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 ——说不尽的路遥，谜一样的路遥
路遥在去世前几年，就已经生肝病了，肝硬化肝腹水。他找了个老中医，偷偷吃药，不让社会知道他有病，不愿示弱。1991年8月份吧，他把省作协的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延安。一下火车，人腿一软就坐到地上起不来了，于是到延安地区医院去住院。
医院二楼的楼梯底下，有个不规则的小房子，大约有5平米吧，路遥住院就在那里。我去看他，我说，你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有了病，怕人知道，这想法真可笑。路遥说他脑子已经乱了，失去判断了，想等四弟猴蛮来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要相信科学，现在赶快回西安，去北京，请专家。
那天我和路遥谈了很多话，主要是叙述过去的友情。他说了几句重要的话，这话是说：疾病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天下人都是朋友！我十分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有向过去他伤过的人道歉的意思，包括向我。这么一个骄傲的人，强势的人，这一刻说这话，叫我感动。路遥去世后，我在悼念文章《扶路遥上山》中将路遥这话说给所有的人。
后来在西安西京医院住院期间，11月15号，我去看他。路遥在里间，我在外间，医生说路遥不能说话，让我给写条子，我于是在医生给的处方签上写了一段话：路遥兄，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不会被疾病打倒，你一定能跨过这个门槛的！所有的朋友都为你祈祷！那次听医生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了，回头了，谁知道三天以后，1992年11月17日中午，路遥去世。
路遥去世后，十周年时在陕师大举行纪念会，十五周年时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会，我都去参加，并代表陕西文艺界讲话。我在讲话中说，路遥是新时期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人生》，他的《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为经典，成为大学和军营阅览室里借阅最多的小说。他的创作经历，奋斗经历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一个标志，给后来的陕北儿女以感召。
路遥逝世二十周年前夕，家乡清涧县在他老屋的门口建了一个纪念馆，我去参加开馆仪式。聚餐时，路遥的女儿喊着“高叔叔”过来给我敬酒，我对着孱弱的孩子在那一刻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我对孩子说，叔叔领着你，给那些帮助过你父亲的人敬个酒，这样领着孩子走了一圈。我还对明明说，路遥希望你长大后当一个女子足球运动员。他喜欢足球，他常说：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与这个城市喜欢足球的人数成正比。他还说，如果他是个足球运动员的话，即便腿被踢断了，那么连球带腿一块往门里踢。
路遥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六吧！圆脸，褐色的，眼睛很小，经常眯着，后来给眼睛上架了个宽腿腿的眼镜。鼻孔、耳朵有毛发长出，罗圈腿，是内罗圈，所以脚下那双廉价的皮鞋老是底朝里翻着。皮鞋住旅社时，用卫生纸蘸些水管里的水擦一擦。走起路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高的那个在前头戳着，低的那个在后面拖着，后面的肩膀上，常挎着个大包。他写完《人生》，大包里装着一大摞手稿，就这样一闪一闪向朋友走来。
他的相貌是典型的匈奴人特征。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曾经到帐篷里为阿提拉大帝治病。他在书中说，阿提拉短个子，褐色的圆脸，鼻梁有些塌，眼睛很小，好像怕光一样地眯着，罗圈腿（因为骑马太多的缘故）。当他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与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而当他一旦跨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以后，他雄踞多瑙河，眯起的眼，随时准备把欧罗巴大陆鲸吞入腹，那情形令人恐惧。
所有的批评家们在分析路遥的作品，分析路遥人格的优点和缺点时，都没有谈到陕北地域文化对他的决定性影响。陕北是一个多民族长期混居的地方。路遥后来虽然来到西安，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能融入这个四方城中去。他对我说，他总是担心，担心晚上睡着以后被人抬着扔出城去。
路遥有着苦难的童年，他的类似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式的性格，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那种小人物不安于卑微和贫贱，渴望飞得更高的主题，都与苦难的童年有关。六岁或者七岁那年，他被父亲带着，从清涧老家讨饭吃走了五十里，顺秀延河走到伯父家。父亲要走了，哄他说，你先在这待着，等秋庄稼收下后，我来接你。路遥那时候已经明白，他被过继给伯父了，但是没有把这说穿。路遥送父亲，送了很远。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一块饥饿的高原。路遥对我说，他一直看着父亲佝偻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弯腰处，被连绵的山头挡住了，才号啕大哭起来，抹着泪往回走。
后来上小学时，一天晚自习前课外活动，操场里满是人。一位小干部的子弟，他的书包里总揣着一个白馍馍。那天他在操场上吃，路遥在旁边眼馋地看着。“王维国同学你想吃吗？你爬在地上学一声狗叫，我给你喂一块！”那同学说。路遥于是爬在地上，学一声狗叫，用嘴去接一块馍。上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同学们都离开了操场去教室，只有路遥没有离开，他饿着肚子，佝偻着腰望着夜空，因为他听政治老师说，今天晚上有个叫加加林的苏联少校，要驾着飞船去登月球，他将从陕北高原的夜空中飞过。这个半大孩子，热泪涟涟地望着夜空。许多年以后，他把他的一部名叫《人生》的作品的主人公叫作“高加林”。
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写作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路遥的四弟叫猴蛮，在清涧老家，他出生下来还一直没有见过路遥。他给路遥写了封信，让给找个工作。路遥给回了信，让他到延安来等他。后来路遥回延安，先到报社找我（我那个时期在《延安日报》做文艺副刊编辑），我说猴蛮我见过，好像在东郊延安大桥头农民工市场，披着烂棉袄躺在那里等人叫，现在，听说在给西沟一户圈窑的人家往半山上背石头。我是听文联的陈泽顺说的，因为猴蛮有时晚上会到他家看一阵电视。于是路遥又到文联找泽顺，然后到西沟满沟去找。
半山上有一户人家，三口石窑已经快圈好了。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颤巍巍地正往山上背石头，路遥喊了一声“猴蛮”，那后生停下来，从背上放下石头，应了一声。路遥疯了一样一扑蹿上山去，抱住猴蛮，“我亲爱的弟弟呀！”两个从出生就没有见过面的兄弟，抱头痛哭。
后来在延安饭店五楼，开了个房间。猴蛮开始讲他的苦难经历，讲了三天三夜，兄弟俩哭成一团。三天三夜后，路遥做出个决定，要将猴蛮的故事写成小说。他还给弟弟取了个新名字，叫“王天乐”。然后，甘泉县文化馆的张来接他，他到甘泉县宾馆。记得走的时候，我把我的两条烟给他带上做干粮，他说：“抽好烟，写好小说！”
两个月以后，他坐长途车从甘泉县回到延安，一下车就来找我，如前所述，背上背着一大包《人生》的手稿。他的脸整个地瘦了一圈，走起路来罗圈腿有点踉跄。他说，“中国文坛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路遥的《人生》写出来了！”他还说：“小说要拿去冲击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的字数是13万字以上，我本来还可以往长写，不写了，只写12万8千字，这样算是中篇，好用来评奖。”
路遥背着《人生》手稿，住进延安宾馆，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像一个农民收获了一料好庄稼一样兴奋。那天晚上延安城布满了月光，我和猴蛮陪着他，从北关走到南关，又从南关走到北关，走了好几个来回，直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到宾馆。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的话，说的最多的是他的初恋。她是一个在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路遥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在北京，一个女的把电话打到他的房间，路遥问你是谁，电话中说是你的一位陌生的老朋友，路遥说你再不说名字我就挂断电话了，电话中说你站到窗台边上往下看，马路对面有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那就是我。路遥说他往下一看，登时脑子就爆炸了。他扔下电话向楼下跑去。后来他说他想不明白马路上有那么多的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压死他。
路遥给我说，那女的后来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她曾经多次到西安来过，站在街道上望着路遥家那个五楼的阳台，听人说哪个阳台上没有花就是路遥家——我至今还不明白，路遥这一晚上的话中，是臆想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真实的成分多一些。
这里顺便说说路遥家庭的情况。这话不好说，但还是想在这里说一说。我始终觉得路遥的妻子是一个好女人，路遥的作品几次获奖都离不开她的帮助。路遥去世后，很多媒体包括传记作者采访我，要我谈谈路遥的家庭，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不管怎么抬高路遥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不准伤害林达。夫妻之间的事情外边人很难说清。我还说这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作协大院里前辈作家们的意见。
顺便再说一件事情，有个朋友要设立一个路遥奖，找过我几次，我对他说，这事不是我们不支持，而是该奖没有得到路遥女儿的认可，你叫我们见了孩子怎么说？假如有一天孩子认可了，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人生》出版后，路遥拿着中青社的版本来找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一不小心用了你的诗，你该不会告我侵权吧？他翻到那一页，是我的那首《秋日断想》九节中的一节——你是一只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适宜你生存，你就把那里当作家园。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你要告我，我就说这是黄亚萍抄了著名诗人高建群的诗送给高加林的，和我路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听后笑了，我说我的几句歪诗能上你的大作是荣幸啊，咱以后不说这事了。
路遥对“人生”这个名字不满意，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人生》中高加林这个名字，如前所述，得于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少校。里面的故事原型是他的弟弟猴蛮，猴蛮后来怎样？路遥给他改名为王天乐。我父亲要了一个铜川煤矿的招工指标给了王天乐，这样他到了铜川煤矿挖煤。几年以后路遥给我写信想把天乐调到延安日报社（当时也给其他人写过这样的信），于是我领着天乐拿着路遥的信，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个月，才办妥此事。当然主要是路遥的影响力，我只是个跑腿办事的。后来路遥又求人把天乐调到陕西日报社。天乐也已经去世了，同样的病。这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他去世前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
《平凡的世界》里边用了许多王天乐的经历和故事。天乐说你把我的故事都写完了叫我将来写什么？路遥说你将来写我的故事。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正月十五，路遥约我说是要到黄陵的店头煤矿为他的长篇收集素材，他还要把即将开笔的长篇给我讲一遍。他说这有个好处，帮助他圆满故事丰满人物。讲着讲着真的就成了假的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连自己也分辨不清了，这样就可以动笔了。于是我陪着他到店头煤矿一个叫陶家山的矿主的窑里，钻了一天，然后又来到县城的轩辕宾馆，开了个房间，他讲我听，折腾了三天三夜。
记得《平凡的世界》那时还不叫这名字，它分为三部，第一部叫《黄土》，第二部叫《黑金》，第三部叫《大时代》，总的书名叫《走向大时代》。据说是中青社的著名编辑王维玲给改的，这真是一个从容、大气的好书名。
《平凡的世界》写作途中我看过他几次，开笔是在吴起县武装部的一口窑洞里，他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供职。我去看路遥，路遥愁苦地说，洗不成澡，不方便，看来得挪地方。他还在延安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写作过，晚上我去看他，路遥整个人面色浮肿，虚脱得不成样子了，“谁能替我多好呀！”路遥噙着眼泪说。他每天写五千字，完成任务后给宾馆的墙上画上一道，这样他数墙上的道道就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了，过多少天了。他用的是方格纸，一页三百二十个字，每天五千字得写将近二十页。记得他的案头上墩了厚厚一摞，有半尺高。他对我说，他妈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许是一堆废纸。
大约一九八三年吧，清查“文革”，路遥好像也受到了牵连。他到延安报社来找我，面色铁青，人沮丧到了极点，他对我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来来回回回旋着一句话，这句话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啊！”中午吃饭我说咱们到市场沟口去吃个羊肉泡馍吧，路遥哎了一声说，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我说谁也挡不住你创作，外面混不下去你就回延安吧。路遥听了默默无语，面无表情。一个礼拜之后的清晨六点，我骑了辆破自行车，后座上带着路遥，把他送到东关汽车站。
在路遥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中，省作协的前辈们给过他很多帮助。比如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李若冰老师就给过很大的帮助。当年路遥回到农村，写了个《优胜红旗》的小小说，寄给《陕西文艺》（现在的《延河》），李若冰夫人贺抒玉、杜鹏程夫人张问彬专程去延川县看他，给这个回乡青年送稿纸。1980年春天调路遥的时候，是《延河》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来延安调的。当时教育局不放，说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学生从贫困山区向大城市分配的。后来王丕祥接通了省教育厅的电话，这边的厅长恰好是王丕祥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王老师说你狗日的难道想让我提上个酒瓶瓶来送礼吗？电话那头的厅长笑了，他说你把电话给局长，让他接电话办手续。路遥就这样从原来的大学生实习、借调办了正式手续，进了省作协。这些可敬的前辈们那个时期只要哪里有个人才，就想方设法去挖，那真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文学年代。在这里我还想向被路遥称为“文学教父”的柳青致敬，路遥一直视柳青为榜样。
在《平凡的世界》热播之际，我为此写上以上的文字。文章有些长了，那么最后就用我的《最后一个匈奴》中的一段对于陕北大文化的诠释作为结束——“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斯和堂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把死亡叫作‘上山’，把出生叫作‘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作‘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