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范，字成之，黄岩人。小时候跟随从祖杜烨、杜知仁游历，他的从祖是朱熹的学生，到杜范时学问更加显著。嘉定元年(1208)杜范被推举参加进士考试，调为金坛县尉，又调为婺州司法。绍定三年(1230)，杜范担任主管户部架阁文字。绍定六年，杜范升任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1234)，杜范改任军器监丞。第二年，他入朝奏对，他对皇上说：“陛下亲自处理政事，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如今不仅没看到革新政治的效果，有时候却有越来越不如以前的担忧。导致弊病一定是有根源的，挽救弊病也一定有根源，积累了三四十年的陋习，逐渐地渗透熏染，日益深入并且腐蚀人心，有不能挽救的弊病，它们的根源不过是一个私字而已。陛下本来就应该警惕弊病的根源，使私意去除干净。所以身在皇位而或许还心怀私人间的怨恨，天命有德而或许还会因私情滥赏，出兵征讨有罪的人而或许还会被私情牵制，左右亲近臣僚的言论有的是来源于道听途说，土木无益之功有的是为了个人的耗费，尊崇礼貌用来尊敬贤能的人并且任用他们，陛下还没完全做到，和颜悦色地接受劝谏并实行，这在陛下是困难的，这些是陛下没有去除的私心。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互相之间不信任，在文告的下面标明是皇帝的敕令，事先不告诉具体情况，在一起决定事情，不能互相议论是否行得通，虽然大臣们在一起讨论了但施行的时候还取决于私人的见解，众贤人在朝廷上但却在私人的府第秘密地商议和决定各种事情，这是大臣没有去除的私心。如果允许君主和宰相有私心，那么颁布教化百姓的条例只能是一纸虚文。近来朝廷召用有名的儒者，阐明关于穷究事物的本原而获得知识、诚心正意的学说，有喜欢议论的人，就因此诋毁和讥笑他们，陛下被这种人的言论所迷惑，就产生了讨厌儒学的想法。这正是贤能的人和奸邪的人被进用和斥退的关键，它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希望陛下认清真伪，并付诸实行。”
杜范改为秘书郎，不久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上奏说“：先前权臣所用的台谏官，一定都是自己的亲信，他们互相约定好了以后，再发出命令。台谏官所弹劾攻击的人和事，都秉承权臣的微言示意，所以国家的法度被废去，风俗遭到破坏。陛下亲自处理政事后，首先用洪咨夔、王遂，彻底地矫正原有的弊病，斥退奸邪的人。然而在朝廷上，受到的牵制还很多。台谏官弹劾到皇上宠信的人以后，就想方设法地加以保护，并且先同意被弹劾的人的管理宫观的请求；事情有所牵扯，就从中进行调解，到最后就是收回论罪的奏章。也有弹劾有罪的人的墨迹还没干而朝廷已发布了对他的新任命，被裁退不久又很快得到好官职的。从此台谏的风采，从前振奋的却日益消溶；朝廷的法度，从前逐渐完善的却日益被破坏。”理宗十分肯定了这些话。
杜范又上奏说九江守臣何炳年纪大了不能抵御风寒的事，希望罢去他，但没有实行。杜范又上奏说“：一个守臣没罢去，这是小事，台谏官的话不实行，这是大事。阻遏台谏的话还可以，甚至把陛下的旨意藏起来不实行，这难道是励精新政时所应该有的吗？”丞相郑清之见到这个奏章后大怒，五次上疏请求免去杜范的官职，他的奏疏中有“危机将要发生，朋党祸起”的话；并且认为杜范秉承某人的微言示意，来装饰自己对大臣的排挤和陷害。杜范就自己弹劾自己，他说“：宰相和台谏，官位有尊卑的区别但做的事都是为一个目的，只应该同心为国，怎能容许以私害公。执行的是宰相，议论的是台谏。执行的人怎么能完全符合事情的需要，议论的人或许免不了被攻击诋毁，在清明的国家，这也是常有的事。古代大臣想维护国家的法度，所以一定要推崇褒奖台谏，听说有因台谏而被处治的大臣，没听说大臣有忌讳台谏的话而发怒的。从前掌权的人所用的台谏，一定是他们的亲信；陛下改革政治，台谏官都是陛下亲自选拔的。如果陛下不想让我议论掌权大臣的亲戚故旧，那就钳住我的嘴，夺去我的命，那么这与从前大臣任用亲信为台谏官还有什么区别？不知所说的‘秉承某人微言示意’这个某人是谁？‘装饰对大臣的排挤和陷害’又有什么事来证明？请陛下检验我前面的奏疏，罢免我，以满足我退官安居在乡间的心愿。”
当时郑清之荒谬地索取战功，在河、洛用兵，兵民死了十多万，物资、粮食、武器、铠甲都被敌人缴获，边境骚动，朝内外都十分困乏。杜范率全体谏官论奏这些事，并说制置使诈谋欺骗皇上。凡是监司、郡守中贪暴害民的，都按等论罪。郑清之更加忌恨杜范，改他为太常少卿。百官轮次奏对时，杜范说：“现在的弊病，没有比贿赂交结成风更大的。名誉已经显赫的人收买身边的人的赞誉以便巩固自己受宠的地位，没有当官的人只是为了升官才逐渐贿赂交结。边疆的帅臣，不用黄金去收买敌人为我所用，而用来探听皇上的意思；不优待和重赏士卒，而用来交结权贵。以致赏罚颠倒，严令被轻慢，因罪被贬的人抗拒命令而不执行，弃城逃走的人用巧妙的办法来求得免罪，统帅官兵的人招致祸乱并且大肆抢掠，掌握大权的人恃势而骄。下面的禁军，骄悍难节制，监军结成团伙互相剽劫。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小恩而废大原则，不要因为私情而阻挠公法，严格管理后宫，不让半句话进入宫门；约束宦官，不让那些用谗言诬陷忠良的人得逞。”杜范自从担任台谏官以来，多次请求去管理宫观，这时又五次上疏请求回乡务农，皇上都不允许。
杜范升为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大元兵准备占领江陵，杜范请求在蕲、黄二州驻兵以防止元军窥伺长江，并且命令沿江的帅臣兼任江、淮制置大使使他们的权力加强，命令淮西帅马上调兵拨粮去援救江陵。杜范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他推辞但没获准，就趁着给皇帝讲读经书时，上奏说：“臣曾经充当过陛下的耳目，往往触犯宰相，以致麻烦陛下从中委婉地调解保护，现在又让我担任从前受攻击的官职，难道因为臣说的阻止私心的话还有可取的吗？因为我性格谦恭懦弱，容易调理保护，就暂时用来充数吗？从前人主对于敢于直言的大臣，不是高兴地听他们的话，就是勉励他们，否则就疏远他们，没听说有不采纳他的意见而又用他的。陛下自从端平元年亲自处理朝政以来，召用正直的人来振兴御史台，不久就出现了曲折辗转地进行调理的弊病，御史所弹劾攻击的，或者是受到牵制而没执行，受到贬斥的，又找机会升官进职。臣在担任台谏官的初期，本来就已经极力说了这些，不仅没有改变它们，反而这种弊病越来越严重。甚至节帖的文理不全，改写但没有御史台的大印，中书不敢把这些奏明，看见的人对它们产生怀疑。没想到在圣明时候，这种弊病达到了如此程度。陛下认为他的话不能采用，又从而越级提升他，那么台谏这个官职，就专门成了升官的捷径。陛下只知道尊崇和褒奖台谏是盛德，而不知道阻止和压抑正直的言论是弊政，那么陛下就是外有喜欢劝谏的名声，内有拒绝劝谏的事实，天下怎么能有虚可以遮盖实的呢？”杜范开始把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就离开朝廷看作遗憾的事，这时他就极力讲台谏失职的弊病。
当时襄、蜀都遭到破坏，江陵孤单危险，两浙受到震动，人们恐惧，杜范又说：“郑清之蛮横地挑起边境战争，几乎危及国家，他的儿子招引权贵，收取贿赂，贪得无厌，盗窃国家的钱帛用来换外国货，并且有事实。”杜范还说“：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和史寅午、彭大雅用贿赂与郑清之的儿子交结，想尽办法为他开脱。李鸣复既不体恤父母生活的国家，又怎么能想着陛下的社稷。”皇上因为郑清之是自己王府中的老臣，李鸣复没什么大罪，没有马上处治他们，杜范也不接受殿中侍御史这个官职。皇上催促他上任，杜范上奏说：“李鸣复不离开那我就离开，怎么敢进入经筵？”杜范将要再次论奏李鸣复时，李鸣复针对杜范的奏疏为自己辩解，他说：“台谏官论奏我，不知道所指的是哪些事，难道是因为我曾经主张和议了吗？幸好我没被斥退，那么使国家安定，对社稷有利，死生都是靠和议决定；否则人们就会无家可归，只有在五湖中坐着小船游荡了。”杜范又极力论奏李鸣复寡廉鲜耻，不久御史台的全体官员都弹劾李鸣复，太学生们也上书攻击他。李鸣复刚出关，皇上又派使臣召回他，杜范又与全体台谏官上奏“：李鸣复担任宰执，他所交结的只有史寅午、彭大雅，他们这些人在一起搞阴谋，不过是贿赂受到宠幸的人，欺骗皇上，以便暗中谋求宰相的职位。臣最近看到李鸣复为自己辩解的奏章，见到他使边疆的大臣互相争斗而引起矛盾，荒谬地讲和战来肆无忌惮地胁迫别人服从自己，并且因为蜀地已遭破坏而想在五湖泛舟。又把安定国家、有利社稷作为自己的责任，不知道李鸣复在政府中长期任职，现在又有什么安定、有利的策略？欺骗皇上的事，他没有不做的。如果臣的话对，就请马上罢免他；如果说的不对，请皇上早点罢斥我。”杜范改任起居郎，他上奏说：“臣论奏李鸣复，没见朝廷处治他，忽然又任命我当左史，那就是我说的不对，对我表示优待。臣以前曾上奏说台谏只是升官的捷径，起初对朝廷的法度没有益处，我亲自说的话，又亲自实现了，我的罪过大了。”他就渡江而回。杜范被授予江东提点刑狱，不久改为浙西提点刑狱，杜范极力推辞，而李鸣复也出朝到越州担任守臣。
嘉熙二年(1238)，杜范被差遣为宁国府知府，第二年他到了宁国府，正赶上了大旱，杜范就见机行事，发放常平仓的粮食，又劝寄居在这里的官吏和富人中有存粮的人把粮食拿出来，老百姓因此得以安宁。杜范刚到宁国府时，府中的仓库很多都空了，不久，库存的米就多了十万斛，钱也有数万缗，杜范就把这些用来代替下户纳粮。两淮饥民渡江的大多剽掠，他们的首领张世显特别勇猛剽悍，率领三千多人来到宁国府城外。杜范派人犒劳他们，让他们不要骚扰、等待安排，张世显就暗中怀有夺城的想法，杜范用计谋抓住并杀了他，接济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去。
嘉熙四年，杜范回到朝廷，他首先说：
“干旱接踵而来，人们吃不到一粒粮食。纸币贬值，物价猛涨。行都里面，景象萧条，左浙在京城的附近，饿死的人充满了道路。流民比比皆是，没听说有安抚他们的政事，剽掠成风，已经开始有起兵的迹象，这是内忧已经急迫了。新建的北军，借着胜利的机会又善于战斗，中原地区很多盗贼，都借着这个名声而起兵。大元兵捣毁我们的巴蜀，占据我们的荆襄，骚扰我们的淮..，最近又从夔、峡二州窥伺鼎、澧二州。边疆的大臣，肆意欺骗皇上，取胜时就宣扬出来讲自己的功劳，失败时就掩盖起来不向朝廷汇报。假如敌人趁长江上游我们没有防备的时机，做到长江下游饮马的打算，谁能抵御他们？这是外患已经严重了。
“人主在上侍奉的是天，在下依靠的是老百姓。近来天象显示了变异，彗星吐出尾巴，正值冬天却打雷，春天已经过去却还下雪，海潮冲进了都城，旱灾造成的不产粮食的土地几乎遍及京城附近的地区，这是不能符合天意而天已经发怒了。人死于战火，死于饥饿，父亲和儿子互相抛弃，夫妻不能互相保护，满肚子怨气，诽谤朝廷的话充满了道路，‘等死’的念头一萌发，什么不能做？这是不得人心而老百姓已经怨恨了。内忧外患交相而来，天心人心全都失去，陛下能与二三位大臣安居在天下人的上面吗？陛下也曾经想过所以这样的原因吗？
“从前掌握大权的宰相表面对陛下表达小妻一样的忠心，暗中窃取驾驭人的大权，以音乐女色和赏玩嗜好的物品在内部蛊惑陛下的思想和心计，而废除和设置、生和死，这一切都只按他的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此导致国家的法度被破坏，风俗颓废，军政不整治而且边疆的保卫和防备措施被毁坏和缺乏。凡是现在有的内忧和外患，都是掌握大权的宰相三十年酝酿成的，好比养护痈疽，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该发作了。端平年间号称革新，但担任宰相的不是革新人物，不能改变旧的弊政，对朝政的败坏和玷污，比原来还严重。从此陛下的思想疑惧，不知应该依赖谁，并且不以他为仇人而认为他有德，不以他为罪人而认为他有功。于是上天的希望在陛下这里实现的少，天象变异的事就出现了，人们的希望在陛下这里实现的也少，怨恨和反叛就形成了。
“陛下敬奉上天要有法度，对美酒的需求要有限度，缉熙要有记录，如果能持这样一个念头，那么使国家从倾危颓靡中振兴，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然而我在道路上听说，陛下所谓的警醒畏惧的想法，只能在外朝处理政事那一会儿能见到；而喜欢玩乐的私心，常在宫中设宴请亲近的人时放纵。名义上是任用贤能的人，而陛下身边的宠臣能从中钻空子；政令由中书发出，而陛下的御笔特奏又从宫内传出。邪说的蛊惑，亲属的请托，蒙蔽陛下的聪明，转移陛下的思想和心计。”
这时杜范离开朝廷已经四年了，皇上对他的安抚和慰劳十分周到。
杜范升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因为长期干旱，他又说：“陛下继承皇位已经二十多年，灾异的谴责和告诫，没有一年没有，到现在更严重了。陛下追求如何才能符合天意，难道只是减少膳食，撤掉音乐，分别到各祠庙中祈祷就行了吗？不应该除此以外又在自身寻找吗？不去自己反省悔过，而只希望天怒消散，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彻底扫除旧习以使天下一新，放出宫女以疏远音乐和女色，斥退受到亲幸的人以防止受到欺骗和蒙蔽，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使国家的财政丰足，减轻征敛以使老百姓得到休息。况且没立皇太子，皇太子的位置还空着，请选宗室中有贤德的人在宫中养育并教导他。”又讲铨法的弊病说：“朝廷已经有堂除，又常取吏部的缺额来做人情；士大夫贪污受贿，就暗中不经过推勘结绝而得到改正，这些都是营私舞弊、忘了国家的祸害。”不久，杜范又上疏说：
“天灾和干旱，从前本来就有。但粮仓中的粮食枯竭，每月的开支不能接继，一升米的价格是一千钱，价格还在不停地增加，富户没落，十间房子有九间房子的人都不在了，这又是从前所没有的。更严重的是全家饿死，相继投江，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议论掌握政权，士兵的牢骚话不忍心听，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却在京城这样核心的地区可以见到。浙西盛产稻米，但干旱的土地有千里。淮河流域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背着孩子在路上的人一个接一个，想回家却没有住处，气息微弱就等着死亡。如果没有边疆的战事，老百姓还可以相依为命，苟且活下去，万一敌人的骑兵冲进来，这些流浪的人一定会奔到南方，有的可能被迫屈从敌人，就给他们当向导，那么巴蜀的教训是可以借鉴的啊。
“我个人认为陛下勤于政务，担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安定的时候也没间暇。然而宫中的宴饮和赏赐没听说有所减少，身边的宠妃没听说有所放出，宦官和陛下亲幸的人没听说有所斥退和疏远，通过宫中受宠的女子的请托没听说有所摒退和拒绝，朝廷政事没听说有所整顿，官府的积弊没听说有所追查和改变，掌握国家大权的人是按私情处理政事，负责处理各种事物的人不按法度履行自己的职责，国家大政则被两种意见所左右，不能决定，官府中的琐事则有个想法就轻率处理。朝廷的命令早晨改的而晚上又变了，法度被破坏，没有一件事不存在弊病，没有一个弊病不严重。陛下何不也震动恐惧，自我反省。”
皇上下诏“：朝廷内外的官员和老百姓考虑现在最紧要的事，比如河道不通，怎么才能运送军饷？浙右出现旱灾，怎么才能推行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财政匮乏，怎么才能使国家买粮的本钱充足？老百姓流离失所，怎么才能使这些人安定？敌情难以预料，怎么才能使边境得到巩固？每个人都一定要全力思考，来陈述控制危机和变乱的策略。”
杜范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他又极力讲宴饮和赏赐不节制、修造宫殿不合时宜、穷兵黩武、放纵私欲几件事。杜范兼权兵部尚书，改为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
淳..二年(1242)，杜范被提升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杜范进入都堂以后，凡是朝政有什么过失，任免官吏有什么不妥当，他都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丞相史嵩之表面上对杜范宽容，内心里实际是忌恨他。淳..四年，杜范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因为李鸣复任参知政事，杜范看不起他，不愿意与他共同执政，就辞去官职。皇上派中使召他回来，并且下令各城门不能放走杜范。太学生们也上书挽留杜范而斥责李鸣复，同时也斥责史嵩之。史嵩之让谏议大夫刘晋之等人论奏杜范和李鸣复，杜范才就任。恰赶上史嵩之遭父母之丧想希望朝廷在他守丧期没满时重新起用自己，但没成功，于是杜范被任命为右丞相，杜范把这个职位推让给游似，皇上没答应，杜范就勉强支撑病体去觐见皇上。皇上亲自写下“待人接物，坦诚无私，集合众人的心思，采纳各种有利国家的意见”赏赐给他。
杜范上疏讲五件事“：一是整饬治国的基本措施，认为政事应该常由中书决定，不要让别的人或部门能够窃取权力。二是严肃皇后妃嫔居住的地方，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宫内外，使宫中和官府形成一体。三是选择人才，认为应当根据人的才能用到适当的岗位上，而且要长期任用，不要只遵守官员升迁、转任的一般原则。四是爱惜爵禄，认为像文臣贴职，武臣阁卫，不应该作为营私卖恩的场所。五是节约财物，认为应该从皇上开始，自后妃开始，从身居贵要之位而又接近皇上的人开始，考核封桩库中国家的收入和支出的数目，并且补足和堵塞其中的不足和漏洞，寻求食盐的人的户口册籍和纸币变更的条目，并且斟酌其中的好处和害处。仍然请求早立皇太子以便维系人心。”
当时亲王和外戚大多请求皇上增加恩惠，杜范援引前朝杜衍的例子，都没同意，把皇帝的赐恩诏书全都驳回。杜范请求拨出堂除的缺额给吏部，以肃清中书的事务，只留下书库、架阁、京教和重要地区官员的任命权。人们都认为这样不妥当，太学生也上书讲这件事，皇上把这些反对意见给杜范看，杜范上奏说：“三四十年来，权臣左右国政，用国家的爵禄来买卖自己私人的恩惠，取吏部的缺额来归堂除，太学生们也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习惯了，就认为近年来的有弊害的政事是祖宗定下的法度。如果认为我说的对，上下都坚决遵守，那么说好话的人一定多而诽谤就停止了。”不久，来参加选拔和调动的人没有滞留的，符合资格的人都得到好的官职，众人才对他信服。
皇上命令宰执分别列举当前的弊病和可以推行的政事，杜范上奏十二件事：
一是使任用和免退官员公正，希望进用和斥退人才都参考本国人的评论，那么钻空子的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二是储备有才能的人，朝内的官员，则是把宰执的人选储备在侍从、台谏中，把侍从、台谏的人选储备在卿监、郎官中；朝外的郡守、统帅，则以长江流域的通判为幕府、郡守的后备人选，以长江流域的郡守为统帅的后备人选；其他官职都这样，这就不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缺乏人才的担忧。三是严肃推荐人才，应该下诏书告诉朝内外的官员，凡是推荐人才一定要写明负责哪些方面、工作成绩、事情的真实情况，不许只写赞扬的话，朝廷的记录跟推荐人说的不符合，推荐人要受到处罚，仍诏命侍从、台谏不许答应士子的请托而推荐他。四是惩治贪污受贿，自今往后，有上报贪污受贿罪案件的，马上派人到下面去勘察验证，果真有赃证，一定按祖宗的法典惩治，没有事实根据，而是监司荒谬地用贪污受贿来诬陷人的，也根据情况给以惩罚，台谏根据传闻而弹劾某人贪污受贿，也进行勘察验证。五是职责专一，吏部的官员不应该兼任给事中、舍人，京尹不应该兼户部、吏部的官职，经筵也一定要设专职官员。六是长期担任一种官职，朝廷内管理财赋、狱讼、铨选和其他烦琐、重要部门的官职，一定要在任满三年后再提升或调转，地方上的监司、郡守，也一定让他连任，那些不称职的则要立即罢斥。七是压抑侥幸，向朝廷内外宣布，每个人都致力自己的职事，朝廷上不因为打破先例而过分施恩，宫廷中不因为私人的请托而废除法度；对有功绩的老臣、王侯贵戚，不把国家的爵禄轻易地授予他们。八是把军权交给武将要慎重。九是备齐武器、粮食等军事物资。十是招纳地方上的豪强。十一是效仿祖宗的方田法，疏导成水渠，纵横交错，互相能连接、灌溉，用挖沟的土，修成田间的路，不应两匹马在路上并排奔跑，不许排队而行，像曹玮守卫陕西的制度，则是敌人骑兵来了以后，所到之处都有阻拦，而沟以里又可以耕种和驻兵，比陆地强多了。十二是治理边防、管理财政，实际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有懂得治理边防、善于管理财政的人，应该搜求寻访上报给朝廷。
当时孟珙掌握重兵长期驻扎在长江上游，朝廷一向怀疑他难以控制，这时孟珙也写信来祝贺。杜范给他回信说“：古人认为大将和宰相和睦则士子就心悦而依附，从此我们只应该同心协力，以身殉国。像用不良的手段进行驾驭、控制的事，不是杜范值得做的。”孟珙非常感动和佩服。不久，大元军队大举侵入五河，渡过长江中游，设置营寨，并且用重兵牵制合肥，命令不要互相救援，作为一定攻取寿春的计划。杜范命令维扬、鄂渚的两位统帅分别调兵从东西两面来策应，最后终于取胜。杜范按功劳的大小进行奖赏，没有不符合事实的，士兵们都很高兴。
不久，杜范去世，他被赠为少傅，谥号是“清献”。他的著述，有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疏的文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