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字景元，后来改景元为希元，是建州浦城人。他四岁的时候开始读书，记性及悟性都很好，能做到过目成诵。十五岁的时候失去父亲，由母亲吴氏独力抚养。同郡的杨圭发现真德秀为可塑之才，便在他的学习方面给予极大关怀，杨圭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真德秀。
庆元五年(1199)，真德秀考中进士，被授南剑州判官。不久又试中博学宏词科，从而进入福建帅幕，并被朝廷召为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真德秀擢升博士。当时，权相韩..胄已被诛杀，皇帝召见了真德秀。真德秀首先说“：权臣韩..胄挑起战争事端，致使南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现在局面有了改观，这是天下人的福气。金朝要增加岁币之数，我朝廷认为应当予以满足；金朝要韩..胄等奸臣的首级，朝廷认为也可奉送；宋金往来的称谓，犒赏金军的金帛数量，包括交还归来的流徙的百姓，都听从金国的，奉之唯谨，这样不是增长了金朝轻侮朝廷的情绪吗？善于谋国的人应该根据敌人的情况来做决策。现在号称改革，却不能采取措施使敌人有所畏服，恐怕敌人就会利用我们给予他们的岁币不断增加国力，并乘我不备发动新的阴谋。这样的话，一旦其挑起争端，而我们又没有应对之策，那就实在寒心了。”真德秀又说：“韩..胄知道自己不受清正之议的好评，知道那些至诚忧国之士指责他好大喜功，所以就竭力排斥忠良，致使正义不伸，正论不闻，正道不行。正心诚意之理学被他诬为虚妄好名的伪学，并受到大肆攻击和禁锢。现在是改弦更张的好时期，朝廷应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
真德秀在受到皇帝召见后，被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嘉定二年(1209)，又升为校书郎，并再次受皇帝召见。他陈述暴风、雨雹、荧惑、蝻蝗之灾变，皆由贪官污吏所导致。不久，真德秀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嘉定三年，真德秀升秘书郎。他向皇帝建议要开公道，阻旁蹊，以抑小人往上爬；选良将，励军士，以扼群盗的兴起之势。嘉定四年，真德秀升为著作佐郎。遭到同列的攻击和诽谤，他处之恬然，不与之计较。宰相打算起用真德秀，遭到言官非议，真德秀也就极力推辞了。真德秀在兼礼部郎官时曾上疏说“：金朝有必亡的趋势，这虽是好事，但也可变为中国之忧。因为金亡后，很容易使我方丧失斗志，形成上恬下嬉的状况。所以真正的忧患不在敌方而在我方，多事之端，恐怕要从此开始了。”嘉定五年，真德秀迁军器少监，升权直。
嘉定六年，真德秀升任中书舍人，他上奏说：“韩..胄等权奸擅政十四年，朱熹、彭龟年等人尽遭贬逐，吕祖俭、周端朝等因发表不同意见而遭斥责，即便如此，当时仍有大臣不畏权势，据理力争。然而，自从吕祖泰遭贬谪后，且不说大臣不敢再多言，那些台谏之官反而为虎作伥，帮助韩..胄。所以说嘉泰(1201～1204)年间出现的问题较之庆元(1195～1200)年间更严重了。更化之初，群臣都能奋发努力，可是不久，傅伯成以谏官身份发议论而罢官；蔡幼学以词臣身份发议论而罢官；邹应龙、许奕以发议论而罢官，这几个人所发议论皆不出格，但也不能为朝廷所容忍，所以人们开始明哲保身、缄口不言。如果遇有大的安危、大的利害时，群臣也如此漠然，那就太危险了。现在我要对陛下说的无非有三点：即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当时，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大量征收杂税并且发行“会子”，在这一活动中，兴起了举报之风，许多人都因偷漏税款而得罪，却无人敢报告朝廷。真德秀为此上奏说“：有的一夫坐罪，就牵连没收其兄弟的财产；有的偷漏税款很少，就惩罚性地没收人家百万之财。征收富室之钱，拘扣盐商之船，视财富高低强行分配钱券，以致使人们不得不鬻田卖房来收取钱券，这难道是便民之策吗？”由于真德秀的批评，朝廷不得已将所没收的财产渐次送还原主。
真德秀兼太常少卿时，又言金朝必亡，认为君臣上下应当更加保持谨慎。真德秀充任金朝贺登位使，在行至盱眙时，听说金朝发生内变而返。并向皇帝禀告说“：我从扬州到楚州，又由楚州到达盱眙，一路上见沃野千里，陂湖相连，老百姓大多坚悍强忍，这是我长江之北最好的屏障，也为我方兵强马壮、不断进取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然而，纵观千里沃野，大量的土地未得到开垦，水利未得到整修，险要地段没有加以控制，丁壮没有加以训练，豪杰武勇没有得到收编，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则只有以长江为屏障。现在应颁布大兴水利、鼓励垦田之政策，并设一专门机构负责督导。如此一来，数年之后，积蓄充实，边民父子都会争先保卫国家，朝廷则乘势以军制加以整编，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精兵悍卒。”
史弥远欲以高官厚禄拉拢天下之士，真德秀慨然对刘飊说：“我辈应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让朝廷知道世间也有不肯受人愚弄之人。”遂力请离朝，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贼兴起，朝廷仍与金朝保持使臣往来。真德秀上奏说“：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苟安之谋不可依，阿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宁宗说：“你有能力，到江东后可为朕理财，以资边防费用。”
江东发生旱灾和蝗灾，尤以广德、太平两地最为严重。真德秀到任后，与留守、宪司等密切配合，大讲荒政，他自己还专门负责广德和太平的救灾工作。他到广德后，与太守魏岘商议，决定开仓济民，并让教授林庠具体组织赈给，将一切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才离开广德。临行时，当地百姓数千人一直将他送到郊外，有人还指着道旁林立的坟冢哭泣说“：这里埋葬的都是以往的饿死者，如果没有真德秀公，我们的命运将会与死者一样。”真德秀还毁掉了太平州私创的盘剥老百姓的大斛。
新徽州太守林琰贪赃枉法，无廉洁之名，宁国太守张忠恕瞒匿赈济之粮，都受到真德秀的弹劾，后来由李道传替代林琰而摄管徽州。起初，都司胡木规、薛拯时常讥诮真德秀迂腐，料定德秀做事必碰壁，及至真德秀有政绩政誉时，胡、薛则认为旱情本来不严重，因监司邀功好名，致使赈济太过，他们还唆使太守魏岘弹劾林庠，借以攻击、摇撼真德秀。真德秀上奏章说明事实真相，得到朝廷理解，魏岘受到处罚，降祠官，林庠授干官，李道传也很快奉诏回朝廷工作。
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当时许多外国船只因惧怕征收苛捐杂税，而不愿到泉州从事贸易活动，每年到港船只仅有三、四艘而已。真德秀到任后，实行宽税政策，使外来船只骤增至三十六艘。收租讲求公平，诉讼依照法律，因而赢得人心。泉州有许多豪右之家仗势凌人，真德秀对此状况毫不客气地加以绳正。海贼作乱于泉州沿海，一度逼近泉州城，官军被打败。真德秀临危不惧，他一方面祭悼阵亡将士，一方面亲自拟定战略战术，终于将海贼擒获。他还亲自赴沿海巡查、审视地形，增强要塞地段的防备，以备不测。
嘉定十二年(1219)，真德秀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在任职期间，他既注意营造宽松之氛围，又注意展现法纪之威严，并特别留意于军政，他曾打算调鄂州之军屯驻武昌，流通广盐到赣州和南安，从而消除汀、赣盐寇的生存根基。真德秀的这个计划因要服母丧而没有得到实施。第二年，蕲州、黄州失守，盗贼起于南安，官军花了数年时间才将其镇压。人们因此而佩服真德秀有先见之明。
嘉定十五年(1222)，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他以“廉、仁、公、勤”四个字约束和激励部下，以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木式之学识与风范来勉励僚属。他还为百姓罢除榷酤，解除斛面米，申免和籴。老百姓如遇生活困苦，真德秀便极力设法赈济，并设立了五万石的惠民仓，以做救急之用。他还准备谷米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以救济那些处于偏远乡落的百姓。另外，真德秀还设立了慈幼仓和义田，其惠政之举可以说不胜枚举。真德秀为了搞好军队训练，主动捐献回易之利及官田之租。对营中的生病者、死未葬者、怀孕者、嫁娶者，也都适当给以优抚和帮助。朝廷听从寿昌朱橐的建议，将飞虎军调守寿昌，真德秀据理力争，阻止这次调动。江华县之贼苏师率众入辖境杀劫，真德秀令广西之军和湖南之军合力讨伐成功。司马遵领兵驻守武冈，因其专横引起军队哗变，真德秀弹劾司马遵，并且诛灭了乱军。
理宗即位后，真德秀被召为中书舍人，不久，真德秀擢升礼部侍郎、直学士院。他在受皇帝召见时说：“三纲五常，是支撑宇宙的栋梁，是安定生民的柱石。晋朝废三纲五常而引起刘、石之变，唐朝废三纲五常而引出安史之乱，我朝立国，当先正名分，维护三纲五常，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致使流言蜚语四处流传，这对陛下的损害是很大的。較川之变，并非济王蓄意所为，因前有避匿之迹象，后有讨捕之阴谋，事情原委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希望陛下效仿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之故事，济王没有子嗣，还望陛下兴灭继绝。”皇帝说“：朝廷对待济王可谓至诚尽心了。”真德秀说“：如果陛下认为济王之事处理得很完善，我是不敢苟同的。如果对比一下舜帝处象的故事，我则认为陛下远不如舜聪明，陛下应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皇帝说“：此事处置确实仓促了。”真德秀说：“此事已成为过去，只愿陛下知道有此过失，吸取教训，更加正心诚意，讲学重德，”真德秀接着说：“較川之狱，未闻公断于朝，淮、蜀之边防亦出于公论所期之外。天下之大事，决非一家之私事，为什么不顺应民心，与国人共议大事呢？”真德秀还说：“乾道、淳熙年间，在朝之臣概以接收馈赠为耻，地方官吏也以接收贿赂为羞，然而，现在贿赂之风公行，且相互熏染，恬不知怪。”
真德秀又上疏说：“朝廷之上，敏锐之士多于老成，傅伯成、杨简因老成持重而受褒奖，柴中行因潜心儒学也受到奖掖，赵蕃、刘宰因淡于名利而受到重用，但是，像陈宓、徐侨这些忠亮敢言之士却未蒙录用。”皇帝询问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廉吏，真德秀以知袁州赵艭夫为例做了回答，皇帝遂亲自提升赵艭夫直秘阁为监司。真德秀致书皇帝表示谢意，并说崔与之治理川蜀、杨长儒统辖福建，都有廉洁之名声，希望皇帝对他们加以重用。
皇帝初住清暑殿时，真德秀为其讲解经传史鉴，并且进言：“清暑殿乃高、孝二祖修身养心之地，仰观楹桷，仿佛二祖还临驾于上。陛下所居之御靠近东朝，并未深得人主之奉。现在宫..之议渐渐具备，如果以一心而受众人攻击，难免会产生浸淫和蠹蚀之人，只有勤学可以明净此心，只有恭敬虔诚可以寄存此心，只有亲和君子可以维持此心。”真德秀为此极力陈说古之居丧之德和先帝视朝之勤勉。
宁宗驾崩周年之际，皇帝下诏文武百官可除孝服，真德秀争辩说：“自从汉文帝轻率变更古礼后，只有孝宗穿丧服三年，朝衣朝冠均以大布做成，可惜孝宗并没有在当时给群臣定下执丧之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万古遗憾。孝宗驾崩后，当时朝廷听从罗点的建议，诏令群臣易月之后，不脱丧服，如遇朝会治事等活动则穿黑带公服，这种状况要一直持续到帝王驾崩后两周年祭日为止。韩..胄擅权后，始规定在帝王驾崩周年日可除丧服。况且腰带不用金，鞋靴不用红色，佩带不用鱼符，鞍轿不用文绣，这对于群臣又有什么影响呢？”真德秀的建议被采纳。
真德秀屡进耿直之言，皇帝皆虚心采纳，但权臣史弥远则更惧怕和嫉妒他，因而总想找机会整整他，由于害怕舆论谴责，史弥远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后来给事中王..、盛章受其指使攻击真德秀所主济王赠典，接着殿中侍御史莫泽也弹劾真德秀，真德秀遂以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宫，谏议大夫朱端常再一次弹劾真德秀，致使真德秀落职罢祠。后来，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准备将真德秀置之于死地。幸亏皇帝说了句“仲尼不为已甚”，才制止了这种迫害行动。
真德秀离朝归家后，修撰了《读书记》。他对门徒说：“这本书为人君治政的入门书，如果我被起用，我将携此前往。”汀州之寇盗兴起后，真德秀向常平使者史弥忠推荐有文武之才的陈韦华，朝廷遂起用陈韦华将寇盗讨平。绍定四年(1231)，真德秀改职与祠。
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进徽猷阁知泉州。他到任之时，欢迎的人群塞满了道路，就连偏僻乡村的百岁老人亦拄着拐杖赶来了，泉州城因此欢声动地。在这之前，泉州之诸小城曾预借二税达六、七角，真德秀赴任后，禁止向市民搞预借活动。有些市民几个月交不起一文钱，州郡财计亦为之窘迫。有些官吏认为不能对百姓太宽恤。真德秀则认为百姓太困苦，宁愿自己去分担他们的忧愁。
建炎初年，朝廷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州，当时信徒只有三百来号人，由漕司及本州提供费用，朝廷每年亦资助度牒。但时过境迁，原来的三百人现已增至二千三百余人，而费用不复给，真德秀陈请于朝廷，皇上因之下诏给度牒于百道。
史弥远死后，理宗始亲政。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他在任期间，训戒下属不得滥用刑法，不得横征暴敛，不得徇私舞弊，不得罢行欺市。他说：“物同则作同，怎可有公私之别呢？”当时，闽县的里正因横征暴敛而被革职，属县的老百姓苦于贵籴，真德秀则公平地以常平仓之粮赈济之。福州沿海寇盗横行，真德秀一一将其擒获讨平。不久，真德秀听说金朝灭亡后，京、湖许多将帅摩拳擦掌，上表请收复失地，江、淮前线也有进取潼关、黄河的议论。真德秀深以为忧，他为此上疏说：“调江、淮之军去守那些无用的空城，运江、淮之粮去治那些不能耕作的废壤，不仅达不到富庶之目的，反而会招来许多根本之弊端，愿陛下对此慎之又慎，切不可轻率行事。”
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在入见皇帝时，皇帝亲自出来迎接，并且对真德秀说“：你离开朝廷十年，朕时常牵挂于你。”真德秀向皇帝进呈自己所著的《大学衍义》，并且陈述祈天永命之说，他认为“：敬者乃道德的一种凝聚。仪狄的美酒，南威的女色，郊游射猎的娱乐，禽兽狗马的珍玩，有一样沾染上了，都足以害敬害德。”皇帝欣然嘉纳，真德秀因此改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对时政多有论建。过一年，真德秀知贡举，身体也在此时得了病，皇帝拜他为参知政事，同编修敕令和《经武要略》，真德秀三乞祠禄，皇帝不得已，进真德秀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真德秀推辞不就。此时，他的病情愈来愈严重，但其穿戴起坐直至去世都表现得神清气爽，有条不紊。皇帝听到真德秀辞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并停止视朝，以示哀悼，赠真德秀为银青光禄大夫。
真德秀身材颀长，面额宽广，容貌如玉，见到过他的人都期望他能官至公辅，真德秀在朝廷做官不满十年，所上奏疏不下数十万言，其言论多切中时弊，因此，其正直的名声震动朝廷，四方人士皆争相传诵其文章，并希望目睹其风采。真德秀任官所至，都能够做到施惠政于民，实现他的主张和诺言，因而也就更加得到朝野称道。当时都城之人经常奔涌出门，因为他们听到传闻说真德秀到来了。真德秀到达后，人们更是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可谓不顾一切地来观睹真德秀，权臣史弥远因而就特别忌恨他。但是，史弥远越是排挤真德秀，真德秀的名声反而越大。史弥远死后，真德秀归朝任事，又逢史弥远之爪牙郑清之轻率挑起战事，致使兵民死者无数，国家元气亦因此大伤。本来，在这种世道升降治乱之时，给真德秀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可惜，此时的真德秀已年迈体衰，力不从心了。杜范力言郑清之误国，认为其贪婪狡诈较史弥远更为严重。真德秀则认为“：追根溯源，还是史弥远擅权所造成的恶果，这与扁鹊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便代为庸医受责是一样的道理。”真德秀之议论与杜范看法之不同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自从韩..胄将道学诬为伪学，且大肆排挤打击道学家之后，凡近世大儒之书，皆遭禁绝。真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研究讲习而付诸实行。党禁解除后，道学所以能明于天下和后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德秀的努力。
真德秀著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去世后，皇帝念其功德，赐其谥号“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