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路遥去世的时候，我为他写了悼念文章，名字叫《扶路遥上山》。老百姓说了，先走为神，死者为大。
2000年昌耀去世的时候，我正在新疆。新疆的诗人们在乌鲁木齐一心书店召开“昌耀之死”纪念会。我在会上作了“西部不但是中国的地理高度也是精神高度”的演讲，以此悼念这位新诗发展史上杰出的青海诗人。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来悼念我最好的朋友和兄长张贤亮先生。几天前，一位网友在网上问我，说张贤亮老师得了不好的病，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记得8月2号，我在贵阳参加第二十四届书博会，晚上老作家何士光问我张贤亮先生的情况，我说好像是不太好，我打个电话吧。电话打过去也没有人接，于是我发了个短信，祝他安心养病。我得到贤亮先生得癌症的消息是在今年春节正月初五，那天十月出版社编辑张引墨回西安，饭间她对我说，贤亮先生得了不好的病了，记得当时我还跟他通了电话拜年。电话中不好说病的事，于是我又发了个短信说，当代文坛第一人，大漠落日自辉煌。我想他应当明白我短信中的哀伤之意。
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昨天晚上。一群朋友们正在一起吃饭，突然有人说贤亮先生过世了，那一刻，我眼前一片黑暗。之后我在微信上发了七八条短文，以排遣我的心情。
第一条，我最好的朋友和兄长贤亮先生去世了。我在第一时间献上深深的哀悼。世界在这一刻一片黑暗！如果必要，我准备起身去银川亲自吊唁！
第二条，我的三位好友，先是路遥，再是昌耀，再是张贤亮，他们都先走了。
第三条，今年春节，我已经得到贤亮得癌症的消息，我给贤亮发短信说，当代文坛第一人，大漠落日自辉煌。
第四条，网上有人问我对贤亮先生的评价，我回答，那一年，高行健先生刚刚获奖，一位美国访问学者请我谈感想。我说，这个瑞典火药商设的奖，也不是那么太神秘，这个奖，如果要颁给中国作家的话，第一个也许是写《习惯死亡》的张贤亮，第二个是写《心灵史》的张承志。网友朋友，要问对贤亮先生的评价，这是老高的评价！
第五条，宁夏文联、作协并剑华女士：绝代风华、文坛巨子、我最好的朋友和兄长贤亮先生大行，谨表示最诚挚的哀悼！我将写文章纪念！陕西高建群痛悼。
第六条，张贤亮创作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五四运动“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在隔断许多年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时，被重新拾起，张贤亮先生就是这股文学潮流的重要代表作家、旗帜人物。我看了新浪网上一些所谓的学者评论张贤亮，都是他妈的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我和贤亮先生比较深入的接触是在1991年的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颁奖会上，那次获奖的陕西作家除了我之外还有贾平凹、杨争光，张贤亮则是评委。颁奖仪式在西安举行，中国作协张锲来主持。那次好像张贤亮刚刚从贵州讲学回来，还带着他的孩子。晚上省作协李秀娥说，请我们东新街去吃夜市。贤亮说，他有评审费，意外之财，他请客。就这样一个地摊一个地摊吃到半夜。那次他讲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观点，他说他对贵州作家们说，如何才能写出一个民族的史诗。这要寻找他们的断代史，把断代史写出来了自然就把民族史写出来了。例如，苗族妇女头顶上带着十几斤重的银首饰，家里却穷得买不起盐巴。这个民族在历史上一定有过雍容华贵的时期，然后被赶入深山，沦落到后来赤贫的地步。你把这个节点和拐点写出来了，你就把这个民族写出来了。
几年以后我去宁夏，为宁夏电视台拍一部电视剧的事，我去拜谒贤亮先生，贤亮先生见我来了提出要和我比赛书法。来到办公室，他坐在一个大大的老板桌背后，身旁站着秘书小姐。他对我说，这个老板桌不是文联给配的也不是作协给配的，是公司给配的。我说文化人混到这个份上了让我很眼红，我们陕西作家怎么不懂得经商。他说，你们陕西作家只是一些著名农民而已，怎么跟我比，我家三代都是资本家。然后又说，你们陕西有个作家叫个什么娃，他把这个娃改成那个凹了，他以为改成这个凹了就不是农民了。
说话间，在老板桌上铺开稿纸开始比赛书法，我问他的书法是跟谁学的，他说是跟高占祥学的。他问我的书法是跟谁学的，我说是跟魏碑学的。他动笔为我写了个“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楼”，称赞我是西北一座高楼。我为他写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写罢之后，我解释说，当年气吞万里的赳赳武夫岳飞，站在江南岸，立志要将贺兰山踏破，结果没有踏破，而今江南才子张贤亮，一只秃笔，雄霸文坛有年，倒是真的把贺兰山“踏破”了。
记得那次，西影厂编剧张敏先生也去了，张先生曾是张贤亮电影《黑炮事件》的编辑，和张贤亮很熟。他提着张贤亮的耳朵，让给自己写“以笔做剑，横扫文坛”八个字。写好以后，张贤亮觉得有点不合适就不写落款了，张敏说，你签名啊签名啊，张贤亮脑子一转，写道：录张敏老弟豪言——张贤亮。
那次还参观了西部影城，贤亮先生说，宁夏有什么，宁夏不就是有荒凉么，我这叫出卖荒凉。游客们来这里带走的是一脚土，留下的是口袋里的钱。还说，开始的时候镇北堡里面住着的牧民不搬家，一有拍电影的牧民就把羊赶来捣乱。他给牧民去做工作，牧民说，当年马鸿逵马主席手握两把盒子枪都没能把我们赶走，你张主席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想把我们赶走，休想！贤亮说，于是他把牧民的孩子聘作讲解员，又拉他们到广州培训了一次，这样孩子给家长做工作算是把牧民迁走了。
记得那次宁夏的作家们请我吃饭，他们对张贤亮的骄傲自大、目空天下多有微词。我对他们说，理解张贤亮，包容张贤亮，爱护张贤亮，一个中国文坛的堂吉诃德而已。我还说，每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都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一个自我膨胀、有着病态的自恋情结的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然你们有幸或不幸与一位大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那么你们就得忍受他。
还有一次，大约1997年冬天，我随央视“中国大西北摄制组”到宁夏（周涛、毕淑敏和我是总撰稿），贤亮先生听说后请我们吃饭。那天饭局上，有西宁的市委书记刘忠。记得张贤亮给刘忠书记倒他的宁夏干红时把酒杯给打翻了，泼了一桌。张贤亮马上大声说，恭喜你啊书记，你要发了，三点水加个发字就是“泼”，恭喜恭喜你要发了！然后倒完酒后在我耳边说，建群老弟你要好好跟老兄学，这叫给领导点眼药水。那次贤亮夫人剑华女士没有来，第二天她又单独请我们吃饭。记得我给她写了一幅字叫“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我和剑华女士认识得好像还要更早一些。记得她谈过张贤亮写《习惯死亡》的创作过程，她说那是张贤亮写得最艰难的一部小说，整个一个冬天，人盘腿坐在炕上，就着个小炕桌，吭哧吭哧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2010年，我去额济纳旗看胡杨林，到了银川，过江东、拜乔老，我去影视城看张贤亮先生。大门口横着个杆子，一上一下的像是吊桥。有两个穿着古装衣服背上印着“兵”“卒”字样的门卫把守，手上好像还拿着鬼头刀，不让我的车进。我指着两个士兵的鼻子说，回去禀报你们张主席，就说陕西的高主席来了。记得他说过，这影视城我当一半的家。门卫见说，有一个跑步回去禀报了。一会儿，张贤亮的总管影视城的马樱花老总出现了。她说贤亮已经接到文联的电话知道我来了，正在会客室等我。后来在会客室，我和贤亮先生促膝长谈了有一个小时，谈当代文坛，谈物是人非，他还给我介绍了他的新作《一亿六》的情况。最后，他拿出一幅他早就写好的字送我到门口。那次我已经明显地感到他气力虚弱了。
他写的那一幅字是：“迎风冒雪不趋时，傲骨何须伯乐知，野马平生难负重，老来犹向莽原驰。建群仁弟雅正，庚寅秋，张贤亮。”
大漠落日自辉煌。贤亮先生的诗中明显的有一种满怀抱负、未尽之志，尚未完成的憾意。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过，一次开作代会，一个代表赶上来拍着他的肩膀说，祝贺你连任副主席。后来才发现认错人了，两人都很尴尬。还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这一次开全国政协会，我参加的是文史组，下一次我就要到企业组去，成为红色资本家了。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他雄心勃勃地对我谈起他的那些写家族史、写自传的创作计划。
贤亮先生一路走好！能死在自家炕头上是一种幸福。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人生不满百，一个人能如此波澜壮阔地度过一生就该知足了。正如先生在网上发表的告别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大书”。是的，是一部大书，一部打着这个时代深深印记的大书，一部值得后世反复咀嚼，常读常新的大书！
你见过大漠落日吗？太阳像一个勒勒车的硕大轮子，停驻在西地平线上。它是玫瑰色的。它的玫瑰色的光芒返照回来，染红了整个天空。黑戈壁、白戈壁、红戈壁，天空中飞翔的黑翅膀的乌鸦，也都被染成一种梦幻般的红色。四周静悄悄的。这时候需要有歌声。哦，是久违了的李娜的歌声。歌声苍凉地起了，像一只母狼面对旷野狂唳。这时候你的眼泪会一滴一滴掉下来，你理解了古人造出“长歌当哭”这个词语的全部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