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实始于司马迁，而成于班固，故吾前撰专章述之。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吾于古代，取马、班二氏为作史家之权舆，兹于近代，又取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刘、章两家之史学，非一二语所能尽，特立专章论之，亦继轨马、班之意也。
“史学”一辞，创于十六国之石勒，《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三一九年)自立为赵王，以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是也。至刘宋文帝元嘉中，儒、玄、史、文四学并建，以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 ，明帝泰始六年，又以国学废，置总明观，内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齐因之 。又其时史学学生之著者，有山谦之可考，《宋书 礼志》，元嘉二十年，太祖(即文帝)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是也。谦之后又为史科学士，《礼志》又谓，太祖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是也 。按石勒所立，尚有律学祭酒，祭酒者，一学之长也，史学与律学分立，已树分门研习之规，刘宋以儒、玄、文、史分为四学，后又分为四科，儒以研经为务，玄则属于诸子，而文章悉具于总集、别集，合以史籍，是为经、子、文、史四学。晋人苟勗类别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洎唐人撰《隋书 经籍志》，乃有经、史、子、集之名，后来相沿无改，此又可与学科分部互证，而史学之自成一科，亦自此始矣。观夫史学生山谦之能于在学研习之曰，私撰《仪注》，其邃于史学、明习典礼可知。而主学之何承天，亦以明礼著称于时，惟史学设科，南齐以后无闻焉。南朝太学诸师，讲经皆具讲疏，声容之盛，冠于今古 ，借使史学之立，继绳弗替，所具讲疏，必能流传至今。又何必待刘知幾出，而始有专论史学之书哉。
刘知幾，字子玄，以避玄宗嫌名，故以字行，彭城人也。幼年，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辄能辨析所疑，以为书能如是，读之何难，由是遂通览群史，擢进士第。于武后时，官著作佐郎，转左史，曾以本官兼修国史，历中宗、睿宗，至玄宗立，又除著作郎，累官至左散骑常侍，开元九年，遭贬，旋卒，年六十一。刘氏自述其幼年治史之次序云：
先君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记(《史通 自序》)。
其与刘氏志同道合者，则有东海徐坚、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其于徐坚，则谓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又于武后时，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同修《唐书》。及中宗即位，又与坚、兢同修《则天皇后实录》；故尝自称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凡此皆见《史通 正史 自序》及两《唐书》本传。本传又谓，子玄常慨时无知己，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是则兢之年辈又后于刘氏，兢以尽力唐国史有声于时，而刘氏则自负其才，未肯以此自限者也。
刘氏所撰之书，实有多种，今传世者，只有《史通》一书，即其研史精神之所寄也。刘氏自述作书之动机云：
凡所著述，皆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齟齬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同上)。
《新唐书》本传亦云：
子玄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旧书谓至忠责其著述无课)，乃奏记求罢去，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书，怅惜不许。楚客恶其言诋切，谓诸史官曰，是子作书，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
刘氏所谓五不可，已具录于第五章，然既自谓任当其职，见用于时，何以不尽力于国史，而竟以偃蹇无功见责于时宰耶 刘氏与吴兢同撰国史，刘氏既以偃蹇无功，而又先卒，其后兢遂自成《唐书》，自创业迄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见第六章)，然兢又私撰《唐书》及《唐春秋》，及兢卒，其子上进，凡八十余卷，或云使者即其家求之，得六十余篇，而论者谓其事多纰缪不逮壮年(据《新》、《旧》两书本传)。今本《旧唐书》，于开元以前，多本吴兢，而世人皆称撰人为刘昫，鲜有语及吴兢者，凡官撰之史，往往史官为其实，而宰相尸其名，以至依违苟从，互相推避，此刘氏所以偃蹇无功，而终不能自造一史也。
刘氏之著《史通》，尝以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刘勰《文心雕龙》自况。其言曰：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自序》)。
又自释以《史通》名书之义云：
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编，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卷首序录》)。
按《史通》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庚戌(公元七一○年)，其前二年以在东都，私自著述，为人所纠，私著之书，当为《史通》，书成凡二十卷，如今传本，此据《自序》而知之也：同时徐坚见其书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坐右也”；而宋代之宋祁，则曰，“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新唐书 刘子玄传赞》)。其所见不同如是。《四库提要》尝举其《疑古》、《惑经》等篇，以为世所共诟。又如《六家篇》讥《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讥《春秋》不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公仪休、甯戚、穰苴，则直斥为谬妄，此盖出于儒者尊经之见，不足以服刘氏之心。此外所举，虽不无是处，究近毛举细故，有意吹求。惟谓“班固、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可以肆诸市朝，投畀豺虎”(《曲笔篇》)，则未免指斥太过，宋祁所谓“工诃古人”者，殆指此耳。特刘氏论史所长，初不在此，置之不论可也。
大抵论史之书，其途有二：一曰扬榷利病，一曰阐明义例。扬榷利病者，主于分析，阐明义例者，贵乎综合，二者相资，未可偏废。或谓《史通》一书，以扬榷利病为职志，盖善于用析，以演绎法为论列者。兹考本书《内篇》凡三十九篇，《外篇》凡十三篇，总为五十二篇，《内篇》之末三篇，曰《体统》，曰《纰缪》，曰《弛张》，皆亡佚已久，然《新唐书》本传，已云《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且考《内篇》之序，所亡三篇，皆在自序之后，颇为不伦，或本无此三篇，抑编者之错置欤 《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 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观其于《内篇》之首，即云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编述必出于史官，文籍悉归于正史，由此可证此二篇之撰在前，而《内篇》之撰尚在后，否则其本末之序紊矣。次则总论诸史之体例，而首以《六家》、《二体》：六家者，《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是也；二体者，纪传、编年是也。《春秋》、《左传》则属于编年，《史记》、《汉书》则属于纪传，此二体之权舆也。《尚书》则属于记言，《春秋》则义在记事，《史记》则开通史之规，《汉书》则为断代之祖，《左传》则以年分，《国语》又以国别，此六家之所以名也。至于正史之各类，一曰《本纪》，二曰《世家》，三曰《列传》，四曰《表历》，五曰《书志》，六曰《论赞》，七曰《序例》，各以一篇论之，又以《载言》一篇继于《二体》之后，为衍列传一体未竟之绪而作者也。寻《史通》全书，以《史官》、《正史》、《六家》、《二体》四篇之包蕴为最富，盖内外篇之纲领，论史者之总枢也。盖非洞究源流，则史例无以明，所谓阐明义例，贵乎综合，诚亦莫大乎是，岂仅主于分析，以扬榷利病为职志哉!若夫自《题目》以下迄于《辨职》之二十五篇，则以扬榷利病为务，亦以分析见长，所谓以演绎法为论列者，其在是矣，《辨职》之后，复缀以《自叙》一篇，而《内篇》终焉。《外篇》则《史官》、《正史》二篇而外，有若《惑经》、《申左》二篇，则尚论古经传之得失，附于古人之诤友，而《疑古》一篇，又自曝其所见，以待论定，亦后来崔述《考信录》之滥觞也。《点烦》、《杂说》以下，迄于《暗惑》七篇，皆为条举伴系随手箚记之作，本为《内篇》之遗，非刘氏精意之所寄，至《忤时》篇则为专载与萧至忠书而作，又本书之附录也。要之，刘氏论史，好指陈利病，言非一端，然非绝口不谈义例。或谓《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出《四库提要》)，斯言也，大致得之。
兹取刘氏议论之精要者论之。刘氏视《春秋》、《左传》为古史，《春秋》之书，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故鲁隐公被弒，而书曰薨，周襄王实为晋文所召，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此虽为鲁史旧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传信之义则远矣。《左传》则不然，《春秋》重名，《左传》征实，《春秋》略举大纲，《左传》详于记事。研史之士，贵详而征实，是以刘氏有《惑经》、《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问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龙所谓学究之所骇明者不与较者是也，此一事矣。自来记言、记事之书，概名曰史，然当时史官记载，务求详尽，巨细不遗，是为史料；后来秉笔者，据以勒定成书，是曰史著。汉世天下计书，上于太史，是为备采之史料，太史公据此以成《史记》，是为勒定之史著。然自现代史家视之，前古之所谓史著，亦正今日之所谓史料，史料史著，本属变动不居，而其厘然有别，则古今初无二致。刘氏则曰：“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官篇》)分析之当，议论之精，后有述者，无以尚之，此二事矣。史家略远详近，由来旧矣，不晓此旨者，辄轻加诋謨。刘氏则曰：“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以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又曰：“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烦省篇》)其持论之通，固最近史家之所尚，亦放之中外而皆准者，此三事矣。作史须先立例，尤贵有法，刘氏则曰：“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序例篇》)是则例即法，法即例矣。又论本纪、列传之作法曰：“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而陆机《晋书》，列纪二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又曰：“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本纪篇》)又曰：“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 ”(《纪传篇》)凡此所论，又足以垂示史法，作方来之准则，此四事矣。刘氏之论作史也，主于征实去伪，尚简汰烦，故于《载文篇》则谓，载文之失有无：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于《邑里篇》则谓，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此乃循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于《言语篇》则谓，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于《曲笔篇》则谓，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斯皆破家殉国，视死如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民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凡此皆以明征实去伪之旨也。又于《叙事篇》云，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贵；于《浮词篇》则谓，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于《书事篇》则谓，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推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而史官征其谬说，真伪莫辨，其烦一也；藩王岳牧，朝会京师，非复异闻，载之简册，一何辞费，其烦二也；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夫人之有传也，惟书其里邑而已，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牒，非关国史，其烦四也；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凡此皆以明尚简汰烦之旨也。此五事矣。上述五事，皆其持论之至精者，故为撷取大要，以备考览，其余扬榷利病，不名一端之论，则有不暇悉举者矣。
刘氏之论，有应节取者，有不可以为典要者。其论《艺文志》则云：“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续汉》已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书志篇》)绎其意旨，盖谓总录群籍，宜别为专书，无取附入正史。不知历代艺文，可与列传互证，史所宜详，前汉以往之群籍，设无班固为之著录，岂复有他书可考耶 惟前志已录，后志仍旧，实嫌繁复，清撰《明史》，《艺文》不载前代，盖采刘氏之论，而加以折衷者，后有作者，亦不能违，此应节取者也。至其论表则云：“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表历》)不悟表之为用，便于记载烦细，凡本纪、列传所不能尽载，而又不忍遗弃者，惟有佐之以表，乃足以宏其用。唐、宋以下诸史，大抵有表，近代史家如万斯同，亦以善于制表，有裨研史。刘氏此论，可谓一言不智。且刘氏亦非不知表之有用也，尝曰：“观太史公之创表也，燕越万里，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举目可详。”(《杂说篇》)何为一书之中，前后矛盾若是 此又不可为典要者也。然刘氏又以天文、五行、符瑞诸志，作者相仍，殊为烦费，所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之何代不可。(《书志篇》)，尤为至当不易之论，而后来作者，罕能悟此，为可慨也。至论其作史自注之例，则盛称挚虞、陈寿、周处、常璩之作，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又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其言是矣。然又讥裴松之之注《国志》，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补注篇》)，此则得失相兼有难以概论者矣。
刘氏因身任史官，与修史之役，而不得申其志，故发愤而有《史通》之作。其于《模拟篇》云：“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一曰貌异而心同。”又曰：“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 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此盖叹真赏难遇，而慨乎其言之矣。且刘氏尝谓自梁、陈以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曲笔篇》)；又谓《晋书》多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或诙谐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采撰篇》)，虽所论甚当，而其放言无忌，则为后来所仅见。盖刘氏之志，既不获申于修史，故于当代官修之史，亦抨击不遗余力，纵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此刘氏所以借喻于绕朝也(本《浮词篇》)。
吾国文史之学，以魏、晋、南北朝之世为极盛：以文学言，先有梁昭明太子萧统之《文选》，以为齐、梁以往文章之总集，继有刘勰之《文心雕龙》，以扬榷其体例，并阐明其义蕴焉；以史学言，隋唐以往，作者如林，虽于江陵之陷，太半随梁元以同殉，然著录于《隋志》史部者，悉为私家名作，亦多至不可胜数矣。刘氏生当南北统一之世，有唐鼎盛之时，遗文间出，史籍大备，就其所见，一一取而论列之，以成《史通》一书，诚为《文心》之匹，宜其取以自况也。且考《隋志》著录之史书，唐初罕睹其全，半存残帙，刘氏身任史官，恣览中秘，其得尽窥，自不待言，今之言后汉者，多重谢承、华峤，言晋史者，必称干宝、臧荣绪，言十六国史者，或述崔鸿、萧方等，言南北朝史者，又推裴子野、王劭，言古史者，又取资于《汲冢纪年》及《琐语》，而刘氏则一再称引，评隲加详，原书虽亡，犹可藉此以窥其大略，是则《史通》之功，尤在宣究曲隐，保存遗佚矣。至于《疑古篇》以尧、舜、夏禹之禅让为可疑，《惑经篇》以《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不避非圣侮经之咎，更吻合近代学者治史实事求是之精神，凡此诸端，皆非可与其他史家，取而并论者也。
刘氏领国史且三十年，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 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新唐书》本传)。兹考《史通》有《覈才》篇，所以明史才也，有《识鉴篇》，所以论史识也。刘氏叹史才之难，而盛讥蔡邕、刘峻，诚为过言，然谓文史异辙，与文之胜质，实为至论。至谓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苟，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此又自发其愤慨也。其论史识，则谓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又谓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授；末又归之于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凡此皆足与前论相发明。惟只论史才、史识，而不及史学，何也 夫岂不以《史通》全书，皆关论学，不待明言，而读者自能了了耶
刘氏既不屑于撰史，而委其事于吴兢，乃别撰刘氏家史及谱考，以见其意，按据明审，议者高其博(本传)，此后来章学诚不得躬为史臣，而寄意于方志之意也。惜其书已不传，无由窥其意旨。又据《唐会要》所载，刘氏晚岁奉敕与诸史臣同修《姓族系录》及则天、中宗、睿宗三帝后实录，是则官修之史，未能终于不与也。特其治史精神，仍在《史通》一书。史称刘氏善持论，辨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本传)，读《史通》可见其然；又谓，其殁后，玄宗诏河南府就家写《史通》，读之称善，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本传)，此与陈寿殁后由范頵表上其书略同。且刘氏之二子餗、秩，皆究心史学，秩著《政典》三十五卷，为杜佑《通典》所本，餗亦著《史例》三卷，惜皆不传，是则以名父之子世其家学，尤为史家所罕见云。
《史通》行世以后，颇有学人致力于其书者，其流别有三；其一有绎其意旨而为之注释者，其二有病其繁谬而为之刊正者，其三有以唐、宋以后应并赅载而为之续作者，试分述之。
《史通》旧本，至明代流传已少，如《永乐大典》之网罗繁富，而独遗是书，其后陆深得蜀刻本，为校其讹舛重刻之，而恨无别本可参，万历壬寅(三十年)，长洲张鼎思又据陆本重为校定，《曲笔篇》增四百余字，《鉴识篇》增三百余字，而去其自他篇羼入者，然未详其所增益者，果据何本。惟先于此者，又有万历十五年华亭张之象刻本，疑未为张鼎思所见，惟陆氏及鼎思两本，脱误仍多，如《补注篇》则阙其下半，其采自所捐以下，又《因习篇》文也。而《因习篇》仅存十三行，多自《史官篇》窜入，非其本文，而又阙其上半。惟是时既有张之象本，凡《补注》、《因习》两篇之阙文具在，据以增补，居然复完。未几李维桢(本宁)取《史通》评之，郭孔延又作附评者，则孔延所补也。惟《四库提要》谓郭氏所据者为张鼎思本，然据何焯所见万历郭氏刊本，已将《曲笔篇》“夫史之曲笔诬者”以下一百九十九字误入《鉴识篇》者，加以厘正，则前说亦未必可信。其后王惟俭因郭氏所释，参以张之象本，重为厘正，名曰《史通训故》。惟俭自称增入《因习》一篇，并于《直书》、《曲笔》二篇有所更定，又于此外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然取郭本相校，则仅《曲笔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而《因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或者郭氏已据张之象本加以厘正，而惟俭更从而依据之也。郭氏所释，漏略实甚，惟俭引证较详，号称善本。迨及清代，黄叔琳于注《文心雕龙》之外，并取《史通》注之，因其书为订补王本而作，故名曰《史通训故补》。同时无锡浦起龙亦撰《史通通释》，初所见者，为郭、王二家注本，乃书将成，又得见黄注本，为订补若干事，书中所称“春风亭本”，即王注本，所称“北平本”即黄注本也。《通释》出诸家后，又用力勤，故最为详密，然勇于改字，又所下按语，染时文批点之习，是为小疵。此外清代学人，如何焯、卢文招、顾广圻，皆致力于《史通》，并有校本行世，何焯所据为张之象本，又得见冯已苍评本，又称张之象得见宋本，陆深、张鼎思两本，次《因习》为上下两篇，题曰《因习上第十九》，《因习下第二十》，然《因习》上篇佚其上半，而下半则误入《补注篇》，张之象本已为之是正矣。冯本则改题《因习》上篇为《因习第十九》，改题《因习》下篇为《邑里第二十》，不以一题分为两篇，核与全书之例相符，较为整齐画一，而诸注本多因之，此必别有所据也。卢文招弨曾见华亭朱氏钞宋景本 ，于冯、何二家外，又得钱遵王校本，据之以校《史通》，得数百事，录入《群书拾补》。又谓浦氏注释本，正字大书，皆同宋本，叹其精覈。至何氏所谓《曲笔篇》之文误入《鉴识篇》者，顾广圻则以为不误，虽是非尚待论定，而诸家考订之勤，亦于此见之矣。最近《四部丛刊》取张鼎思本景印之，孙毓修为撰《校记》，叙诸本异同綦详，亦诸刊本之较精者。象山陈先生汉章又撰《史通补释》二卷，其所释者，如谓《春秋外传》始见《汉书 律历志》，不始于韦昭，《左传》鲁人以为敏。有《檀弓》可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出于《御览》，皆足订正浦释之阙误；又谓《疑古》一篇，乃子玄假古以切今，惩前而毖后，以纪氏削去为非，是则别有所见，较之纪氏所指秦人不死、蜀老犹存二事，尤为能钩沈索隐也；如取所释附于《通释》，则裨益学子非浅矣。此诸家注释之大略也 。
唐末宰相柳灿以《史通》讥驳经史过当，著《史通析微》十卷以正之，又名《柳氏释史》，学者服其赡博(两《唐书》本传)，此订正《史通》之最先者也。明人陆深既取《史通》校刊之，又择其中精要语，别为《史通会要》三卷(见《四库存目》)，附以后人论史之语，时以己见参之。明人胡应麟谓深辑《史通》，因刘氏者十七，续刘氏者十三，繁者削之，谬者刊之，俚者文之，真子玄功臣。又谓《会要》辨论甚该，独谓艺文不必志，于义未尽(《少室山房笔丛》四及十三)。吾尝自陆氏《俨山外集》中抽读之，觉其所谓精要者，殊不尽餍人意，而所附诸家之论，多为书生之见，以言删定，似有未称。迨清纪昀则谓子玄自信太勇，立言好尽，第其抉择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乃为之存其精要，削其烦复，所取者记以朱笔，纰谬者以绿笔点之，冗漫者以紫笔点之，除二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命曰《史通削繁》(据纪氏《自序》)。又于书眉，别为评语，以醒眉目。其后涿州卢坤遂止录朱笔为一帙，并汰浦释之支赘者，付之剞劂。盖纪氏以《史通》一书为载笔之圭臬，故研治甚深，其所刊削，语皆穿贯，如化工裁物，天衣无缝，学者读之，洒然自喜。吾谓研史之士，先读削繁，乃知《史通》之易晓，再取原书读之，亦迎刃而解，此纪氏长于文学之效也。考纪氏于《史通》四十九篇中，删去《载言》、《表历》、《疑古》、《点烦》四篇，尚余四十五篇，其中仍用原文者，为《载文》、《补注》、《邑里》、《品藻》、《直书》、《曲笔》、《鉴识》、《覈才》、《烦省》、《杂述》十篇，加以刊削者，则为其余三十五篇。然所删之处未必悉当，研史之士仍须全读。于《疑古篇》谓其是非缪于圣人，故尽去之，纪氏之见，亦与柳灿、陆深略同。此诸家刊削之大略也。
踵刘氏之后而续其书者，殊罕其伦，章学诚《文史通义》虽文史并释，实以释史为主，谓为刘氏以后仅见之作，谁曰不宜，特以其书义蕴宏深，别于下文论之。近人张尔田撰《史微》内篇八卷，自谓向、歆之业，自是得一理董，然考其意旨，乃以明诸子之出于史，与专治史学者有别，不得谓为《史通》之伦类也。最近则有瑞安宋慈抱撰《续史通》内外篇，布之于世，录其篇目如左：
内篇 凡二十篇
《惜马》， 《斥班》， 《尊欧》， 《恨李》， 《国志》， 《晋纪》， 《唐书》， 《宋史》， 《四通》， 《两案》， 《曲笔》， 《浮词》， 《表志》， 《纪传》， 《补述》， 《方乘》， 《载记》， 《论赞》， 《沿革》， 《体例》。
外篇 凡二十篇
《考献》， 《监修》， 《模拟》， 《创造》， 《因时》， 《度德》， 《损益》， 《毁誉》， 《注释》， 《评断》， 《问刘》， 《诘章》， 《点烦》， 《辨惑》， 《政治》， 《人物》， 《疑信》， 《功罪》， 《杂说》， 《余论》。
兹就以上各篇，略致商榷。
窃谓《史通》之书，作于唐之景龙，自是迄今，时逾千载，续作本不易言，衡以史家详近略远之例，其可述者，亦奚止一端，兹语其要，应首以《史官》、《正史》二篇。续书《考献》一篇，叙《旧唐》以下迄于《明史》，即为续前书《正史篇》而作。然叙宋重修《唐书》，未语及宋敏求之《补唐实录》；叙《宋史》，未语及元初之修本；叙《金史》，未语及张柔所得之实录及王鹗之初修本；其叙《元》、《明》二史，亦多漏略；且前书所谓正史者，兼纪传、编年、别史、杂史四者而已，而续书专就纪传一体之列入正史者论之，岂足以概其全乎；其于唐、宋以来之史官，则更不著一字，此又疏略之尤者也。其次则为《六家》、《二体》两篇之订补，吾以为自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行世，代有踵作，于是纪传、编年二体之外，又增出纪事一体，是可谓之三体，应撰一篇论之。至如杜佑《通典》专详典礼，黄宗羲《明儒学案》专详学术，是于上述三体之外，别创通史、学史之一格，亦子玄所未及窥见者也。续书有《四通》、《两案》二篇，略阐斯旨，然于通史专史之分，既病语焉不详，而于纪事本末一体，尤未能尽量阐发，以补前书之未备，大者如是，小者可知矣。续书喜用俪语，好为诋谟，文效《史通》，而逊其栗密，盖宋氏生长浙东，习于永嘉一派，所论近于《东莱博议》，张溥《史论》，又时时采取《四库提要》及朱彝尊、赵翼之说，至其略于唐、宋以后，不中论史之程，又其小焉者矣。且如《国志》、《晋纪》为刘氏所已言，何必重标是目，《唐书》、《宋史》固应论列，何为遗《辽》、《金》、《元》、《明》诸史而不数 《表志》箴子玄之失，补史为近代所长，方志备史之一体，论之是矣，然所应续者讵止于此 至《沿革篇》本论史部之如何分类，《体例篇》本论作史之宜有凡例，合标《体例》一目可矣，何为分列两篇 “沿革”之名，尤难索解。他如萧常、郝经之续《后汉书》，本为改撰《国志》，而称为《补汉书》，王洙、柯维骐之改修《宋史》，意有删繁就简，尤与增补无关 (《补述篇》)，又盛称郭伦《晋纪》，而不及周济《晋略》，此皆可解而不能解者也。然其中亦多有精语存焉：其论《五代史》云：“薛史据列朝实录，事迹颇详，欧公仿马迁遗文，体例尤谨，薛史病于丛脞，欧史失在阙遗，二书盖不可偏废，若选举、刑法之详，礼乐、职官之要，上继唐余下开宋始者，能于薛史是弃乎。”(《尊欧》)其论《南》、《北史》云：“盖《南》、《北史》无他技，但以删削迁移为务，删削不问其事之有关系与否，但以减官名裂字句为工，迁移不问其人之应离合与否，但以编家传忘品汇为先，不知官名减则职掌不明，字句裂则事迹必漏，家传多则朝代难分，品汇忘则褒贬相互。以史迁之才，删削迁移《左传》、《国策》，援引多误，况延寿乎。”(《恨李》)其论《新唐书》云：“唐有天下几三百年，虽文人学士之星驰，亦令主明辟之代出，圣诏原出于臣手，谠言岂乏于帝心，至德宗大赦改元，下诏罪己，山东士卒，见之感泣，李抱真谓人情如此，贼不足平，则文字之用大矣，欧公删之，岂徒没陆贽之功，亦且失兴元之政。”(《唐书》)其论《史记》云：“项羽崛兴陇亩，五年之间政由己出，尊为本纪，明其革命，且迁史以政治共主，即尊为主，故项羽剖符行封则称纪，吕雉临朝称制则称纪，此意盖非刘氏所能知，厥后唐书以武曌篡窃后事，跻诸本纪，以武曌琐屑秽史，别入后传，宗法迁史，信得其宜，而《宋史》以瀛国公及益王、广王附本纪，虽江山之不复，尚朝廷之犹存，正统绪余，虚名仅见，胜于《汉书》以孺子婴附《王莽传》者。”(《纪传》)其论《明儒学案》云：“黄氏学案，上自吴与弼，下逮刘宗周，叙其遗行则如睹丰仪，诠其微言则如亲謦欬，时代近则采访易周，笔削严则纪载可信，不以考古凌人，而以知今论世，其书盖契《春秋》大义，而以因时为贵(因时)。”以上所论，皆属甚当。
以上已将刘知幾史学之源流，叙述略竟，再进而叙述章学诚之史学。
章学诚，宇实斋，浙江会稽人也，生于清乾隆三年戊午，卒于嘉庆六年辛酉(一七三八一一八○一年)，年六十四。幼不甚慧，二十岁后始究心史学。后游北京，依朱筠，得见当世名流，由此知名，与邵晋涵相友善，以同治史学也。四十一岁成进士，历主北方各书院讲席，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居毕沅幕府，修《湖北通志》，后归故里，时游扬州以老。
章氏曾自述早岁治史之次第云：
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二十一二岁駸駸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尝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以夙所攻习者，然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于《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二十八岁矣。二十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至吾十五六岁，性情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诸书，分为纪、传、表、志，作《东周书》几及百卷，则儿戏之事，亦近来童子所鲜有者(《遗书 第九家书六》)。
章氏又自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其自负为何如，观其所自述者，与刘子玄之所自述者，奚以异焉，此所以前后旷然相接，为史家不祧之宗也。
章氏所著之书，以《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为最著，其所论者，亦不尽属于史学，如《文史通义》所述，或论理学，或言文事，包蕴颇富，命名文史，即非专论史学之征，其他所著之杂文亦然。校雠之学，虽近于史，然亦渐成专门，本编所论，既以史学为范围，则应专取其论史之语及整理史部者比次之，以详其史学之究竟。
第一所宜论者，则六经皆史之说也。往者王守仁尝谓五经皆史，是则此论，非章氏所独创，特阐其义而益精，则自章氏始耳。其说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夫《尚书》、《春秋》之为古史，人人得而知之矣，古人于典章仪注，通称为礼，是《礼》为典志之一，亦得称史，而《易》为卜筮之专书、《诗》为韵文之总集，《乐》则诗歌被于管弦之谱也，何为命以史称 推章氏之意，以为《诗》三百篇，悉出史官之所录，《易》掌于太卜，太卜亦史官之一，惟《乐》亦然，古人于史官以外无著作，故掌于史官者，悉得称史；且以《易》详吉凶，有前民用之效，如后世之颁历，韩宣子称《易》与《春秋》为周礼，此亦《易》得为史之证，其说可谓极辨析之能事矣。信如所言，古代之典籍，无不得名为史，史之范畴，抑何广乎!夫史籍有史料、史著之分，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科，即章氏所谓记注也。《诗》、《易》所包，诚具有史料之一部，然亦不尽属于史料，即让一步言之，凡《易》、《诗》、《乐》之所包蕴，悉可以史料目之，亦不过曰六经皆古之记注也。且考古代官署治书之吏，皆名为史，其所典录者，不过如今日之档案，迳称之为史，不几于撰述之史著无别乎。然章氏亦未尝不考见及此，其言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所谓有成法者，即掌于诸史之档案。”由此推之，则章氏所谓六经皆史者，不过档案之渐就整理者耳。且考章氏之所谓史，非仅以六经为限也，尝曰：“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报孙渊如书》)后来之扬其波者，如张尔田、江瑔、金兆丰，皆谓诸子百家，莫不原本人事，共出于史官。夫史学不专家，而文集之中有传记(亦章氏语)，是则集部含史之一体，亦属可信，废经、子、集之名，而悉集于史，可谓整齐画一矣，其奈名不副实何 是故谓《尚书》、《春秋》为史，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不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料，可也，径谓为史著，不可也，此吾夙日所持之论也。
第二所宜论者，则记注、撰述之分是也。记注、撰述之分，初申其旨于刘知幾，所谓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是也。章氏则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记注即今日所谓史料，撰述即今所谓史著，前已略论之矣(见第三章)。然在章氏以前，不仅刘知幾榷论及此，而郑樵亦为之说曰：
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夹潦遗稿 与方礼部书》)。
刘氏所谓当时之简，与郑氏所谓史，皆指属于记注之史料，刘氏所谓后来之笔，与郑氏所谓书，皆属于撰述之史著，与章氏所论，前后若合符节，特二氏所言，不过摘举其要，迨至章氏乃为之发挥尽致耳。章氏又引申其旨云：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文史通义 书教下》)。
第章氏犹以为未尽，又有所谓著述与比类之别，比次、独断、考索之分。其论著述与比类云：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不可为良者也(《报黄大俞书》)。
又论比次、独断、考索云：
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如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答客问》)。
按此所谓比类、比次，皆指记注而言，所谓著述，固与撰述无殊，而独断、考索二者，又为撰述之所必具，皆与前说互相发明，而又语益加详者也。考史部分类，始于《隋志》，其后诸史未有大异，其分类之标准，概以纪传、编年之史为主，而以其他属于史者附入之，刘知幾概称前书为正史，其余则榷为十流，于《史通 杂述篇》论之，亦导源于《隋志》者也。现世史籍之分类，其法不一，而以史料、史著分为两类，为最新之方法，或谓此受远西史学传来之影响，与中国无与，不知百余年前，有若章氏，已为之阐发无遗，此较六经皆史之说，尤为可贵而有据，故治史之士，乐为述之。
第三所宜论者，则通史之倡导也。章氏虽以记注与撰述并言，亦谓记注为古人所重，然终不以记注为作史之极则，故甚尊扬通史，其持论大旨，具于《释通》、《申郑》二篇，前于述郑氏《通志》时，已为略举之矣。其他诸作，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试举数例，以见其然。其一云：
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连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马、班岂不知名物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于寻检，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则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毫州志掌故例议上》)。
其二云：
或曰，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功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积补苴，为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博约上》)。
寻章氏之意，盖以古人之史籍，于撰述之外，别有记注一种，所谓别有专书，即属于记注之类也。即其所指名物器数之微，所称策括纂要之书，悉当属于记注，而与撰述无与者也。章氏尊扬通史，故极称郑樵，视记注之书下于通史一等，故谓王伯厚之书为纂辑，而不得谓之著述。同时有戴震，以精于名物器数，见称一时；而章氏不以为然，其曰以襞积补苴为学者，指戴震一派而言也。以史学见解言，襞积补苴，本属于纂辑一类，亦得名之为记注，而不得以撰述称之，故章氏又谓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家书》)，是其立言之旨，仍以撰述为极则，求之古人，则马、班其首选也。抑章氏之论史，又有不止于此者。如云：
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士，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乏文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申郑》)。
又云：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书》)。
又云：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和州志 志隅自序》)。
是则章氏之所自负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其所谓史意、史义，又即所称别识心裁，凡此皆申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也。章氏又云：
《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比次，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释通》)。
章氏之盛称《通志》，以为其书有别识通裁，近于撰述，而甚鄙马端临不明史意，无别识通裁寓乎其中，故以类书目之，亦以其近于记注也。窃尝论之，记注、撰述之分，变动不居者也，前日视为撰述者，正为今日之记注，后日视为记注者，亦即今日之撰述，《左传》、《国语》，可谓撰述矣，而太史公据为史料以修《史记》，是即以记注视之，今之撰新通史者，亦尝据“二十五史”为史料，故论者谓吾国旧史，悉当以史料视之，是亦不以为撰述矣。即以今之通史、专史论之，皆所谓撰述也，通史所述为概括之事实，专史所述具一类之始末，撰通史者，必取资于各专史，是则视专史如记注矣，然则谓之史钞类纂可乎。有如李焘之《续鉴长编》、李心传之《系年要录》、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章氏视为史钞类纂者，为之正自不易，必先有此等史钞类纂之书，然后具有别识心裁之撰述，乃易于措手。章氏尊扬通史，故重撰述而抑钞纂，似谓专史亦不得尸撰述之名者，岂其然乎，岂其然乎
第四所宜论者，则方志学之建立也。刘、章二氏皆有志于修史，刘氏为史官甚久，承命修国史、实录，而以不得行其志，遂不甚措意于此，终亦不能自撰一史，以见其志，仅撰《史通》，以示作史之准则而已。章氏虽成进士，而不得与翰林之选，清之翰林，即前世之史官也。官修之史，章氏既不得与，乃欲自撰一史，致力于赵宋之书，终以力有不逮，而徒记空言，转而寄其意于修志，盖以方志亦一方之史也。章氏于此旨颇有阐发，如云：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州县请立志科议》)。
又云：
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子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綺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代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盖国史与方志，本为同条共贯之书，不过一纪国家之事，一纪地方之事，范围有广狭之殊，而同属于史，则无疑义。第自来论者，多谓方志为专详地理之书，与章氏同时之戴震，即力持其义，曾谓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见章氏《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故隋、唐以来诸史之经籍、艺文等志，皆以方志之书入史部地理类。直至章氏，始辨析方志与图经之别，方志应如《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为别史之一种，此可谓创通大义前无古人者矣。余考章氏立论之精者，无过于《方志立三书议》，其略云：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考章氏此论，盖与上文六经皆史之说，记注与撰述之分，以及通史之倡导，皆有互相贯通之义。何以明之 兹以六经皆史为原则，而六经即有撰述与记注之分，如《尚书》、《春秋》，则撰述也，“三礼”及《诗》，则记注也；再细分之，则“三礼”属于记注中之掌故一类，《诗》属于记注中之文征一类，是则方志之立三书，实原于六经皆史之旨矣。章氏尝谓
古人之于名物器数，别有专书详之，撰史者不必求备，故所倡导之通史，必以合于撰述者为依归，而于掌故、文献二者，则述之不必太详，以别于史钞类纂，皆此旨也。且章氏之于方志，不仅坐而言之已也，如所撰《和州》、《亳州》、《永清》、《天门》诸志及《湖北通志》，皆能以其义例，实现于著述之中，可谓能实践其言矣。又有进于此者，章氏所撰诸志，纪传、表、考(易志称考又称书以避大名)，诸体略备，一如正史，以树方志为史之规，其于列传，则佐之以表，凡其人已于正史有传者，则具其名于表，并曰事详某史，其正史所不具者，或史具而多漏略者，始为传以传之；又极重图，不惟舆地宜有图，建置水道，更宜分列专图；又谓艺文应专列书目，附以提要，别以诗文，入之文征；又为别撰掌故，以实现其方志分立三书之旨。又其治史主于诸史目录之后，别撰别录附焉。且为之说云，诚得以事为纲，而纪、志、表、传之与事相贯者，各注于别录，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治史要义，未有加于此也(《史篇别录例议》)。此又推其修志之法以治史，以明史志之相通。以上所述，皆章氏所建立之方志学，具有别识通裁成一家之言者也。
第五所应论者，则校雠学之阐明也。吾国校雠之学，始于刘向、刘歆父子，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总群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迨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其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据《汉志》)，而向复有《别录》二十卷。夫条其篇目是谓著录，撮其指意是为提要，《七略》、《别录》，由是而分，亦后世解题、提要之书之所本也。未几班固据《七略》而撰《汉书 艺文志》，有著录而无提要，又去其《辑略》一篇，而为六略。《隋志》以下，继以著录，于是流而为目录之学，而校雠之旨微矣。宋代曾巩奉时君之命，校理秘阁群书，每一书已，必撰一序以述其旨，录而奏之，即师向、歆之成法。然巩为辞章之士，远于学术，非真能究明校雠之旨者。其后郑樵，乃于《通志》中撰《校雠略》，以明部次群籍之法。惟当郑氏之世，《七略》、《别录》均已亡佚，仅就《汉志》考论，未能窥向、歆学术之全，且樵重通史而轻断代，诋谟諆班氏太过，其于《汉志》亦有吹毛索瘢之病，不得以为定论也。章氏承樵之风，而作《校雠通义》，以发明古人官师合一之旨为最精。其言曰：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而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校雠通义 原道》) 。
盖自表面观之，秦人以吏为师，似为衰世之法，不知其正合古制，此由《七略》、诸子十家出于王官之说推而得之，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矣。次则谓著录之法，甲乙部次不同，而其书含有两种学术以上者，可用《七略》互注之法，分见各部(据班氏《汉志 自注》)，以收申明流别曲尽其用之效。又如“孔子三朝记”出于《礼记》，“弟子职”出于《管子》。而《七略》两著其目，是为裁篇别出之法，此亦章氏之所阐明也。至如所云，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编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干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同上，《校雠条理》)，又即今日盛行之索引法。同时汪辉祖撰《史姓韵编》、《三史同姓名录》二书，章氏曾为叙之，即本此论而作者也。其于郑氏所论，多所订正，兹不悉举。惟其后又撰《史籍考》，期与朱彝尊《经义考》相配，其纂辑要旨，具于《论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二篇之中。《要略》所举之例：“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翦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经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择，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选，十曰谱牒宜略，十一曰考异宜精，十二曰板刻宜详，十三曰制书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采摭宜详。”《释例》则谓：“著录之书，肇自刘氏《七略》，班氏因之，而述《艺文》，自是荀《簿》，阮《录》，《隋籍》、《唐艺》，公私迭有撰记，其因著录而为考订，则刘向《别录》以下，未有继者，宋晁氏公武、陈氏振孙始有专书，而马氏《文献通考》遂因之以著经籍，学者便之。”又云：“考订与著录，事虽相贯，而用力不同，著录贵明类例，求于书之面目者也，考订贵详端委，求于书之精要者也。”盖晁氏之《郡斋读书志》，陈氏之《直斋书录解题》，于著录书名、卷数、撰人之后，系以提要，说明其书之旨趣，间以考订其得失，此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所由昉也。朱氏《经义考》，先分四柱，首著书名，名下注其入名，次行列其著录卷数，三行判其存佚及缺与未见，次系以序论、类跋、目次，最后附以考证，故其书原称《经义存亡考》。章氏仿之，而于序论、题跋多从节删，以避烦冗，盖其所论校雠之法，悉实现于此书，惜以其亡而不得窥见也。
上述五事，已将章氏之史学，撷举大要，不必再为旁举矣。惟章氏既以能得史意自负，故于史学亦有所阐明，此不可以无述也。章氏之言曰：
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陆贾、史迁诸书，刘、班部于《春秋》，家学得其本矣。古人书简而例约，虽治史者之法《春秋》，犹未若后世治经学者之说《春秋》繁而不可胜也。故《春秋》之义行，而名史皆能自得于不言之表焉。马、班、陈氏不作，而史学衰，于是史书有专部，而所部之书，转有不尽出于史学者矣。盖学术歧而人事亦异于古，固江河之势也(《史考释例》)。
又云：
古人史学口授心传，而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是也。马迁父子再世，半班固兄妹三修，当显、肃之际，人文蔚然盛矣，而班固既卒，《汉书》未成，岂举朝之士不能赞襄汉业，而必使其女弟曹昭就东观而成之，抑何故哉 正以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也。自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盖史学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也(同上)。
盖章氏喜陈古以刺今，故谓马、班、陈氏不作而史学衰，然谓古人史学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则为精确不易之论。试考刘知幾以前，何曾有论史专书，考史学者，即于所著之史求之，此外则无有也。至谓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史学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史，此则出于尊古卑今之见，即实论之，未见其然。夫古人之作史者，如左、马、班、陈，诚卓卓可称矣。然于史学之科律，既未之阐明，即后学之治史者，亦苦无从著手，非古人之智虑及不此也， 尔时去古未远，著述尚质，文成而后法立，学即寓于书中，作史者本不需法，又何史学之足云。魏、晋以后，史籍渐繁，载言之士，不必尽预作史之选，预其选者，亦未必尽申其志，于是以其余暇，囊括诸史，榷其利病，而《史通》一书，缘之以作，而史学之成家，亦始于是时。凡一学术之成，皆由时势孕育激荡使然，不有子玄，亦必有人能撰是书。章氏谓郑樵有史识，曾巩具史学，刘知幾得史法，岂所谓史识、史法，皆不得谓之史学乎 夫别史识于史学之外，始于刘知幾，然非谓有史识者，不必具有史学也。章氏又谓刘言史法，吾言史意，似史意又超乎史法之上，不知史学之包蕴至广，所谓史识、史法、史意，皆具史学之一体，盖必知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第章氏又分史学专部，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门，并为之区分曰：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南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上朱大司马论文》)
兹以愚见论之，蒙求之书，固不足以当史学，然如史纂、史考、史评、史例四者，岂不通史学者所能为乎 鄙屑而不屑道，未见其可。盖史纂属于事，史选属于文，史评、史例属于义，即章氏所分之四门，亦未尝不以考订、义例、评论列于史学之内，吾故曰，必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然章氏又昌言史德，其言曰：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子玄盖以是说，谓足以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 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史德》)。
是则史德一项，又为史家三长之本，盖因前代撰史之士，多为无行之文人，故章氏慨乎言之，若为严正之史家，则必不尔，是则刘氏三长之论，仍属至当不易也。
其次尚有宜述者，则章氏尝以“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是也。于纪传、编年二体之外，“因事命篇”始于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章氏盛赞之，以为体圆用神，真得《尚书》之遗矣。而于此旨，更有阐发。如云：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之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 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则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书教下》)。
章氏此论，合于近世新史之体例，前已论之；又以因事命题之法，有时而穷，佐之以图表，其于史学，可谓极尽研幾之能事矣。章氏又引申自注之法，以撰别录，以极因事命篇之用。其说云：
史以纪事者也，事同而人隔其篇，犹编年之史，事同而年异其卷也。左氏年次正文，忽入详具某年之句，人知无是理也。马、班纪传正文，遽曰详具某人之传，何以异乎。然杜氏之治《左》也，于事之先见者，注曰为某年某事张本，于事之后出者，注曰事见某公某年，乃知子注不入正文，则属辞既无扞格，而核事又易周详，斯无憾矣。……纪传纪年，区分类别，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矣。今于纪传之史，取其事见某传互见某篇之类，以其紊入正文，隔阂属辞义例，因而改为子注，洵足正史例矣，而于史之得以称事而无憾，犹未尽也。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数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故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子纪、志、表、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类，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者也(《史篇别录例议》)。
别录之法，非仅用于纪传已也，亦可用之于编年。其说云：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品目，注其终始年月，是又编年之中，可寻书志之矩则也。至于两国聘盟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是又于编年之中，可寻表历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为终始者，则于其始见也，注其终详某帝，于其终见也，注其始详某帝可也。其有更历数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同上)。
盖章氏论史，尝称自注之善，谓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史注)，此说诚为至当不易。宋代二李(李焘、李心传)所撰之史，其自注之可贵，尤逾于本文，即其证也。惟其所谓别录，虽视《通鉴目录举要历》为加密，然亦仅为索引之一种，须附本书而行，不能自成一史，上较袁枢，尚恐未逮。若夫以事为纲，经纬详明，可备古今之要删者，其即近人所称之通史、别史乎。
汉儒谓《春秋》有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吾昧于经学家法，不敢妄有论列，惟如章氏之所阐明，实有嗷曒然不可磨灭之处，而所阐明者，厥为史之义例，盖善于用综，以归纳法而得之者也。章氏尝谓胡太学虔，于襞积编纂之功，比小子为缜密，而小子于论撰裁断，亦较胡君为长，不特取材互省功力，即成书亦互资长技(《上朱大司马书》)，可谓知己知彼矣。盖以章氏比于刘知幾，一则以扬榷利病为先，一则惟阐明义例是务，惟以扬榷利病为先，故详于批评，亦兼及体要，惟以阐明义例是务，故挈其纲领，而略于节目，试以经学家之派别喻之，刘氏如治古文学，正文字，明训诂，究名物器数，而微言大义，即寓乎其中，韋氏如治今文学，惟宣究微言大义之是务，而以文字训诂、名物器数之琐细者，为不足措意焉，此则二氏之辨也。
《文史通义》始撰于乾隆三十六七年之间，其《候朱春浦书》所云，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是也(按章厌于三十六年十月出都)。其后续有所作，以迄于卒，如《浙东学术》一篇，系作于嘉庆五年庚申(是年所撰之文总题曰《庚申杂订》)，即章氏卒前一年也。章氏于病笃时，以著述全稿，属萧山王宗炎(字穀塍)编定，宗炎旋写定一目，未及付刊而卒，章氏之次子华绂先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并《校雠通义》三卷，初刊于道光十二年(壬辰)，于王氏旧目颇有更定，即今之通行本也。兹考内外两篇，各为六十一，《外篇》所载，悉论方志之作，后已别署为《方志略》，《内篇》之纯论史学者，不过《史德》、《史释》、《史注》、《传记》、《释通》、《申郑》、《答客问》(凡三篇)九篇而已。卷一凡十一篇，专明六经皆史之义，其余皆文史兼论，其意以为史须载之以文，离文不足以言史也。惟其中又有泛论学术者，如《朱陆》、《浙东学术》二篇是也；有专论文学者，如《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诸篇是也；然论史之旨，亦以寓焉，其命名《文史通义》，亦以此也。《校雠通义》撰于乾隆四十四年，初为四卷，后二年游汴，遇盗失去，幸前三卷有友人钞存本可据(据《酉冬戌春志馀草》)，此即初刊本所据也。
其后有《文史通义补编》、《章实斋文集钞》，散见各丛书中，一九二一年，浙江图书馆始将所藏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编为二十四卷，排印行世，然犹未备。是年吴兴刘承幹亦汇刊《章氏遗书》三十卷，《外篇》十八卷，其所收者，除两《通义》外，有《方志略》、《文集》、《外集》、《湖北通志检存稿》及《未成稿》，又以《信摭》、《乙卯箚记》、《丙辰箚记》、《知非日札》、《阅书随箚》五种，附以《永清县志》、《和州志》及补遗、附录、校记，是为《外编》；后又取其《纪元经纬考续》为《外编》之第十九、二十两卷，章氏遗著，大略具是，非浙本之比矣。兹考其编次之法，大抵依王宗炎所编旧目，而又为之变通，如改《文史通义》《内篇》为六卷，原刊本《外篇》之论方志者，多具于《方志略》及《永清》、《和州》两志，无事复载，故取诸论文史之散篇，别编为《外篇》三卷，又原刊《校雠通义》无《外篇》，乃取诸论校雠之散篇，编为一卷，核以浙本，盖用王氏旧目也。又《文史通义》《内篇》文字，与原刊本多所异同，而篇目亦有增并 ，所可考者，大略如此。
章氏所一意经营者，厥惟《史籍考》一书，其书始功于乾隆五十三年，时居湖广总督毕沅幕中，初为撰《论修史籍考要例》一文，未几开局纂修，实由章氏主持其事，而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亦与其役，中间因别撰《湖北通志》，未得专力于此，迨五十八年毕氏失职，章氏亦去湖北，然是时已程功十之八九矣 。然此书实代毕沅而作，执笔者亦非一人。及毕氏殁，稿已散失大半，章氏乃就其家收拾残丛，欲以独力续成之。嘉庆三年居杭州，藉谢启昆之力，乃得著手补修，并为重订凡例，遗书中所载《史考凡例》是也。兹录其总目如下：
《史籍考》总目
制书 二卷。
纪传部正史十四卷，国史五卷，史稿二卷。
编年部通史七卷，断代四卷，记注五卷，图表三卷。
史学部考订一卷，义例一卷，评论一卷，蒙求一卷。
稗史部杂史十九卷，霸国三卷。
星历部天文二卷，历律六卷，五行二卷，时令二卷。
谱牒部专家二十六卷，总类二卷，年谱三卷，别谱三卷。
地理部总载五卷，分载十七卷，方志十六卷，水道三卷，外裔四卷。
故事部训典四卷，章奏二十一卷，典要三卷，吏书二卷，户书七卷，礼书二十三卷，兵书三卷，刑书七卷，工书四卷，官曹三卷。
目录部总目三卷，经史一卷，诗文(即文史)五卷，图书五卷，金石五卷，丛书三卷，释道一卷。
传记部记事五卷，杂事十二卷，类考十三卷，法鉴三卷，言行三卷，人物五卷，别传六卷，内行三卷，名姓二卷，谱录六卷。
小说部琐语二卷，异闻四卷。
共三百二十五卷 。
考史籍之分类，应以阮《录》 《隋志》为祖。刘知幾则谓：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杂述篇》)，是皆别于纪传、编年二体之外者也。其后史籍多祖《隋志》，其流或殊，大体未异。章氏所分十一部，五十五子目，是否悉当，别待榷论，惟与刘氏用意正同，而又加详者也。《史考》本未杀青，原稿以未刊而佚，杨守敬、李之鼎合撰之《丛书举要》，言毕沅未刊书有《史籍考》百卷，不过虚标其目。或谓其残稿见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据《书目答问补正》)，亦未知其审也 。
章氏《史籍考》一书今既不传，亦未尝无人为之重作，长沙余苹皋(未详其名)撰《史书纲领》一书，俞樾为之序云：“余氏竭数十年之心力，撰述成书，体规朱氏《经义考》，网罗古今史书志乘，录其叙目凡例，视《经义考》加详，而卷帙倍之，匹于甲乙部之藏，不啻握其钤辖。”其推许可谓至矣(湘阴郭嵩焘亦为此书作序，见《养知书屋集》)。惜其书迄未付刊，不知流落何所(湘潭黎君泽济首考及此，或称余氏所撰本名《史考纲目》)。近日研史之士每欲发愤重撰《史籍考》，而惮其繁重，有撮萧梁旧史而为之考者，如海盐朱氏是，有萃晚明史籍而为之考者，如安阳谢氏是，以言理董全帙则尚有待，倘得是书为蓝本，而补其未备，不亦事半功倍乎？
章氏所撰诸志，以《永清县志》二十五篇(今分十卷)为最全，《和州》仅余残本(今分三卷)，《亳州》、《天门》两志则未之见。《湖北通志》为章氏主修；稿本略具，始以毕沅入觐之际，为陈熷所驳，继以毕沅失职，主者易人，而全书易其面目，兹就检存未成两稿求之，可以见其大凡。其书分为四部：一为通志本书，二为掌故，三为文征，四为丛谈。本书分为纪、图、表、考、政略、、列传六目，掌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文征分为甲(正史列传)乙(经济策画)丙丁(词章诗赋)四集，此本于方志立三书之议也。附以丛谈，以补其未备。章氏所撰诸志，以此志为用力最深，乃今仅得见其残稿，惜哉惜哉!
校雠之学，由治书而生者也。先章氏为此学者，有明人胡应麟之《经籍会通》，《四部正讹》。《经籍会通》四卷：一曰《源流》，二曰《类例》，三曰《遗轶》，四曰《见闻》，篇章略具，亦《校雠通义》之先声矣。又有焦竑于所撰《国史经籍志》后，附以《纠谬》一卷，驳正汉、隋、唐、宋诸志及诸家书目分门之误，亦论校雠学之可称者。其于章氏之后，续其书者，凡得两家：一曰双流刘咸忻之《续校雠通义》，一曰杜定友之《校雠新义》。刘氏所撰诸书，多涉皮相，殊鲜精义，盖不足论；杜氏用西人十进法，部次吾国旧籍，因谓书籍分类与学术分类不能并为一谈，《新义》一书，即为发挥此义而作。夫校雠之学，为史学之支裔，然尚有人赓其业而续其书，向、歆造端，郑、章衍绪，上下千载，此道不孤，至于《文史通义》一书，尚未闻有人为之续作，范围有广狭之殊，撰述有难易之别，率尔操觚之士，其不敢轻于从事，又不待问矣。
近人或推郑樵，以为可与刘、章二氏鼎足而三，吾谓非其伦也 。章氏尝盛推郑氏《通志》，以为其精要在乎义例，此盖章氏自道其所得，而引郑以自助耳。郑氏以一人之力，穿贯诸史，会为一书，体大气锐，诚可惊叹，然其力不副心，漏略百出，且语多袭旧，迹不可掩，前已略论之矣。其史学之识解，略具于《通志 总序》及《夹潦遗稿 与方礼部书》，总其精要之语，亦不过百数十言而止耳，求如刘、章二氏之自具篇章，首尾一贯，则郑氏病未能也。且郑氏治史之精神，尤在《校雠》一略，其中精语虽多，已不能掩其粗疏之迹，况下于此者乎 或又谓吾国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有史，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有史学 。吾谓能撰史者，必通史学，左、马、班、荀诸人皆长于撰史，其精于史学必矣。且史学之名，始于后赵石勒，则刘知幾之前，亦不得谓之无史学，惟论史学之专书，具有家法，言成经纬，则自刘氏始，而章氏继之，郑氏不得与焉。此吾所以于马、班二氏之后，极有取于刘、章二家之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