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洁
1
我丈夫离去的时间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他是在回家的列车上离我而去的。
车过湖南怀化，我和儿子依然没能为他联系上氧气，我们绝望了，他也绝望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最后一次微弱地呼吸之后就不再呼吸了，他不再希望不再坚持不再挣扎了。车窗外是湖南怀化的一片山林、水泊，我的丈夫在那里与我们分手了，他的魂魄从此飘泊在那片陌生的山水间，我的断肠也从此留在那片陌生的山水间。南方北方五千里迢迢，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否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他的头微微地侧着，右边的嘴角和脸颊挂着最后吐出的泡状白色唾沫，在此之前的一个小时，他一直在大口大口地喘息，大口大口地吐着这种泡状唾沫，儿子一遍一遍地为他擦掉这些唾沫。那时，我和儿子、侄儿（我兄长的儿子，十天前他从湖北赶到昆明来帮助我们）的心都在备受煎熬，我知道那煎熬我们的油锅里沸腾着的是我们滚滚不尽的眼泪——我几乎要给那个副列车长下跪了，我说你帮我的丈夫上一瓶氧气吧，再没有氧气，他都没命了！我抓着他的衣袖，号啕着，乞求着。他说下一站是湖南怀化，是个大站，他可以帮着联系一瓶氧气，但他又执意让我与他们的站长说好，同意让他上并通知他。我问你们站长在哪儿？他说在昆明。我知道，他又一次把我的心放在油锅里煎炸了。他在我的面前竖起了一把天梯，让我攀越，可我却眩晕着瘫倒在梯下……
我绝望地回到车箱，丈夫在痛苦地挣扎，他呼吸的喘急使我想到了被浪涛抛在了沙滩上的鱼，沙滩炙热着，太阳干烤着，鱼痛苦地扭曲、蹦跳着，一把破鱼的刀扎在我的心上，鲜血淋淋啊！
我旋即又跑出去找列车长，我不想再求那位副车长。还是在上午九时，胸前别着绿色“列车长”牌证的男人曾非常痛快地答应过我，说到达贵州凯里时他帮我们上一个氧气瓶，我是看着他用对讲机通知了凯里什么人的。然而，车到凯里时，列车长又告诉我们，说没有找到四升八升十升的小氧气瓶，说医院的大氧气瓶不能上车，但他答应再联系下站湖南怀化。说话间列车就轰隆着开过了贵州凯里。过贵州凯里已到了中午，丈夫在高烧，在喘息。其实，清晨八点丈夫就已烧了起来，随行的军医、护士已在他的床头挂上各类药瓶，开始给他输液。侄儿跑来说，姑，姑夫问怎么还上不来氧气，他难受得厉害。我即刻跑回车厢，跪在他的床前，我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大把大把的泪水滴落在他蜡黄的脸上，滴落在他急剧起伏的胸上。我说亲爱的，你再坚持一下，三个小时后车到怀化，我们就有氧气了，列车长说给我们联系。丈夫闭着眼，痛苦地喘息着，没有说话。我知道我说这话时，我的心在淌血，淌血的心被高高挂在了悬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谁来救我的亲人？救我？我的呼救声微弱而无力，声声跌在悬崖下的深渊之中，我分明听到了那一声声跌碎的惨吟。
列车缝隙中钻进来的冷风在风化我的心，那血已在干涸……
我对副车长说，车长上午答应到怀化给我们上一个氧气瓶的。副车长说车长休息了，上午是他的班，下午是我的班。我说那我求你救我的丈夫了，我一定感谢你。我背转身掏背包里的钱，我发现我只剩下六百元钱了，我想把这仅剩的六百元钱给他，只要他能救我的丈夫。他还是坚持要我对他们站长说，他说按规定列车上是不许上氧气瓶的。他又说听你儿子说丹增书记帮助过你们，那就让丹增书记给我们站长打个电话，站长再给我打电话，事情就解决了。又说你没见我在凯里已经开始安排了吗？我说现在已经中午一点了，可能联系不上任何人了；我说我丈夫的生命垂危，怕来不及这样无望的折腾了；我又说怎么与你们站长联系，有姓名和电话么，副车长最终没有告诉我怎样和他们站长联系，只说哪个领导都行，说完，他就消失在车廊里了。
我看见军医卢国良已在用球状人工呼吸器帮助丈夫呼吸，看见护士小闵为丈夫吸出的痰已是一管管粉红色的血水。情急之下，我给丹增书记的秘书小和拨通了电话……
2
八月三十日上午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十几位军医抢救我丈夫时，小和到了现场的。他对我和林副院长说，丹增书记给医院打了电话，但还是不放心，让我过来一趟。我知道他说这些话对救我丈夫至关重要。我不认识丹增，更不知道丹增是云南省委副书记。三十日凌晨，我的丈夫已经呼吸衰竭，他已高烧到三十九度多，心脑静、柴胡都不能使他退热，医生给他注射了激素。之后他开始大汗淋漓，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湿了枕头、床单，湿了厚厚的被褥。他的生命之水雨一样淋了下来，河一样流了出来。流尽了生命之水的肉体开始变得石头一般冰冷，医生说他的神经末梢已不能循环，他的血氧量不足百分之五十，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随时都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他的“病危”是在两天前他住进医院时医生就向我下了通知的。
下午三时，我的两个儿子也从北京飞到了昆明。
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和死过又活过来的丈夫、和我的儿子们日夜沉浸在感恩你们救命的泪雨之中。
抢救开始时，医生们麻醉了我的丈夫，然后从他柔软的口腔向气管插进了坚硬的管子，然后上了呼吸机。一天之后，昏迷又意识朦胧的丈夫在万分的痛苦中拔掉了插进口腔、气管里的管子，医生们一阵忙乱之后，切开了他的喉部气管，安上了塑料管，此后，庞大的呼吸机开始从这个塑管向我丈夫的肺里压进氧气，脆弱的生命在被冷漠的机器牵携，也在被冷漠的机器挤压、强迫和操纵。我的丈夫无助而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他的鼻腔插进了吸食的管子，他的下身插上了输尿的管子，升压的药液输进了他脚上的管子，每天二十多个小时、五六千元的药液流进了他胸壁上的管子……我的亲人被粗粗细细的管子拯救着，可我觉着那些管子竟是一条条弯曲扭动的蛇，每日都在咬噬着我的心，我疼痛难忍啊。
他终于活过来了。
两天后，他从昏迷中醒来。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他的眼神迷茫而恍惚。他急切地想说话，但切开的气管开放着，他发不出声来。护士递上来圆珠笔和铁皮记事簿，让他写。他的手颤抖着，他的胳膊绵软无力，他举不起一支细细的笔。但他还是执意要写，我只好扶着他的手，儿子把记事本举到他的脸前，护士保护着各种管子不致脱落，他艰难地开始写了。他写到“梅洁需要休息”，他居然知道我已三天三夜七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他在生命如此艰难的时刻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妻子！接着他又写“对不起”，然后用绵软无力的手指我、指我的两个儿子、指医生护士，然后他开始恸哭，咧着嘴、发不出声音的恸哭啊！泪水从他的双鬓滚落下来，我一生一世都没有看见过的我男人的眼泪啊！若不是万般痛苦万般伤心万般歉疚他何以泪水如河？内心坚强、隐忍、理性过人的他，何时何地何事让他流过如此的眼泪？我俯下身，搂着他依然英俊的头颅，我们脸贴脸泪叠泪心印心啊。我说亲爱的你要挺住要坚强治好病我们一起回家，他回应了“一起回家”四个字后便又昏了过去。
在发不出声音的十几个日日夜夜，他写了三十多次二十多页纸呢，他写得最多的字是“回家”。在陌生遥远的异乡，在天高地远的云南，病重的他最大的指望是“回家”，最沉重的焦虑是“回不了家”。伤心与疲惫摧残折磨着我，怕“带不回丈夫”的恐惧、焦灼和负罪感摧残折磨着我……
医生给他用了最好的消炎药，“泰能”、“舒普森”什么的，医生说若用这些王牌消炎药还控制不了他双肺的感染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然而，奇迹终于出现了，在抢救后的第五天，拍回的肺片证明他肺部的炎症已大面积得到控制，他的体温也已恢复正常，整个楼道都在欢呼：医生、护士、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拉着他的手说：爸，你的生命力真强，你的病一定能治好。他欣喜地点了点头，又写“快好快回家”。
3
然而，灾难之于我的丈夫又从潜隐走向突现，他的骨髓造血机能竟完全处于抑制状态，他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低到了可怕的极限，最低一次白细胞只剩下二千，血小板只剩下四千，血色素只有六克！于是，医生每四天给他输一次血，三天输一次血小板，战士的血战士的血小板啊。即使这样，输入的也跟不上消耗的。一年多来的放疗、化疗彻底毁掉了我丈夫的健康。
手术后一般人做三四次化疗都因承受不了巨大的痛苦而中止这毒害性治疗，可我的丈夫硬是不屈不挠地做了七次！他是太想让自己好起来了，他也太相信“小细胞肺癌对放、化疗比较敏感”的书面说教了！他把那本《肺癌防治》的书快翻烂了，他像中学生一样在那部书上划满了圈圈点点、红道蓝道啊！
那些天，昆明天天下雨，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凄凉，犹如我们凄凉的心。丈夫的病时好时坏，医生总在暗示我们：能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了啦！这暗示使我的心雪上加霜啊。儿子开始到昆明机场联系机票，但怎样求助都无法为他的父亲买上躺着的座位——非常奇怪的是，我的丈夫自这次病以来他坐不起来了。为了回家，他一次一次企图坐起来，但他坚持不到几分钟便颓然倒下，他甚至连抓住床沿往上蹭一下身子都不可能。
就在我们欢欢喜喜乘坐医院救护车到达机场之后；就在一阵慌乱、机场急救中心给充满十二袋氧气收我一千二百七十元氧气费之后；就在把我的丈夫连同氧气一起转到机场救护车并进入绿色通道之后；就在我和儿子、侄儿大包小包逃难一般穿越人群央乞让路直奔检票处且已到达登机口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拉我丈夫的救护车，没有看到护送他的担架。登机口人员用报话机联系，说丈夫那边已经被停止登机，因为氧气不准上机。
在机场登机口我不知我在对谁号啕对谁诉说对谁呼救，然而一切于事无补。飞机因等候我们和机场协调而延飞二十分钟后便轰隆一声飞向了夜空，我只觉我的心连同我整个人都被那轰隆声炸得粉碎……
当我和儿子、侄儿满身大汗满脸泪水满目绝望地从登机口狼狈不堪走出机场大厅时，我看见可怜的丈夫已经无声地躺在了医院的救护车上。儿子说，妈你别哭别吓着爸爸。我停止哭泣强装镇静抚摸着丈夫的额头轻轻地说，你千万别着急，我们回医院再想办法。他点点头，我看见了他眼神中无限的哀伤和焦虑。
救护车鸣叫着又把我们拉回到昆明总医院，疲惫不堪的孩子们已在病房东倒西歪地睡去，而我的丈夫彻夜未眠，我彻夜坐在病床边陪伴着他。我喂他两片安定希望他睡一会儿，但他依然睁着眼睛到天亮，天亮他便发起烧来我知道他是急的，他承受不了回不了家的打击。我说天亮我们就想办法，飞机不让我们走我们坐火车回去。天亮后，可怜我的两个孩子一天只吃了一顿饭终于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卧铺票，下午五时两个孩子拿着车票回到病房时，我的丈夫才放心地睡了两个小时，他的体温也降了下来。
然而，残酷的现实依然把我丈夫的生命逼到了绝境，火车依然不让带氧气瓶只许带氧气袋，而一袋氧气医生说至多只够呼二十分钟，昆明至石家庄我们在列车上需长途跋涉三十七个小时！一个简单不过的乘法积数他们说得那么轻松，但却成为一个脆弱生命无法逾越的孽障。再说即使我们能买一百一十一袋氧气他们能给我们车厢存放吗？万般无奈中我们想到了“氧立得”，就是聂卫平在电视上作广告的那个“氧立得”，就是在一个小小塑料壶里放两包药粉加上水就能产生够二十分钟呼的氧气的“氧立得”，儿子买了够四十个小时用的氧立得”黑白药粉，两个制氧塑料小壶。然而，不论我的孩子们怎样手忙脚乱每二十分钟换一次“氧立得”，不论他们怎样加大A包B包、B包A包用量，“氧立得”微弱的氧气最终未能救我丈夫的生命。从昆明到怀化，他坚持了十八个小时后便不再坚持，他绝望地离开了他忠诚过、奉献过、劳作过、爱过、活过的世界。
4
T62次列车穿山越岭，走过了云贵高原。我伤心的儿子跪在他父亲的头前说，爸你再坚持一下，到了平原你就会好起来的。又说爸，已经到了平原了，我看见窗外边都有水了……我相信仍有心跳、仍有呼吸的我的丈夫是听到了儿子的声音的。但他终归无望，终归不能再坚持下去。
丈夫躺在我的怀里，无声无息。我悲苦的泪水疯狂着，滂沱如雨。我双手伸进裹着他的白被，抚摸着他一直裸着的双脚、双腿，抚摸着他依然温热依然柔软的腹、胸。这是我怎样熟悉的一个男人的身体啊。这是一个树一样昂扬正直、土地一样坚实可靠的男人啊。这是寄托了我一生一世的爱与劳苦、幸福与希望的男人啊。这是我大学同窗五年、又夫妻厮守了三十四年的男人啊。这是同甘共苦孕育抚养了两个优秀的儿子的男人啊。难得我们风里雨里心灵的相知，难得纷乱的人世我们精神的依傍，难得这晚秋的爱这样两相依依呀，我的男人！我纤弱的心正走在你皓皓的岁月，悲也是歌喜也是歌呀，我的男人！此后呢，生之匆匆死之匆匆，我再到何处觅我们俩人的天空？
我匍匐在丈夫的胸前，我抚摸着他渐渐冷却的身体，哭诉着我无边的悲痛和忏悔。昆明的会议你可去可不去，可我为什么没有劝你？你羸弱的身体怎样承受云贵高原稀薄的氧气，可我为什么只想着昆明四季如春竟丝毫没想到那里也是高原雪域？我说过我会竭尽全力带你回家，可我最终没能把你带回来呀我的亲人……
儿子不时地走进来关紧车门，儿子说，妈你不能这样哭，列车长说若我们弄出动静，让旅客知道爸已去世，那我们下站就得下车，我们不是要带爸爸回家吗？
可怜的亲人，你如此惨逝在路上，我竟连大声地哭都不能。
儿子又走进来说，妈，卢医生说让给爸穿衣服，我说你把睡裤给爸爸穿上吧。儿子说不是穿这衣服是穿新衣服，我问为什么要穿新衣服？儿子说爸爸最后的衣服当然要穿新的呀。我说最后的新衣服不是回家后再穿吗？儿子说，卢医生说到家还有十九个小时，到那时怕穿不上了。我问为什么穿不上呢？儿子说，卢医生说再过十九个小时爸爸身体会变得僵硬，再穿衣服怕弄坏爸爸的身体。天呀，我们到什么地方给你爸爸弄新衣服呀？儿子说，下站是长沙，能不能跟哪个服装公司联系，让他们把衣服送到长沙站台上？可我的孩子，我们已没有多少钱了，再说我们能与哪个服装公司联系上呢？
望着疲惫伤心的儿子我又一次失声恸哭。悲恸中我突然想到了铁凝，我想让铁凝给湖南省作协打个电话，请求湖南省作协帮我丈夫买衣服，日后我再寄钱给湖南作协。我相信，作文做事皆周全而精致的铁凝一定会帮我的忙，我相信具有悲悯之心的铁凝一定悲悯我遭际的深重的苦难。我不知铁凝在接了我“天塌了”的电话后是怎样的惊愕和悲痛，我只知道三个小时后车到长沙，作家彭建明和作协另一女性已提着全套鳄鱼牌衣帽鞋袜，等候在站台上。我和儿子走下车厢走向站台，彭建明拥着我悲痛连连说：怎么这样不幸呀，姐呀姐呀……又说，铁凝给金炳华书记秘书打了电话，金炳华书记给我们作协主席打了电话，铁凝也给我打了电话……又说衣服的钱你不用管，快上车，保重保重姐呀……
回到车厢，儿子流着泪说，妈我们给爸爸洗洗吧，然后我们给爸爸穿衣服。这衣服是你们作家给买的，对于爸也是最好的纪念了。
5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安放好他的骨灰之后，我便随儿子去北京了。在北京的日子，我曾一百次地想象日后我一千个、一万个的不能面对。不能面对我们俩人厮守一世的家，家里他坐过的椅子，他睡过的床，他用过的茶杯，他身上的门钥匙，他喜欢看的那本书，他那个破旧的记事本，他修理电器的工具箱，依然散发着他体味和气息的衣服、鞋袜……一想到要面对这些我便伤心欲绝；不能面对晨星夕阳下我们经年散步的那条新路，那个花园小区，那片窗外的农家菜地……一想起那些相依相行的情景，我便柔肠寸断；不敢面对在小路上和我们一样散步的、熟悉我们的夫妻，他们若问你的那个伴呢，我想我会顿时泪如泉涌；我甚至不敢面对卧室的天花板，多少个年月，我们两人常常是并排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聊形势聊历史聊经济，聊人生聊信条聊伦理，聊天气聊汽车聊孩子，聊贪官聊污吏聊小人，聊愉快与不愉快，聊失望与希望……此后呢，谁再听我的喋喋不休？我到哪里再觅他的身影？两个人厮守的家啊，四面回响着他的声音我却再也看不见他人在哪里……
我的孩子们对我说，妈你必须学会忘却，你必须强迫自己忘却。不是说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吗？你和爸有令世人羡慕的幸福，你们有那么多年有质量的婚姻，其实你是这世上很富足的人呢；所有的亲人朋友也都在对我说，你万万要坚强起来。你要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你日后的路还很长。你的生活还要继续……所有的劝说我都感谢，所有的道理我都懂得，但我真的不知道我何时才能走出这锥心刻骨的悲哀。
十月十二日，我和儿子从北京回来为我们的亲人烧第三期纸，烧完纸儿子回京我却住进了河北作家公寓，有家不能回是因为我不敢面对啊。然而，一天之后，我却平静地回了家。我能平静地回家不知是因为我听懂了一个有关母亲的故事还是我的亲人给我输入了新的生命信息？
小憩作家公寓的那个下午，我的同事素芬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说一个母亲生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生下来就已瘫痪，治女儿的病需要父母的腿骨，母亲毅然承担了。年复一年，医生从母亲的腿上取了一块又一块骨头接在了女儿的腿上，当取到第六块骨头时，女儿站起来了，而母亲险些丧命。可怕的是母亲的丈夫却不久辞世，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失去亲人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家庭。所幸的是这个母亲为了女儿们的健康成长，无数次告诫自己要坚强起来，她说如果我走不出去孩子们就走不出去。后来她真的坚强了起来，她用各种方式为孩子们创造快乐，她说她要给女儿们连同父亲在内的双倍温暖……
听了这个故事我非常感动，那一个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我便毅然回家了。我用钥匙打开房门之后，便轻轻喊了一声：仰之，我回来啦！（哦，我该告诉你我的丈夫姓崇名仰之）虽然喊完我便泪流满面，即而失声痛哭，但我感觉这依旧是温暖的家而不是凄凉，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温馨而灿烂。仰之，这是我们共同创建的家啊。往日我从外面回来都是这样喊我丈夫的。而我丈夫每每下班回来一进门却是这样喊我：狗儿！（他总爱这样戏称）我即刻在书房回答：汪！汪！这便是我们每日见面时的第一声招呼。现在，每日三餐，我都在丈夫遗像前的案几上摆上他的饭食，我开始就餐时就喊他：仰之，我们一起吃饭吧。每一次呼唤，我都觉着我的亲人并没有离开我，他依然伴随在我的身边。尽管有时我一边吃一边流眼泪。
当然，我知道我的情绪会经常反复，比如我一个人独处时会感到孤单，我忆念他时会泪流满面，遇到难处无人诉说时我会非常伤心，有了快乐成功他不能分享我会突感心里很空……但是，我会记住素芬给我讲的那个母亲。我也是一个母亲，我要尽快快乐起来。我不快乐，我的孩子们就无法快乐；我走不出悲伤，我的孩子们也无法走出悲伤。人生在世，苦难多多。生离死别，任人在劫。我听见雅各说：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地前行。
我和孩子们决定在京西为我的丈夫选购一处墓地，九日在京时，阎纲先生和山东女作家魏兴荣在京都苑约见了我，这是丈夫离世后我第一次会见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分担了我的悲苦。阎纲先生也赞同我在北京为丈夫选置墓地，这是逝者的安息，也是活者的一份纪念。他建议我到福田墓园看看，他心爱的女儿就在那里安眠。我到京西万佛华侨陵园看过，那里山青水秀，远离尘嚣，很符合我的丈夫离世时的自然景观。最重要的是那里的墓碑设计者有非常现代、前卫的祭祀文化理念，他说墓碑是有生命的，是逝者精神的再现。来陵园的人不仅是祭奠，还是来和逝者对话、交流的。抚摸墓碑，活着的人有抚摸亲人的慰安。我感觉华侨陵园完全是一座具有现代艺术品质的雕塑公园。
好吧，愿我的丈夫在那片山水间安息，愿他千里漂泊的灵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梅洁（1945—），生于湖北郧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河北作协主席团委员。著有散文集《爱的履历》《女儿的情结》《一种诞生》《并非永生的渴望》《河边的寓言》《生存的悖论》，诗集《苍茫时节》，报告文学集《古河》《大血脉之忧思》《创世纪情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