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台里听到侯宝林
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相声集，是50年代出版的《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集》。那是一个文化荒漠的时代，一个初中生能得到这样一本书当然是爱不释手了。
这本书我前后读了大约二十遍，直到几乎能把所有的段子都背下来为止。不能说仅仅因为这本书便决定我后来选择了相声创作工作，但直到现在，我仍然能感受到它对我的相声创作的巨大影响。
第一次听到侯宝林的相声是在插队的时候，说来荒唐，竟是从“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中听到的。那时“四人帮”尚未倒台，国内风云变幻，我们几个知青收工回来关严门窗，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偷听敌台”，本来想听到些政治方面的消息，没想到听到的居然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夜行记》！
这对我们枯燥的业余文化生活来说真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一连几个月我们都在热烈地议论这段相声，而且每次都能自己把自己逗笑。当然，一位后来的中国相声作家居然是在外国电台中第一次听到自己国家相声大师的作品，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第一次见到侯宝林先生是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他被聘为我们系的教授，来系里讲课。这次讲课不是安排在教室，而是在礼堂。结果几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受优待，每人一张票，其他系的学生只能十几个人摊一张票，很多没票的学生挤在门口，可谓盛况空前。
侯先生讲的题目我记得是相声史一类，但这样的题目除了对中文系文学专业而且还得是像我这样的学生才能产生兴趣外，一般学生根本没什么兴趣，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见见侯先生，听他说两段儿。但侯先生此时是我们系聘来讲课的教授，并非请来的演员，于是供需双方就发生了矛盾。好在侯先生具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讲了几句之后即摸清了这是个什么样儿的“场子”，于是在讲演中穿插了大量作品介绍和“现挂包袱”（临时抓哏），于是皆大欢喜。
——现在我有时也被高校请去讲相声创作之类，我吸取侯先生的经验，不管主办单位怎样要求，我始终坚持以介绍作品为主，把史、论之类都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几个大学生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对相声史和相声论感兴趣呢？
我步入相声界之后，被侯先生所在的中国广播说唱团聘为特约创作员。其实侯先生早已退休，不大来团里，我在团里仅见过他一次，匆匆地聊过几句。侯家二公子耀华、三公子耀文和我都是极熟的朋友，侯府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但与子女的交往通常以不打扰长辈为宜，所以我与侯先生竟从未深谈过什么。
1991年在相声界的一次聚会上，侯先生做了一个发言，其中谈到相声目前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待遇不公：“人家费那么大劲儿写个段子，你给加俩馊包袱就算你的了？名也是你的，利也是你的，那人家谁还写相声啊？”
会后聚餐时相声作家廉春明与我相约给侯先生敬酒，侯先生笑问：“怎么样，我今天讲的对你们写相声的还算公道吧？”
我们忙说：“公道公道，就为这个敬您一杯！”
“公道就好。”侯先生高兴地站了起来，与我们碰杯。我们知道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多喝，但他还是一饮而尽。
我想起我少年时读的那本书，为什么叫《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集》呢？加这“表演”二字，实际上是侯先生有意强调他仅仅是作为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表演作品——虽然收入集子中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许多传统作品，都经过了他的加工和净化，而这种加工和净化现在看来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其艰巨程度也并不比创作一段新作品轻松——但侯先生仍然认为这仅仅属于“二度创作”，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的分内之事。
后来，侯先生身体欠安，先在医院治疗后回家中养病，我曾去电话问候，是侯伯母接的：“梁左呀，昨儿我还念叨您哪！昨儿有人送来一只甲鱼给侯老补身体，我一下就想起您来啦，您要在这儿就好啦！”侯伯母记忆力真好，数年前有一次在侯府用饭，耀文说做一只甲鱼招待我，我说这我拿手呀，于是自己下厨房做了一道清蒸甲鱼，侯伯母尝过之后直夸味道好。听她在电话中提起此事，我忙问：“要不我现在到您府上给您露一手儿去？”就听耀文在电话旁边埋怨他妈：“人家都挺忙的，您提这事儿干吗呀！”然后他接过电话：“梁左呀，我们老爷子好多了，多谢你惦记着……你甭听我妈瞎说，那甲鱼我昨儿都给做得了，比你做的还强哪！”也不知是真是假。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侯先生还健在；当我编辑这本小书时，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他临终留下话，说他一辈子感谢观众，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