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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书》话说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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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艺术之革新

解放以后,传统相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传统相声的革新工作几乎是与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同时开始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政府的倡导,另一方面也出于广大相声工作者的自发要求。

相声艺人们对解放是欢迎的,对新社会是向往的,但对自己将来的前途(生活前途和艺术前途)则普遍抱有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

邓友梅曾生动地描述过马连良第一次来到文联机关时的情景——

……那人正冲着传达室姓田的老头一个劲鞠躬,谦恭地说:“您辛苦,您多照应,您多捧……”那人回过脸来冲我也来一躬,笑着说:“我叫马连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大懂咱们的新规矩,您多照应,您多捧,您……”

我想,马先生的这种谦恭多少反映了他在社会巨变面前的一种困惑和迷惘,这与当时绝大多数旧艺人的心态是相同的。

据说当时有的京剧演员因为怕违反《婚姻法》,把旧戏中丫鬟小姐们的芳龄由“年方二八”一律提高为“年方二九”。

相声演员自然也不甘居人后,他们首先停演了一些色情的、庸俗的、低级的、不健康的老段子(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上演的老段子中则生硬地加进一些揭露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而在当时,他们的态度却是相当毕恭毕敬的——

《贼说话》:“闹贼,旧社会有这事,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没有贼可是没有贼……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

《借火儿》:“有一个人上吊自杀了。为什么呢?您想,解放前那个年头,是人吃人的社会,一团黑暗,倒真是鬼世界。”

《糊涂县官》:“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发生,和尚抓住老道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大嘴巴。”

《绕口令》:“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恶霸坏东西,欺压良善不讲理,共产主义我正学习,斗争恶霸斗到底。”(这是老舍先生改编的)

在传统相声段子中加进这些内容虽然显得生硬,也与主题无关,更不构成包袱,但演员们还是自觉地而非被迫地这样做了,这也表现了他们对旧社会的深切厌恶和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

当然,严格地说,这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改革也算不得什么革新,最多只反映了老一代相声演员们的一种革新的愿望。

由于思想水平、自身素质、文化程度、政治气候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当时采取了这种做法来实现这种愿望,这虽不说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相距甚远吧。

但无论如何,这种愿望本身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所以,我们仍然把它当作相声革新的前奏——遗憾的是,这前奏的尾音拖得很长,甚至一直到今天,在相声创作中生硬地贴标签、加主题的做法仍然时有出现,成为一项非革除不可的弊端。

相声的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工作,在50年代,主要是由以侯宝林、马三立为代表的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们进行的,也得到了老舍、罗常培等专家学者们的大力帮助。

通过革新,使传统相声在内容上得到净化,在艺术上进一步完善,由过去的撂地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例如《阴阳五行》,例如《改行》,例如《婚姻与迷信》,例如《关公战秦琼》,都是在那一时期涌现的经过改编而焕然一新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的成功主要是通过认真剔除传统相声的糟粕,从而使它的精华部分大放异彩。生命之树常青,艺术之花不败,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作品仍然深受观众喜爱,并成为专业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专家学者们的帮助下,老艺术家们还创作上演了一批新编相声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买猴儿》《昨天》和《夜行记》。

《买猴儿》为当代文艺的典型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马大哈”已成为生活中人们称呼那种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丢三落四、不负责任的人的“共名”,尽管这个人物的形象还不够丰满,性格也比较单一,但毕竟不失其典型意义,这篇作品为相声艺术成功地塑造典型形象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昨天》巧妙地运用了相声艺术的荒诞手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将十年巨变浓缩于一天的所见所闻,尽管它的喜剧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但它的创作意识却是相当超前的。

《夜行记》是一篇宣传交通法规的作品,主题平淡无奇,思想也未见特色,但它一反传统相声罗列事件、堆砌包袱的手法,始终紧紧抓住人物性格这一中心,通过事件写人物,围绕人物写事件,开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的相声创作的先河。

这些作品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相声艺术将来的光明前景——正如鲁迅所说:“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青年相声工作者加入了相声革新的大军,马季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马季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歌颂型”(这一提法是极不科学的,这里姑且用之,所谓“吾从众”)相声为主,代表作品有《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登山英雄赞》《画像》等。这些作品运用传统相声的手法和技巧,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特色,在当时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看来,这种“歌颂”虽然难免有点儿浅白直露,但联系到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候,我们对作者这种创作的热情、革新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和艺术的实践,仍然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文化革命”的十年中,相声创作基本上陷入了绝境。

在“文革”后期,虽然出现了一批像《友谊颂》《红梅赞》《线路畅通》这样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或大体还说得过去的作品,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是大大倒退了,甚至出现了一些迎合错误的政治需要、在思想上有严重失误、在观众中有不良影响的作品,出现了一些诸如在相声中加进忆苦思甜内容的这样根本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的相声艺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不仅迅速由北方曲种扩展到全国,而且几乎迅速成为最受全国观众欢迎的艺术品种之一,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程度之深,不仅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是许多专业工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这一时期的所有优秀作品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揭批“四人帮”和揭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这两个主题,前者如《帽子工厂》《特殊生活》《舞台风雷》《如此照相》,后者如《假大空》《不正之风》《财迷丈人》《霸王别姬》,或揭发,或声讨,或讥讽,或批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作品喊出人民群众压抑多年的心声,演出时观众的反响极为热烈,剧场中笑声掌声连成一片,这种盛况在相声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究其原因,除了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还应当归功于相声自身的讽刺功能。

相声本来是一门以讽刺见长的幽默艺术,但这一长处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中有多种原因,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找不到或找不准讽刺的对象。

前面提到,传统相声中的讽刺经常表现为演员间的自讽自嘲,这就很难激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而建国后的相声作品由于面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讽刺起来难免缩手缩脚,虽有少数“对敌斗争”的段子,如《美蒋劳军记》,由于距离观众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也就很难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现在不一样了,“四人帮”作恶多端,亿万人民都深受其害,再加上十年的文化专制,有话不敢说,积郁于胸——即如火山爆发!

况且“四人帮”又属于“敌我矛盾”,怎么讽刺也不为过,甚至传统相声中的一些早已废弃不用的尖酸刻薄、侮辱谩骂的手法也都拿来用了,当然是痛快淋漓。

至于不正之风,也是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而且这类讽刺作品更贴近生活,有着更直接的现实意义,虽然在分寸上要适当把握,但还不至于捆住手脚。

如果说,建国后至“文革”前的相声革新,以出现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型”作品为主要成就,那么,当相声进入了“文革”后的黄金时期,“讽刺型”作品就明显地占据上风了。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相声艺术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从表面上看,相声已从它的高峰时期跌落下来,又受到喜剧小品、流行歌曲和其他新鲜玩意儿的四面夹击,显现出一种不景气的状况;而实际上,相声正在从传统的束缚中艰难地挣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在进行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

在思想内容上,摆脱了建国后相声创作人为地分成“歌颂型”和“讽刺型”这样两种简单的类型,而转向以幽默的笔调来描绘人生百态、反映社会心理和揭示社会问题,这也是延续传统相声“市民生活风俗画卷”的优良传统,只是由自然主义的描摹变为现实主义的描绘,因而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具有表现力。

较早的一篇《威胁》,通过父与子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诸如如何进行子女教育、如何树立家长权威、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作品还残存着某些说教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生活气息较浓的一篇《纠纷》,通过一场起因很小、互不相让、愈演愈烈、最终又莫名其妙地和解的纠纷,呼唤着生活中宽容、谅解、谦让等美好品德,作品对当今社会上一般市民阶层的心理把握得相当准确,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

反映生活面较广的一篇《虎口遐想》,撇开其象征意义不谈,作品通过一个青年人在危难关头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当今青年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生活追求和处世态度。

影响较大的一篇《特大新闻》,通过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自由市场”的小道消息的传播,反映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人们那种兴奋、惊讶、惶恐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状态,作品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价值尺度的变化十分敏感,所提出的问题是当时中国从上到下都普遍关心、公认存在、并各自有一套前程规划。

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相比并不逊色,因而也就不可能简单地分为“歌颂型”或“讽刺型”——这种奇特的分类法是相声所独有的,从来没有人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这样分类,大约是因为它们的内容比较复杂而相声的内容比较单纯吧?一旦相声的内容也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是不是就应当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呢?

在艺术上,最近几年的相声创作也有了新的突破。

这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的大胆革新,对其他兄弟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对国外现代艺术手法的借鉴,表现为对结构、环境、故事、人物,特别是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人物命运、人物冲突等等在传统相声中时常被忽略的东西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包袱,除了运用传统相声的技巧,还特别注意引入幽默的机制,注意结构的幽默、环境的幽默和人物性格的幽默,注意格调健康、趣味高尚和雅俗共赏,注意避免包袱的雷同和笑料的单一。

相声作为一门以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喜剧艺术,语言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同老一辈相声艺术家都具备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一样,近年来一批优秀的相声作品也开始具备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语言风格,这是它们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另外,在电视相声、音乐相声、化装相声、男女相声、儿童相声、相声小品、相声剧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虽然对此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自古成功在尝试,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着他们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