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价值，题材有禁区
今年（1992年）的春节晚会不理想，尤其相声，简直溃不成军。
演员都是一流的：姜昆，唐杰忠，侯耀文，石富宽，牛群，冯巩，李金斗，陈涌泉……说句大话，都是往台上一站就能把观众逗乐的主儿。
今年怪了，乐的少，骂的多，看完一撇嘴：什么呀！
就连耀文的二哥耀华（在《编辑部的故事》中饰余德利）也对我说：“兄弟，你们今年那相声不行，我们老三那也不行，那谁他们那个更甭提……也就建华他们那《论捧》，好歹还算整活儿。”敢情我们的相声连个完整的段子都算不上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问题出在哪儿了？
创作。没有一流的节目，再好的演员也白搭。
要说春节晚会不重视创作，那的确是冤枉。我参加过六届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每次都是过了国庆就进入情况，过了元旦就进入剧组，一直修改到大年三十下午——开播前的最后一刻。在此期间各级领导关怀指导，剧组编导出谋划策，同行互相帮助，演员随排随改，还有热情的观众不时来信来电表达他们的鼓励与期待……就这么折腾三四个月，连个好相声都写不出来？那也实在说不过去了！
这六年来，我和姜昆为春节晚会写了六段相声，自1987年开始依次是：《虎口遐想》《电梯奇遇》《捕风捉影》《学唱歌》《着急》和今年的《美丽畅想曲》。
从观众的反映来看，《虎口遐想》最受欢迎，其次是《学唱歌》（曾被评为当年最受观众喜爱的晚会节目），《电梯奇遇》和《着急》也还不错，比较有非议的就是《捕风捉影》和《美丽畅想曲》了。
通过近年来在春节晚会上演出的相声作品，包括我和姜昆的作品在内，可以大致看出当前相声创作（特别是为电视台大型文艺晚会而进行的相声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相声今后的发展，关系到这一民族传统艺术能否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而不至于断送在我们手中，所以很有探讨的必要。
首先，我们是否对文艺作品赋予太重的责任？可以兴邦，可以安民，可以团结教育，可以打击消灭……我不否认在历史上曾有一些文艺作品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汤姆叔叔小屋》就推动过美国的南北战争，比如《撒旦的诗篇》就曾震动过整个阿拉伯世界，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比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那毕竟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毕竟还不能算作普遍的艺术规律，若要求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有偌大的作用，就有些强人所难了。文艺就是文艺，不能被别的东西所代替，也不能代替别的东西。说到曲艺、相声，受其篇幅、形式的限制，其作用比起其他文艺作品来可能还要更小一些。
一位相当级别的负责同志曾指出：“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假如我们老老实实地尊重相声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老老实实地把群众性、通俗性、娱乐性摆到应有的位置，那么春节晚会上的相声恐怕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如今，虽然没有人要求相声发挥偌大的好作用，但总有人担心相声发挥出偌大的坏作用。说实话，近年来反响最大的相声作品，或许就是我和姜昆创作的那段《特大新闻》（即天安门广场改农贸市场）了。其实这个段子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某种社会心态，其中提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从上到下公认存在的，只是各自都有一套自己认为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而已。这段在1989年元旦播出的相声和其他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可是往往有人不这样认为，总担心文艺作品（尤其是讽刺揭露型的，例如相声）会引起什么大的麻烦，杞人忧天，提心吊胆，怎么能出好相声？
这就涉及相声创作的题材问题。“题材无禁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是就文艺创作的整体而言，具体到某一艺术门类，往往是有禁区的。比如音乐、舞蹈就很难担负起讽刺批判的重任，这类题材就是它们的禁区。有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人们要批判它只能写文章（包括写相声、写讽刺诗、画漫画），但绝不能另写一首歌来批判它，如果一定要写，只能写一首像去年春节晚会上播出的《跟着太阳走》，从歌颂入手，从倡导入手，从正面教育入手。这种题材的禁区并非人为划定，而是艺术规律使然。具体到相声创作的题材，禁区也很多，一切悲剧题材，一切正剧题材，都在禁区之内。相声的题材只能是喜剧题材，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是它所无力承担的——《古兰经》有云：“不要让我们承担我们所无力承担的担子吧！”
在历年的春节晚会上，相声都是最受观众欢迎，也是最难搞的艺术品种。春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晚会的基调一般都是团结、奋进、欢快、向上——虽然历年的提法略有出入，但大致如此。这种基调本身无可非议，而且对音乐舞蹈更为适宜，载歌载舞，喜迎新春嘛！相声就难了，虽然也可以沾个“欢快”的边儿，但毕竟是讽刺艺术，讽刺到你头上你还能“欢快”吗？
就以1989年春节晚会为例，我准备了三段相声：姜昆唐杰忠的《特大新闻》，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笑林李国盛的《海岛遇难》。这三段作品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和排练试演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但最终一个也没有上去。其中《特大新闻》是我和姜昆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在春节晚会上播出的希望十分渺茫而主动给了元旦晚会，后来赶写《捕风捉影》则是仓促之作了。《小偷公司》在彩排时曾被认为是当年晚会上最好的相声，因为主题比较尖锐，几经反复，最后还是被拿下。《海岛遇难》的下马还有其他原因，但也与讽刺揭露有一定关系。
后来牛群冯巩演的是《生日祝辞》，拿老太太开心找乐；笑林李国盛演的是《别挤了》，连说带唱地宣传计划生育。主题倒都是健康向上，但恐怕没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一年后《小偷公司》在《综艺大观》栏目播出，观众的反响十分热烈；同时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获得了该刊的优秀作品奖——这至少说明它在政治上没什么大问题吧？
如此说来，相声创作还要不要体现“时代的主旋律”了？当然要。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每个时代的文艺也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不管作家本人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他的作品都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都只能是构成这个时代文艺旋律的音符，无数位作家，无数篇作品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艺的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是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自然形成的，而并非是由什么人登高一呼就立刻出现的。况且，除了主旋律之外还有副旋律，还有次旋律，还有别的五音六律，否则还叫什么音乐？就算文艺的主旋律主要是正面歌颂我们的时代，绝大多数相声作品由于其讽刺揭露的功能而无法划入这主旋律的音符之中，那它们也仍然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正如前引那位负责同志所说：“揭露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可以起到和正面教育一样的作用。”
在今年的春节晚会上，我和姜昆也准备了好几段相声，其中有一篇《怪圈》是在去年全国相声大赛中经十几位专家无记名投票获得创作一等奖的，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质量也是不错的。但晚会有些同志出于好意提醒我们：你们连续五年的作品都是讽刺揭露型的，今年还一定要上这样的作品吗？应当承认这种提醒是有道理的，这几年社会上对我们的创作也有一些议论，我们又远没有达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那样的超凡境界，几经反复之后，在晚会直播前的一个星期，决定改上《美丽畅想曲》。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这样仓促上阵，节目的质量当然是很难保证的。
有人问我：你们这段相声到底是写什么的？说真的，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原来是想说明人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不能失去真实、失去自我、失去本来面目，现在这层意思倒也还有，只是被大大地冲淡了。追求美总是正当的，应当正面提一提嘛！整容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恐怕不能成为讽刺对象吧？假如有些同志整容没有做好，留下了缺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用这段相声去刺激他们是否合适？
——你能说这些提醒是不必要的吗？年初见到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谈起《编辑部的故事》，他说：有一集写了一个不好的小保姆，还要陪衬一个好的小保姆，可见作者用心良苦啊！他老先生不知道我们写相声的用心比这还要良苦得多，非把一段锋芒毕露的相声磨得八面玲珑不可。
当然，文责自负。我们的相声创作无论成功与否，主要责任都在我们自己，不能推给外界。这里，我还想为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领导同志都是文艺的内行，也是作者、演员的好朋友，只是春节晚会的担子太重了，观众的期望值太高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太大了，他们不得不谨慎小心才行。上述使我们困惑的问题，也正是他们所困惑的，这些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在困惑中摸索着一起前进。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
什么时候，相声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