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夏四月，下诏定国是，宣示中外。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叠经外患，三次劫盟，当事者始渐知西人之长技，思所以效法而自强，创行新政，不一而足。如设制造局以制新械，方言馆以养真材，招商局以争航利，流学生出洋以游学外国，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以联邦交。其他如练兵、通商、造路、开矿诸大端，皆次等举行。然变法不知其本，故行这已数十年，于国势之孱弱，仍莫克振救。[1]及甲午败于日本，各国租港湾之事，相逼而来，瓜分支那说，腾沸于全球。于是国人大哗，志士愤起，痛论变法之不可缓。帝亦知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时翁同和车辅政，造成具说尤力，御史杨深秀、侍读徐致靖又相继上书，请定国是，帝乃赴颐和园白太后，召军机全堂。于是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以宣示中外。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宗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橽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之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皇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求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爱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衙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备具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其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谕令宗人府保荐王公贝勒等游历各国，从侍郎荣惠、御史杨深秀前后奏请也。命下，亲贵大哗，谓帝破坏中国之礼法，且使满洲之权势处于危险地位。帝不得已，改命毋庸保荐。 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工部主事康有为等，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光绪十五年，有为以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改革以图自强。格不得上。二十一年，代表公车千三百人上书请变法，亦不达，旋通籍授工部主事。自是四年之间，凡七上书申前议，仍寝不上，乃退而立强学会于京师，继设分会于上海。京会推鄂督张之洞为会长，郎中沈曾炽、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皆赞成人也。寻复开保国会于北京。是年以给事中高燮曾之疏荐，谕令王大臣传至总署，询问变法事宜。王大臣取其上年冬间呈请工部代奏之书以上，帝览之，指其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语军机大臣曰：“康某何不顾死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耶？”然亦不之罪，仍命嗣后康某如有条陈，当即日呈递，毋许扦格，并宣取所著日本法变法、俄大彼得传等书。至是，以协揆翁同和及至靖交章荐，著预备召见。 召见部主事康有为于仁寿殿。帝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有为对曰：“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荐擢小臣。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谤怨自息，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权。而侍此辈之大臣，亦祇当如日本侍藩侯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不必尽去之也。”帝然其言，旋命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罢。先是，同和在毓庆宫授帝读最久，因鉴于事变，非变法不足图存，时为陈说于帝前，为太后所闻，撤同和毓庆宫行走。其荐康有为也，谓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太后尤恶其语。又其时天津阅兵，废立之谋渐有所闻，同和密言于帝，太后侦知，遂命开缺回籍。 命二品以上大臣补官陛见，均诣皇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东朝久未召见臣工，时因康有为召用后，附之者日众，朝班有新党旧党之分。太后忿甚，是日帝谕凡二品以上官授任之初当亲往太后处谢恩，于是朝士又有后党、帝党之分[2]。 五月，命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试策论。 派协办大学士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 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启超，有为弟子也，以侍郎徐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谓不愧为康有为弟子，因赏给六品衔，命办理译书局事务。 命御史文悌回原衙门行走。文悌，满人，颇愤东朝之专横，闻同僚杨深秀有门人抚北方豪士千馀，因欲利用之以劫太后。适同侍祠，竟夕语深秀宫中隐事。及侍郎长麟去官之故，又言太后刻虐皇孙载澍益为帝示戒，故帝见太后辄颤，此与唐武氏何异？并朗诵徐敬业讨武檄“燕啄王孙”四语以激深秀。深秀难之，既而文悌虑语泄，乃日腾谤于朝，谓新党将不利于太后，冀以自解，犹虑不免。至是，露章劾深秀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康有为开保国会，徒欲保中国，不保大清，复牵涉同僚宋伯鲁等。帝斥其难保，非受人指使，不胜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 命神机等营改习洋操。 命四川总督裕禄留京，授礼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裕禄素为太后所宠信，故命入军机以侦政□□情。 申谕，各省地方官实力保护教堂，因四川川北厅、广西永安州、湖北长沙市均有教案故也。 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荐举经济特科人才，限于三个月内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从贵州学政严修、浙江巡抚廖寿丰先后奏请也。 六月，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考。又停止朝考，从鄂督张之洞、湘抚陈宝箴奏请也。并谕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 命删改各衙门则例，从礼部右侍郎李端棻请也。 申谕各省实力举行保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