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设馆官修诸史，具如上章所述，而私家所修诸史，亦宜以次述之。然往代官修、私修之史，非有犁然可分之界限，例如沈约《宋书》、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虽奉时君之命，名为官修，实为自创义例，成于一手，无异于私修诸史，是其证也。唐宋以后，亦多是例，宋司马光承英宗之命而修《通鉴》，有刘颁、刘恕、范祖禹诸贤为之佐，又得以书局自随，及书成，神宗又为之命名制序，不可不谓之官修矣。然考修是书时，凡属宏纲细目，悉由光一手草创，无异自撰一史。同修诸氏，虽各分撰一部，用力甚勤，然仅属初稿，为编订比缉之助，最后勒定，仍属之光。昔者孔子修史，亦极惨澹经营之功，故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以后例前，正可借喻。故是书为马、班二氏以后仅见之作，非沈、姚、李三氏所可比拟，亦以其准于私史故也。若斯之类，都入本章，略形存质，取便论述，研史之士，幸无讥焉。
本期私修诸史，拟分四类论之：一曰纪传体之正史、别史，又可分为八目：一如《东都事略》作于《宋史》未成之前，《明史稿》作于《明史》未成之前，是为创作；二如有薛居正之《五代史》，而欧阳修又撰《五代史记》。有明代官修之《元史》，而柯劭态又撰《新元史》，是为改修；三如马令、陆游分五代史之一部而撰《南唐书》，谢启昆分《魏书》之一部而撰《西魏书》，是为分撰；四如郑樵之撰《通志》，乃取诸史合为一编，是为总辑；五如熊方之撰《后汉书年表》，钱大昕之撰《元史》氏族、艺文两志，是为补阙；六如王先谦之撰《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之撰《晋书斠注》，是为注释；七如李清之撰《南北史合注》，沈炳震之有《新旧唐书合钞》，彭元端、刘凤诰之有《五代史记补注》，是为合钞；八如汪文台之《辑七家后汉书》，汤球之《辑诸家晋书》，是为辑逸：悉属于此类者也。二曰编年体之《通鉴》，是书上仿苟悦《汉纪》，而后贤续作甚多，朱熹所撰之《纲目》，亦属此类，盖以年月为经纬者也。三曰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此体创于袁枢，而继作亦甚多，一一取而述之，盖以纪载一事为主，而具其始末者也。四曰属于典志之通史、专史，此类之最著者，曰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就历代之政典礼制，综为一编，是为通史；此外如黄宗羲之创修《明儒学案》，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同辑之《宋元学案》，为后代学术史之权舆，是为专史，亦自通史析而出之；又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则通诸史地理志及郡县方志以为一书，亦具通史之一体者也。大抵撰史之法，或以人纪，如诸正史、别史是；或以年纪，如《通鉴》是；或以事纪，如纪事本末是：是为史之三体。刘知幾谓纪传、编年为二体，遗纪事一体而不言，固以古无是作，然岂足以概史体之全哉。若乃唐宋以来，撰史之途径日辟，又可于此见之。兹就上述四类，分述于下。
纪传体之正史别史
纪传体八目之一，是为创作之史。何谓创作，一代之史，未经勒定，而有人撰之于前，致其筚路蓝缕之功，而后撰之史，或更不如，是其选也。《宋史》未成之前，有王偁之《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叙北宋九朝之事，起太祖建隆，迄钦宗靖康，计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而无表、志。李心传谓其掇取五朝史传(指太祖、太宗、真、仁、英)及四朝实录附传(指神、哲、徽、钦)，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因而讥其疏驳(《朝野杂记》甲四)。今宋“国史”已亡，无从取证，然核以《宋太宗实录》残本及李焘《长编》，知其叙事尚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岂宋“国史”原本即如是乎 清人汪琬谓元修《宋史》据是书为稿本，虽未必尽然 ，然于宋“国史”原本之外，亦多资于是书；且《宋史》于北宋九朝之事，详赡而鲜疏舛，亦以偁书先成，规模已具之故，其迹不可掩也。明人钱士升撰《南宋书》，以配偶作，虽有删繁就简之功，而论者谓非其伦，则不知旁求史实增补阙遗故也。清代邵晋涵有志撰《南都事略》，备南宋九朝之事，以极删繁补阙之能事，而其书实未成，惜哉(李慈铭《日记》，谓曾国藩得此稿，将刻之，以移督直隶而止；李详《窳记》，谓马新贻督两江，有人持此稿以献，未及付刊而遇刺；谭献《复堂曰记》，且谓海宁唐端甫，曾见活字本：凡此皆影响之谈，不足置信)。《明史》未成之前，先有王鸿绪之《明史稿》，据康熙五十三年鸿绪所表进，仅为列传二百五卷，后于雍正元年又表进全书三百十卷，计本纪十九、志七十九、表九、列传二百五，即含前书在内。迨鸿绪卒后，其子刊成之，并收入《横云山人集》，题曰《史稿》，初未畅行，后乃布之于世 。世多谓此书为万斯同旧稿，鸿绪攘窃之，以成己名 ，虽曰有因，亦未衷情实之论也。考全祖望谓《明史稿》五百卷皆万氏所手定，其后虽不尽仍其旧，是亦自为一书(《万贞文传》，贞文即斯同之私谥)；钱大昕亦云，王氏《史稿》大半出万氏手(《万季野传》)。全氏所谓《明史稿》，即指斯同所修之稿本，后为鸿绪所修改者，而钱氏亦不过为约略之辞，非能指实其事也。杨椿亲见万氏，后为史馆纂修，又不甚满于王氏，乃谓万氏以十二年之心力，成《史稿》四百十六卷，而王氏重加编次，或有删改，视万稿颇有异同 ，是王稿亦不尽从万稿也。盖万氏先后主于徐元文、徐乾学及鸿绪之家，始终以纂修《明史》自任，实怀元遗山以独力成先朝史之志，而不肯受新朝职名，列名《明史》，固其本怀，一也。且当季野之世，有汤斌 、倪灿、尤侗、黄虞稷、朱彝尊、潘耒、吴任臣，皆与纂修《明史》，不必其稿悉出于万氏，即谓稿经万氏删定，亦不必谓全出其手，是则王氏《史稿》，并含有诸家之稿在内，可以推知，二也。唐代以后，官修诸史，署名者或为监修，或为总裁，如《旧唐书》之称刘昫，宋、辽、金三史之称脱脱，是前此本有是例，《史稿》之署名鸿绪，亦不为过，三也。观鸿绪之《进书表》尝曰，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即指黄宗羲、万斯同辈而言，正与张廷玉《进明史表》，谓《明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为暗指万氏者同符。然终不能明言其为万氏之作者，盖鸿绪身任总裁，假手幕客，实同倩人捉刀，且汇合众作为一书，举一而遗其他，亦为修史之例所不许。鸿绪在日，未及为《史稿》作序，殁后草草付刊，或非鸿绪之志。惟《史稿》既强半出万氏手，又为《新唐书》后有名之作，而书中未尝一称其名，实为有伤忠厚，此虽由鸿绪子孙不知而妄作，亦当由鸿绪自任此责者也，然则谓为攘窃，岂无以哉。至其与后来勒定之《明史》，孰为优劣，亦无定说。世人以《史稿》出于万氏，故多褒词。然清礼亲王昭槤、陶澍、魏源等，尝于《史稿》致不满之辞 ；其持论最平允者，莫如杨椿，谓其书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弘正前之传，不如嘉隆以后，是也；读是书者，当自得之 。
此外创作之书，尚有二种，所宜附述，一即《契丹国志》，一即《大金国志》是也。《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凡纪年十二卷、传七卷，其余八卷附载杂事，宋孝宗淳熙间，叶隆礼奉诏编次，盖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排比，以成一编。穆宗以前之纪传，则本之《通鉴》，穆宗以后之纪传及诸杂记，则本之李焘《长编》、欧阳修《五代史》、洪皓《松漠记闻》、武珪《燕北杂记》诸书，几全录其词，无所更改。苏天爵《三史质疑》，谓隆礼不及见辽“国史”，得于传闻，故多失实，其说是也 。今考《辽史》天祚本纪天庆二年以后事，采及此书，悉直录原文，痕迹未化。其他宋人使辽日记、行程录，藉此考见者亦多，则其价值可知矣。《大金国志》四十卷，凡纪二十六卷、传三卷、杂记附录十一卷，卷首进表，称端平元年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上。考《北盟会编》所采有归正人张匯《金虏节要》、张棣《金虏图经》、《正隆事迹》，此则与之一例，所上表似非伪制。其可疑者，金亡于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年)正月十日，而其书上于正月十五日，相距极近，而述金亡之事极详，绝无是理；是时理宗在世，而直称其谥曰理宗，书名大金，尤非宋人所宜出；又屡称元为大朝，元兵为大军，明明出自元人，不似归正人之口气；且其《文苑传》中三十二人，全钞元好问《中州集》小传，《中州集》刊行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公元一二四九年)，上距端平元年，尚间以十五年之岁月，金亡已久，不应预袭其文 。金人谥其主守绪曰哀宗，《金史》本纪用之，而此书称曰义宗，并有注云，或谓哀不足以尽谥，天下士夫咸以义宗谥，盖取左氏君死社稷之义。考之《金史》百官、食货二志，及《元史》、《雪不台槊宣月鲁华传》、《阔阔不花传》，皆用义宗之谥，与此书合。愚按王恽《玉堂嘉话》，载金状元王鹗(哀宗正大元年中第)官应奉翰林文字，后鹗入元，以礼葬故主为请，又为位哭汝水上，私谥为义宗，据谥法君死社稷曰义之义也，是则义宗之谥，上于王鹗，所谓天下士夫，亦隐指鹗矣(《元史新编 王鹗传》采及此事即出《嘉话》)。鹗曾创修《金史》，今本《金史》《百官》、《食货》二志，犹称义宗，当为鹗稿，而后来未及核改者。据《元史 王鹗传》，其祭故君于汝水上，在甲辰年(宋理宗淳祐四年、公元一二四四年)之后岁余，更后于端平元年十余年，作者若非元人，何由知之 惟此书体例，悉仿《契丹国志》，称金主为国主，又纪金初事，多与《北盟会编》相应，且作者未见“金实录”及“国史”，故其所采杂书，多出宋人之传闻，与叶书同，核以《金史》，不尽可信(如述世宗太子允升、爱王大智作乱事)，其为宋人之入元者所辑无疑。或云懋昭旧作，而元人增窜之。愚疑其书本名《女真国志》，以与叶书相配，后则增窜之人，恐触时忌，易称大金，特无佐证以明之耳。以上二书，本应与《辽》、《金》二史，同为分撰史之一种，不得与《东都事略》比，特以《辽》、《金》二史列入正史已久，而此二书同传亦甚久，且为《辽》、《金》二史导之先路，故姑以为创作诸史之一附庸焉。
其次则改修之史，以本期为最多，兹为便于省览，列表明之：
书 名卷 数撰著人
附考
《古史》六十卷宋苏辙撰上自伏羲神农，下迄秦始皇，本纪七，世家十六，列传三十七。
《尚史》七十卷清李锴撰上起轩辕，下迄秦代，本纪五卷，世家十二卷，列传三十四卷，系四卷，年表四卷，志十卷，序传一卷，卷首冠世系图，不计卷内。四库著录本世系图一。本纪六，世家十五，列传五十八，系六，表六，志十四，序传一，共一百七卷，盖又多分子卷，非有增益。
右改修《史记》
《续后汉书》四十二卷宋萧常撰以昭烈帝为正统，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以魏、吴为载记，凡二十卷。又附《音义》四卷，《义例》一卷。于《蜀志》增传三十一。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吴志》废传二十。《魏志》废传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传。
书 名卷 数撰著人
附考
《续后汉书》九十卷元郝经撰经未见萧书故有是作，中有子卷，实一百三十卷，升昭烈为本纪，黜吴、魏为列传。其诸臣则以汉、魏、吴别之，又别为《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诸传，复以寿书无志，作《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等八录，以补其阙。凡年表一，帝纪二，列传七十九，录八，原书久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中有阙卷，年表及《刑法录》则全佚。
《季汉书》五十六卷明谢陛撰尊昭烈为正统，自献帝迄少帝为本纪三卷，附以诸臣为内传；吴、魏之君，别为世家，而以其臣为外传；复以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及吕布、张邈、陶谦诸人为载记，凡更事数姓与依附董、袁诸人者，为杂传。又别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二表，卷首冠以论、答问、凡例，以明全书之宗旨。
《季汉书》九十卷清章陶撰有刊本，又汤成烈《季汉书》九十卷，未见传本，为莫友芝所称，谓此书详核过萧、郝二氏。于表、志用力尤勤。《宋史 艺文志》，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已佚，又《补元史艺文志》，张枢《续后汉书》七十三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皆未见传本。
右改修《三国志》
《晋记》六十八卷清郭伦撰世系一，本纪三，内纪一，志八，列传四十一，十六国录十四。
《晋略》六十六卷清周济撰本纪六，表五，列传三十六，国传十一，汇传七，序目一，十六国去前凉，增拓拔魏。
右改修《晋书》
《重修南 北史》一百十卷宋方岳撰原书已佚，目见倪灿《宋史艺文志补》。
右改撰《南》《北史》
书 名卷 数撰著人
附考
《五代史记》七十四卷宋欧阳修撰通称《新五代史》，徐无党注。
本纪十二，列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年谱十一，附录三，又目录一卷。
《续唐书》 七十卷清陈鳣撰纪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传三十六，大旨在以后唐、南唐上承唐统，下启宋统。
右改修《五代史》
《宋史质》一百卷明王洙撰《天王正纪》十二卷，《闰纪》一卷，《后德外戚传》三卷。《宗室世系》五卷，《宰执年表》附传略七卷，《相业传》四卷，《直臣传》四卷，《文臣传》十卷，《吏治传》三卷，《使事传》一卷，《功臣传》三卷，《将相传》三卷，《边将传》三卷，《君子传》四卷，《忠义传》十卷，《孝义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卓行传》一卷，《隐逸传》一卷，《小人传》五卷。《权奸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叛臣传》一卷，《降臣传》一卷。《世家》二卷，《方技》一卷，《宦者》一卷，《夷服传》一卷，十五志七卷，《道统》四卷。
大旨以明继宋，列辽、金于外国，并削元一代之年号，于宋帝昺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后继以太祖之曾祖祖父，至顺帝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元年，且于恭帝降元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
《宋史新编》二百卷明柯维骐撰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
《宋史》于瀛国公纪附载二王，此书则为端宗、帝昺立纪，终于祥兴，又以辽、金入《外国传》，与西夏、高丽等。
《宋史记》 二百五 十卷明王维俭撰是书体例。略同柯作，是书有传钞本，藏北京图书馆，迄未刊行，《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振绮堂汪氏小山堂钞本《宋史记》三十册，存九十四卷，内有赵一清朱笔按语。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宋史稿》二百十九卷清陈黄中撰本纪十二卷，志二十四卷，表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
是书盖就柯、王二氏之作，为汰繁补遗之功。
是书未刊，稿本已佚。
右改修宋史
《元史类编》四十二卷清邵远平撰 有纪、传，无表、志。
《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清魏源撰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
有目无书者，《留梦炎》、《蒲寿庚》、《方回》三传。《儒林》、《艺术》有缺传。《遗逸》、《释老》、《群盗》三传全缺。
《元书》二百二卷曾廉撰以《元史新编》为蓝本，更增以少许之事实，第囿于见闻，搜罗不广。
《蒙兀儿 史记》一百六十卷屠寄撰本纪十八卷，列传百二十九卷，表十二卷，志一卷，内本纪缺一卷，列传缺十一卷，表缺二卷，实凡一百四十六卷。原书志仅一卷，盖所缺尚多，此书本为未成之作。
此书有初印本八册，后续增至十四册，最后印本则为二十八册，而各印本之次第，微有不同，应以后印者为定本。
《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柯劭忞撰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百五十四卷，有铅印、木刻两本，以民国十年刊成之木刻本为定本。
右改修《元史》
昔者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 ，此改撰《史记》最早者也。苏辙、李锴二氏，皆以《史记》所记周秦以往之事，语多疏略，欲据经子百家语以补之，与谯周之用意正同。惟周仅致订补之功，故以《史考》命名，而二氏则取汉以前事而改撰之，以下接《汉书》，如辙则据《左氏传》，补作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传，而锴所作补传尤多，亦以《史记》多所缺略故也。《四库总目》谓锴据马辅《绎史》为稿本，而离析其文，为之翦裁连络，改其纪事本末体而为纪传，然考锴之自序、序传，未尝齿及《绎史》，虽其取材多同《绎史》，而遽谓以马书为稿本，亦不免失之武断矣。锴之此作，既悉据古籍，故于每段之下，一一注其所出，全书实同集句，为诸史中别创一格，立法颇善，亦自可喜。所难满人意者，其所引之《竹书纪年》、《孔丛子》，多属伪作，《帝王世纪》、《皇王大纪》，亦不尽可据，且所作诸合传，多者百余字，少者数十字，皆为自立一传，固由史材之少，然亦太形寥落矣。《史记》一书，自有其可贵者在，后人改撰，本难致功，且子长所见之书，究比今人为多，且较有深知灼见，订误拾遗，并行不悖则可，拔赵帜而易汉帜，以为可取而代之，终为不可能之事也。
班固《汉书》，本由改撰《史记》而成，然能断代为史，面目一新，其后亦无人能为之改撰，则以其书通体精善，无隙可寻故也。范晔《后汉书》，承诸家纷纷撰作之后，删定旧本，以成一家之言，可与班书并驱争先，其后虽有萧子显改撰之本，然未及行世，即归散亡，其美富之不侔，又可知矣。自陈寿撰《三国志》，以魏、蜀、吴并列，又尊魏帝为纪，抑蜀、吴二主为传，为习凿齿所不满，乃以蜀继汉统，撰《汉晋春秋》以纠之，惜其书久已不传。至宋萧常始就《三国志》改撰《续后汉书》，成于宋宁宗庆元中，后六十余年，元人郝经亦改撰《三国志》(撰于世祖中统元年以后)，而仍其旧名(见经《自序》)。时萧书尚未行世，而郝书不期与之冥合，及后付刊，始易称《续后汉书》，与萧书同名。两书皆尊蜀继汉，深抑魏、吴，义例略同习氏，明谢陛之《季汉书》亦然。其称续后汉者，以蜀二主可继后汉献帝之统也；其曰季汉者，以示别于前后二汉也。《通鉴》用陈寿之例，以魏纪年，上以承汉，下以起晋，非有若何深义，至朱熹作《纲目》，则严正统、闰统之辨，以昭烈继汉统，是则引习氏之绪，而不以《通鉴》为然者也。萧、郝二氏，生于宋季元初，值朱熹之学大昌，而郝氏最尊《纲目》，故用其义例，而改撰《国志》。寻两书之取材，除陈氏本书及裴注外，别无新材，可以异于原书，惟郝书以原书无志，乃撰《八录》以补之，是为差胜，盖其大旨，重在书法，而不在事实，亦犹朱熹之因《通鉴》而撰《纲目》耳 。今本《晋书》，系就臧荣绪本改撰，称为《新晋书》，臧书既亡，乃得孤行，否则亦两《唐书》、两《五代史》之比矣。清代郭伦，始撰《晋记》，其自序谓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诸本纪；贾充、姚苌传，述鬼神事，竟如俳优；诸国载记，不年不月，复杂无章；其间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祜、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之谋猷，以及刘、石诸人之雄武，而本传芜冗，曾不足发其不可磨灭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马氏所以乱亡，而缕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瞀乱，因重为刊定，勒成是编。厥后周济亦撰《晋略》，包世臣称其分散故籍，事归一线，简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贬恶而不没善，奖贤而不藏慝。大之创业垂统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术，不为高论，不尚微言，要归于平情审势，足以救败善后，非典午之要删，实千秋之金鉴，其推许可谓至矣。惟其序无一语及《晋记》，似尚未见郭书。然以好采诡谬碎事，为《晋书》病者，郭、周二氏，亦引以为病，而亟亟改之，且以删繁就简为主，不甚留意于史实。不知史籍之用有二，或以繁为贵，如记注是，或以简为贵，如撰述是。居今之世，应视诸古史皆如记注，以详而有体者为上选，《晋记》、《晋略》，差能比于干宝、孙盛，略备别史之一体，而于详而有体之《晋书》，度尚无以胜之。此唐宋以来改撰《三国志》、《晋书》之大略也。
李延寿之《南、北史》，即为改撰南北朝八史之作，而宋代亦改撰《唐书》，今俱得并列于正史，前已论之详矣。宋人方岳曾改修《南、北史》，书已不传，而正史二十五种中，尚有《新五代史》、《新元史》，未及论列，又宋、元二史改撰之故事，骤数之而不能终其物，并于下文顺序论之。
《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 《玉海》引《中兴书目》云，《五代史记》，欧阳修撰，徐无党注，纪十二、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谱十一、四夷附录三，总七十四卷，修殁后，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郡斋读书志》则谓，修以薛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修殁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直斋书录解题》始称为《新五代史》，以示别于旧史；又高似孙《史略》，载神宗尝问欧阳修所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辞多不合义理，是则迁延五年，始诏藏秘阁，并为刊行，由于朝议未定也。《宋史》欧阳修本传云：“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又宋韩淲《涧泉曰记》，记修与徐无党书云，《五代史》昨见曾子固之议，今却重头改撰，未有了期；又与梅圣俞书云：间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云云。章学诚读至此条，为之论曰：“按《五代史》文笔尚有可观，如云尚有义类，正是三家村学究技俩，全不可语于著作之林也，其云不可使俗人见，其实不可使通人见也。梅圣俞于史学固未见如何，即曾子固史学，亦只是刘向、扬雄校雠之才，而非迁、固著述之才。当时仅一吴缜可备检校，而不能用，以致唐史疵病百出。若《五代史》，只是一部弔祭哀挽文集，如何可称史才也。” 此可谓工诃古人，与刘知幾同病矣。章氏以“弔祭哀挽文集”称《五代史》者，以其书中之序论，通用呜呼二字发端故也。然修曾自说明其作书之旨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 是正多取《春秋》遗旨之意。兹据徐注所释本纪之书法，如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众曰讨，天子自往曰征，是为用兵之四例；易得曰取，难得曰克，是为得地之二例；它如以身归曰降，以地归曰附，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夫人某妃为皇后，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 。书中所立死节、死事、一行、伶官、宦者诸传，悉寓儆戒后人之意，而其意则于论中发之。曩者王鸣盛尝以欧史晋臣、周臣两传各只收三人，大觉寂寥可笑 。不悟此正欧阳氏精意所寄，本书立杂传以处历任数朝数姓之人，明其非某一代之臣，此亦寓有深意也。欧史之可议者，在重书法而轻事实。《唐本纪》于废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大书契丹立晋，以著石敬瑭之为契丹所立。考《春秋》隐公四年有卫人立晋之文，晋者卫宣公之名也，石敬瑭以晋为国号，亦云立晋，此效《春秋》书法之失，而重为近人所讥者(本章太炎先生《史学略说》)。《通鉴》亦喜用薛史，其病欧史之简，亦可窥见。至若本纪之纪事太简，诸志之仅具司天、职方二考，皆由轻视五代史实以为无足轻重而然 。此则非严正之史家所宜出，而不免见讥于王、章二氏也。欧史既成，其甥徐无党为之注，侧重书法义例，如公、穀之于《春秋》。或谓徐亲得于修，出自口授(邵晋涵说，见《南江书录》)，或疑修自注，署无党名，(俞正燮说，见《癸巳存稿》八)。吾以前说为近是。陈师锡序《新五代史》，称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亦非妄语，欧史于《郭崇韬传》赞云，余读梁宣底，是即太史公读历谱牒、秦记之意。其所见之史材，实远过于宋初，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颇能多所订补，于五代末季及十国事并四夷附录，尤能增入新史实，为薛史所不及，是以新旧二史，俱能并存不废。《四库提要》之论欧史曰：“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又曰：“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可谓能折其中矣。与修同时之吴缜，曾撰《五代史纂误》，旨趣与《新唐书纠谬》略同，有意吹毛索瘢，而语亦有是处 ；周密《齐东野语》，有刘羲仲(刘恕之子)以《五代史纠谬》示苏东坡之语，疑此即吴氏之《纂误》，非别有一书也；明人杨陆荣亦撰《五代史志疑》，此皆以订正谬误为职志者。迨清代彭元瑞、刘凤诰二氏，以欧史为正文，取薛史及《五代会要》诸书散入正文之下，以比裴松之之注《国志》，是又衍李清《南北史合注》之绪，而为研五代史者之渊薮矣。
石敬瑭以乞援外族而作儿皇帝，而作史者尊称之为晋高祖，此尤甚于陈寿《国志》之尊魏抑蜀，极不协于人心之公者也。或谓宋受周禅，上溯汉、晋、后唐、梁，以承于唐，故撰五代史，以明其有所受，不然，薛、欧诸公岂不知此 其说是也。若乃事隔数代，嫌忌尽捐，起而正之，亦乌容已。清代陈鱣乃依此义而作《续唐书》，以后唐继唐，故列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欧史作废帝，此从薛史)于本纪，以南唐继后唐，故亦列烈祖、元帝、后主于本纪，摈梁、晋、汉、周于世家；向之所谓十国，除南唐外，增入岐王李茂贞，合北汉刘崇于汉世家，是为九世家，与梁、晋、汉、周并列，为十三世家；列传称二唐为诸臣，称其他为诸国臣，以示内外之分；琐细之事，俱详于表；所撰十志，合薛史之历志于天文，而别增经籍志。且为之说曰：“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后唐兴，历三十年后唐废，而南唐兴，又历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统固未绝也；后唐系出朱邪，然本于懿宗赐姓为李，庄宗既奉天祐年号，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庙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唐亡而实存焉，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宜大书年号，以临诸国，即如当日契丹儿晋而兄唐，高丽遣使入贡，彼尚怀唐之威灵，故尊其后裔，不敢与他国齿，奈何以晋、汉、周为正，而反以南唐为偏据乎 ”观其所论，盖与萧、郝二氏之改撰《国志》同一用心，论者不知其义，乃深怪之，以为好奇之过，尚未足以服萧、郝、、陈三氏之心也。
《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二代之士，致力于改撰者，颇不乏人。考其动机，厥有二端：其一，则元人以《宋史》与辽、金并列，无异李延寿之修《南、北史》，极为明代学者所不满，故叙宋亡迄于祥兴，而为卫、益二王作纪，置辽、金于外国传，以侪于西夏、高丽，如王洙、柯维骐、王惟俭之徒是也。其二，则取法欧、宋之重修《唐书》，以订误、
补阙、事增、文省为职志，清代研史之士，多主张之，其编纂之要旨，亦欲合三史为一书，以正元代之非，如陈黄中、邵晋涵、章学诚之徒是也。二者之论，各明一义，而皆有是处，未可偏废。危素于元末，曾与修宋、辽、金三史，而《千顷堂书目》著录其《宋史稿》五十卷(钱氏《补元史艺文志》据之)，疑此为素在史馆时所具之稿，非别有所作也。惟《明史
周叙传》，记其曾祖以立于元末时以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至叙官翰林学士，思继先志，于正统末 请于朝，诏许自撰，诠次数年，未及成而卒。此则为改修《宋史》之最先者。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廷议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严嵩董其事(见《明史》嵩传)，亦未成书。明人改修《宋史》而能毕功者，有三人焉，曰柯维骐、王惟俭、王洙是也。《明史 文苑 柯维骐传》：“《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谨严，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王惟俭传》云：“惟俭苦《宋史》繁芜，手删定自为一书。”洙，《明史》无传，仅康熙《临海志》云，洙著《宋史质》一百卷；考洙为正德十六年进士，维骐为嘉靖二年进士，惟俭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洙、维骐二人之世略相接，而惟俭则二氏之后生晚学也。《史质》、《新编》二书，皆著录于《四库》存目，一则曰荒唐悖谬，偻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丧心病狂如此人者；一则曰，维骐强援蜀汉，增以景炎、祥兴，又以辽、金二朝置之外国，大纲之谬如是，区区补苴之功，亦不足道；是其列入存目之意，为由于尊宋统，抑辽、金，大触清廷之忌，意甚显然。洙之自序其书目：“取脱脱所修《宋史》，考究颠末，参极群书，删其繁，存其简，去其枝叶，存其本根，始于天王正纪，终于道统，自嘉靖壬辰迄丙午，凡十六年乃就，名目《史质》，以示不文。”盖洙不喜蒙元之入主中夏，以严正闰之辨为先，故于祥兴二年帝昺投海后，即以明太祖之先祖上嗣宋统，革元代之纪年而不录，以明其非正统，是则此书意在屏革元统，又与柯氏《新编》不同。沈德符《敝帚轩賸语》，称维骐作《新编》时，至于发愤自宫，以专思虑(见《四库提要》引)，其用力之精勤，即此可见。兹考《二十二史箚记》所举《宋史》疏舛之处，《新编》多已订正(如《宋史》无夏贵传，《箚记》曾论及之；而《新编》则为立传，惟以其降元列入叛臣)，是又非《史质》专重义例之比。钱大昕之论《新编》则曰，柯氏用功已深，义例亦有胜于旧史者，惜其见闻未广，有史才而无史学耳(见本集《跋宋史新编》)，斯则为平情之论矣 。惟俭之书晚成，题曰《宋史记》，时柯氏之书已行世，惟俭见之，重为订补，以成此书，体例略如《新编》，蕲合三史为一，列二王为本纪。然以晚成之故，视《新编》差为完密。其后吴兴潘曾絃得惟俭所撰《宋史》，招晋江曾异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此明代季年事也，《明史 曹学佺传》载之。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惟俭家藏图籍已沈于汴梁之水，吴兴潘昭度(曾纮字)曾钞得副本，赵翼则谓副本虽未遭汴水之厄，亦终归散失，又谓维骐之书未及梓行(见《箚记》二十三)。然先是朱彝尊于柯氏《新编》、王氏《史记》皆得见之，称柯氏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辽、金附焉；升瀛国公、益、卫二王于帝纪以存统；正亡国诸叛臣之名以明伦；列道学于循吏之前以尊儒，历二十载而成书，可谓有志之士。又谓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其后临川汤显祖义仍，祥符王惟俭损仲，吉水刘同升孝则，咸有事改修，汤、刘稿尚未定，损仲《宋史记》沈于汴水，余从吴兴潘氏钞得，仅存。(《曝书亭集》四十五《书宋史新编后》，又朱氏《明诗综》五十八《王惟俭下》，亦叙及《宋史记》，谓从吴兴钞得，未见出入意表)。愚按柯书刊于明代 ，钱大昕据以撰跋；王书未刊，因彝尊传钞，亡而复存，而钞本展转入柯劭态手，后归北京图书馆，是赵氏所说尚有未审，所宜订正者也。(归有光亦欲改修《宋史》，《外集》载论赞二十余篇可证)。全祖望一《答临川先生(李绂)问汤氏宋史帖子》云：“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显祖)，祥符王侍郎损仲(惟俭)，昆山顾枢部宁人(炎武)也。临川《宋史》，手自丹黄涂乙，尚未脱稿，吴兴潘侍郎昭度足成其书，网罗宋代野史，至十余簏，功卒不就。是时祥符所修，亦归昭度，然两家皆多排纂之功，而临川为佳，其书自本纪、表、志，皆有更定，而列传体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学于儒林，归嘉定误国诸臣于奸佞，列濮、荣、秀三嗣王独为一卷，以别群宗，皆属百世不易之论。至五闰禅代之际，遗臣之碌碌者多芟，建炎以后多补，庶几《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归石门吕吉甫(潘氏之婿)，吉甫请姚江黄徵君梨洲为之卒业，成言未果，而吉甫下世，其从子无党携入京师，将据其草本开雕，无党又逝，尝谓是书若经黄徵君之手，则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即得无党刊其草本，则流传亦易，而无如天皆有以败之。后是书展转归花山马氏、海宁沈氏，壬子之冬，沈氏诸郎言已归太仓金氏矣。然是书累易其主，所存仅本纪、列传，而其十余簏之野史，则不知流落何所，可为长太息者也。宁人改修《宋史》，闻其草本已有九十余册，乃其晚年之作，身后归徐尚书健菴，今亦不可问矣。”(以上见《鲒崎亭集》外编四十三)据此则于维骐、惟俭二本外，又有汤显祖、顾炎武二氏改修之本。梁玉绳亦云，闻前辈言汤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涂乙，某传当削，某传当补，某人宜合某传，某人宜附某传，皆注目录之下，划段分明。王阮亭《分甘余话》谓，临川旧本，在吴兴潘昭度家，恨无从购之。许周生云，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先为《宋史钞》，摭拾最富，友人杨凤苞见其残稿十余册，其全书则散佚久矣(《瞥记》四)。按昭度为潘曾统之字，全、梁二氏所谓临川汤氏《宋史》稿本为曾纮所得者，殆即《明史》所载曾纮更定之本欤 愚检王惟俭《宋史记》稿本，其间朱墨涂乙，添注甚多，粘签无虑首数十纸，皆作绳头细书，且有将列传改撰者，凡订七十二册，有前跋云，此当为汤若士改本(记为王渔洋所撰，又渔洋《蚕尾集》有《宋史记凡例跋》)，又时有墨注，尾标“宾王”二字，是其中又有宋宾王校改之笔 ，或云悉出宾王，而汤氏所丹黄涂乙者非此本。以愚考之，全氏所谓祥符所修，亦归昭度，正与《明史》所记相雠，是则汤氏所据者，即为惟俭所修，既归于潘，又招曾异撰、徐世溥更定之，而卒用不就也。若王、汤二氏各有一稿，则汤氏所丹黄涂乙者，必用《宋史》原本，用力多而成功少，无乃不惮劳费乎。夫惟汤氏见王氏之稿，而不甚满意，遂加以丹黄涂乙之功，某氏所跋，至为得实，继之以宾王之校改，而成为今日所见之本，其本末次第固可考而知也。清乾隆中，陈黄中撰《宋史稿》二百十九卷，其自序云：
元世祖平宋，即诏开局纂修《宋史》，讫至正而后成，盖百年矣。然繁冗疏漏，秉笔者类非史才；又元初去宋未远，岁月相接，子孙之求丐，史官之假借，虚美隐恶，并所不免；亦有后裔寥落，不能表章先世，则虽当记述者，顾并逸之，后来史官，即据前书，潦草蒇事，词笔庸猥，去取踳驳，令览者读未终篇，辄欲弃去。有明一代改修者不一家，其最著者，如莆田柯维骐之《新编》，祥符王惟俭之《宋史记》，亦仅取旧史稍加删节，至其中一人两传及是非失实者，俱并仍之，较长絜短，莫能相尚。他如揭阳王昂之《史补》，天台王洙之《史质》，尤简略不详，自郐以下，无足论已。本朝通人朱彝尊，尝讥诸人长编尚未属目，辄奋笔著书行世，犹夏虫之不可语冰，因欲汇宋代诸书，考其是非异同，自定一书，惜老而未果。黄中少时，每欲仿《新唐书》事增文减之例，重加改修，卒卒未遂，然暇时每遇有关宋史诸书，随时采获，积二十年，至乾隆十三年，因尽发向日所笔记者，讨论审订，改窜旧书，历八寒暑，乃克就稿，汰繁补逸，显微阐幽，期得是非之公，用存劝惩之义。然建隆以迄绍兴，载籍极博，涉猎取材，差为完备；自时厥后，文献无征，旁搜广罗，不遗余力。旧史凡四百九十六卷，今兹取其大半，与《新唐书》之卷适相等，第较量史才，则无能为役。又欧、宋改修唐史，积十七年而后成，其预编摩者十人，皆极一时文学之选，然同时吴缜、刘羲仲等，犹并著书以纠其谬。矧在寡昧，以一手任编辑之役，成书岁月，又仅居昔贤之半，其抵牾疏漏，更百倍于前人。跧伏草茅，谨藏箧笥，随时订定，无所折衷，名以史稿，志未成也。
据序所言，则是书之成，当在乾隆二十年之后，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而黄中卒，后为钱大昕所见，为之跋云：
吴门陈徵士和叔(黄中字)《宋史稿》本纪十二，志三十四，表三，列传一百七十，共二百十九卷。其纠旧史之失，谓韩琦与陈升之、王珪同传，薰蕕无别；陈东、欧阳澈与宋季一僧一道士同传，拟不于伦，康保裔战败降契丹，官节度使，事见《辽史》，而以冠忠义；杜审琦卒于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康佐本纪既书降金，而又入之忠义；李毅、窦贞固皆五代遗臣，入宋未仕，不应立传，皆确不可易。于奸臣传进史弥远、嵩之，而出曾布，颇与鄙意合。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佥人，虽兆宋祸，而本无奸邪之心。郑清之虽党于弥远，其在相位，亦无大恶，和叔俱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此稿增删涂乙，皆出和叔手迹，然前后义例，未能画一，纪传无论赞，志无总序，盖犹未定之稿，较之柯氏《新编》，当在伯仲之间耳（《潜研堂文集》二十八）。
按陈氏稿本，今已不可得见 ，其改修之内容，仅可于钱氏跋中，窥其厓略。愚意乙部之作，以后出者为胜。据陈氏自序，知其用力甚深，补苴实多，且获见李焘《长编》等书，据以补柯、王二氏之缺略。则其胜于前作，自不待言。而钱氏谓与柯氏《新编》在伯仲之间，是于陈作尚有微辞，何耶 盖柯氏于《宋史》用力已深，大体略备，义例之精，尤非后来诸作所能及。朱彝尊夏虫之讥，殊失之过。钱氏生当多忌之世，亦不敢诵言其佳，故仅以二书相伯仲为言。陈书之未能付刊，亦以惧触时忌之故耳。吾谓与其舍柯书而别为改作，无宁就柯书而详加订补，改作则创始难为功，订补则因成易为力也。清代诸贤，多有志于改修《宋史》，顾炎武、朱彝尊之已见于前者无论矣，余如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皆有志于是，试历举之：全氏曾言，某少读《宋史》，叹其自建炎南迁，荒谬满纸，欲得以为蓝本，或更为拾遗补阙于其间，荏苒风尘，此志未遂(《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此全氏有志改修《宋史》之证也。梁玉绳谓杭堇浦(世骏字)，尝命余删增《宋史》别作一书，自揆谫陋，谢不敢为(《瞥记》四)，此杭氏有志改修《宋史》之证也。章学诚尝云，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邵晋涵遂慨然自任。晋涵又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为荒谬，以东都赖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先后条贯粗具，然后别出心裁，更为赵宋一代全书，其标题不称“宋史”，而称“宋志”，然《南都》尚未卒业，而《宋志》亦有草创(《章氏遗书》十八《邵与桐别传》)。学诚亦自云，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仆思自为义例，选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若如赵宋一代之书(《遗书》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此又邵、章二氏有志改修《宋史》之明证也。大抵明人所改修之《宋史》，义例精而条理未密，故易于毕功；清贤所拟改修之《宋史》，义例不必精，而条理极密，故除陈黄中一人外，余则徒托空谈，而不能成书，盖非十数年之岁月、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役也。朱彝尊、陈黄中俱称揭阳王昂有《宋史补》。昂当为明人，其书则未之见。《四库提要》则谓沈世泊有《宋史就正编》(宋史条下)，此书亦未之见，世泊当亦明人也。明人又有邵经邦撰《弘简录》二百五十四卷，意在续《通志》，故合宋、辽、金三史为一，实不啻三史之简本；朝鲜王李祘亦撰《宋中筌》一百四十八卷，意在删繁就简(撰于清乾隆时)，此皆改修《宋史》之具体而微者也。清末陆心源撰《宋史翼》四十卷，专就方志所载宋人为《宋史》所无者补之，当与王昂之《史补》为近，所有改修与订补《宋史》之书，已大略具于是矣。
明初所修《元史》，不甚饜人之望，正有待于订补或改修。永乐中胡粹中以《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阙漏，因作《元史续编》十六卷，以综其要，此即订补《元史》之作也。惟其书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用编年体，大书分注，全仿《通鉴纲目》，可称“元鉴纲目”，不得谓之“续元史” 。迨至清代，则改修之作甚多，间亦有为之订补者，其别有二：其一，因《元史》芜杂缺略，而广征中土固有之史实，以补证旧闻，订正谬误，而图改造新史者，如钱大昕、魏源是也。其二，因元代疆域不以中土为限，别征西方之史实，以补中土所未闻，证中土所未确，以别造一新史者，如洪钧、屠寄、柯劭忞是也。清初邵远平始撰《元史类编》四十二卷，意在续其父经邦之《弘简录》。魏源论之曰，远平《类编》，袭郑樵《通志》之重儓，以天王宰辅庶官分题，已大偭史法，且有纪、传，无表、志，于一代经制，阙略未备 。然邵氏能取《经世大典》诸书，以补正史，不无订正之功，而世祖以下诸本纪，即为魏源《新编》所袭用，是其致功于此，亦匪细矣。其后钱大昕有志于是，致力最深，尝得《元秘史》刊行之。《秘史》叙蒙古初起及兼并诸部落事綦详，可证《元史》之误，徒以译文质朴，悉用当时俚语，明初修史诸氏，鄙弃不加留意，任其湮没。钱氏既得《秘史》，稽考内容，乃知其可据可宝，故为之跋云，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又尝云，在馆阁曰，以《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似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元史 艺文志序》）。其后徐松亦有志于是，而未能卒业(见魏光焘《元史新编序》)。又魏源谓嘉定毛氏有《元史稿》(见《新编 凡例》)。毛氏名岳生，有《休复居文集》，集中附《元史 后妃列传》，即其证也。继有作者，则为魏源之《新编》，源尝论旧史之失云：
人知《元史》成于明初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载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讳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勋戚典枢密之臣一二预知外，无一人能知其数者。《拖布赤颜》(按即《脱卜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纪开国武功，自当宣付史馆，乃中叶修《太祖实录》，请之而不肯出。天曆修《经世大典》，再请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国初三朝本纪，颠倒重复，仅据传闻。国初平定部落数万里如堕云雾，而《经世大典》于西北藩封之疆域录籍兵马，皆仅虚列篇名，以金匮石室进呈乙览之书，而视同阴谋，深闭固拒若是。《元一统志》亦仅载内地各行省，而藩封及漠北、西域皆不详，又何怪文献无征之异代哉。是以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功同。加以明史馆臣，不谙翻译，遂至重纰叠繆，几等负涂，不有更新，曷征文献(《拟进元史新编表》)。
据此所论，则《元史》之冗杂漏落，多由史实无征，不尽由于修史者之潦草从事矣。源初撰《圣武记》十卷，以纪述清代掌故，又撰《海国图志》一百卷，以考订域外地理，晚复从事元史，创定体例，独出己裁，其所征据，则元代官私之所记录，明初诸臣遗老之所记载，宋、辽、金、明诸史之所出入，与夫佚事遗闻，见于近人各家之说也。又以元之疆域，远轶汉唐，西北所极，尤应详载，乃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国传；至中叶以后，号令不逾金山，内鬨之事屡见，为立东北叛藩传，以明始末，此皆详旧史之所未详也。列传用分类相从之法，于儒林、文苑、良吏、忠义、列女、奸臣之外，增以遗逸、释老、群盗诸目；于旧史之诸专传，悉改为合传，题曰开国功臣、武臣、相臣、文臣、平宋、平金、平蜀功臣诸传。又于诸相臣、文臣、言臣，皆冠以世祖、中叶、元末等称，分标专目，则又为修史之变例。本纪自世祖以下，袭用邵氏《类编》，艺文志、氏族表，全取之钱氏大昕，此又所谓择善而从，不必己出者矣。至其文章雅洁，议论明快，尤为旧史所不及。源殁后，稿展转由龚自珍、莫祥芝，而归其族孙光焘，于光绪三十一年，乃由光焘序而刊之，亦幸而不亡也(以上据光焘序)。近人考论元代疆域者，谓其西方所极，有奇卜察克汗国(一作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合其面积，大于中国本部之数倍，《元史》所述，专详本部，不过为其全部十分之一二(又有元太宗封地，谓之窝阔台汗国，后并入中国本部，而无与于上述之三大汗国)。自太祖成吉思汗以迄世祖忽必烈初年，国号本称蒙古，至世祖至元八年，始改称大元。元之一名，不足以赅西域诸国，正与《元史》一书，不足以赅蒙古全部同符。魏氏之《新编》，于中国本部之史实，已极尽订补之能事，可谓无憾。然仍不能比于《新唐书》、《新五代史》而列入正史者，正以西方人所辑蒙古史籍多纪三大汗国故事，魏氏未能兼采，不得谓备耳。譬如田畴万顷，垦辟未尽，仍有待于后人之拾补，又势之不容已者也。西方人之撰蒙古史者，如拉施特、志费尼、瓦萨甫，皆为波斯人，仕于伊儿汗国者。如多桑为法人，如霍渥儿特为英人，而皆生于十九世纪(当中国嘉庆、道光时)。多桑氏之书凡四卷，所纪始成吉思汗，迄帖木儿，多以拉施特、志费尼二氏之书为依据，旁征博引，考证精详，为西方蒙古史之唯一佳著。霍渥儿特之书最后出，全书分五大部：第一部曰蒙古本部，所纪为蒙古先世种族源流，及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兼并各部之事，并及世祖以后诸汗；第二部曰鞑靼，所纪为奇卜察克汗国事，即在俄境之蒙古汗国也；第三部纪伊儿汗国事，即在波斯之蒙古国也，霍氏全书，至此而止。第四部纪察哈台汗国事，第五部纪帖木尔汗国事，皆未成。霍氏于拉施特、志费尼、瓦萨甫、多桑之书及中土之《元史》、《元秘史》、《亲征录》之译本，无不涉猎采撷，以入其书，最为繁富，治元史学者，不求之于此，则缺憾必不能免；清代道、咸间，如徐松、张穆、何秋涛皆治西北地理，究心元代西域之史事，而仍不能采及于此。及同、光间，洪钧以甲科高第，奉使欧西各国，先得拉施特之书，以用阿刺伯文写成，随员多不能通，乃展转求得俄译本，及多桑、霍渥儿特二氏之书，勤加考览参证，以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所谓证者，证中国所未确也；所谓补者，补中国所未闻也。洪氏全功未竟，旋就殂谢，中凡有目无书者十卷，闻洪氏草稿略具，卒前付其子洛，令卒成之，洛旋卒，其稿遂失，惜哉惜哉 。继洪氏之后，致力于元史者，凡得二人，其一为屠寄，其一则柯劭忞也。屠氏所著之书曰《蒙兀儿史记》，初印本仅八册，继增至十四册。屠氏卒后，其家整理遗稿，凡得一百六十卷，合订二十八册，一九三四年刊成。初印之本，悉具其中，而次第标目，稍有异同。其命名为《蒙兀儿史记》，而不用元史旧名者，元之初祖，本以蒙古为部族之称，一作蒙兀儿，亦称盲骨子，成吉思汗立国以来，诏诰文檄，则自称蒙古国，至世祖未改号以前犹然，名为实宾，不应称元，一也。屠书所纪，偏重世祖以前史事，大元之号，非成吉思、窝阔台、贵由、蒙哥诸汗所知，名从主人，不应称元，二也。居于中国本部之大汗，虽为各部之宗主，然其他三大汗国，则以蒙古国为通名，而不必遵用大元之号，以大概小，不必称元，三也。且蒙兀二字，出于《旧唐书 室韦传》之“蒙兀室韦”，称名甚古，读音亦正，是以屠氏不惟不用元之一号，即蒙古二字音之不甚确者，亦不肯轻用，其立名之矜慎可知也。考元初诸帝皆称汗，太祖在日，部下尊曰成吉思汗，犹唐、宋诸帝之有尊号也。太宗、定宗、宪宗生前皆无尊号，至于四帝之庙号，皆世祖至元中追谥，故屠氏于本纪题太祖曰成吉思汗，用其生前尊号也。太宗以下皆称名，曰斡歌歹汗(即窝阔台)者，太宗也；曰古余克汗(即贵由)者，定宗也；曰蒙格汗(即蒙哥)者，宪宗也；曰忽必烈汗者，世祖也，以下类推。其称名而不称庙号者，用《元秘史》及《蒙古源流》例，成吉思汗独不称名，亦用《秘史》例也。意谓所撰为蒙古一部族之史，而不同于汉、晋、唐、宋之断代史，故别创义例，而面目为之一新焉。其于三大汗国事，纪载亦详，奇卜察克汗国，创于术赤、拔都父子，洪氏证补已为作补传，屠氏因之(拔都改作巴秃，亦从《秘史》)，而取材更富。伊儿汗国创于旭烈兀，以及察哈台诸王帖木儿汗国，洪氏皆拟作补传，而有目无书，屠氏则补作察阿歹(即察哈台)诸王及帖木儿传。而旭烈兀传亦有目无书，至柯氏《新史》乃为补成之。屠氏更于漠北三大汗传中，详述窝阔台汗国之盛衰，更撰《西北三藩地理通释》，以补《元史》之未备，虽其书为未成之作，缺卷甚多，而用力则甚勤。又用自注之法，于正文之下有分注，一篇之简，包孕甚多。故近人孟森论之曰：
史之为书，六代以前，史家多以一心经纬史实，以铸一代之史。唐以后，惟欧阳《新五代》为然。先生此书，所得固多出于旧史，然其参订旧史，以综合新材，无一字不由审订其地、时、日而后下笔。故叙述皆设身处地，作者心入史中，使读者亦不自谓身落史后，较之心不与全史浃，而以其翦裁饾钉之文诏后人，不免孟子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蒙兀儿史记序》)。
据此所论，近代史家真能经纬史实心入史中，使读者亦不自知身落史后者，曾无几人，而屠氏洵当之而无愧矣。屠氏卒于辛亥以后，箧中未定之稿，尚待理董，叔子孝实(字正叔)，能嗣其业，未几孝实又卒，其弟孝宦(字公覆)继之，整理粗就，旋付剞劂(据孟序)，即今日所传最后刊本也。柯氏之书曰《新元史》，盖为订补旧史而作，上仿欧阳修之改修《五代史》，亦近代仅见之作也。书成于一九二○年，初刊为铅印活字本，未几锓木，其始功后于屠氏，而成书则在其前，所取史材，有得之钱大昕、魏源者，有得之何秋涛、李文田者，有得之洪钧、屠寄者，至其体例，虽与旧史无异，而不乏改订之处，又本纪以太祖以前事撰为序纪，略如屠书之世纪，此仿《魏书》、《金史》而探得体要者。又改《顺帝纪》为《惠宗纪》，补撰《昭宗纪》(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表合《宗室世系》及《诸王》为一，名《宗室世系表》；志分《礼乐》为二，名《礼志》、《乐志》，合《祭礼》、《舆服》二志为一，名《舆服志》；列传则分《儒学》为《儒林》、《文苑》二传，改《良吏传》为《循吏传》，《孝友传》为《笃行传》，删去《奸臣》、《叛臣》、《逆臣》三传，新增《蛮夷传》，皆其最著者也。其于经营西域之史事，叙述亦略备，如《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纪与《外国传》之后半及《速不台》、《者别》、《耶律楚材》以下诸传，综比观之，可以明其本末。又于三大汗国之盛衰兴亡，纪载亦详。钱大昕撰《元史氏族表》，系据《元秘史》及《辍耕录》，分蒙古人、色目人各为若干种，而柯氏则分蒙古民族为黑白野三答答儿，而不取钱氏之说。凡此皆蒙西哲撰述之影响，一览可知者也。元《经世大典》虽佚，尚有残本可考，邵氏《类编》，已知采用，又有《元典章》，为魏氏《新编》所取材。柯氏于此类史料，尤知重视，如于《百官志》，补入覃官、封赠、荫官、注官、守阙、起任、程限、给假、丁忧、任养等；《兵志》之马政，则增入和买马、括马、抽分羊马三项，又增军粮一目；《刑法志》中屡载至元新格以下之条文；《食货志》中自至元二十三年颁行立社规条以后，凡属社之法令无不备载。又于盐、茶、酒醋、市船四课及和籴、斡脱钱、官钞法之通行画缗钞钱法，以及海运、振卹等项资料，无不辑补之。此皆由重视大典、典章而所得之收获者。至于采取《元秘史》、《亲征录》、《蒙古
源流》等书以补旧史之阙，既悉同于洪、屠二氏，而柯氏用力尤勤 。故近人论及柯书，一则曰柯氏承诸家之后，参考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等于群雄割据迭兴之后，而成统一之功 ；再则曰，元史之有柯氏，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 。然其中之可议者，亦有数端：旧史本纪，多采自元十三朝实录，柯书则取其繁冗者，改入各志，不易寻其首尾，则旧史仍不可废，一也。《艺文志》可徵一代文献，钱氏补辑甚备，故魏氏《新编》、曾氏《元书》皆采之，而柯书乃不之取，不得谓备，二也。屠氏手洪氏补作诸传，皆别采新材，矜慎订补，而柯氏则又悉以原文入录，不加别白，三也。元代教徒，于释老外，有回教、耶教，柯书仅有释老传，又于也里可温(即耶教)之纪事，仅略见于本纪，而于耶教名人之勃莱奴喀皮尼鲁卜里克孟德高奴维等，皆不著一字，亦为漏略，四也。至于霍渥儿特等氏所著之蒙古史料，虽伤繁富，可取正多，而柯氏多未之及，亦有待于后人之译补，是则柯氏之作，仍不得谓之竟其全功也。兹取屠、柯二氏之书，比而论之，屠书取材甚富，考辨至精，特以造端宏大，非一人之精力所能尽举，故虽卷近二百，父子世业，仍为草创未竟之作。柯书造端之宏大，亦不下于屠氏，惟多因前人成作，而加以襞积补苴，虽费组织之力，殊少草创之功，孟森所谓心不与全史浃，而以其翦截饾饤之文诏后人，不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正以暗讥柯氏。以是知二氏之作，有一创一因、一难一易之分，而其孰为优劣，亦不待辨矣。以上所述，即前代改修《元史》之大略也 。
《明史》成于清代，忌讳太多，故有明知其为漏略，而终于不敢著笔者，《清史稿》更为未成之作，是皆有待订补改修。而改修清史，尤为当务之急。设局官修，久滋诟病，世有欧阳修、柯劭忞其人，必能奋笔一室，草定新史，以完成一代之典，吾将拭目以俟之矣。
其三则为分撰之史。昔在姬周之盛，王室有左史、右史，以司记言、记事之职，而诸侯亦各有国史，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具史之一体，亦后世国别史之滥觞也。典午之世，分据北方者，前后凡十六国，故撰《晋书》者，或以为录，或以为载记，附于正史，亦具体而微矣。而崔鸿则别撰《十六国春秋》，萧方等则别撰《三十国春秋》，此又分撰霸史之先例也。唐宋以来属于分撰之史，则有下列诸书：
书 名卷 数撰著人附考
《西魏书》二十四卷清谢启崑撰帝纪一，表三，考四，列传十二，载记一，凡二十一篇，《地域》、《百官》两考及《宇文泰传》，皆分上下卷，总为二十四卷。
右自《魏书》分撰
《南唐书》三十卷宋马令撰《先主书》一卷，《嗣主书》三卷，《后主书》一卷，《女宪传》一卷，《宗室传》一卷，《义养传》一卷，《列传》四卷，《儒者传》二卷，《隐者传》一卷，《义死传》二卷，《廉隅传》、《苛政传》共一卷，《诛死传》一卷，《党与传》二卷。《归明传》二卷，《方术传》一卷，《诙谐传》一卷，《浮图传》、《妖贼传》共一卷，《叛臣传》一卷，《灭国传》二卷。《建国谱》、《世系谱》共一卷。
《南唐书》十八卷宋陆游撰《文献通考 经籍考》作十五卷，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云，曾见宋椠十五卷本。
本纪三卷。列传十五卷。附元人戚光《音释》一卷。
《九国志》十二卷宋路振撰一吴，二南唐，三吴越。四前蜀，五后蜀，六东汉，七南汉，八闽，九楚，十北楚，实为十国。东汉一作北汉，原书已佚，自《永乐大典》辑出。
《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清吴任臣撰《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宋刘恕《十国纪年》四十卷，见《宋史 艺文志》。
《南汉书》十八卷清梁廷枏撰 附《丛录》二卷，《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 考
《南汉纪》 五卷清吴蘭修撰 附《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
右自《五代史》分撰
《渤海国志》四卷唐晏撰撰于民国八年，纪、志、表、传各为一卷。
《渤海国记》三卷黄维翰撰凡三篇，十四章．
《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金毓黻撰《总略》二卷，纪二卷，表四卷，列传五卷，考四卷，《文徵》一卷，《丛考》一卷，《余录》一卷。
右自《唐书》分撰
《南宋书)六十卷明钱士升撰 去《奸臣》、《叛臣》之名，列于众传，又合《道学传》于《儒林传》。
《西夏书事》四十二卷清吴广成撰 起唐僖宗中和三年，迄宋理宗绍定五年。
编年体。
《西夏记》二十八卷戴锡章撰此书用编年体。
洪亮吉《西夏国志》十六卷，周春《西夏书》十五卷，皆未刊；陈昆《西夏事略》十六卷，亦未见。
右自《宋》、《辽》、《金史》分撰
《南疆逸史》四十四卷清温睿临撰纪略四卷，列传四十卷，纪南明四王事，下同。
《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清徐鼒撰用纲目体。
《小腆纪传》六十五卷补遗五卷同上
《南明书》三十六卷清钱绮撰未刊。
右自《明史》分撰之《南明史》
《清建国别记》一卷章炳麟撰纪清入关前史事，下同。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清朝前纪》一册孟森撰
《明元清系通纪》同上已刊十六册，未竣功。
《贼情汇纂》十二卷清张德坚撰咸丰五年己卯成书，事止于四年甲寅，系纪太平天国之政治制度。
《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程演生辑于留学法国时搜集。
《太平天国丛书》 十卷萧一山辑自英京伦敦搜集，并就原本摄印。
《太平天国野史》二十卷凌善清撰凌氏谓取材于姚氏所藏之《洪杨纪事》，然又有《洪杨类纂史略》一书，此二书皆为《贼情汇纂》易名。
《太平天国史纲》罗尔纲撰凡八章，为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之书，时在诸家之后。
右自清史分撰之清开国史及太平天国史
兹再依次论之：往者魏收作《魏书》，以孝武西奔，称为出帝，更以高欢所立之孝静帝继之，盖收身为齐臣，不得不以齐承东魏，不待言矣。尔时有平绘者，别撰《中兴书》，《崇文总目》称其叙事不伦 ，义例当同于收作。隋开皇中乃诏魏澹别撰《魏书》，自道武下迄恭帝，为十二帝纪，退东魏孝静帝称传，以正收、绘之失。然澹书久佚，其仅存者，亦羼入收书，几不易辨。澹书以为魏亡于恭帝，则自孝武西迁以下四世(武、文、废、恭四帝)俱列为本纪可知也。唐初李延寿作《北史》，亦用魏澹之例，以西魏为正，然犹列孝静于本纪，列传悉仍收书，未加是正。清代谢启昆深鉴收书之失，远师魏澹之例，取孝武以下四帝事迹，别撰《西魏书》，改撰大旨，见于叙录，所撰诸考，尤能订补收书诸志之阙失，洵别史中之佳制也。萧梁之末世，萧詧以武帝冢孙，立于江陵，凡历三主三十三年乃亡，世称后梁，其事迹略见于《周书》、《隋书》、《北史》，而语焉不详。蔡元恭《后梁春秋》十卷，及姚最之《后梁略》，皆已不传，明人姚士粦亦作《后梁春秋》二卷，用编年体 ，今行于世。近人江都毛乃庸更作《后梁书》二十卷，本纪四：曰《高宗》、曰《中宗》、曰《世宗》、曰《孝靖帝》；表二：曰《世系》、曰《交涉》；志四：曰《疆域》、曰《职官》、曰《艺文》、曰《梵宇》；列传十：曰《后妃》、曰《高宗诸子》、曰《中宗诸子》、曰《世宗诸子》、曰《张缵等》、曰《蔡大宝等》、曰《刘盈等》、曰《沈巡等》、曰《王琳等》、曰《叙传》。最初仅见其《叙传》一篇(续刊《中国学报》第四册)，后则业已刊行。寻其叙录，称及蔡元恭，而不及姚士粦，姚书极易得，乃不之及，甚可怪也。以上二书，皆就《魏书》、《周书》、《隋书》、《北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新、旧两《唐书》，皆为渤海立传，渤海出于粟末靺鞨，国王姓大氏，名祚荣，于唐武后圣历元年，立国于肃慎，世受唐封，传十五王，二百二十九年，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为辽所并灭。其史实散见于诸书者至夥，两《唐书》多遗而不载；唐人张建章于文宗大和中，撰《渤海国记》三卷，久已不传；近人唐晏始采撷群籍以成《渤海国志》四卷；崇仁黄维翰更撰《渤海国记》三篇。唐《志》有筚路蓝缕之功，而疏略实甚；黄《记》精简可诵，而于域外之书，亦罕见采取，间有舛误。余于一九三一年，始因唐《志》以撰《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于中籍外，凡别见于朝鲜、日本史籍者，一一采撷无遗，分年排次，先成《世纪》、《后记》各一卷；又取其中之《宗臣》、《诸臣》、《士庶》、《属部》、《遗裔》别为五传；又撰《地理》、《职官》、《族俗》、《食货》四志，附以《文徵丛考》。记传诸考所未尽者，以表明之，大氏一国之事迹略备。时黄《记》尚未出，吾于付刊前，借得稿本，又为订正数事，惟以体为长编，颇病繁缛，将来加以翦裁，方为定本。唐代属国甚多，其已撰为专史者，除渤海外，殊不多见。此即取两《唐书》之一部而分撰之史也。
宋人马令，因其祖元康，世家金陵，习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乃缵先志而撰《南唐书》三十卷，所系序、赞，皆以“呜呼”二字发端，盖规仿欧史也。其后陆游亦撰《南唐书》十八卷，简核有法，胜于马书。游于《烈祖李异纪 后论》云：“昔马元康、胡恢皆尝作《南唐书》，自烈祖以下，元康谓之书，恢谓之载记。”是则宋代撰《南唐书》者，又有胡恢(《宋史艺文志补》云，恢，金陵人)，惟已不传。其称马令为元康者，以孙述祖，犹迁之于谈，固之于彪，令之作，即等于元康之作也 。明末李清始取两《南唐书》合而为一，署曰《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刊本罕见。清代祥符周在浚，青浦汤运泰，皆为陆书作注 ，周氏注本，附以吴兴刘承幹补注十八卷，汤氏注本，虽已付刊，则不易得。此又研南唐史者必读之书也。宋人范炯、林禹合撰《吴越备史》，用编年体，以纪钱氏一姓之事迹；清代梁廷枏撰《南汉书》，吴蘭修撰《南汉纪》，皆《南唐书》之亚。其合十国为一书者，有宋路振之《九国志》，清吴任臣之《十国春秋》譬所谓十国者，吴杨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南汉刘龑、楚马殷、闽王审知、吴越钱镠、荆南高季兴、北汉刘崇是也。欧史仿《晋书》载记之例，为十国撰世家，以别于一系相承之五代，而其名始定 。路氏《九国志》，名为九国，所纪实为十国，每国先为国主作略传，如本纪；后附以诸臣传，亦用纪传体。吴氏以欧史纪十国事，尚语焉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以成《十国春秋》；又于诸传本文之下，自为之注，载别史之可存者，且于旧说之非是者多所辨证；所撰表、志，考订尤精。惟王鸣盛讥其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僧道、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即徐铉《骑省集》亦未之见，盖专以博为事，而未之能精者(《十七史商榷》九十八，“十国春秋”条)，所论殊当。以上诸书，皆就新、旧《五代史》之一部而改撰者也。
明人钱士升，取南宋九帝之事，别撰《南宋书》，亦得为别史之一种。而两宋之世，北方有辽、金、蒙古先后崛起，与之对峙，又有西夏李元昊，传世十，历年一百九十，立国于宋仁宗明道元年，至理宗宝庆三年，为蒙古所并灭，其事具于宋、辽、金三史之《西夏传》，而《宋史》尤详。近人罗福苌因夏人所传之《掌中珠》一书，得通西夏自制之复体文字，并为《宋史 西夏传》作疏证，惜未卒业而殁；清代洪亮吉撰《西夏国志》十六卷，周春撰《西夏书》十卷，陈崑撰《西夏事略》十六卷(著录《清史稿 艺文志》)，皆不见传本，书或未成；张鑑《西夏纪事本末》，传世已久，吴广成《西夏书事》，原刊本不多见，最近始覆印行世；近人开县戴锡章广撷群书，分年排次，以成《西夏纪》，书最晚成，差为详备，考西夏一国事者，应于是取资焉。此皆就《宋史》及辽、金二《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明思宗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缢死，是年五月，明遗臣迎福王由崧即位于南京，改明年元为弘光，、是年(即清顺治二年)五月南京陷，由崧寻殂，初称圣安皇帝，后谥安宗；弘光元年闰六月，唐王聿键立于福建，改是年元为隆武，明年(顺治三年)八月，以福州陷遇害，初称思文皇帝，后谥绍宗；十一月桂王由榔立于肇庆，改明年(顺治四年)元为永历，而聿键弟聿铒亦立于广州，改元绍武，是年十一月。以广州陷，自缢；由榔在位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缅甸人执以献于清，明年遇害，郑成功曾谥为昭宗；又有鲁王以海称监国于顺治三年，先后居于绍兴、舟山、厦门等地，十年去监国号，归于郑成功。此四主历时十有八年，；清代谓之福、唐、桂、鲁四王(桂王一称永明王)，比于宋末之二王。然《宋史》犹附二王于《瀛国公纪》，《明史稿》仿之，尚为福、唐、桂三主立专传，而《明史》则不然，附由崧事于《福王常洵传》，聿键事于《唐王桎传》，由榔事于《桂王常瀛传》，以海事于《鲁王植传》，而于目中不著其名，非细检无由知之。且所叙事迹极略，不足备一朝之史。于其时之宰执大臣，舍生取义之士，如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何腾蛟、瞿式耜、朱大典、张国维、金声等人，虽亦为之立传，而所遗者亦甚多。又以牵涉时忌，不复能具首尾，此有待于补订改撰者也。清代史家称此时期为南明，或称残明、后明，记此十有八年之事，谓之南明史。昔者全祖望谓明季野史不下千家，近人安阳谢国桢撰《晚明史籍考》，著录存佚之籍，大略与之相等，即专纪南明四主者，亦不下百余种，可谓多矣。盖自黄宗羲撰《行朝录》，以记隆武、永历及鲁监国之事；而顾炎武则撰《圣安本纪》，李清则撰《南渡录》，古藏室史则有《弘光实录钞》，以纪弘光一朝之事；又有《思文大纪》(不知撰人)，纪隆武一朝事；王夫之撰《永历实录》，纪永历一朝事；查伊璜撰《鲁春秋》，滃洲老民撰《海东逸史》，纪鲁监国事，皆属甚备，足补《明史》之缺。其合四朝而通为一书，前有温睿临之《南疆逸史》，后有徐燕之《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逸史》之书，采摭差详，而《纪年》、《纪传》二书，足补《逸史》之未备。若以《纪传》中之列传，补入《逸史》，更取《纪年》及其他纪南明事之野史，详慎裁定，为之作注，则即可成一完备之南明史，亟望有人能从事于此也。查伊璜曾撰《罪惟录》八十四卷 ，称明惠帝为惠宗让皇帝，成祖为太宗文皇帝，景帝为代宗景皇帝，思宗为毅宗愍皇帝，弘光帝为安宗简皇帝，隆武帝为绍宗襄皇帝，附以唐王、桂王、鲁监国，是盖能合南明事为一书者。清人究心南明史事者，温、徐诸氏外，前有全祖望、杨凤苞，后有戴望、傅以礼(字节子)、李慈铭、夏燮。全氏《鲒埯亭集》中，纪载南明遗事者，不可偻指；杨凤苞撰《南疆逸史十二跋》，谓温氏之书，简而有法，世称信史，惟惜失之太简，要必为之注，以补其阙，又附举明季野史数百种 ；戴望亦自称：《胜国南烬遗事》，二十以前，最所留心，丧乱以后，辍而不为(《致傅节子书》)；以礼《华延年室题跋》、慈铭《越缦堂日记》，以及当涂夏燮所撰《明通鉴》，皆有校订旧籍，证别真伪之功，不可没也。元和钱绮(字映江)撰《南明书》三十六卷 ，徐非云又撰《残明书》四十卷，皆为傅以礼所见，而世乃无传本；近人无锡孙静庵(其名待考)拟撰《续明书》一百二十五卷，惜未卒业；仪征刘师培、顺德邓实皆欲作《后明书》，亦皆未成 ，师培且请章太炎先生预为之序矣。最近则有海盐朱先生希祖，搜获南明野史，多为珍本，实突过傅以礼所见，间有未著录于《晚明史籍考》者。先生尝言欲撰《南明史》，因循未果；又谓《顾亭林诗集》自注有“东武二年”之语，有戴望所藏潘耒初刊本可证。东武即为隆武之讹，盖因有所避忌，以音近而改隆为东，而后来撰《五藩实录》者，以怀王常清尝为台湾郑氏所立，遂以东武年号属之，此想当然尔之词耳；近见罗振玉《重订纪元编》，亦仍其误以入录，得先生所考，可以正之矣；其他考订甚多，不暇悉举。前代之修史者，往往以续作补前史之未备，如《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而《宋史》有《周三臣传》，此可师之善例也。晚近所撰《清史稿》，不为南明四王立传 ，无以弥《明史》之缺，以言佳史，渺乎远矣，订补改作，正待后贤。以上所述，皆就《明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
清史之应分撰者有二部，一为清开国史，一为太平天国史。明人称清初之部族，曰建州，曰女真，称清太祖曰奴酋，其最著者，如茅瑞徵之《东夷考略》、天都山臣（阙名）及叶向高之《女直考》、陈继儒之《建州考》、海滨野史(阙名)之《建州私志》、管葛山人(彭孙贻之别号)之《山中闻见录》、黄道周之《奴酋篇》(《博物典汇》卷末)皆是，然悉得诸传闻，且纪载甚略，不足以饜阅者之望也。女真避辽讳，改称女直，为清祖之所出，建州为清祖始封之卫名，而奴酋者又明人所以称太祖奴尔哈赤者也。纪载建州女直事，最详最确者，首推《明实录》，次则《朝鲜实录》，就此二书取材，参以诸家纪载，真相得以瞭然。第以《明史》修于清代，讳先代事而不言，《清史稿 太祖纪》虽云其先盖金遗部，又天命元年国号曰金，亦病语焉不详，有待于专书纪载，又不俟论也。近人考清初事，多属日本学者，以乙国人谈甲国事，犹多皮相之论，影响之谈。章太炎先生始撰《清建国别记》，以明人之书为依据，其以猛奇帖木儿(清译改为孟特穆)为太祖奴尔哈赤之高祖，则沿《东华录》之误。武进孟森撰《清朝前纪》，叙清入关以前事，多取材于日本稻叶岩吉之《清朝全史》，间亦多所发明，后得见明代、朝鲜两实录，钞其中所记清入关前之史实，为《明元清系通纪》一篇，惜未竣功而卒。近顷治清初吏，颇亦有人，然无有出孟氏右者，甚望将来有人续成其志，而别成一善本。此分撰清开国史之大略也。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发难于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称太平天国，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清军始陷其所建天京。先后历十五年，不为不久。然其结局，文献随败亡以俱毁，即有纪其事者，如官修之《粤匪纪略》出于战胜者之口，可信之程度至少。又如王闿运之《湘军志》，王定安之《湘军记》，皆记曾、李用兵之始末，绝无一语道及洪、杨内部之事，自应别求可信之史，以饜读者之望，不待言矣。咸丰五年，张德坚承曾国藩之命，撰《贼情汇纂》十二卷，颇能详其政治制度，而行世最晚。金陵破灭之日，忠王李秀成手录事状数万言，详叙天国之始末，特以语犯时忌，间为阅者所删改 ，是为可惜。当洪、杨盛时，编刊书籍多种，又有诏谕历书之刊本，多为西方之传教士及使臣商人携回本国，今英、法、荷、美、德诸京图书馆多有之。近人程演生、萧一山、向达、王重民先后由法、英两京搜获太平天国史料甚夥，并就原本摄印之。自是以来，世人始得窥见洪、杨时代自制文书之面目。辛亥以来，研其国史乃大有人在，国内之天国史料，亦往往间出(如南京图书馆购藏之《英杰归真》，即其一种)。近人撰太平天国史者，或名野史，或名战史，或名杂记(简又文辑)，其间名贵可信之史料，虽非甚少，然以吾所知，惟罗尔纲之《史纲》著墨不多，而语语扼要，颇能详其始末，后来者虽不可知，而旧有诸作，殆恐无以胜之。此又分撰太平天国史之大略也。
分撰诸史，大略如上。至何以如此之多，亦不可以无述。吾求其故，盖有二端：一由于避繁就简，一由于耽僻好奇。盖一代正史，卷逾数百，累世莫殚，令人望而生畏，遂惮而莫为，有若柯维骐、王惟俭、陈黄中之以一人之力改修《宋史》，求之前代，实无几人，惟就正史中之一部，加以改撰，事迹有限，卷帙非繁，积以半年，杀青可期，避繁就简，亦为人之常情，一也。习见之书，人皆忽视，难得之简，众必争求，近代如徐松、张穆、何秋涛之徒，或考西域，或探北徼，写成数卷，即博重名。百年以来，研讨元史之风，日新月异，转而从事晚明，覃及太平天国，虽费搜寻之功，究省探讨之力，而又敝帚自享，以罕见珍，耽僻好奇，尤为学人通病，二也。总此二因，遂成风尚，一往难返，莫知所极，此为禹域学术升降所系，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其四则为总辑之史。其体始于梁武帝之《通史》、魏元晖之《科录》，一则合诸断代史而为一书，仍用纪传之体；一则总前代事分为若干科，略如后来之《通典》、《通考》，亦纪事本末一体之所本也。唐姚康复又撰《统史》(二百卷)，其体近于宋高似孙之《史略》，章学诚所谓撙节繁文自就槩括者也。《通史》一书，与梁元帝同烬于江陵(据胡三省《通鉴注 序》)，《科录》亦早归散佚，无可考论。其可述者，惟有郑樵《通志》一书，此总辑之史之仅见者也。
《宋史 郑樵传》，称其好著书，自负不下刘向、扬雄，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时当高宗南渡，尝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高宗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义，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后著《通志》成，高宗命以其书进呈，会樵病卒。兹考其著书之旨趣，悉具于《通志 序》，序中极端推崇司马氏之《史记》，而盛讥班固以下断代为史之非。其略云：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仲尼既殁，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绩，无所纪系。迨司马氏父子出，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司马谈有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 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耶!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如此之类，岂胜断梗。……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 ，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厄斯文而不传与 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
寻樵所论，未必尽衷于理，特其主作史以通为贵，故不能不扬马而抑班。后来史家能与之同调者，则有章学诚，尝于《文史通义》中撰《释通》、《申郑》二篇，以明祈向所在。其论通史一体之源流，则云：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篇，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璘《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至于高氏(唐高竣及子迴)《小史》、姚氏(唐姚康复)《统史》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檃括者也；罗氏(泌)《路史》、邓氏(元锡)《函史》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质)《五代通录》、熊氏(克)《九朝通略》，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延寿)《南》、《北史》、薛(居正)、欧(阳修)《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辑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释通》)。
又论通史之利病甚详，略云：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捂，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何谓免重复 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胜国无徵，新王兴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窃，新王前驱，即一人也；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陈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何谓均类例 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 天文》不载推步，《唐书 艺文》不叙渊源，依古以来，参差如是。郑樵著《略》，虽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书七音，原非沿革，昆虫草木，何尝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檃括，《隋书 五代史志》，终胜于沈、萧、魏氏之书矣。何谓便铨配 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则约略先后，以次相比，然子孙附于祖父，世家会聚宗支，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何谓平是非 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谓去抵牾 断代为书，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抵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二刘始末，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何谓详邻事 僭国载纪，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国载纪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北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也。凡此六者，所谓便也。何谓具翦裁 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阙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手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何谓立家法 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凡此二者，所谓长也。何谓无短长 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幾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 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 ，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标目 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于文辞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于《独行》、《方技》、《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同上)。
章氏所论六便二长三弊，虽云泛论通史，且多以《南》、《北史》为依据，而所谓利病，即为《通志》利病之所在，即谓此论为批评《通志》，无不可也。至其著论为郑氏张目者，则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乎。”又曰：“郑氏所振在宏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作邹鲁趋跄，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又曰：“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侧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申郑》)凡此皆章氏之创论，为前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盖当章氏之世，戴震则斥郑樵为陋儒，王鸣盛则指渔仲为妄人，语有过当，心不能平，此又《释通》、《申郑》二篇之所由作也。
《通志》之作，仿自梁代之《通史》，樵已自言之矣。梁武帝命吴均等会通《史记》以下诸史，而为一书，去抵牾，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章氏之所谓便者，已略具之。其书凡六百卷 ，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人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惟无表而已(本《史通 六家》)。所谓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即为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而为铨配之得当者。至于两汉以还，全录纪传，是又有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之三弊，而无可讳言者也。《通史》之名，起于会通诸史，亦总辑而为一书之义，与今世之所谓“通史”，其名虽同，其实异矣。郑樵以梁代《通史》久佚，发愤重有所作，署曰《通志》。释名见于《自序》，其言曰：“古者记事之事谓之志，书大传，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是则其命名之义，正同《通史》。惟樵寄方礼部书云：“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夹漈遗稿》)是樵初欲名其书为《通史》，后乃定名《通志》，亦犹司马光初撰《通鉴》，欲名《通志》，为一例耳(详见下节)。考《通志》为书凡二百卷，《帝纪》起三皇，迄隋恭帝，凡十八卷，附《后妃传》二卷；易表为谱，效《周谱》也，凡四卷；易志为略，避大名也，凡五十二卷，《周同姓世家》一卷，附《宗室传》八卷，《周异姓世家》二卷，列传九十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是其书有纪、传、世家、载记、谱、略六体。如周之诸侯称世家，本《史记》；晋之十六国称载记，本《晋书》，盖会通诸史而为一书，而未及画一其体例者。抑樵之所自负者，惟在《二十略》。其自序云：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馀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所谓五略：曰《礼》，曰《职官》，曰《选举》，曰《刑法》，曰《食货》，樵则谓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其十五略：曰《氏族》，曰《六书》，曰《七音》，曰《天文》，曰《地理》，曰《都邑》，曰《谥》，曰《器服》，曰《乐》，曰《艺文》，曰《校雠》，曰《图谱》，曰《金石》，曰《灾祥》，曰《昆虫草木》，大半为诸史志之所不具，故又曰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议论也。樵以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即其旧文，从而损益之；至于“二十略”，则谓皆由自得，不用旧史之文；依此求之，似无所因袭矣。第细检其中之《地理略》，则全袭《通典》之《州郡典》，《总序》之前，虽叙水道，亦杂采《汉书 地理志》及《水经注》而成，岂以生值南宋，两河沦陷，无从考征，不得不钞录成书耶 《器服》一略，多与《金石》复出，而所谓《服》，则全袭《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正；《职官略》中，以《通典》所引之典故，悉改案语为大书，俨同自撰，《艺文略》分门太繁，舛误尤多；《灾祥略》则悉钞诸史《五行志》 ；是则袭用旧文，不止纪传为然，则所谓自得者，果何说耶 其所谓自得者，当指《六书》、《七音》诸略而言。然《六书略》则与《说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则谓三十六字母可贯一切之音，且矜贵其说云得之梵书；又谓江左之儒知有四声而不知七音，不悟反切之学为中土所固有，且在创制字母之前，唐以后人归纳反切，而制字母，本末之序，不可诬也。岂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者，即指此类而言耶 又考之诸史，惟《魏书》有《官氏志》，专详北族，而语焉不详，《唐书 宰相世系表》，限于华宗，而不下于庶民，撰通史者，宜有“氏族”一志，而郑氏乃为创作之，是可尚也。若乃《校雠》一略，申明刘向、歆父子以来整齐百家、辨章学术之法，《图谱》一略合古人“左图右史”之义，即郑氏自谓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者，亦章氏所谓别识心裁，绝识旷论，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者。揆郑氏之初意，本欲镕铸群言，自成一家，而载笔之时，力不副心，不仅纪、传、世家、载记，全钞诸史，无所剪裁，即其所极意经营之“二十略”；亦不免直录旧典，而惮于改作。今读其序文所云云，徒见其好为大言，而有名不副实之疑。或谓章学诚因戴震辈痛诋《通志》，故作《释通》、《申郑》之论，谓《通志》示人以体例，本非以考证见长，不知郑氏果在标准纲领，则作论明之可矣，何必钞袭史传 曾不惮烦如此 ，洵笃论也。章氏创通义例，以论文史，又以《通史》为乙部之圭臬，喜郑氏议论之隽快，足以助其张目也，故盛为称道之，而以援据之疏，为不足病，至其立论高远，实不副名，所犯之病，正同郑氏，千载之下，引为知己，有以也夫。
樵谓《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迄隋，若礼、乐、行政，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此所以明其书之断限也。清乾隆三十二年敕修《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体例一仍郑氏。纪、传起唐，诸略起五代、宋，而皆迄于明末。其于纪、传，定为二例：一曰异名者归一，如《五代史 家人传》并入《后妃》、《宗室》，《一行传》并入《隐逸》、《孝友》，《宋史 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 儒学传》并入《儒林》、《文苑》；一曰未备者增修，如《唐书》之《奸臣》、《叛臣》、《逆臣传》，《明史》之《阉党》、《流贼》、《土司传》，皆诸史所无，而为考核事实，分立此门，是也。其于诸略，不惟续之而已，于郑《略》之未载者则补其阙遗，已载者则正其伪误，如郑氏《艺文略》，有但列书名卷数者，兹则各补撰人、爵里是也。《续志》之作，虽出官修，而大体精善。至继《续通志》而作之《清通志》(原名《皇朝通志》)，则仅有“二十略”，而无纪传及谱，是为政典之一，不得与正、续《通志》比数，又可知矣。
刘知幾以《史记》为“六家”之一，《史记》通上古迄汉武而为一书，不以某一朝代为限，实梁武《通史》之所自昉也。然《史记》具有翦裁，不似《通史》之钞撮前史以前一书，《通志》之病，正同《通史》，此非通史之极则也。刘氏于《史通》中罕论及“通史”一体，仅谓“《通史》(指梁武《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六家》)。而《四库提要》于《通志》下亦云，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此又撰总辑之史之难于断代者矣。然刘氏又谓“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惑经》)。此又论及通史之长，为不可废，不惟《通志》一书若是，凡《通鉴》、《通典》诸书以贯通各代为职志者，亦无不如是也。
其五则为补阙之史。范晔《后汉书》未及作“志”而殁，梁人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以补之，并为作注，此补阙之史所自始也。然范书不特缺志，抑亦无表，宋人熊
方始为《后汉书》补作《年表》十卷，清人钱大昭更作《后汉书补表》八卷，合补志、补表为一编，则范与班侪可以无憾，此后贤拾补之效也。沈约撰《宋书》，以范、陈二史俱无志，所撰诸志，悉上接《史》、《汉》，不以宋为断限；唐人撰《五代史志》，附于《隋书》，而《经籍》一志，上接《汉书》之《艺文》，亦不以五代为限，此亦后来补志之滥觞也。补缺之史，以补表、补志为最夥，清代以前，有宋钱文子之《补汉兵志》，金蔡珪之《补南北史志》，与熊表鼎足而三，惜蔡《志》久佚，仅存一志一表而已。清代学者，以辑佚补缺为能事，研经之外兼治乙部，补志、补表之作，蔚为大观。迄于近时，此风未杀，爰就所知，汇而为表：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补汉兵志》一卷宋钱文子撰《知不足斋丛书》本，亦入《二十五史补编》，下俱同。
《补后汉书年表》十卷宋熊方撰通行本，清诸以敦有《校补》五卷，《补遗》一卷。
《后汉书补表》八卷清钱大昭撰通行本。
《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清钱大昭撰《广雅丛书》本。
《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清侯康撰《岭南遗书》本。
《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清顾櫰三撰《金陵丛书》本。
《后汉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本。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曾朴撰光绪乙未刊本。
又附《艺文志考》十卷。
《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三卷清黄大华撰《二十五史补编》。
《三国志世系表》一卷周明泰撰排印本。
又陶元珍有《补遗》一卷。
《三国职官表》三卷清洪饴孙撰《广雅》本。
《补三国疆域志》二卷清洪亮吉撰《广雅》本。
谢宗英《三国疆域志补注》十五卷，又《三国疆域表》二卷，金兆丰有《校补三国疆域志》不分卷。
《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撰《岭南》本。
《三国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快阁师石山房》本。
《新校晋书地理志》一卷清方恺撰《广雅》本。
毕沅有《晋地理志补正》五卷，方恺有《晋地理志校补》一卷。
《东晋疆域志》四卷清洪亮吉撰《广雅》本。
《补晋兵志》一卷清钱仪吉撰家刊本。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附录一卷清丁国钧撰 子辰注《丁氏丛书》本。
《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撰排印本。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清秦荣光撰排印本。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吴士鉴撰刊本。
《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黄逢元撰排印本。
《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清洪亮吉撰《广雅》本。
《十六国年表》一卷清张愉曾撰《昭代丛书》本。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一卷罗振玉撰自刊本。
《补宋书刑法志》一卷清郝懿行撰《郝氏遗书》本。
《补宋书食货志》一卷同上同上。
《补宋书艺文志》一卷聂崇岐撰《二十五史补编》本。
《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陈述撰同上。
《补梁书疆域志》四卷清洪齮孙撰《广雅》本。
《补陈疆域志》四卷臧励龢撰《二十五史补编》本。
《补魏书兵志》一卷谷霁光撰同上。
张穆《延昌地形志》，以延昌时为准，为补正《魏书 地形志》而作。
《隋唐之际月表》一卷清黄大华撰同上。
《隋书经籍志补》二卷张鹏一撰同上。
侯康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各书《艺文志》各一卷，汤洽补《梁书》、《陈书》《艺文志》各一卷，未见传本。
《补南北史志》六十卷金蔡珪撰见《金史》本传，原书佚。
《补南北史年表》一卷清周嘉猷撰《广雅》本。
《补南北史帝王世系表》一卷同上同上。
《补南北史世系表》五卷同上同上。
《南北史补志》十四卷清汪士铎撰《淮南书局》本，补《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四志。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十三卷同上《二十五史补编》本，补《舆服》、《乐律》、《刑法》、《职官》、《食货》、《氏族》、《释老》七志。惟《艺文志》三表未见。
《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徐崇撰同上。
此即补汪稿之缺。
《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櫰三撰金陵本。
《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倪灿撰卢文弨校正《八史经籍志》本。亦见《群书拾补》。
《西夏艺文志》一卷清王仁俊撰《西夏文缀》附刻本。
《辽艺文志》一卷缪荃孙撰《辽文存》附刻本。
《辽史艺文志补证》清王仁俊撰《西夏文缀》附刻本。
《补辽史经籍志》一卷黄任恒撰排印本。
《金史氏族志》二卷 陈述撰仅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补元史氏族志》三卷清钱大昕撰《潜研堂集》本。
《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同上同上 内兼及辽金。
《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清倪灿撰
卢文弨校正《八史经籍志》本。
亦见《群书拾补》。
《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撰同上。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 考
《建文逊国之际月表》二卷清刘廷銮撰贵池《先哲遗书》书。
附注：外如万斯同《历代史表》五十九卷，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若干卷，皆非专补一史，故未一一列入，沈炳震《二十一史四谱》五十四卷，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杨丕复《舆地沿革表》四十卷，清官修《历代职官表》六十三卷。皆非补史之作，更不阑入。
右表所列，以补志为多，若补表则仅当补志四之一耳。志有全补者二，若蔡珪、汪士铎之《南北史补志》是也；表有全补者三，若熊、钱二氏之《补汉书年表》，张愉曾之《补十六国年表》，是也。补志以经籍、艺文为多，凡得二十五种。《汉》、《隋》二志，本属相接，纷纷补作，减为多事。综观诸家所补，后汉、三国、晋、南北朝诸志。多属干篇一律，陈陈相因，《隋志》而外，或就本传所举，他书所引，此等著述，以为部目，尽属佚篇，无由考见，如《后汉 艺文志》、《晋书》两《艺文志》，补者各有五，何不惮烦乃尔。学人好事，本为一病，避难就易，藉以得名，亦其蔽也。然以《隋志》衡之，著录之书增至数倍，又或明其来历，附以考证，亦极便学者之检考焉。《辽》、《金》、《元》三史皆无《艺文志》，而清撰《明史》，只限本代，旧著存佚，无可考见，于是钱大昕发愤而补《元史 艺文志》，而辽、金二朝人之著作，并以附焉，衡其重要，堪与《汉》、《隋》二志比。盖史籍中之必不可无者，不得取与诸家之作，同类而并讥也。次于此者，厥为地理，综其补作，凡得六种，若洪亮吉之《十六国疆域志》，非惟《晋书》所不能详，抑亦研十六国史者之要籍也。兵、刑、食货，以多具于本书，故补者甚少，而氏族一志，端倪具于《魏书》，而钱大昕乃为《元史》补《氏族志》，以为魏氏《新编》、柯氏《新史》之先声，近人陈述又为《金史》补《氏族志》，条贯粗明，盖戛戛乎其难矣。清儒治学，长于辑佚，如邵晋涵自《大典》中辑得《旧五代史》一种，即出斯学之赐。而诸氏之撰补志，亦由辑佚蜕变而出，其为有功后学，又不待言。
抑考补志之作，有不限于表列各种者，一如郝经《续后汉书》所撰八录：曰《道术》、曰《历象》、。曰《疆理》、曰《职官》、曰《礼乐》、曰《刑法》、曰《食货》、。曰《兵》，是就《三国志》所原无者，而悉为补撰，亦汪氏《南北史补志》之类也。陈鳣改撰五代史，而为《续唐书》，于旧史诸志之外，别增《艺文》一志，历鹗撰《辽史拾遗》，亦补《选举》、《艺文》二志，是亦顾櫰三补《五代史 艺文志》之伦类也。近顷所刊之《二十五史补编》，汇诸补志，而为一书，诚便学者之寻检，然于郝、陈二氏之书，未知掇取，犹不得谓备焉。
病《宋史》之缺略，而为之作补传者，陆心源之《宋史翼》是也；病《元史》之缺略，而为之作补纪、补传、补表者，洪钧之《元史译文证补》是也。厉鹗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杂采诸书以补《辽史》之阙略，虽不加别择，近于史料，而网罗之富，殊为罕见。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五卷，杭大宗更仿厉氏之例，以撰《金史补》，拟全书为百卷，而实未成，仅有传钞本五卷可考，此又病《辽》、《金》二史之阙略而从事者也。至近人罗振玉所作《补唐书张义潮传》，王国维所作《宋史 忠义传王禀补传》，皆于二史外，广征史实据而补之 ，此虽属一鳞一爪，亦不可无述者。
其六则为注释之史。释史之作，莫始于《公》、《穀》，《春秋》之有《公羊》、《穀梁》二传，皆重义例，而不甚详事实，然其所诠释者，乃褒贬予夺之书法，为近代之史家所不取，故后人乃为别之曰，此经学，非史学也。今本《史记》，以三家注为主，一为宋裴骃之《集解》，一为唐司马贞之《索隐》，一为唐张守节之《正义》，后来者莫能尚矣。按之《隋志》，于裴注外，仅有徐野民《史记音义》十二卷，梁邹诞生《史记音》三卷，其他则未之有闻，而《汉书》注本，有应劭、服虔、韦昭、刘显、夏侯泳、萧该、晋灼、陆澄、姚察、刘孝标、梁元帝等二十余家之多，何其盛也。盖《汉书》中多存古义，非训释不能通，故马融受《汉书》于班昭，至伏阁下读之，且《汉书》多本之《史记》，通《汉书》之义训，即已通《史记》之半，魏、晋、六朝人重《汉书》而薄《史记》，故习《汉书》者亦多于《史记》，注释之多，殆由此矣。至唐颜师古乃集众家之训释而为一编，是为今本之《汉书注》。师古于太宗贞观十一年为秘书少监，太子承乾命师古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颜氏《叙例》所谓，储君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弘赡，以为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尟；蔡氏纂集，尤为牴牾，自兹以降，蔑足有云。顾召幽仄，俾竭刍荛，岁在重光，律中大吕，是谓涂月，其书始就，是也。重光为辛，即贞观十五年辛丑，承乾以十七年被废，十九年师古卒，年六十五，则书成时，年六十一，即承乾被废前二年也。据《叙例》，师古以前注《汉书》者凡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大约晋灼于服、应外，增伏俨、刘德、郑氏、李裴、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灼所采外，增刘宝一家，颜注于五种注本外，又增苟悦、崔浩、郭璞三家，其注以解释详明，称为班书功臣，由于能集众家之长也。《旧唐书 师古传》，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今注中不载游秦，《叙例》亦不举其名，或以盗窃为疑 。不悟古人为学，或父子世业，或叔侄相续，尝自称曰某氏学，人称之为一家之言，鲜有以一人一世而独成其学者。班固踵其父彪之业而撰《汉书》，而叙传中不称其父曾撰《史记后传》，微范书为之作传，何由征之 然古人不以为病者，正由父子世业学成家言故也。以此为解，庶有当乎。据《隋志》著录，范晔本《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梁剡令刘昭注(《梁书》本传作集注)，是昭已取范书而全注之矣。昭以范书无志，乃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以补之，并为之注，于是范书中又含有彪书之一部，今则志注存，而纪传之注亡。唐章怀太子李贤乃取范书纪、传注之。据《新唐书》章怀本传及张公谨、岑长倩传，与章怀共任注释者，有张大安、刘讷言、格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既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踳驳漏略之处。论者谓章怀之注范，不减颜监之注班，诚为过誉，然后来者亦莫之能先也。或又谓章怀注范，悉本刘昭，又谓于纪传则改昭注，于八志注则仍昭旧，昭注久亡，无由质证，语出逆亿，未敢谓然 。宋人刘颁与兄敞及敞子奉世，撰《两汉书刊误》，谓之“三刘刊误”，而吴仁杰又有《两汉刊误补遗》十卷，此亦两汉注本之附庸也。《三国志》有裴松之《注》专务补阙，不以注释为事，前已论之。《晋书》有何超(唐人)《音义》三卷，杨齐宣(字正衡)为之序，或谓为齐宣撰者(胡三省《通鉴注序》)，误也。《新唐书》有李绘《补注》二百二十五卷(见《宋[史] 艺文志》)，董冲(宋人)《释音》二十五卷，《新五代史》有徐无党注，而他史之有注释者，则甚罕见。以上所述，乃考论诸史旧注之大略也。
清代儒者食汉学昌明之赐，取群经一一为之改撰新疏，近代说经之语，萃以入录，蔚为巨观。更有余力覃及子史，疏证、补注、集解之书连犿而出，读其一书可备多书之用，此
又注释家进步之一征也。注释史部之书，约举为下列数种：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王先谦撰用颜注本。
《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王先谦撰用章怀太子注本。
《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吴士鉴撰
《新唐书注》唐景崇撰全书未成，仅本纪十卷先成付刊。
盖清代学者，研习《汉书》至勤，其总两汉者，如钱大昭《汉书辨疑》二十二卷、《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沈钦韩《汉书疏证》三十六卷、《后汉书疏证》二十卷，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后汉书注补正》八卷；其专释《后汉》者，如惠栋之《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其分释一篇或数篇者，尤不胜枚举。若汪迈孙、全祖望、钱坫、吴卓信、陈澧之于地理，钱大昕、李锐之于律历(三统术)，徐松之于《西域传》，皆属专门绝学。至于顾(炎武)、阎(若璩)、王(念孙)、俞(樾)诸家集中，释两汉者，随处可见。王先谦撷其菁英为一编，先于光绪二十六年成《汉书补注》，次于一九一五年成《后书集解》。近人论其书者，以先谦受业周寿昌门下，得其指授，究心班书，用力三十余年，钞集百余万言，取精用宏，致思最勤 ，而《地理志》尤为卓绝 。窃尝衡论两书，实以《补注》为善。王氏自谓近儒致力《后汉》者，莫勤于惠栋，其于惠氏《补注》，服膺有年，而憾与章怀注别行，无人为之合并，爰推阐其遗文奥义，取而备载之；又外征古说，请益同人，而成《集解》一编(《自序》)，是则以惠书为主，而复少有增益焉。兹考其书，于惠注外，殊鲜精言眇义，且多所漏略，不如《补注》远甚。盖书成之日，王氏已届髦年，精力不继，间或假手他人，书已付刊，又由门人黄山为作校补，附于每卷之后。然考览诸家之说，究以此书为备，是亦《补注》之亚，不可废也。补注《三国志》者，有杭世骏、侯康、赵一清、梁章钜(《旁证》三十卷)、周寿昌诸家，而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最为精审，近则卢弼著《三国志集解》，萃诸家之补注，附于裴《注》之后，亦陈《志》之一善本矣。近人吴士鑑撰《晋书斟注》一百三十卷，亦用裴《注》之法，取诸杂记、类书，以详诸家之异同，采撷略备，颇便省览。吴兴刘承幹见之愿任刻赀，遂署刘名，以为同撰，虽云多财好事，嘉惠学子非浅矣。清季学部尚书唐景崇发愿为《新唐书》作注，其与《旧书》有异同者，则取而考辨之，又杂取唐人记载入注，其体亦如集解。迨成稿过半(唐氏曾命象山陈汉章为注《地理》、《艺文》二志及列传数篇，见陈著《史学通论》，是其书亦不尽出己手)，而唐氏旋殁，近有人取其《本纪注》十卷付刊，而列传、志、表缺焉，如有人焉，能因其业而卒成之，亦乙部之巨制也。清人之究心《史记》者，以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为最著，近则有瞿方梅之《史记三家注补正》，李笠之《史记订补》，仅能就其片辞只义，为之笺证订补，无有能如王、吴二氏之例，就全书而为之统释者，有之其唯日本泷川资言之《史记会注考证》乎。泷川氏之书，以三家注为主，署曰“会注”，合三家注而名之也；其在三家注以后之注释，汇而载之，时下己意，谓之“考证”，其体一依王氏《补注》、《集解》，已于序例言之矣。考证中之所采者，以清人之说为夥，如钱大昕、王念孙、梁玉绳、张文虎、孙贻让，下至近人崔適、李笠诸家，靡不毕载；又以《群书治要》、《太平御览》。校其文字之异同；而日本学者之治《史记》者，自中井积德以下尤备举之，摭拾至勤，为他家所未有。惟考其所下己意，颇涉粗略，应释要义，亦不免腐浅；又于明人凌稚隆《史记评林》所录诸家近于评点文叉者，亦时时引之，别择未精，亦是一病；盖是书以比辑为事，而不以综核见长也。
以上所述，悉为统释一史之作，尚有取某史之一篇而为之注释考证者，亦不可无述焉。以其繁也，列表明之：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清孙星衍撰又有《天官书补目》一卷
《史记三书正讹》三卷清王元启撰三书者律书、历书、天官书也
《史记三书释疑》三卷清钱塘撰
《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一卷朱文鑫撰
《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撰
《汉书人表考》九卷清梁玉绳撰未刊
《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清全祖望撰又蔡云《人表考补》一卷，《续考补》一卷。
《汉书律历志正讹》二卷清王元启撰
《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清钱坫撰附徐松集释
《汉书地理志补注》一百三卷清吴卓信撰
《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清陈沣撰吴承志《汉志水道图说补正》二卷
《汉书地理志补校》二卷清杨守敬撰又洪颐轩有《汉志水道疏证》五卷
《汉书地理志校注》二卷清王绍兰撰
《汉书地理志详释》四卷清吕吴 调阳撰
条理
《汉书艺文志
拾补》八卷
六卷清姚振宗撰
《前汉书艺文志注》一卷刘光蕡撰
《前汉书货志志注》一卷同上
《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清徐松撰
《后汉书郡国志校补》口卷清朱右曾撰未见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 考
《续汉书律历志补注》二卷清钱塘撰未刊
《魏书地形志校录》三卷清温曰鑑撰
《魏书宗室传注》六卷罗振玉撰附表一卷
《魏书官氏志疏证》一卷清陈毅撰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九卷清杨守敬撰
《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清章宗源撰仅有史部，余未见。
《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清姚振宗撰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百卷清张宗泰撰
《新唐书艺文志注》八卷清缪荃孙撰传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百卷清董沛撰未见，沈炳震《校正唐书方镇表》及《宰相世系表订讹》附《唐书合抄》后。
《宋史西夏传疏证》一卷罗福苌撰未竟而卒
《辽史地理志考》五卷清李慎儒撰
大抵往代史家，所撰诸史，限于时日见闻，不能无所疏略，后人为弥补其阙，有所撰述，可约为三类：一为补阙之作，前已述之；一为考证之作，一为校订之作，即本节著录诸书是也。惟校订之作，尚不止此，如卢文招《群书校补》一书，含已校正诸史多种，不暇一一备举，触类引申，思过半矣。
其七为合钞之史。所谓合钞者，即取两种以上之史，综为一编，明其异同，以省阅者翻检之劳者也。往者班固《汉书》，于武帝太初以前，悉用《史记》而时时增损其文，故不能无异同，宋人倪思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或云刘辰翁撰，非是），考其字句异同，以明得失，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汉书》移入别篇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二书互勘，长短较然 ，此即后来合钞之史之滥觞也。明季李清曾撰《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初著录于《四库》，后以所撰《诸史同异录》；内称清世祖与明思宗四事相同，以为拟非其伦，触犯清廷忌讳，遂将著录各书，悉为撤出。今考《四库提要》，虽不见李清之名，而《简明目录》以刊行在前，犹以《南北史合注》著录于别史类，《南唐书合订》著录于载记类，是则以帝王之威欲为毁灭其迹，而犹未能也。惟前数年，故宫博物院检点清内廷所藏诸书，李氏二书之稿本具在，而原拟之提要，仍冠于其端，此极可珍贵之史料也。爰为迻录于左：
一、《南北史合注》提要 臣等谨案，《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明李清撰。清字心水，号映碧，扬州兴化人，礼部尚书思诚之孙，大学士春芳之玄孙，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吏部给事中，事迹附《明史 李春芳传》。清以南北朝诸史并存，冗杂特甚，李延寿虽并为一书，而诸说兼行，仍多矛盾，尝与张溥议，欲仿裴松之注例，合《宋》、《齐》、《梁》、《陈》四史为《南史》，《魏》、《齐》、《周》、《隋》四史为《北史》，未就而溥殁。后清简阅佛藏，见《三宝记》载有北魏大统中遗事，《感通录》载有齐文宣、隋文帝遗事，《高僧传》载有宋孝武帝遗事，因思卒前业，乃博采诸书以成此注，参订异同，考订极为精审。又子原书之失当者，略为改正其文，如高欢、宇文泰未篡以前，史书之为帝者，皆改称名；后梁之附《北史》者，改为《南史》；宋武帝害零陵王，直书为弑；魏冯、胡二后以弑君故，编为逆后，与逆臣同书。又二史多谶纬、佛门事，以非史体，悉改入注，其持论亦为不苟。然裴松之注《三国志》，虽多所纠弹，皆仍其本文，不加点窜；即《世说新语》不过小说家言，刘孝标所注，一一正其谬妄，亦不更易其文，盖古来注书之体如是也。谯周改《史记》为《古史考》，荀悦改《汉书》为《汉纪》，范蔚宗合编年四族纪传五家为《后汉书》，并采摭旧文，别为新制，未尝因其成帙，涂乙丹黄，盖古来著书之体如是也。清既不能如郝经《三国志》，改正重编，又不肯如颜师古之注《汉书》，循文缀解，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谓之清作，又不可谓之延寿作，进退无据，未睹其安。至于八史之中，四史无志，《南》、《北》二史亦无志，故清割《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四史之志，取其事实，散入纪传之中。不知《隋志》本名《五代史志》，故其事上括前朝，当时未有《南、北史》，无所附丽，故奉诏编入《隋书》。清既合注《南、北史》，自应用《续汉》十志补《后汉书》之例，移掇编入，而以刘昭之例详考诸书以注之，于典制典章，岂不明备，乃屑屑删改纪传，置此不言，以为避难而趋易。今特以八代之书抵捂冗杂，清能会通参考，以归一是，故特录而存之，其瑕瑜并见，则终不相掩也。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二、《南唐书合订》提要 臣等谨案《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录。是书纪南唐一代事迹，以陆游书为主，而以马令书及诸野史辅之。凡陆书所无而增入之传，则以“补遗”二字分注其下，盖仿裴松之注《三国》之法，而稍变通之。书则引唐余《纪传年世总释》诸说，大抵欲以李氏绍长安正统，仍由陆游之谬说。不知知诰为徐温养子，得国后始自言出自唐宗，其世系本无确证，即使果属建王嫡系，而附庸江左，奉朔中原，亦断不能援昭烈蜀都之例。以此而学郝经、萧常之书，刘知幾所谓“貌同而心异”者也。然其他更定陆书义例者，如钟蒨、李延邹等，于本纪摘出，别列《忠义传》，以旌大节，颇合至公；又张泊等之列入《唐周宋臣传》，樊若水之列入《叛逆传》，亦深协《春秋》斧钺之义。其间文献缺遗，详征博引，亦多考证，视《江南野录》、《江表志》诸书，实远胜之，故纠其持论之纰缪，而仍取其考古之赅洽焉。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恭校上。(下略)(二文俱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
二书内容，具如上述。惟《南北史合注》以“八书”之异于“二史”者，分注正文之下，观此一书，可抵“八书”之用，虽云出于钞撮，鲜存精义，而便于学子非浅矣。闻李氏后裔之在兴化者，尚藏有《南北史合注》稿本，而兴化李详复藏有《南唐书合订》之残本。且此书曾经刊行，非绝无仅有之孤本，清代禁毁各书，以有人收藏，逐渐出世，则此书终有好事者为之重刊行世，吾侪拭目俟之可也。继李氏之后而为合钞之业者有二：一为沈炳震之《新旧唐书合钞》，一为彭元瑞、刘凤诰合撰之《五代史记补注》。沈书撰于雍正癸丑(十一年)以前，凡二百六十卷，积十年之力乃成。其于纪、传，一从《旧书》，而以《新书》分注之，于志多从《新书》，而以《旧书》分注，自有所见，则加案以别之。兹考其书，于纪、传亦非概从《旧书》，如宣宗以下诸纪，多从《新书》增入。而列传中之从《新书》增入者，尤属不乏。盖《旧书》于唐季史料，所得甚微，阙遗待补者，非止一二事，宋人修《新书》时，则遗籍间出，足供采取，于《旧书》之所阙遗者，为之大事补缀，此即《新书》之胜于《旧书》者，前已详论之矣(见第六章)。沈氏识得此旨，既知穆宗长庆以前，《旧书》为备，乃悉用之为正文，又知长庆以后，阙遗甚多，乃取《新书》各传，附于《旧书》正文之后，盖于《新》、《旧》两书之长，均能取精用弘，此沈书所以为精善也。至于诸志，亦非尽用《新书》，如《历》、《天文》、《五行》、《地理》、《兵》、《仪卫》六志，皆用《新书》，而《乐》、《职官》、《舆服》、《经籍》、《刑法》五志，仍以《旧书》为正文，而以《新书》分注之，《礼》、《选举》、《食货》三志，则《新》、《旧》参用，是其不囿一隅，折衷至当，又可知矣。其于诸表，俱从《新书》增入，而于《宰相》、《方镇》两表，都有增删，又别撰《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附于书后，用力既勤，足为《唐书》功臣。或谓王先谦撰《唐书补注》二百六十卷，稿具未刊 ，而唐景崇所撰之《唐书注》，不过就沈书加以剪裁订补之功，以云胜之，则病未能。此继李氏而有作者，一也。清初朱彝尊，曾与钟广汉同注《五代史》，稿具十四五，未几失去，后又续辑；同时有徐章仲(其名待考)，亦注《五代史》，彝尊序之(见《曝书亭集》三十五)，而未见刻本。据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八)所考：宋人姚宽(字全威)曾为《五代史》作注，用裴松之注《三国》注例，惜其未传；又谓朱彝尊所注之《五代史》，亦用裴注例，曾在济南见其手稿，即用南监版本夹手书签千七百余条，多碑拓文字，此盖从事综辑而未及勒定者。其后彭元瑞成《五代史记传注》十六卷，亦犹姚、朱二氏之注欧《史》也；刘凤诰更因彭稿，而成《五代史记补注》七十四卷，以其中含有彭稿十六卷，遂并署元瑞之名，以为合撰，此刘氏用心之忠厚也。惟据俞正燮所纪：甲子秋为此学，依姚、朱、彭例，采书裁贴成编，朱签存者已全采，惜不能校写；又云：刘宫保在浙日，以正燮稿本，广延诂经精舍人校对，皆茫然；及罢官寓家苏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书，丙子秋，仍以稿本还正燮，正燮自食不给，不能看书，仍还之宫保，而阿监使为写清本，未校也，越十年，正燮仍以还宫保广东，竟无有为校者，其未审处，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 。所谓宫保，即指凤诰而言，据此则是书稿本，多出自正燮，而刘氏不过以位尊多金能任刊刻，遂自尸其名耳。创注此书为朱彝尊，继之者为彭元瑞，毕其役者为俞正燮，任校刊者为刘凤诰，是此一书实成于四氏之手(或谓尚有徐炯)，而凤诰独与元瑞同署，遗彝尊、正燮而不举，果何说耶，岂正燮所纪非信而有征耶？寻补注”之作，以欧《史》为正文，又全录“徐无党注”，并以薛《史》、《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五代史纂误》以及《北梦琐言》、《册府元龟》诸书，汇而为补注，命曰“补注”，对徐注而言也。是时薛《史》甫自《大典》辑出，行世未广，故是书悉取之，分注欧《史》正文之下，故与其谓之补注，无宁谓为合钞，盖其体仿裴松之，而与沈炳震为一类者也。此继李氏而有作者，二也。一代之史，作者往往数家，佚者无论矣。《唐书》、《五代》，均新旧并行，《南》、《北》二史之外，更有“八书”，《宋史》之有柯、王，《元史》之有屠、柯，亦为新著，卷帙既繁，异同尤夥，翻阅之顷，殊病其烦。惟有合钞一体，则同者不复再举，异者列为子注，一编之内，本末粲然，可与汇注、集解之书，异曲同工，虽欲无述，不可得也。 其八则为辑逸之史。清代学者，长于辑逸，于经学然，于史学亦然。其为之最早者，有姚之骃之《后汉书补逸》，前已略言之矣(见第四章)。其后则孙志祖、王谟皆有谢承《后汉书辑本》，而汪文台之《七家后汉书》，尤为详备，凡得谢承书八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袁山松书各二卷，薛莹、张璠书各一卷，末附《失名氏后汉书》一卷，共二十一卷，不惟悉注所出，内容丰富，且无姚书以《续汉》八志为出于范晔所撰之误，此则后胜于前者也。此外长于辑逸者，则有黄奭、汤球诸氏。黄奭所辑之书曰《汉学堂辑佚书》，其目如下：
薛莹《后汉书》一卷 华峤《后汉书注》一卷 谢沈《后汉纪》一卷 袁山松《后汉书》一卷 张璠《后汉纪》一卷 虞预《晋书》一卷 朱凤《晋书》一卷 何法盛《晋中兴书》一卷 谢灵运《晋书》一卷 臧荣绪《晋书》一卷 众书《晋书》一卷 陆机《晋纪》一卷千宝《晋纪》一卷 习凿齿《汉晋春秋》一卷 邓粲《晋纪》一卷 孙盛《晋阳秋》一卷 刘谦之《晋纪》一卷 孔衍《春秋后语》一卷 陆贾《楚汉春秋》一卷 司马彪《九州春秋》一卷 荀绰《晋后略》一卷 卢綝《晋八王故事》一卷 《晋四王遗事》一卷 王隐《晋书 地道记》一卷
汤球所辑者，则为下列数种：
《九家旧晋书》三十七卷 《晋纪》五卷 《晋阳秋》五卷 《汉晋春秋》四卷 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 《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十卷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不分卷 武敏之《三十国春秋》 常璩《蜀李书》 和苞《汉赵记》 田融《赵书》 吴笃《赵书》 王庆《二石传》 范亨《燕书》 车频《秦书》 王景晖《南燕书》 裴景仁《秦记》 姚和都《后秦记》 张谘《凉记》 喻归《西河记》 段龟龙《凉记》 刘晒《燉煌实录》 张诠《南燕书》 高闰《燕志》此外工于辑逸者，尚有数家：
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考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一卷
王国维
《世本》
一卷
孙冯翼
陈其荣《补订孙辑世本》二卷，附《考证》。
《校辑世本》
二卷
雷学淇
《世本辑补》十卷秦嘉谟
《宋衷世本注》
五卷
张澍
《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遗》
五卷
孙志祖
至清代乾隆时官辑史部之书，尤有卓卓可称者：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吴缜《五代史记纂误》三卷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
宋《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无撰人)
宋王益之《西汉纪年》三十卷
宋熊克《中兴小纪》四十卷
汉刘珍等《东观汉记》二十四卷
元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
右举官修诸书，多自《永乐大典》辑出，亦即为清修《四库全书》之先声。其后辑逸之风渐盛，迄于今而未杀。余之研史，亦喜辑佚，向纂《渤海国志长编》，即由群书钞纂比次而成；后纂《王黄华先生(庭筠)年谱》，亦用辑佚之法。《金史》之误，凡得数事，悉为正之，此辑佚之效也。《大元大一统志》一千三百卷，原书佚于明初，而《大典》中引用最夥，借使乾隆之世，得有徐松等辈，肯为一一抄出，则不难恢复旧观，可与《宋会要》两相辉映，乃竟任其亡佚而不知恤，良可惜矣。余曾由《满洲源流考》、《热河志》诸书辑出《大一统志》四卷，刊入《辽海丛书》第十集，而于分见《大典》残本各韵，尚未及一一辑出；又如元代之《经世大典》，亦可自《大典》残本辑出多卷；此又辑佚之有资于研史者也。、
综上八目言之，乙部诸书，创作最难，而改修、分撰次之，补阙、注释又次之；总辑合钞之史，多仍旧作，义例既定。著手非难，而辑秩之史，有抱残守阙之意，既近于补阙；复类于合钞，八目之中，斯为较易者矣。唐、宋以来，私修诸史，以改修之作为多，而创作之史，则仅三四见，此何故也 盖是时创作之史，多属官修，私家草创，易触忌讳，故宁避近就远，从事改修，多寡不伦，诚非无故。总辑之史，除郑氏外，绝未一见，造端宏大，卷帙繁重，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役也。清儒长于考证，喜事比缉，故补阙、注释、合钞、辑佚之史，独多于往代，此以治经之法，移而治史，食汉学昌明之赐者也。然亦时涉细碎，未得始终条理之宜，语曰，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其斯之谓欤？
二、编年体之《通鉴》
编年之史，莫古于《春秋》及《竹书》，《春秋》者鲁之史记，而《竹书》则魏之史记也。《左氏传》为释《春秋》而作，其体亦为编年，而记载甚备，《史通 六家篇》，以《左传》家居其一，即编年史之初祖也。其后苟悦易班书之纪传体而为编年，悉由钞撮成书，是为《汉纪》。袁宏、张璠、干宝、裴子野之徒，尤而效之，于是断代之史，编年与纪传并行，迨有宋司马光出，创修《通鉴》，贯穿今古，以为一书，而面目为之一新，殆由《左传》、《汉纪》二书扩而充之以成巨制者也。光尝自言：“凡百事皆出入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又于仁宗嘉祐中，语其门人刘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 是则光之蓄志修史，盖已久矣。厥后承乏侍臣，因间以请，英宗遂命光论次历代名臣事迹，以为一书，并得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以治平二年受诏，至神宗元丰七年成书，历时十有九年。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凡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故其《进书表》，尝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又襄其事者，《史记》、前后《汉书》属刘颁，三国、晋、南北朝属刘恕，唐、五代属范祖禹，皆所谓天下选也。光初名其书为《通志》，约战国至秦二世为八卷以进。至英宗所命修者，则只曰“历代君臣事迹”，而未有定名也；迨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十月初开经筵，命以其书进讲，始定名曰《资治通鉴》，御制序文，俟书成日写入；又历七年，书始撰就，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下迄五代之末，凡十二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为卷二百九十有四，信为乙部之总会，编年史之圭臬矣。光于刘恕，极推重之。英宗尝命光自选馆阁英才，共任修书之役，光对曰：“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所识者，惟和川刘恕一人而已。”光又谓与恕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己则仰成而已 。兹考《通鉴》之文，博而得要，简而不遗，始终如出一手，是则光笔削润色之功，可一览得之，其曰仰成，盖谦词也。恕尝请于光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光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恕又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后 ”光曰： “经不可续也。” 是则光之用意可识矣。然胡三省则为之释曰：“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鲁《春秋》则始于平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通鉴注 序》)三省又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厂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同上)此又与太史公所论、《春秋》之旨相同(见第二章)。依此所释，则光虽不欲尸续经之名，而实际已不啻续之矣。光既自言，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故于书中义例，皆为论以发之，而起以“臣光曰”一语，此即用《左传》“君子曰”、《汉纪》“悦曰”之例，亦由《左传》、《汉纪》二书扩而充之之明证也。且前代编年之史，有若两《汉纪》、《晋纪》、《宋略》、《齐典》、《梁典》，皆为断代之书，本可据之以通为一编，惟至宋代，多就散亡，其可见者，仅有荀、袁二纪；且《汉纪》一书，系由班书钞撮而成，绝无翦裁，殊乏精义。而《通鉴》则不然，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垆，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 《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前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且《通鉴》之难能可贵，尤在贯穿古今事迹而为一编，凡梁武、郑樵所逊谢而不能为者，而光则绰绰然有余裕矣。梁武《通史》已亡，无从取证，郑樵《通志》全书具在，非惟纪、传全出钞袭，不足置数，即其自负甚深之“二十略”，亦非有精深之义例，严密之组织，以视《通鉴》之融会众家，首尾一贯，其不可同日而语，又何待深论耶。郑樵、章学诚二氏，皆尊通史而鄙断代，樵所自造，已难满人意，而学诚更不能自造一史；近顷学人，亦盛论通史，榷其利病，具体之作，则无闻焉。求其比较精善，供人考览者，仍为《通鉴》一书。不特此也，《通鉴》于晋代则兼采用十六国史，于南北朝则兼采八朝所撰之私史，于唐、五代则兼采实录及诸家纪载，其所采用之书，多就亡佚，今人征考正史以外之史实，往往于《通鉴》求之，以得梗概，此又《通鉴》难能可贵之一端也。或谓《通鉴》尊详君臣事迹，属于政治一类，至于社会经济制度、学术文化，非其范围所及，是则仅为通史之一部，不足以概其全也。不悟中土史籍，偏重政治，君臣事迹之外，皆属语焉不详，以今人之见衡论古人，讵能得其情实。且胡三省于本书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内注云，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此为本其命意所在，而特发其凡者。然所谓《通鉴》一书，属于政治一类者，亦非深符名实之论矣。或又谓光受英宗之命，而撰是书，设局自随，选贤为佐，与前代官修之史何异，不得与于私家撰述之林也，此亦不然。试考光之自言及刘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实践其言；且官修诸史，皆取稟监修，任编纂者，往往阁笔相视，含毫不断，而光之修《通鉴》则无是也。编纂之役，统由自任，上无监修之牵制，下无同辈之推诿，二刘一范，则悉取光旨，共任助役，有相济之美，无意见之差，故撰人独署光名，而他人不得与，虽云近于官修，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光谓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则欠伸思睡(见《通鉴胡序》、《文献通考 经籍编年考》及《容斋随笔》)，是则以文繁而不易终卷，亦常人贱近贵远之所致也。试问今之研史者，能不取《通鉴》而诵习一过乎？古人之所谓难者，正今人之所谓易，亦以其书，去今已远，为大儒鸿博所称，故竞取而读之，未尝以其繁而置之，贱近贵远之见有以使之然也。惟光已以本书浩繁，览者难省，别撰《目录》三十卷，以收提纲挈领之功，又以其中之一事，有用三四出处纂成者，别撰《考异》三十卷，以明异同去取之准，晚年又病《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至其所撰《历年图》、《百官表》、《稽古录》，无一不与《通鉴》有关，又有《释例》一卷，不必尽出光意。而刘恕又撰《通鉴外纪》十卷，起包羲氏，迄周威烈王，以补《通鉴》所不及，本应名曰《前纪》，恕以为成于病中，采摭未备，谦不敢当，改曰《外纪》。其后金履祥亦撰《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然其博洽非《外纪》之比；袁枢又为《通鉴》作《纪事本末》，于纪传、编年二体之外，别创一格，将于下节论之；至王应麟有作，更为《通鉴撰答问》，撰《地理通释》；于是《通鉴》一书，遂为专门之学，可与《汉书》比隆矣。
世称颜师古为《汉书》功臣，吾谓胡三省亦《通鉴》功臣也。三省生于宋末，理宗宝祐丙辰(四年)进士，承其家学而治《通鉴》。先是刘安世有《通鉴音义》十卷，至宋末已不传。三省乃依陆德明《经典释文》例，厘为《广注》九十七卷，并著《论》十篇。至恭帝德祐二年丙子三月，元兵入临安，三省避地越之新昌，稿失去，乱定还乡，复购他本为之注，乃以所注并《通鉴考异》，散入本书各文之下，初名《通鉴新注》，后又易名《音注》，讫乙酉冬乃克成编。又以蜀史炤所撰《释文》，舛谬甚多，别撰《释文辨误》十二卷，以附本书之后。乙酉岁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一二八五年)即宋亡后之六年，而《自序》用岁阳名，署曰■蒙作噩，其不肯题至元年号，亦陶潜于义熙后但题甲子之旨也。又其《自序》有云：“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是其不肯仕元之意，显然可睹。至序中“宋朝英宗皇帝”一语，疑元人刊书时所易，原文应曰“国朝”，此又可一览而知者也。自来著录家，皆称三省为元人，非是，若为正其称曰宋人，庶几符其意志乎。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撰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为宋亡之明年，而《自跋》亦但题曰上章执徐，亦犹三省之用心也。元人袁桷《清容集》，谓三省经三十年之兵难，稿凡三失，乙酉岁留袁氏家塾，日手钞定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按己丑为至元二十<八>[六] 年，所谓寇作，不知何指 至谓乙酉之前，稿凡三失，亦不尽可信，应以自叙为主。三省之注《通鉴》，尝自比于颜
否，臣瓒总诸家之说，而驳以己见，至小颜新注，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苏晋之剖断盖鲜，訾臣瓒以差爽，诋蔡谟以牴牾，自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复遗恨，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盖胡注之于《通鉴》，亦所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复遗恨”者，其于名物训诂，固已奧衍浩博矣，所释地理，尤为精审，偶有小失，无害其大，故吾谓胡氏为《通鉴》功臣，非溢美也。
《通鉴》一书，迄于五代，有宋以后，尚待续修，南宋李焘踵《通鉴》之例，备采北宋一祖八宗一百六十余年之事迹，起太祖建隆元年，迄钦宗靖康二年，以成一书。焘谦不敢言续《通鉴》；以光修《通鉴》时，先成《长络》，乃曰吾书可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及以其书上进，孝宗览之：则曰吾已许李焘题为《续通鉴长编》矣。《通鉴》为时所重，至于如此，而焘书之可贵，亦由此见之矣。
后于孝宗淳熙元年，纂成全书九百八十卷，《举要目录》六十八卷，合为一千又三十六卷(据《建炎朝野杂记》甲四及《玉海》四十七)六百八十七册，重为上进。然《文献通考》仅著录《长编》一百六十八卷，与上进者多寡悬殊特甚，或谓前者并子卷计之，亦不为无因也。明初修《永乐大典》，曾以是书录入宋字韵下，而徐乾学于康熙初，获旧本一百七十五卷于泰兴季氏，凡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大典》本正文及分注之考异，皆视徐氏本加详，神宗、哲宗二朝，徐本所阙，亦具载于《大典》，而《大典》所阙者，惟徽宗、钦宗二朝及熙宁、绍圣间七年之事耳。此书已由四库馆臣自《大典》辑出，厘为五百二十卷。以余所知，如薛映、王曾、宋绶三氏《奉使契丹行程记》，具录宋国史《契丹传》者，而是书一一具载之，可与《文献通考》(契丹传)、《辽史 地理志》互证，又可正《契丹国志》之误。其《进书状》，则谓“宁失之繁，勿失之略”，命名“长编”，正以此故。其后杨仲良(亦宋人)因焘书以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中有阙卷)。凡《长编》所阙之卷，尚可据此得其梗概。清代黄以周等遂据杨书以撰《续资治通鉴拾补》六十卷，于是《长编》之全书，乃大略可识矣。续李氏《长编》者，则有李心传(南宋人)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与《长编》、《要录》互证者，则有徐梦莘(南宋人)之《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要录》一书，述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之事，编年系月，全仿《通鉴》，而上与《长编》相续。《会编》则自徽宗政和七年七月与金人海上通好之日起，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完颜亮犯淮败亡之日止，凡分三帙，以政和、宣和为上帙，靖康为中帙，建炎、绍兴为下帙，专叙徽、钦、高三朝与金人结盟败盟之事，故名目《三朝北盟会编》。其书亦为编年体，惟每事先立一纲，其下取诸家所说及制、诏、书、疏、传、志以详其究竟，实为编年体之别派，而与朱熹《通鉴纲目》互相呼应者也。凡《长编》、《要录》、《会编》三书，皆引证赅洽，具举原书，《要录》则与《长编》相近，而《会编》视二书为尤详。心传、梦莘二氏，生于同时，年世相仿，《要录》成书在前，为梦莘所见，故《会编》一再引用之。及《会编》成书行世，而《要录》尚未刊行，故心传又屡引《会编》之说，且《会编》所录，虽以宋金交涉为限，而《长编》所佚之两朝事，亦可藉此考见其梗概，吾故因论《长编》，而将《要录》、《会编》二书附及之。
上述二李氏之书，皆不得谓之《续通鉴》，而真能续《通鉴》者，则别有其书在。明人王宗沐、薛应旂皆撰《宋元通鉴》，以续司马氏之书，其文视二李氏为简，已异乎《长编》之体矣。然其所采之书甚少，如《长编》、《要录》、《会编》诸书，皆未寓目，遑言造作；王书有年月参错事迹脱落之失，薛书更以表章理学为主，其他则不甚措意。其于《辽》、《金》二史，所录尤少，盖有鄙夷不屑道之意存焉；以言续《鉴》，尚有不称。其足以当续《鉴》之称而无愧者，其徐、毕二氏之书乎。清代徐乾学始撰《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与其役者为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皆一时之选也。其书于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皆依司马光例作《考异》以折衷之，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并采系各条之下，间附己意，亦依光书之例，标“臣乾学曰”以别之，其以端宗、帝昺继恭帝之后，系年纪号，并可正《宋史》之失。是时清廷文纲未密，故得申其所见，若在乾隆四库开馆之后，则不敢以此著诸简牍矣。其于李氏《长编》，亦知援据采入，惜所见者，为一百七十五卷之残本耳。盖是时，乾学方领一统志局，多见宋元方志，而若璩诸人复长于地理之学，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至其裒辑审勘，用力颇深，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四库提要》亦尝称之矣。惟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其终逊于毕氏之续作，又时为之也。毕沅于乾隆时，官湖广总督，以好士名，如邵晋涵、章学诚之以史学名家者，皆在其幕中，毕氏乃于此时发愿修《续通鉴》，属僚友为之，大抵就徐乾学本，加以损益，阅二十年，书乃脱稿。或谓此书最后经邵晋涵校定，即今日通行之本也。然据章学诚所论，邵君出绪余为之覆审，已大改观，毕氏卒后，其家仍用宾客初定之本付刊，盖邵君覆审之本，已因毕氏家被籍没，而不可访矣 。其说确否，不敢遽定。至毕氏纂书之旨，则具见学诚代毕制军致钱宫詹(大昕)一书之中，大略言之：其一，则以宋、辽、金、元四史为正本，不惟宋事在所宜详，辽、金大事一无遗漏，其于元事，则多采文集，间及说部，一矫旧作详宋而忽辽、金、元之弊；其二，则所采《长编》为足本，并据《系年要录》及熊克《中兴小纪》、宋季《三朝政要》诸书，以补徐本之未备，而宁宗嘉定以后之阙略，尤注意补其遗闻佚事；其三，则别作《考异》散入本书正文之下，其例略同徐本；其四，则不用徐本之例，系以“臣某曰”，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转病其赘，故付阙如。书中又谓邵与桐(晋涵)、章实斋与商义例，语出章氏，当无虚饰，其所以胜于诸本后来居上者，亦当在此数端矣。余喜研宋事，曾读毕《鉴》数过，觉其长于综辑，而短于镕裁，其于四史及二李之书，概取原文入录，欲如司马氏之融会众家，冶于一炉，不特去之弥远，抑亦绝不可能，此固由于书成众手，敷衍完篇，亦以与其役者，才谢三长，无二刘、一范之选，宜其不能追踪古人，与《通鉴》并美也。张之洞《书目答问》云，有毕《鉴》则诸家续鉴皆可废，此语亦不尽然。毕《鉴》袭取徐氏。《后编》之处，几于一字不易，于辽、金、元人名、地名、官名，悉从清代译改。又于宋恭帝德祐二年被掳北上之后，即系以元年，削端宗、帝昺之号而不书。又从《通鉴辑览》之例，以德祐二年三月以前属之宋，四月以后属之元，一年之中，而有两号，虽云慑于时君之威，未敢以此获谴，究违涑水以来相承之法，此又鄙见未敢苟同者也。考毕《鉴》凡二百二十卷，初次付刻，仅至一百三卷而止，嘉庆六年，桐乡冯集梧又为补刻一百十七卷，而全书始完，得以行世，否则不堪问矣。以上所述，又明、清二代编纂续《鉴》之大略也。
徐、毕二氏之撰续《鉴》，本应下及明末，乃竟避而不为者，明去清近，易代之际，详则语涉忌讳，略则不足言史也。覃及清季，文纲渐疏，撰《明鉴》者，乃有二家：一为陈鹤之《明纪》，一为夏燮之《明通鉴》。陈书凡六十卷，起太祖迄思宗崇祯元年之五十二卷，为鹤自撰，未及竣功而卒，卷五十三以下之八卷，则由其孙克家续成之(克家别撰《考异》若干卷，未及刊行)。夏书凡九十卷，又有《前编》四卷，纪太祖建号以前之事，《附记》六卷，纪晚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及鲁监国之事，合为百卷，并自撰《考异》，散入正文之下；又仿司马氏之例，别撰《目录》五卷，其用力之勤，又非陈氏所及也。陈书参稽杂史多种，而大致原本《明史》及《明史稿》，不如夏书网罗之富。惟两书同属草于咸丰同治间，而各不相谋，故无《系年要录》与《北盟》互相印证之功。《明纪》早出，故苏州官书局复刊司马氏《通鉴》、刘氏《外纪》及补配毕氏《续鉴》时，并取陈氏《明纪》配之，不复齿及夏书，以其尚未行世也。夏书所据者，除《明史》及永乐、正德、嘉靖等数朝实录外，多据乾隆官撰之《通鉴纲目三编》，谓可弥未见实录之阙。元顺帝为宋恭帝之私生子，权衡《庚申外史》纪之，建文逊国出亡，未尝自燔，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详之，夏书皆以为可信；又所系论评，多采《乾隆御批辑览》及《三编》发明，胥为究心史学者所不惬心；270、271、272、273页未曾扫描，缺！
书名 卷 数撰著人附考
《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明薛应旂撰
《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清徐乾学撰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
《明纪》
六十卷
清陈鹤撰，
其孙克
家续成
《明通鉴》 一百卷清夏燮撰附有《目录》若干卷。
《资治通鉴补正》二百九十四卷又《补正略》三卷
清严衍撰又童和豫为撰《刊误》二卷。
《续通鉴长编拾补》
六十卷
清黄以周、秦缃业同辑
右续补司马氏《通鉴》
《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宋朱熹撰卷首凡例一卷。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资治通鉴纲目续编》
二十七卷明商辂等
奉敕撰
《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二十五卷明南轩撰
《资治通鉴纲目三编》
四十卷
清乾隆中敕撰
《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二卷清乾隆中敕撰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宋徐梦莘撰用纲目体，故附于此。
《通鉴续编》
二十四卷
元陈桱撰此书为纲目体，非续《通鉴》。
《辽史金史纲目》
三十卷
清杨陆荣撰辽十五卷，金十五卷。
右为朱熹因《通鉴》所作之《纲目》及纲目体之各编年史
三、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
刘知幾谓史有二体，纪传、编年是也。论者多谓纪传以人为主，编年以年为主，而未及以事为纲之记事体，犹不得谓之尽致也。吾谓正史有本纪，其标目为某帝，其内容则为编年，此以年为主之史也；又有列传以纪一人之行迹，此则以人为主矣；然正史中又有书、志，书、志所纪，于典章制度之外，或纪一事之首尾，如《史记》之有《封禅》、《河渠》二书是也；由是言之，虽纪传体之正史号以人为主者，亦含纪年、纪事之二体在内矣。《说文》之释“史”字曰，史，记事者也，史指记事之官，固非指书而言。然凡名为史之书，必职司纪事，又不待言。无论其体以人为主，以年为主，而皆属记事之史。魏元晖招集儒士崔鸿等，依仿梁武帝《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以为《科录》，或云，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据《史通 六家》及《魏书 宗室传》)，此实纪事本末一体之滥觞。特以事为纲之史，在唐以前则甚罕见，而《科录》一书亦早佚，故知幾不复举之耳。梁启超有言，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而后，惟袁枢是也。盖苟悦取《汉书》之文，分年排纂，以成《汉纪》二书，非于《汉书》之外，别取新材，然能易其纪传体为编年，为后来作史者所仿效，此即钞书可以成创作之显例也。袁枢生于南宋，以《通鉴》纪一事而隔数卷，首尾难稽，乃自出新意，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凡得二百三十九事，厘为四十二卷，名曰《通鉴纪事本末》。此书亦全抄《通鉴》而成，别无取材，然能易其编年体，而以事为纲，此亦善钞书可以成创作者也。枢书既成而未显，孝宗淳熙三年十一月，参政龚茂良始言枢所编纪事有益见闻，诏严州摹印十部，仍先以缮本上之(王应麟《玉海》)，帝读而嘉叹，以赐东宮及分赐江上诸帅，曰，“治道尽在是矣”(《宋史》本传)。而杨万里叙其书，则曰：“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征，以先于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此皆缘其书之精善，见称于当世君臣者也。
章学诚极推崇袁书，谓有化臭腐为神奇之效，于《文史通义 书教篇》申其旨云：
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檃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此意，且其学亦不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寻此所论，其旨有二：一谓《尚书》为记事之祖，袁氏师《尚书》之义，而创纪事本末一体，此即章氏所谓“书教”也；一谓袁氏初意不过钞纂《通鉴》，以识一事之始末，而其究则能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故曰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又梁氏所谓善钞书可以成创作也。盖近世新史之体，皆以事为纲领，以明因果演变之迹，故枢所创纪事本末之法，实与近世新史之体例为近。若纪传体以人为主，一事散见数篇，宾主不辨，与编年体之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者，其为病正同。此虽吾国史家相传之成法，而今日不免讥为臭腐者也。章氏臭腐化为神奇之语，可谓善喻矣。纪传一体，创于司马迁，而大成于班固；编年一体，创于左氏，而大成于司马光，皆竭毕生之力而成一书，不图其体皆远于近世之新史，而纪事一体，亦可云创于元晖，而大成于袁枢，章、梁二氏不称《科录》，尚嫌其漏。惟袁枢善用钞撮之法，自具一事之首尾，而竟与新史相近，成为不刊之名作，语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若袁枢者，可以当之。
仿袁枢之体而继作者，则有下列数种：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明冯琦原编
陈邦瞻纂补
《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明陈邦瞻撰
《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明张鉴撰
《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清高士奇撰
《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清李有棠撰
《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同上
《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清谷应泰撰
《续明史纪事本末》十八卷清倪在田撰
《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十五卷清彭孙贻撰
《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清杨陆荣撰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宋杨仲良撰又有《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疑为宋欧阳守道撰。
《通鉴前编纪事本末》百卷沈朝阳撰见《十七史商榷》一百。
《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百十卷清李铭汉撰用毕《鉴》本
又有《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五十卷，清仁和张星曜撰，以袁氏有纪崇信释老之乱国亡家为篇者，乃杂引正史所载，附以稗官杂记及诸儒明辨之语，条分类载，以为此书。丁曰昌藏稿本，见莫友芝《宋元旧书经眼录》。
右举诸书，如《宋》、《辽》、《金》、《元》、《西夏》、《左传》、两续《通鉴》等纪事，悉由采摭正史及本书而成；然如《明史》、《三藩》二纪事，则俱撰于明、清二史未成之日，固无本书之可采也。明代临朐冯琦，始撰《宋史纪事本末》，未就而殁，御史刘曰梧得其遗稿，属陈邦瞻续成之，大抵本于琦者十之三，出于邦瞻补撰者十之七。《宋史》最为繁芜，南渡以后尤甚，邦瞻凡立一百九目，条分缕晰，眉目井然，故其书虽稍次于袁枢，而其难则倍之，学子颇患《宋史》难读，如能先读此书，则可寻得头绪，而《宋史》亦不难治矣。又邦瞻之意，以辽、金大事可附于宋，故于是书中兼详辽、金，此犹柯维骐、王惟俭诸氏之见解也。《四库提要》因谓是书可称宋、辽、金三史纪事，第李有棠所撰辽、金二《纪事本末》，不惟依据正史，复能旁采他书，以极其博，又仿裴注《三国》、胡注《通鉴》之例，自为之注，名曰《考异》，亦属难能可贵，可与陈邦瞻书并行。陈氏《元史纪事》，则失之略，元初事迹，既已叙入《宋史纪事》，元亡事迹，又待叙入未成之《明史纪事》，而本书无一语及之，则其所纪者亦仅矣。谷应泰之《明史纪事本末》，则异说甚多，一说山阴张岱撰此稿，应泰以五百金购得之；一说谈迁《编年》(即所撰《国榷》一百卷)，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而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四库提要》引邵廷采说)；一说此书出自海昌谈迁，而后论则杭州陆圻所作也(姚际恒说)；一说此书乃德清徐焯代作(朱彝尊说)。总之应泰位跻通显；倩人代作，势有可能，至攘人之善以为已有，则非有确证，不敢信其然也。书中所纪，如《成祖设立三卫》、《亲征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皆视《明史》为详，且多有出入。盖明末清初之际，私撰《明史》者有数家，为应泰所见，故据以撰《纪事》，不得以清修之《明史》未成，遂谩诋为无据，其叙“建文逊国”一事，则据野史传闻，谓其遁迹为僧，亦可姑备一说矣。张鉴之纪《西夏》，实开吴广成《西夏书事》之先河；杨陆荣之纪《三藩》，又温曰睿《南疆逸史》之别体也。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撰于南宋，卷首有欧阳守道一序，未言为何人所撰(《宋史 艺文志》以为守道撰，误)，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据陈均《九朝编年》引用书目，始知出于仲良，此书幸得不亡，可据以补《长编》之阙，而为考宋事者所宝焉。武威李铭汉为毕氏《续通鉴》撰《纪事本末》，盖以上续袁枢之书，刊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而行世未广，武进孟森得一帙于北京，作跋张之，世人乃知有此书，此亦叙纪事本末一体所应附记者也。
往者马骕撰《左传事纬》及《绎史》二书，皆用纪事本末体，论者谓《左传事纬》，实胜于高士奇之《左传纪事本末》，盖持平之论也。《绎史》凡一百六十卷，起开辟，迄秦末，首太古，次三代，次春秋，次战国，每事立一标题，详其始末，且有别录，以当诸史之表、志，皆博引古籍，附以辨证，意在补《史记》所未备，供学人之撷取。惟其所引诸书，不尽可据，盖以多为胜，遂不复加以别择，斯则美中不足耳。至《三朝北盟会编》一书，本为编年中之纲目体，而《四库提要》以之入纪事本末类者，盖以其书专叙北盟，不杂他事故也。类此之书，又有多种，为避繁冗，故从略焉。
近年坊间印行《清史纪事本末》一书，凡八十卷，署曰黄鸿寿撰，以一题为一卷，自太祖迄德宗十一帝之事迹，悉采《东华录》，而参以私家记载，宣统一朝，则杂采群书以成之。时《清史稿》尚未印行，然清代各帝，均有实录，视《东华》为详，宣统朝亦有《政纪》，又清国史馆之《诸臣列传》亦汇印成书，而撰者未及采取，则其内容可知矣。如以世祖贵妃董鄂氏，为冒辟疆之姬人董小宛，出于野史记载，近者孟森已谓其诬，而本书亦谩为采入，尤不得谓之信史也。兹以清代有《史稿》，而无纪事本末，又其为书明晰可寻，故取而并论之。
四、属于典志之通史专史
典谓典礼，志谓方志，二者之书，属于官修者，上章已略论之矣。私家著述之属于典礼者，有《通典》及《文献通考》二书，是盖古官礼之遗，而以明因革损益为务者也。昔者杭世骏课士必以“四通”，谓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或于《通典》、《通志》、《通考》之外，益以秦蕙田之《五礼通考》，称为“四通”，至《通鉴》则摈而不数焉 。初刘知幾之子秩于开元末，采经史百家之言，侔《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因广其所阙，参以《开元礼》，勒成《通典》二百卷 。凡分八门：曰《食货》，曰《选举》，曰《职官》，曰《礼》，曰《乐》，曰《兵刑》，曰,州郡》，曰《边防》，每门又各有子目。其《自序》云：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施诸有政。天理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此盖释其编第之旨，皆有深意存焉。兹考其书，盖采群经诸史，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条载，上溯黄、农，下迄有唐天宝之末，肃、代以后，间有因革，亦附载注中。佑于代宗大历中，为淮南节度掌书记，实纂斯典，至德宗贞元十七年官淮南节度使，乃奏上之，历时盖甚久也 。吾考其书之美善，应与《通鉴》并称：《通鉴》穿贯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为一书，鎔铸群史，如出一手，而《通典》亦镕铸群经诸史，成一家言，简而能备，蔚乎其文，一也。《通鉴》叙君臣事迹，详于治乱兴衰，盖出于诸史之纪传，《通典》记典章制度，明乎因革损益，盖原于诸史之书、志，二者如辅车相依，必合观之乃备，二也。《通鉴》之学，已成专门，胡注王释，均称绝业，而《通典》言礼一门，多至百卷，鸿博论辨，悉具其中，又能征引古经，时存旧诂，三也。未几杜氏又删其要为《理道要诀》十卷，凡三十三篇，皆设问答之辞，末二卷又记古今异制，自谓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于贞元十九年表上之，盖后于《通典》之成二年也 。迨至宋末马端临出，以杜氏之书，天宝以后阙而未备，理宜续辑，乃因杜书而广之，以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凡立二十四门：曰《田賦》，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凡十九门，俱因《通典》之成规，而离析其门类，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凡五门，则《通典》所未有，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至其增析之故，端临于《自序》中曾申明之。其言曰：
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盖古者因田制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会要》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不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至其以《文献通考》名书之故，端临亦自释之曰：
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真存，寸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对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为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或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自序》)。
盖端临为宋末宰相马廷鸾之子，家于饶州之乐平，承其家学，而有是著，名以文献，盖有由也。《宋史》廷鸾有传，而不为端临著一字。端临于度宗咸淳中，漕试第一，会廷鸾忤贾似道去国，端临因留侍养，不与计偕。宋亡后，曾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据《通考》卷首所载，有元仁宗延祐六年王寿衍之《进书表》，英宗至治二年之抄白，去宋亡已四十余年，而端临尚健在，度已七八十岁矣。《元史》亦不为端临立传，故其事迹不甚可考。端临本南宋世家子弟，国亡之后，闭户著书以终老，其志有足悲者。今本《通考》，刊于元代，书中屡称宋朝，殊为不辞，盖即《国朝》二字之刊改，其不肯仕元，又可知也 。《通典》之美善，可比《通鉴》，然杜书行时，《通鉴》尚未出世也。至《通考》一书，则撰于《通鉴》之后，而端临之意，盖以取配《通鉴》。其言曰：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不能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革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自序》)。
第近贤多扬《通典》，而抑《通考》，以为其书除因袭《通典》之外，多钞取史志、会要及宋人议论，类于册府、类函者，附于其中，以视《通典》之体大思精，简而得要，渺乎其莫及焉，其言未尝不是。抑吾闻李焘之撰《续鉴长编》也，曰，宁失之繁，勿失之略，《长编》之可取者，在宁繁勿略，《通考》之可取者，亦在宁繁勿略。以吾所知，近人武进吕思勉，治国史颇具条贯，其书中所称引之典章制度，屡举《通考》而罕及《通典》，岂非以其称引者，多为杜书所未备乎 近贤之喜称《通典》，盖亦有故。《通典》一书，长于言礼，多存古训，极有裨于治经，而《通考》则否，此专经之彦所取资也。《通典》之文，简而不俚，首尾一贯，极有助于文章，而《通考》则否，此又缀文之士所乐道也。若夫研史之士则不然，典礼贵明其因革，而不必多录旧说，文章贵详其原委，而不必过为修饰。以体例言，《通典》之详于典礼未必是，以事实言，《通考》之详于记载未必非，虽《通典》所载魏晋六朝议礼之文，别有其可贵之价值，乃应划入经学范围，自为专书，混而为一，未见其可。清儒之治史学者，多自经学入，以治经之法治史，故盛称《通典》。不悟总览全编，窥其大略，固以简严为贵，若专取某一门而探讨之，详如《通考》，犹病其略，况《通典》乎 此又治史之术之不同于治经者矣。且吾观究心典章制度之人，无不以《通考》为宝藏，而恣其撷取，犹高语于人曰，吾取君卿，而鄙贵与，滔滔者皆是，又奚足责哉。群经之中有《周官》，以明典章制度者也；又有《仪礼》、《礼记》，以明节文仪注者也。《通典》、《通考》，实兼具二者之用，故曰为古官礼之遗。然《周官》一书，仅当《通典》之《职官典》、《通考》之《职官考》；《仪礼》、《礼记》二书，仅当《通典》之《礼典》、《通考》之《郊社》、《宗庙》、《王礼》三考；其他各典各考，非古官礼之所尽具也。马氏谓太史公作八书以述典章经制，斯言最谛。是以《通典》之述州郡则仿自《汉书》地理志，述边防则出自诸史外国传，《通考》之述艺文则仿自《汉》、《隋》两志，苟一一取而探索之，必皆有其渊源。是故谓仿自官礼则可，谓悉出自官礼则不可。若乃郑氏《通志》之“二十略”，太半钞自《通典》，而无所增补，以视马书更远不如。且马书所载宋制最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所下案语，亦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是又《通考》之长，非《通志》之所能尽具也。章学诚讥《通考》无别识通裁，实为类书，便于对策敷陈之用(《释通》)，此殊不然。章氏尝许《通志》一书有别识通裁矣，而“二十略”多钞自《通典》，不易一字，不识所谓别识通裁者果何在，而《通考》之于《通典》，则无是也。浅学之士，贵耳贱目，其轻视《通考》，实由章氏启之。以上两书，为典礼类之通史。即自通史中之一部而贯穿古今以叙述之者。善治史者，主以《通典》之精简，辅以《通考》之详赡，则能兼取其长，而折衷至当矣。
《通典》、《通考》二书，私家皆有续作，宋人宋白《续通典》，起唐至德初，至周显德末，凡二百卷(计凡《食货》二十、《选举》十二、《职官》六十三、《礼》四十、《乐》五、《兵》十二、《刑》十一、《州郡》二十六、《边防》十一，又目录二卷，时论非其重复，不得传布，见《玉海》五十一)。虽奉真宗诏撰，无异白之自作。其后魏了翁又续宋书，名曰《国朝通典》，皆见称于马端临《通考 自序》。而端临则谓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则属稿而未成书，今则宋书久佚，仅《通鉴考异》引用数事，又《通鉴注》屡屡引之，为元末其书尚在之证。《通考》叙天宝后迄五代事，自必依用宋书，然端临既谓传习者少，或竟未见其书，就其所称卜今行世者独杜公之书，可以征之。明人王圻撰《续文献统考》二百五十四卷，上接宋宁宗嘉定，下迄明神宗万历，其于马书门类，稍有增易，盖欲于《通考》之外，兼擅《通志》之长。初意王氏之书，作于明之中叶，文渊旧藏具在，前代逸事，不难旁求，乃于明代以前，悉取《宋》、《辽》、《金》、《元》四史入录，绝少新材，为之失望。然其书以多为胜，又辑明事甚备，其《经籍考》著录之书，多可与焦竑《国史 经籍志》、《明史 艺文志》相印证，亦为不废之典。清四库馆臣，讥其体例揉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 然取此以衡清修《续通志》，度亦无以相胜也。海宁朱奇龄(字与三，清康熙时优贡)撰《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即补王圻之书，续万历以后事讫于明末，合彼两书，可备一代之典，惜为钞本，迄未刊行。由是言之，续《通典》、《通考》者，各有两种，而传世者止有王氏《续考》一书。清代官撰之《续通典》、《续通考》，大体尚可，惟《通考》本为增补《通典》之未备而作，两书实为一书，而续之者，并为一书可矣，而必各依原门，一一为之续撰，既蹈重僵之诮，抑何其不惮烦耶 今之考典制者，重视王氏《续考》，尤过于官书，是又以罕而见珍矣。清廷续《通典》、《通考》而不足，又为之撰《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献通考》，且因有《续通志》，又撰《皇朝通志》，不过去其纪传与谱，而仅撰“二十略”，以接前书耳。《通志》之“二十略”，去其《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亦与杜、马二书无异，此亦所谓续其所不必续者。盖清高宗性喜夸大，震于“三通”之名，遂取而一一续之，以成其所谓“九通”。至于是否必要，是否重复，则又有不暇计者矣。近人吴兴刘锦藻，以清修《皇朝通考》（即《清通考》），迄于乾隆二十六年，乃取而续之，名《皇朝续文献通考》，其初稿撰于清光绪末年，故只续至光绪三十年而止；辛亥以后，锦藻又续其书至宣统三年清亡之日止，上接前书，而有清一代之典制备矣。锦藻虽续官书，实为私撰，愚检读其《经籍考》著录各书，略系解题，实远胜于《清史稿 艺文志》，其他各考，亦极详赡，继杜、马之业，而侪王、朱二氏，以续成一代之典，诚为近顷所仅见矣。
通考各代之礼制，而撰成一书者，始于徐乾学之《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助其修书者为阎若璩，或又谓其稿出于万斯同，斯同固精于三礼者也。惟所考者，特详凶礼，不能备五礼之全，后乃并吉、军、嘉、宾四礼，别撰《五礼备考》若干卷，稿本见存浙江图书馆，而书实未成。厥后秦蕙田乃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依周礼吉、凶、军、嘉、宾之五目，立为五门七十五类，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是则取历代之典章制度之属于礼者而通考之，视徐书为大备矣。然《四库提要》则谓其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而章太炎先生亦曾论及是书曰；
此书由戴东原、钱竹汀、方观承等参酌而成，“观象授时”一门，戴氏之力居多，全书记载详尽，胜于《通志》。先是徐乾学作《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详凶礼，于是秦书于凶礼独略，名为五礼，实止四礼，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礼所能包举，秦书二百六十二卷，吉礼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类，考古有余，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考》综朝覲巡狞诸事，称曰“王礼”，选举、学校，分门别立，而秦书一皆入之“嘉礼”，其中又设“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诸类，以统天文、舆地，此又极可笑者也。彼以为《周礼》朝覲属于“宾礼”，后世帝王一统，宾礼止行于外藩臣工入见，无所谓宾礼，故以朝礼入嘉礼，巡狩之礼亦并入焉，不知其为大谬也。夫“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周礼》六官皆然，而吉、凶、军、嘉、宾五礼，为春官大宗伯所掌，大宗伯掌邦教，以佐王和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以五礼为纲，其目三十有六。周代众建诸侯，礼则宜然。后世易封建为郡县，五礼之名，已不甚合；且嘉礼以亲万民，焉得以政治制度当之。《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谓，《经礼》者《周礼》也；《曲礼》者，仪礼也。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皆可谓之经礼，《左传》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孝经》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也。经礼之外别立曲礼一类，然后依五礼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礼分配，于是舆地归“体国经野”，职官归“设官分职”，一切驱蛇龙而放之菹，不识当时戴东原、钱竹汀辈，何以不为纠正也(《史学略说》)。
所论可谓切中其失，知经礼、典礼之宜分，则典章制度不宜混入于节文仪注之内，明矣。或谓秦书盖因徐氏《五礼备考》旧稿增补而成，吾未得见备考，无以断其说之然否。然取《通典》、《通考》二书，与秦书比而观之，以其名言，则秦书仅当彼一书言礼之一部，以其实言，则秦书所含不止言礼，又似彼二书之别一礼。夫古人言礼，实包典制在内，故亦合称典礼，所谓经礼是也。依此言之，则《通典》、《通考》俱可称为通礼，然秦书所载者，实不能赅《通典》、《通考》在内，则其所注重者在节文仪注之典礼，又不待言矣。秦书之后，又有黄以周《礼书通故》一百卷，精博过于秦书，可谓后来居上。然其所重不在因革损益之迹，故仍以秦书为唯一之礼史，或取秦书以与“三通”相配，谓为“四通”，亦非无故也已。吾谓诸言通史者，于“三通”外，不可遗《通鉴》而不数，杭氏之说允矣。再益以秦书，则可称为“五通”。《通志》兼政事典制而并举之，《通鉴》则专详政事，《通典》、《通考》则专详典制，秦书又于典制之外，兼详节文仪注之典礼，合此五书，乃得备通史之全，所谓典礼类之通史，亦大略尽于是矣。
通史之外，又有专史。专史者，自通史析而出之，而语又加详者也。例如《通典》，凡分八门，每门可自为一史，析为专史八种；《通考》凡分二十四门，每门可自为一史，析为专史二十四种。故自其合而言之，谓之通史，自其分而言之，又谓之专史。今世所撰之专史，或曰田赋史，或曰财政史，或曰教育史，或曰民族史，或曰边疆史，一寻其源，多出自杜、马二书，此一种通史可析为多种专史之明证也。吾国专史之最著者，首推类于传记之学术史，其述者虽有多种，然可称为代表之作者，亦不过二三种而已。朱熹于宋孝宗乾道九年，撰《伊雒渊源录》十四卷，记周敦颐以下及程颢、程颐兄弟交游门弟子言行，以明其学之所自，此稍具学史雏形者也。逮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而吾国乃有真正之学史。先是周汝登撰《圣学宗传》，孙钟元撰《理学宗传》，宗羲则谓各家自有宗旨，而汝登见闻隘陋，主张禅学，搅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汝登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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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师承记》八卷，以尊扬之，虽以汉学先导之顾炎武，亦仅列于附录。又别撰《国朝宋学渊源记》(凡二卷又附记一卷，)以载宋学诸家，门户之深，与唐氏同，然由是书可窥见清儒治学梗概，亦学史中之后劲也。然学史之书尚有不止者，万斯同之《儒林宗派》，熊赐履之《学统》，张伯行之《伊雒渊源续录》，戴望之《颜氏学记》，或明各家之派别，或究一家之始末，若斯之类，不可殚数，姑举一二，以明其概而已。
专史之作，初不以上述为限也。如朱彝尊撰《经义考》(三百卷)，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十二卷)，专录经部之书，不论存佚，悉加比缉。谢启昆《小学考》(五十卷)，亦用斯例，览之可收辨章学术之效，此经学、小学二史之权舆也。章学诚仿《经义考》之例，撰《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书既未就，稿亦散佚，否则亦史学史之权舆矣(详见下章)。南海张维屏撰《诗人征略》，满州震钧亦撰《书人辑略》，皆以清代为限，亦与近顷之文学史为近。阮元《畴人传》(四十六卷)，罗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畴人传三编》(七卷)，周亮工《印人传》(三卷)，皆具专史之一体，特其所叙，前者以书为主，近于目录，后者以人为主，近于传记，与近顷以学术为主之专史，有新旧之不同耳。凡此所述，悉自典礼一类之专史扩而充之以至于无极者也。吾谓专史之作，应肇自诸史之志、传，如合诸史之《儒林传》可为学术史，合《文苑传》可为文学史，合《艺文志》可为目录学史，合《地理志》可为舆地沿革史，合《食货志》可为经济史，此与分析《通典》、《通考》之各门可成为若干专史者同旨。故谓学史之作，至黄宗羲而具其规模，可也，谓始于黄宗羲，不可也。
析一通史可为若干专史，此学贵分析之效也。反之，亦可合若干专史而为一通史，此学贵综合之效也。今之方志，以县为单位，综合若干县志，即可成一省志，亦如综合若干专史而为一通史。然政事典礼之史，皆以纵为通，而方志之史，则以横为通，以横为通，即为旁通，又非章学诚之所谓横通也(参阅《文史通义 横通篇》)。吾国舆地之学，肇于晋之裴秀，而盛于唐之贾耽。《晋书 裴秀传》云：
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职在地官(武帝时官司空，掌土地之职)，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阔，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府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世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果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金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制图之经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隔绝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迳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盖古人虽有舆图，而粗率特甚，自裴秀出，始立制图之经。所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者，即今日制图之新法，亦不能出其范围，此诚史学界之一大发明也 。《旧唐书 贾耽传》(原作躭，新唐书作耽)则云：
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险夷，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土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累蒙拔擢，遂忝台司，虽历践职任，诚多旷阙，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伏以洮湟旧墟，接连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教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支；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为十卷，文义鄙朴，伏增惭悚。德宗览之称善(此贞元九年事)。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船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阎闾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异而芟其伪。……去兴元元年，伏拳进止，令臣修撰国困。……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蘖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缋，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盛衰。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凡诸疏舛，悉从厘正。陇西十地，播弃于永初之中；辽东乐浪，陷屈于建安之际，曹公弃陉北，晋氏迁江南，缘边累经侵盗，故墟日致湮毁，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太半。……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优诏答之(《新书 耽传》较此为略)。
耽所言制图之法，大抵原于裴秀，惟所制之《华夷图》，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深合今日经纬分度之法，视裴秀之分率法，而益为精密矣。据《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耽所著书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四卷，盖即《旧书》本传之所载者。又有《地图》十卷、《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新书 地理志》末云：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也。其下纪入四夷之道凡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各纪其经道里甚详。愚考《武经总要》《北蕃地里》一卷及《登州海程下》，数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而文与《唐志》。略同，是则《唐志》所谓“边州入四夷道里”，即节录《皇华四达记》之文也。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亦数引贾耽之书，一曰《古今郡国志》，一曰《四夷述》，殆即耽所著之《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伪齐刘豫阜昌中，曾刊《华夷图》于石，作纵横方格，略如耽所述(中略补入宋代地名及诸夷)，原石见存长安碑林，是盖用耽所绘之本，寻《旧书》本传所纪，盖以《华夷图》绘于《四夷述》之前，共为一书，故《新唐志》亦不复别举之也。耽之于地理学，不惟究心于图之制法，且极注意沿革，其以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至今犹为不易。而所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兼具古今，明其因革，应为地方总志之善本，视隋代官撰之《区宇图志》，唐魏王泰命其府僚合撰之《括地志》，尤为切实有用，是盖纵横并用以为通者，亦为治地理沿革学者之开山也。其后元人朱思本，所画《方图》，为罗洪先所本，以改制《广舆图》，朱图犹为顾祖禹所见(《方舆纪要 凡例》)，而今亦不可复得，是亦贾耽之后劲，而不可不述者。
贾耽之后，地志之可述者，在唐则有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象之之《舆地纪胜》，至王存之《元丰九域志》，出于官撰，已述于上章者，则不之数焉。吉甫之书，以宪宗元和时之郡县为本，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详载四至八到及开元、元和之户数，每镇皆有图冠于篇首，故有图志之称。宋孝宗淳熙二年，程大昌称图已亡，故今仅志存，而又有阙卷，实存三十四卷。清严观有《补志》九卷，缪荃孙又辑佚文三卷，则所阙者亦仅矣。洪迈跋是书，谓为元和八年所上，然书中有“更置宥州”一条，乃在元和九年，盖吉甫于书成后，又自续入之也。前于此者之图经地志，如《区宇图志》、《括地志》，均以散佚，惟此书为最古，其为世所宝重，宜矣。乐史之书，撰于宋太宗时，而所叙郡县，多属唐代之旧，是时燕云十六州，久为石晋割赠契丹，而史亦取其地，一一列入版图。盖史之作此书，实以贾耽《十道志》、李吉甫《郡县图志》为蓝本，凡为原书所有者，太半录入；又宋人之意，仍以十六州为中国旧疆，恢复之念，未尝一日能忘，与其置而不数，无宁过而存之也。贾耽之书，吾所未见；吉甫之书，于前代图经地志，采撷颇多；然乐史犹谓贾、李之书为阙漏，于列朝人物题咏，并有登载，始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之所始。兹考唐、宋二代地理之书，自以《寰宇记》为最赅博，而前此佚书之逸句，亦尝藉此得以考见，此是书之所以可贵也。原本为二百卷，今本阙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之七卷，遵义黎庶昌自日本访得卷一百十三至十七又十八卷之半，共为五卷半，刊入《古逸丛书》之内，则所阙者，仅为一卷有半矣。王象之更取李、乐二书，及王存《九域志》之纪名胜古迹者，别为《舆地纪胜》二百卷，又就宋人诗集中之咏名胜古迹者附益之，惟其中尚阙二十二卷。元代修《大一统志》，所录李、乐诸氏之记载，多自是书间接迻录，试取残本证之，可知吾说不谬。至如欧阳态之《舆地广记》，祝穆之《方舆胜览》，虽非上述数书之比，然亦《九域志》之亚，犹附庸之于大国焉。
辽金时代，官撰之地方总志，今无所考。惟元代于官撰《大一统志》之外，又有二书：其一曰《圣朝(一作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其二曰《大元混一方舆要览》。《胜览》书凡三卷，无撰人名，今传元刊《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后乙集地理类，及《群书通要》癸集，皆以此书录入之。首以各行省为纲，次则省属之各路府，次则各路府属之州，次则州属之县，每州县之下，略具沿革故事、山川形胜，可与《元史 地理志》互证，而时有异同。《翰墨全书》本为元代坊贾所刻，而其中往往含有遗珍，此书即元人地方总志仅存之作也。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于《胜览》外，并著录郭衡《大元混一方舆要览》七卷，而见无传本；厉鹗《辽史拾遗》，凡六引《要览》，其中三事，同于《胜览》。吾颇疑《翰墨全书》、《群书通要》所著录者，即为郭氏之书，而节删七卷为三卷，钱氏集中有《跋胜览》一首，未尝语及郭作，是则《要览》，亦为钱氏所未见。钱氏盖据《千顷堂书目》而著录，然《干顷堂目》，只有《要览》，而无《胜览》，而钱氏则并著之，亦其考古之疏也。
明代于官修《寰宇通志》、《一统志》之外，有一巨制，即宛溪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是也。祖禹生当明末，遭亡国之痛，伏处故里，自撰一书，年三十九始功，经二十年之岁月乃成。其全书之大旨，悉具于《总序 凡例》之中。《总序》三首，实为一首而分三段，盖仿《太史公自序》而作，其序作书之动机，由于禀父遗命。先是祖禹之高祖大栋，于嘉靖时官光禄丞，著《九边图说》行世，祖禹蒙此影响，故笃志于地理学。祖禹又述其父柔谦临殁之言曰：“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沈，九州腾沸，仅获保首领具衣冠以从祖父于地下，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故于父殁四年后，命笔撰述，以成此书。”而祖禹亦自谓：“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是即自述其作书之动机也。祖禹又释其名书之意云；
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然其高下险夷刚柔燥湿之繁变，不胜书也；人事之废兴损益，圮筑穿塞之不齐，不胜书也；名号屡更，新旧错出，事会滋多，昨无今有，故详不胜详者莫过于方舆。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吾谓史学之与舆地，相资为用者也。研史而不明舆地，则必多扞格难通之处，且舆地之属于古今沿革者，乃为史学之一部，与治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者殊途。试取诸史《地理志》而连贯读之，以求其通，是为舆地沿革之学，则无有善于此书者矣。书凡一百三十卷，首论州域形势九卷，次两京十三司一百十四卷，次川渎六卷，末以分野一卷殿之。前世撰地志者，偏重名胜古迹，至于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多略而不书，《纪胜》、《胜览》诸书且勿论，《寰宇记》亦不免此病，独《元和志》识得此意，而后则罕有能续之者。故此书叙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最详，而于景物游览之胜则从略，此又作者经世致用之微旨也。至其叙次之法，两京及各司先冠总序，次之以图。次则有正文，有分注，有特见者，有附见者，大抵以府、州、县为纲，而以在某一县内之城镇山川附注之，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凡涉史迹，纤悉靡遗，而首尾联贯如一论文。其论州域形势，则用朱熹《纲目》之法，自撰纲要，而复自为之注，眉目清晰，颇便省览。祖禹之著此书，盖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自序》)。而其友南昌彭士望则称之曰：“是人则踽踽穷饿妻子之不惜，独身闭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别白真伪，如视掌中，手画口宣，立为判决，召东西南北海之人，质之而无疑，聚魁奇雄桀闳深敏异之士，辨之而不穷，据之而有用。”(据士望《方舆纪要序》)。由是言之，其用力之深，为何如也。祖禹承其先志，抱有亡国之痛，除晚年一应徐乾学之招参修《一统志》之外，未肯一入仕途，盖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诸氏，节概意趣相同，谓之明遗民可也。故其书中壹以明之两京十三司为主，无一语及于新朝。近有传钞本出世，校以刊本，如《辽东行都司》一卷，所纪建州故实，以涉时忌而削剿者至夥，有人录出为《补遗》一卷，凡今本称明者，悉为“国朝”二字，又可征其微尚之所存矣。清嘉、道中有许鸿磐者，撰《方舆考证》一百卷，以清代之各直省为主，体例一依顾书，虽能订其阙误，补其未备，而议论之闳博，识力之远大，不如顾氏远甚，盖以考订补缀见长，而不敢以疆域形势为务者也。近岁此书始有刻本，愚尝取校顾书，故得从而衡论之。
与祖禹年世相若者，有昆山顾炎武，年世稍后者，有无锡顾栋高，可与祖禹合称“三顾”。炎武著《肇域志》未成，又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其志亦在经世，与祖禹为桴鼓之应。惟其书系杂取各府、州、县志，历朝奏疏、文集及《明实录》钞撮而成，盖为所撰《肇域志》之稿本，以其中所载多为明代史实，故世人与《方舆纪要》并宝重之。栋高所著书曰《春秋大事表》，系将《左传》之全部，分为若干标题，综集一题之事实，列而为表，盖与《通鉴纪事本末》之作法相同，不过易纪事而为表耳。清代史家万斯同，以善制表名，吴先生廷燮所撰《历代方镇年表》，裒然巨帙，可与万氏之《历代史表》后先辉映。至如清代官撰之《历代职官表》，陈芳绩之《历代地理沿革表》，杨丕复之《舆地沿革表》，段长基之《疆域沿革二表》，皆总考诸史以为一书，非一枝一节之比，极有裨于治史。方志具史之一体，首之以图，辅之以表，与纪传编年之史同功，吾故取栋高之表而并述之。
以上所述之方志，多为地方总志，合全中国以为纪述之准，其次则有省志、县志，省志概称通志，前章已略述之。清代之府、厅、州、县志，多由名家主撰，如马辅之《邹平县志》(顾亭林考订)，陆陇其之《灵寿县志》，王昶之《太仓州志》，戴震之《汾州府志》，洪亮吉之《怀庆府志》，章学诚之《和州志》、《永清县志》，段玉裁之《富顺县志》，李兆洛之《凤台县志》，莫友芝之《遵义府志》，陈沣之《番禺县志》，郭嵩焘之《湘阴县图志》，王闿运之《湘潭县志》，李慈铭之《绍兴府志》，缪荃孙之《顺天府志》、《江阴县志》 ，或以官于其地，或以生于是乡，或以交旧延修，或以旅程所至，不必设局置属，多由一手草成。章学诚不得自撰一史，犹得寄其意于修志者，此史家之不得已也，又何可以无述乎
本期私修诸史之四类，如上所述，不过略具梗概，然已有繁而不杀之叹，诚以作者之多也。兹总所述，括以二端：一曰本期史家之辜较。二曰本期史学之趋势。
吾向谓榷论吾国史家，应以史籍为依据。凡史家所擅之史学，即具于所著史籍之中，论古代然，论近代亦然，其在例外而当别论者，仅刘知幾、章学诚数人而已。以吾所知，唐代则有贾耽、杜佑，宋代则有欧阳修、司马光、袁枢、郑樵、马端临，明清之交则有顾祖禹、黄宗羲，此皆章学诚所谓具有别识通裁者。其他若唐之吴兢、柳芳，宋之宋祁、胡三省，金之元好问、刘祁，元之王鹗、苏天爵，明之宋濂、柯维骐、王维俭，清之全祖望、钱大昕、屠寄、柯劭态，不过随时补苴，规模未远，非上述数家之比也。司马光、郑樵合十七史之纪传以为一编，而一则仍为纪传，一则改为编年，杜佑、马端临合十七史之书志以为一编，而一以精简胜，一以详赡胜，而顾祖禹更以方舆为经，史事为纬，冶史地之学为一炉，于是人始知治史者不可不明地理，此皆具有通裁者也。贾耽因裴秀之成法而精研之，以制《华夷图》，袁枢析《通鉴》为若干事类，以成纪事本末，黄宗羲汇萃讲学家之传志学说，而创修学术史，此皆具有别识者也。然通裁之中未尝无别识，而别识之中亦未尝无通裁焉。若乃欧阳修之不假众手，奋笔暗室，自撰一史，上以追综子长、孟坚，下以开明、清二代私家撰史之风，尤为唐、宋以来所仅见，又不能以别识通裁而为之限者。要之，皆就其所撰之史，以为榷论之资，而其所擅之史学亦即在是，一也。论者多谓魏晋南北朝之世，私家修史之风最盛，后世莫能比数，此非衷于情实之论也。试观本期之私史，林林总总，多于魏晋南北朝时数倍，讵得谓不能比数。虽然，此两期之私史，则不无其异致焉。后汉亡于魏，而《东观纪》以成，魏易为晋，而《三国志》以作，晋有东西，而作史者十八家，疆分南北，而有书者十六国，至于在南之宋、齐、梁、陈，在北之魏、齐、周、隋，私家之作，更不胜数。且如干宝《晋纪》，撰于南渡之后，孙盛《阳秋》，作于典午未终，不必易代，乃得命笔，以今例古，亦不其然。近世私家作史，困难綦多，宋之王偁，以一手一足之烈，述东都九帝之事，继武欧阳，本属罕觏。明人好撰国史，而吴炎、潘柽章、庄廷珑之徒，以修明史受祸，后遂相戒而不为。特撰史之风，不能因此而杀，于是避近代，而转趋前古，怯于创作，而转勇于改修，不敢谈治乱兴衰，而转考典章制度，大抵本期诸史，不出上述三端。是故私史虽多，而面目大异于昔，趋势如此，其他可知，二也。
总而言之，本期史学，自有相当之成绩，相当之进步，不过考古之作多，而通今之士少耳。时涉多忌，史难举职，虽豪杰之士，亦为之无可奈何，此刘知幾、章学诚二氏，所为徒垂空论而不能自造一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