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生活阅历，苦难的童年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课，或者说是第一本教科书。苦难，是你能够接触到的人类生存的本质。当人们问高尔基，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时，高尔基长叹一声说：不幸的童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原本富庶美丽的关中平原乡下也遭遇大饥馑。我祖辈世代居住在靠渭河边的小村子。我出生在那里，也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关中平原那段悲惨的苦难。没有经历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我经历过许多事，可以说苦难伴随着我的一生。我曾经说过，一个人一旦不幸被文学所绑架，被艺术所绑架，他就注定了一生都是悲剧性的命运。我的大半生，其实一直是在两个文化背景下行走，一个是农耕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当年在中苏边境，一个荒凉的边防站服役时，当敌人的坦克成扇形向边境线包抄过来的时候，我是火箭筒射手。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当一个射手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他的心脏就会因为这十八次剧烈震动而破裂。但是，我还是在碉堡里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那是一种崇高的感觉，希腊悲剧式的感觉，你只有经历了，你才能知道。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所幸的是由于双方的克制，那一场边境冲突没有继续，所以我现在还活着。要不，中国文坛或许会少了一位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我在陕北生活了30年，陕北黄土高原、渭河平原和遥远辽阔的新疆大地，是我精神家园和永远的故乡。《遥远的白房子》《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等书，是我献给新疆、陕北、渭河平原的礼物，以表感恩之情。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渭河边，我度过了卑微和苦难的少年时代。苍凉青春年华则献给了额尔齐斯河边的马背和岗哨，站在亚细亚大陆与欧罗巴大陆之交，倚着界桩，注视着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远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过的那个城市生活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正是这三条河流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正是这些特殊的练历，使得我作品里一直充盈着庄严而恢宏的英雄主义，我不否认在躯体里流淌着红色血液和来自大地、来自民间的智慧气息。我是这块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的一棵树。
在当年我和著名作家毕淑敏、周涛先生，三人随央视拍摄《中国大西北》系列专题片时，我从1997年到2007年，十年间，足迹踏遍了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深入厂矿企业、田间地头。在那些年间，我出版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罗布泊大涅？》《阿拉干的胡杨》等五部作品。《西地平线》《阿拉干的胡杨》被选入高中、大学课本，我被《中国作家》杂志推出为当代最具影响的12位中国作家之一。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历史残片，然后在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这是我在《胡马北风大漠传》题记里的一段话。我把这种痴迷的原因归结为使命和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有很多读者问我为什么钟爱匈奴这个题材，我觉得和我在新疆当兵的经历有关。作为北方人，骨子里多少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喜欢写游牧民族的故事，不仅因为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更和在新疆5年骑兵的经历有关（我是中国最后一代骑兵，骑兵这个兵种就是在我们手里消失的）。我真正对游牧民族的了解，还是在新疆，作为中国最后的骑兵曾经在草原上、古墓旁穿梭，和游牧民族打5年的交道，在后来写长篇小说《统万城》时，我把自己很多生活经历都融入其中。《统万城》是匈奴民族留在大地上的最后一声白天鹅的绝唱，而匈奴民族在亚欧大草原上的几百年飘荡，也许是世界史上最悲壮的史诗。
二十年多前出版的《最后一个匈奴》小说，是我在黄陵县委挂职期间创作的，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个匈奴》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轰动，被称为“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年的“陕军东征”至今依然被认为是新时期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事件。1977年我从骑兵部队退役，写出了《白房子》等小说。之所以创作《最后一个匈奴》，也是对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种敬仰，是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也可以说是对骑兵生涯的另一种缅怀。我说过：“当一个高贵的马上民族有一天脱离了马背，而必须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会日夜撕裂着它的胸膛。”
《最后一个匈奴》是我为陕北高原建造的一座纪念碑，呈现了在陕北这块特殊地域里匈奴曾留下的深深足迹，是一部带有希腊式悲剧色彩和崇高感的高原悲壮史诗。我当年在写这部作品时，就深刻感觉到游牧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尤其是陕北地区。我认为陕北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点，抑或是一个拉锯之带。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有一半的时间是被游牧文化经营，另外一半时间则是由农耕文化经营。如果说，《最后一个匈奴》是写农耕文明替代了游牧文明，那么《大平原》则是讲工业文明替代了农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