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论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研究资料
我国政治思想，自孔、老、墨三圣以后，始画然标出有系统的主张，成为一家言。前此则断片的而已。虽然，后起的学说，必有所凭藉然后能发挥光大，故欲知思想渊源，非溯诸三圣以前不可。本章所叙述者，起唐虞以迄春秋中叶。此时代又当大别为三期：
第一，部落期：唐虞迄殷末约千余年。
第二，封建期：西周约三百年。
第三，霸政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约二百年。
第一期，部落分立，大部落之首长谓之元后，小者谓之群后。元后或称帝或称王，其实与群后地丑德齐，不过名义上认为共主。每部落人数似甚少，其生活似甚简单，其智识似未脱半开之域。因地广人稀之故，各部落相互的斗争，似不甚烈。其间以夏商两朝保持元后资格最久，而唐、虞、周之先后三朝，实亦千余年间以群后资格同时存在。
第二期，周以西方一小部落，崛起代殷为元后。有大政治家周公者，立大规画以统一当时之所谓天下，“灭国五十”，分封子弟及功臣使与旧部落相错，而周室以邦畿千里管其枢，形成有系统的封建政治。其时各部落民智本已日辟，而周公复“监于二代”“制礼作乐”，实行其保育政策，故宗周文化，号称极盛。所封建之国，以巡狩及朝觐等关系，常受中央指挥以增长其文化。百余年后，政令渐衰，诸侯不共，宗周卒为一异族名犬戎者所灭。
第三期，以封建之结果，各地方分化发展。如齐、晋、鲁、卫、宋、郑等国，各自树立，一面许多异民族——即当时所谓夷狄者，亦皆有相当的进步，纷起与诸夏抗衡。就中如秦、楚等，尤为特出。于是文化成为多元的，诸大国盛行兼并。不惟夏商以来之部落不能图存，即周初所建屏藩，亦鲜克保。于是封建之局破，各国以联盟的形式互相维系，而强有力之二三国为之盟主，形成所谓霸政者。在霸政之下，各国以会盟征伐等关系，交通盛开，文化亦以益浚。而各国以内部发达之结果，产生一种特别智识阶级，遂成为贵族政治。此期中之政治组织，虽各国不尽从同，然大率皆由少数贵族以合议制（？）行之，其间最著名之政治家，其所设施能诒后代以甚大之影响者，有齐之管仲与郑之子产。
吾侪欲研究此三期之政治思想，当据何等资料耶？第一期可据者最少，自不待言。孔子欲观夏道殷道，亲诣其遗裔杞、宋二国，而慨叹于文献不足征，则其史料之乏可想见，而前乎此者益可想见。后世谶纬诸书言三皇五帝事甚多，皆秦汉间阴阳家言，矫诬不可信。大小戴两《礼记》，屡言夏殷制，亦儒家后学推定之文，孔子明言不足征者，而其徒能征之，诞矣。第二期资料宜较多，实亦不然。除群经外，惟《逸周书》六十篇，然亦真赝参半。盖当时简册流传不易，虽有记载，传后者希也。第三期资料，当时或甚丰富，自秦始皇焚“诸侯史记”，荡然无复余，惟从《左传》、《国语》、《史记》中见其什一耳。今将此三期研究资料列举如下：
一、《诗经》。此书最可信，其中属于第一期者惟《商颂》五篇，属于第三期者约三四十篇，其余二百余篇，大率皆属于第二期。书中具体的表现政治思想者不甚多，惟于研究时代背景最有关系。
二、《尚书》。今本五十余篇，其一部分为东晋人伪造，真者二十八篇而已。（今本尚有分合失真者。）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属第一期；又《周书》中《秦誓》一篇属第三期；余十八篇之《周书》，皆属第二期。此书为研究商周两代政治思想唯一之宝典，惟《虞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似出后人追述，内中一部分应属于第三期思想之系统。
三、《易》卦辞爻辞。《易经》中此一部分，为第二期作品，《系辞传》所谓“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其中表现政治思想者甚少，惟子细搜剔，可藉觇时代意识之一部。
四、《仪礼》。此书为第二期或第三期作品，但与政治思想关系甚浅。
五、《逸周书》。内中十余篇，略推定为第二期作品，余则战国及汉人窜入。其真之一部分，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价值，内所含政治思想颇多。
六、《国语》及《左传》。二书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左丘明相传为孔子弟子，然《左传》有战国以后语，似作者年代尚应稍后。又司马迁所见只有《国语》，其《左传》乃西汉末晚出，似是将《国语》割裂而成，又间有伪文窜入。要之此两书宜作一书读，其书为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人所著，记西东二周史迹，而春秋时尤详，实研究第三期政治状况及政治思想唯一之良著也。其中追述第一二期事迹者亦较可信凭。
七、《史记》。汉司马迁所著。书中关于春秋以前之记载，大率取材于《尚书》、《国语》，其间有出入者，宜分别审择。
八、其他百家语。先秦诸子及载记中关于春秋以前事语之记述尚不少，吾侪对于此等资料信任之程度，第一，须辨原书之真伪，其伪者宜绝对排弃；第二，虽真书所称道，仍须细加甄别，因先秦著作家托古之风甚炽也。
此外，此时代之资料最成问题者有二书：
一、《周官》，亦称《周礼》。后儒多称为周公致太平之作，然其书西汉末晚出，当时学者多指为伪品。近代疑议益滋。据吾侪所推断，其必非周公作，盖成信谳，然谓全部为汉人赝托抑又不类，意其中一部分或为西周末厉宣时代制度，一部分则春秋战国时列国所行。汉人杂糅此二者，而更附益其一部分。此不过吾侪所想像，未敢征信。即尔，而此三部分之分析抉择，亦大非易。故此书资料虽多，宜从割爱，或别著一篇，题曰“表现于《周官》中之政治思想”，庶不失阙疑传信之谊也。
二、《管子》。今本《管子》八十六篇，盖刘向所校中秘书之旧。自司马迁以来，即认为管仲所作。然中多记管仲死后事，且以思想系统论，其大部分必为战国末叶作品无疑，最多则《牧民》、《山高》、《乘马》等篇篇首或有一两段传管仲口说耳。要之管仲人物之价值，不在其为学者而在其为政治家，若以彼与尹文、韩非同视，斯大误矣。本书言政治思想精到处甚多，只能归入战国法家之林，不应以入本时代也。书中叙管仲政绩亦多铺张，不可尽信，无已，则取其与《国语》相出入者信之可耳。
本篇所采资料，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主，而慎择其余，庶几可以寡过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