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话。是的，我当时就这种感觉。“荒凉”不仅仅是因为身处一块荒凉地域的原因，而且是由于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我因此而颤栗以至近乎痉挛。那已经是整整20年前的一幕了。当我得知我逡巡北方的那一块地域，正是匈奴部落迁徙所经的地方。他们于公元二世纪启程，自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接壤地带，途经中亚细亚、黑海、里海，于五世纪时，匈奴的一支，成为欧罗巴大陆上一个叫“匈牙利”的国家。我曾经与一位叫穆哈默德·阿里·冯富宽的诗人探讨过这种迁徙心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流浪民族的后裔。他说，他们普遍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他们担心一觉醒来，自己突然像沙漠里的潜流河一样消失。
我的尊敬的朋友、散文家刘成章，这个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身上有匈奴血统的人，在罗马尼亚访问时，曾经接受过罗作协主席夫人深情的一吻。夫人是匈牙利人，她紧紧地拥抱着这位越过两千年的时间和欧亚大陆这样的空间，来到她身边的兄弟。她希望刘成章先生还她一个吻。你能够抵挡一个女人的请求吗？你能够按捺住这两千年积淀的感情在此一刻的喷发吗？刘成章照我们所认为应当那样做的做了。这一刻，也许这个小小寰球上发生过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例如爱国者号拦截飞毛腿号，例如经过三年禁赛的马拉多纳重披战袍，例如西方七巨头在法兰克福秘密会谈，但是，这一吻远比那些烂事儿更加美丽和深刻。
在我当年骑马逡巡北方的地方，一条干涸了的河流的旁边，有一片公墓。庞大原木堆成的木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个戈壁。木头已经发黑、发干，只是在炎阳的炙烤下，它们还十分坚硬。我请教过不止一个的哈萨克学者，问这片坟墓是谁的。他们说，这不是哈萨克的，它显然属于在他们之前来过这里的，一个匆匆而过的民族。那么，今天我想，它会不会是匈奴民族的呢？以上所谈的，完全是和《最后一个匈奴》无关的话题。我无意于追究那已经走失了的历史，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凭吊岁月。我是在解释我的长篇小说由来。因为它的世纪史，是在两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一个是革命的背景，一个是陕北大文化的背景。陕北的地域文化中，隐藏着许多大奥秘。毕加索式的剪纸和民间画；令美国研究者赞叹的绝不同于温良、敦厚、歌乐升平、媚俗的中国民间舞蹈的那个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语言和热烈的口唇唱出来的陕北民歌，响遏行云的唢呐；450万堂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境内的所有红色根据地都损失殆尽，而陕北依然立于天地间。毛泽东一行在这块黄金高原使事业达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解开这些大奥秘的钥匙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这是清廷光绪特使、翰林院大学士（大约还是梁启超的岳丈）王培视察陕西省，在陕北视察后奏折上的一句话。遗漏的原因是由于在两千年的封建岁月中，这块地域长期处在民族战争中的拉锯战之中。退而言之，儒家文化并没有给这块高原以最重要的影响，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构成，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而作为人种学来说，延安以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长沙沿线风沙区，大约很难再有纯正的某一个民族的人种（尽管大家履历表上都一律填写着汉族），他们是民族交融的产物。——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这话似乎是马克思说的。评论家肖云儒先生又将他这一阅读心得转告于我。
陕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说构成陕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汉，即公元二世纪。南、北匈奴分裂（也许昭君出塞是导致这次分裂的原因），北匈奴开始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一次长途迁徙，南匈奴则永远地滞留在高原上了。刘成章先生如果有意做一次回溯的话，他也许会发现他正是滞留在高原上的后裔之一。史载，汉武帝勒兵十八万，至北方大漠，恫喝三声，天下无人敢应，刘彻遂感到没有对手的悲哀，勒兵乃还。我想那时，南匈奴已经臣服，北匈奴也已经迁徙到了我逡巡北方的那个地方了。我的长篇中那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会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这种交会构成了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域的一种人类类型心理。如果我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和小说家，我只能做出这种解释，我也只能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破译这块玄机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种大文化之谜。
我的世纪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人物和二十世纪陕北高原上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表现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所谓的史诗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另一个背景是革命。这里，仍然可以使我们延续“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这个话题。革命是促使历史进程前行的一种方法。当进程已经不满足于温良恭俭让式的改良的时候，它求助于历史的手术刀。于是，风暴开始了，时代激情呼唤和驱使一部分人去义无反顾地献身、英勇卓绝地斗争，去为自己的利益和隶属于自己的阶级的利益而战。“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的这句话放在这里是合适的。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同盟者所进行的革命，习惯上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它正属于上面所说的。这是人类的优秀的思想家们和行动家们，为了寻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会制度，一次勇敢意义的尝试和实践。这种实践过程目前仍在继续。
值得骄傲的是，陕北这块地方，曾经有13年的时间，成为这个历史大动作的中心舞台。因此，我的世纪史必须将这场辉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以革命历史题材来框这件作品的话，它乃是以诚实的笔触，表现了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责任编辑朱珩青女士认为：作者给予了革命一个全新的审美视角，他告诉人们，革命不是外来的，是从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民国十八年的那场大旱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而起的那场崇祯年间大旱，严重许多倍，因此一定会有革命产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纪的这场革命，由于有了共产主义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动纲领和终极目标。
在北京座谈会上，中国权威的长篇小说研究专家蔡葵先生说，他认为作者试图寻找历史的“框位”这个问题，种种的因素“框”定了，历史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这一方人类族群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每一个单个的人亦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蔡葵先生所说的“框位”，大约就是我在“后记”中所谈的“历史的行动轨迹”。我感谢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题赠给他的书中，称他为“大师”。
暮鼓晨钟，岁月轮回，人类已经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当一段时间了。二十世纪所进行的革命，我的小说所表现的这一幕大剧，是人类进程中的一截链条中的一环。人类还得继续前行，对真理探索是没有穷尽的，但是，这个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为基础的。为什么当年我骑着黑走马站在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交，注视满目荒凉的那一刻，永恒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记一样，凝固在我的前额。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人类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类处境的艰难，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充满了荒凉的感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类族群，都如是。那种强烈的孤独感和痛苦感，并不仅仅存在于迁徙的民族中，它同样存在于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无法排遣的情绪。
《最后一个匈奴》中那些斯巴达克式、堂吉诃德式的当代英雄们，他们所忘我献身的事业或垂之以久远，或风行于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曾经理想过、追求过，并且在这宗教般的献身中因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满足。
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面世前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也许是命运使然，是小说本身的命运，亦是小说作者本身的命运。哎，小说面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吧！二十多年是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概念。它的启动是在1979年4月19日。当时，陕西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开的第一次创作会叫“新作者会”。会上，我和一位叫臧若华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写一本关于陕北高原的长篇史诗。大约是那年年底，若华女士去了香港定居，这部书就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她留给我的所有资料，是那个剪纸小女孩的口头传说和变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说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后一支歌》。我开始了自己梦魇般的写作历程，像一个陀螺一样自转。十多年之后，到了1991年，小说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说稿突然丢失了。
这事现在叫我想起来还觉得诧异。1991年7月，中国作协通知我到西安领取庄重文文学奖。那时我在延安报社工作，临行前，一位青年评论家朋友来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带走去看。待我回来，他说稿子丢了，被小偷偷了。我在那一刻五雷轰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主动找了许久，跑遍了这座城市每一个公用厕所，并且和能联系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组织的头儿商谈，还是没有找到，小说手稿从人间蒸发了。我站在阳台上热泪盈眶，那时的我多么虚弱呀！我明白这是命运，我不应该被打倒，我要从头再来！这样我只好从头写起。
行文到这里，我突然厌倦了自己这种伤感的情绪。本来我还想谈谈该小说后来吃官司、再后来某文学奖评选落选的事。两件事前后有关系。但是我决定不说了，这里只说高兴的事。我感激尊敬的编辑家朱珩青女士。她说，能写出《遥远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写出惊人的长篇的。这样我和作家出版社签约。该书写作途中，她又专程来催稿。她先是到四川寻找周克芹的遗稿，接着又从西安来到延安催稿。她对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后一个匈奴》这项“工程”完成。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上，她穿着一套西装裙，站在会场的门口迎接来宾，年过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样，梦幻般地微笑着。这一幕，也许我会记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谈会上，国内的评论界大腕几乎悉数到场，他们给予《最后一个匈奴》以高度评价，给予这位涉世不深的写作者以真诚的鼓励，那年我整三十九岁。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这里不一一写出来了，我怕记不全，丢掉了谁。不过有两个人我要特别说一下。一个是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秦文玉。他已经于十多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车祸。那是一个多么真诚多么敬业的编辑家呀！他主持会时，那嘶哑的声音长久地回荡在我耳边。另一个是《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散文家韩小惠，除报道《最后一个匈奴》在北京出版以外，还报道了陕西后来相继出版的几本书的消息。《最后一个匈奴》以及由它引发的文学界“陕军东征”，代表了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那是种种因素共同缔造的结果，有必然也有偶然的。1990年中国作家年会在延安召开，马烽在会上评价陕西文学底蕴深厚，必将有所作为，为当时的文学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1985年，陕西作协召开了由路遥主持的长篇小说促进会，号召大家写长篇小说，口号是“文学的最后较量是长篇小说的较量”，鼓励大家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学习，以柳青、杜鹏程这样的陕西文学优良传统承担者、创造者为榜样。随后，路遥写出《平凡的世界》，接着《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废都》先后问世。在媒体会后，《光明日报》上发表文学“陕军东征”的报道，由此掀起“陕军东征”的大浪潮。这也是纸质文学的最后一次辉煌，后来就开始悲催地边缘化了。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见到柳萌老师，他问我怎么看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陕军东征”时期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后来又从这个高度滑落了。该书给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记得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王文平对我说，那一年该社的工资、奖金、年终奖，主要靠的这本书。关于《最后一个匈奴》小说的话题，说到这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