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有个某日报，近来曾两次登载关于失踪多日的丁玲女士消息，消息很离奇动人，可惜却并不确实。那消车载明是“外埠通讯”，是不是外埠航空快讯还待考，不过凡办报的老经验，自然皆明白用“外埠通讯”，就可以减轻多少责任的方法。这消息若由上海的什么小报所载消息改编，我很希望那个负责编辑，此后莫在编排这种消息。若真由外埠寄来，也深盼他们加以注意，莫再轻为登载。报纸虽为有闻必录的性质，然事难征信，近于谣言，其他报纸不愿登载的，若由什么报添盐着醋单独登出，对于那个报馆也就是一种损失。
两次消息里皆说“丁玲办清自首手续”，（有次排的是手绪！）且说其人自首以后，生活如何自由与安适。又说人在西子湖边，起居异常潇洒，最近且仆仆京沪道上，原来正有出洋之举！从消息说来，俨若这个记者真在西湖或京沪车上见到丁玲的神气，若非有意说谎，岂不是白日见鬼吗？一个左翼作家，从目前中国情形很不妥当，若中央只靠点特税支持场面，各省军人尽提打拳，念佛，读经，胡胡涂涂因循敷衍下去，国家将不成个国家，还有什么文化建设可言。激于热情把他的作品安置一个希望，对政治改进社会改造有所憧憬，这件事凡是青年人稍有热血，老年人稍有知识，皆会明白是十分合理的。某种人胆小心虚，总以为一个作家稍有热情，就是受莫斯科的指挥，而且与江西方面军事活动不可分开，就使这个作家忽然“失踪”。以后弄明白了这人无罪可言，又不能轻于释放，承认“失踪”的责任，因此把人留下，将家中人接来同住一处，尽这个人在不生不死情形中过着日子，社会不能帮助他，法律不能帮助他，说起来是一件如何悲惨的事！如今舆论界居然还有人把这样一个失去自由了的作家，造作种种谣言，这类人眼见自己谣言登载于报纸时，不知究发生何等感想。消息若出现于××日报，以及某种宣传刊物，本不足为奇。因说谎者必有所利，或把这人秘密××，却不妨宣传说有人在日内瓦同他喝酒碰杯。或把这人变相监禁，再宣传说其人正在青岛避暑。一切宣传如别有意义，就不必再问真伪。本人既无从置辩，旁人自然也无法代辩。但这种消息，一个具有独立性质，或希望读者相信其为有独立价值的报纸，却不至于轻为刊载，来作散播摇言的第二手，减损其报纸价值的。
社会上对于一个“失踪”作家十分关心，一个大报的记者若得到关于这个人的消息，有污及其人格，关涉及其私事情形，来稿采用自不能不加以审慎。若来稿不足征信，其记载除可以引起读者误会，发生一种游戏趣味外毫无价值，也一再把它刊载，报纸的用处就未免太少了。如今凡有编者可挨打的消息，如回教问题，应受处罚的问题，如强有力方面的行为，记者照例皆很知道小心谨慎。惟对于一个受迫害与虐待的作家，正因其为女子，在无望无助中所产生的悲剧，却常常有人努力设法使此悲剧角色小丑化，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以博读者开心。事虽子虚乌有，因不必负任何责任，就任意发表，这种发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么东西作成。
假如失踪的不是丁玲女士，却为胡适之或张君励先生，失踪多日后，××已明白他只是个学者，对于政治信仰与当局虽不相同，却并非国家仇敌。想拘留他既无罪可以援引，想释放他又因先前一时曾正式否认“此人失踪与××无关，”不便释放。于是就让他在南京住下，监视着他的行动，使他无发表意见的机会，也使他无否认谣言的机会。于是另有一人，却散布谣言，说他已作了南京某要人的亲家，且已与某院长拜把子换帖，政府行将派他过意大利考查法西斯蒂政治。这些消息即或由专电发出，且很使读者发生兴味，某报记者想来仍然不会轻为刊载的。
挨打的不敢登，引起麻烦的不敢登，知道应负点儿责的不敢登，结果也就只好这里一个通讯，那里一个通讯，篇幅若有空余时，且不妨特辟一栏，用来全登教会学校的名人校花剪影，尽报纸成一个教会变相宣传机关，给读者一种新的布道方式去了。
一个记者具备“无中生有”’的才干，对于这种才干本来令人佩服。但一个读者，若习惯了从这种报纸记载上找知识，寻趣味，那读者健康的感情，便会完全被阉割了。会造作消息的人日多，想起多数读者的命运真很可怕。
（本篇发表于1935年3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2期。署名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