我看见小孩子是爱拍拍他们的脸蛋的。
他一直不说话，僵僵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被我用看不见的绳索捆绑了一样。如果他作案多起的话，这该是他最被动的一次。他的头不是挺得很直，但也没低下。我看出他落到这一步是多么心有不甘。
我把手从他的脸上收回来后，就开始了说教。我的中心意思就是你看你多漂亮啊（由衷的赞美）！没有女孩子跟你好吗（这是我的疑问之一）？你怎么想到要拦路抢呢（这是疑问之二）？这有多危险（我是指他，他会因此坐牢）。我拽了拽被他弄皱的衣襟继续说，只要你努力做个优秀的人，会有很多女人跟你好的，用不着冒着危险抢。还说了什么大道理就忘记了，总之，我告诉了他一个关于女人的秘密。
他被我说得无地自容，一直低着头，好像还撮着手。我觉得说得差不多了。
我走了，你也走吧。我结束了我的说教。
至此，散落一地的苹果已被我一个一个地拾到了竹篮子里，并放到了一只牢靠的椅子上。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他站着不动，低着头站在他原来的地方。也就是他精心选择的楼层，精心选择的位置。
在向楼上迈动脚步之前，我想起了那个落在地上的包裹。
把地上的包递给我，像对一个熟人说话。我觉得他不会拒绝。我的所有话他都照办了包括：你松开手。
你自己拿吧，他的语气像刚跑完五千米。
在我俯身拾起那个包裹时，才明白他为什么拒绝。
那个包裹是一开始就落到地上去的，它是这个事件的开头。它一开口就会从头说起。它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很有发言权。他不能碰它，一碰，它就张嘴说话了。它会无限委屈地讲述它是怎么掉到地上，掉到灰尘里去的。而包裹的所有痛苦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怕它，他已厌恶了自己刚刚做过的事。
我重新抱起那个正打算哭泣的包裹，向楼上迈动脚步。那一组台阶有九级，当我走到中间时，身后想起了他的声音：我能不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工作？他的声音急促，匆匆地追上了我上楼梯的脚步并抢到我的前边拦住了我的去路。这该是他对我说的第三句话，语流急促，声音里有一丝胆怯。从他使用“我能不能——”这样的句子形式来看，他的语文程度不低。这应该是翻译小说的语言习惯。
几乎没犹豫，我告诉了他。我和单位的关系是一只羊同一棵树的关系。羊被拴在树下，在以绳索长度为半径的圆内吃草。找到了树就找到了羊，于是，我告诉了他那棵拴着我的树在哪里。他仍站在那里不走。我也感到他是真的无法立即迈动脚步，耻辱像极黏稠的胶一样在他的周围一点点地聚拢，牢牢地缚住了他，使他像一滴树脂上的昆虫。
于是，我丢下被我钉住的男孩，慢慢独自上了七楼。我的宿舍在七楼，而在半小时前，我被这个一动不动的年轻人拦在了三楼。
他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他日后想去找我吗？他敢吗？谁会去回访自己企图强奸未遂的人呢？看来这个疑问的后边牵着一个巨大的物质，而答案就在里边。
我仍然记得，他当时显得是那样胆怯又是那样鼓足了最后的勇气非问不可。他已做好了我拒绝回答的准备，在我还没有想好是回答还是不回答的时候，他已满脸局促地迎接我的拒绝。我的回答让他绷紧的肌肉放松了下来。
他为什么一定要知道我是谁？我被这个疑问缠绕了很久。事情过去几年后，我才渐渐地明白。
夜晚的楼梯，还有那些可疑的月光，以及我这样的一个人，这些加在一起多么像一个梦境。他一定是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一切都是那么虚飘，他又没有时间细想（因为我马上要上楼去了）。但他十分惊奇，不想让这件事从身边溜走。他想伸手抓住它，以便把它带走，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再拿出来细看看、细想想，像草食动物的反刍。如果他不问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五分钟之后，当我在他的视线内消失，这件令他惊异的事就会比一个梦境更虚幻。他的做法，是在竭力挽住一个迅速滑向梦境的现实。而我给予他的回答，是拽住这个现实的唯一绳索。
他认为这件事值得保留，必须保留。而这件事不是墙上的壁画，无法拓印，所以他无法忍受我在他的面前消失。因为我将把整个事件带走，一同在他眼前消失，他将独自面对无边的虚空。我转过身上楼去的背影，让他惧怕并且紧张。于是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问了不该问也不该得到回答的问题。
然而他问了，我也回答了。我当时就看到了他目光中的无助和痛苦。他需要我的名字。他也许是世界上最需要我的名字的力量的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划上标记呢？让这件令他尴尬的事滑入梦的深谷里有什么不好呢？显然他被我说动了，他听信了我，他要照我说的去做，他想迈上我所指给他的道路。我将成为他的起点，他将从我这里出发。所以，他要证明我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梦中模糊的影子。毕竟，现实比梦境更容易被信任。梦可以被忽略不记，这是人的习惯。如果他不能证明我是真实的，那么，他就可以忽略这个“梦”，也就是忽略掉我以及我指给他的道路。他脚下原是有一条道路的。一条道路的更改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这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他不能依赖一个梦，他至少需要凭靠一个事实的力量。他需要一个事实的力量从背后的推动。而梦境没有力量。
他就站在那里，仰头看着我消失，极像一对情侣恋恋不舍的分别。
读到这里，我的恐怖故事就结束了。其实，是有我参与的这段情节结束了，因为我上到七楼回到了宿舍。我睡着了，并没有做什么噩梦，我没有受到多少惊吓，我的精神质地优良，它的耐力和弹力都是惊人的。这件事对它的抻拉并未使它断裂一丝纤维，它完好无损地复了原位。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我”回到了宿舍，退出了故事，而故事的另一重要人物，也就是“他”仍站在楼梯上。那楼梯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他没有离开，故事就无法完全结束。剩下了他一个人故事仍要继续，情节依然精彩。而这一切我都无从知道了。
但我为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做出了贡献。我留下了我的名字和我的工作单位。这些是故事的下半部分赖以生存的土壤。我站在楼梯上的时候只看到了这个故事长出了绿叶，而它的花朵要在我离开之后开放。虽然我看不到花朵，但我为花朵的开放留下了必须的肥料。
格致（1964—），生于吉林乌拉。姓爱新觉罗,原名赵艳平,祖籍沈阳。著有散文集《转身》，散文合集《七个人的背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