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
颉刚兄：
今天把你一向给我的信，从头“编年”一看，觉其中或者不曾有信失去。我共收到你的六封快信，最末一封为十一月十八论孔子，对么？现在分条从头一一细答，因以前信每不尽意也。
我对于你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有下列的意见：
（一）你这个“古疆域小，一个中央”思想，自然再对不过。这篇文章却并未提到“统一的由来”，若谓有个大的世界观念便能统一，则从无是说。
（二）我对于你的“古史辨”美中不足之一，是看你说殷颇有“扶得东来西又倒”之势。殷诚然不是一个一统天下，诚然还不如成周，但也决不会仅等于昆吾大彭。殷的疆域，东边“海外有截”，西边伐鬼方，到了甘肃境，北边你已承认他游牧到了直隶的保定。而且敌国之周，都那样称他，连曰大商大商，真像克殷才定了天下样的。我们在这些地方，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缺的地方，即让他缺着。此文中你说商，也未免有与古史辨中同一趋势。
（三）“知道他们已经游牧到直隶保定了”，此句似应于他们下加“至少”二字。因为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
（四）你引孟子“夏后殷周之盛”一段话，甚悖你古史辨原则。你正是去辨这些话哩！孟子的历史说，即是你所去辨累层地中之一层。“汤百里，文王七十里”一流话，泛言之，则是“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矣”，显然不合事实。
（五）姜羌是否一字，似乎我们尚未得证据。
（六）《左传》的文句，最不宜乎固执去用，因为今本不知经过多少手也。“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岂必是当时楚王之言，诚恐是《国语》中语来语去之语耳。且楚在齐桓时并不处南海待楚灭越后方真正处南海。
（七）你说“因为那时四海以内有个九方千里之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说”。这话我想不见得如此。九本是一多数词，如汪中所举例。但即令九州之九由方千里者九来，而九州是从哪里来呢？孟子这句话实在太模糊。当时的七国中，齐燕赵秦楚俱不止千里，秦楚竟过三四千里，而韩魏不及千里。且那两国千里是谁呢？当时的小国，周卫鲁俱远不及千里，而宋也不及，中山总是为人分来分去的。
州一个观念，必是一个海国的观念。州岛恐本是一个字，只是“方言的歧异”，用久遂有两义。故《禹贡》一面言州，一面言岛夷皮服。州在《诗》尚是岛之义，渚、岛、州皆舌头发音也。如九州之观念不起于海边人民，则应云九宇，九有，九方，而不应云九州。我久疑此小九州之故说亦起于齐。去年告M.Pelliot，他云岛州一字甚可能。
在Veda中，大陆与岛屿亦是一字。今春找到AugustConrady二十年前一文，名“纪元前六世纪印度在中国之影响”，于此一点甚致疑。他说州之观念及推小至大之瀛海环州，均见于Veda，当是由印度到中国。但此涉想之无稽甚显然。如由印度来，何不先至秦而反至齐？且此传说之见于Veda，究竟是原印度日耳曼人的思想呢，或者是印度土物？如是印度土物，则Veda此说亦是借自被征服之民。如是原印度日耳曼人的思想，则原印度日耳曼人亦并非岛夷，焉得发明此思想。且此思想并不同见于希腊及日耳曼的早年神话，故此思想甚难谓之为“Cosmology印度的”。充量亦仅是印度早年土物。或者当年印度东南一带，南洋诸国，以直到中国的青营，有此一种Vedie之传说，其流入印度日耳曼人者，遂入Veda，流入齐国者、遂有九州大九州之说也。“齐国的邹”有此说，甚可长想。
兄谓因为“齐国人有了这种想像，所以他们就有航海觅地的事业”，这话适得其反，因为他们有航海觅地的事业，所以他们才有了，或从别人得了这种想像。古代齐国海路交通是大而早的。法显回来，由青州上岸。孙权要找辽东，竟布置海征的计划。汉文景武时，南越和匈奴能相策应。而殷之相土，已戡定了海外一块地方。大约齐之海上交通是史前世的事啦。
（八）徐福与日本一段故事，当是日本人当年慕汉族而造之谣言，与造武天皇等一以汉家皇帝之为号出于一个心理。
（九）《山海经》怕是很后的书，何以你不疑他一下呢？
（十）“那时候人敢于放胆思想所以常有很聪明的话（下至）……一个行是了”。我想，放胆思想只能有很荒唐的话。当时的一般阴阳家识纬论者，每是有些方技的。他们却是着实的观天。观天的人见星一夜起东落西一回，而其中有以年变位置者。地动之一种想像甚可有，所难者，说明此天系统耳。歌白尼、盖理律均是说明此系统。至如于地之动一种涉想，即巴比伦之牧童恐也必有想到者矣。且地动与认地是行星亦并不是一事。
（十一）“但何以后来武功就低落，疆土就不能再开拓了！”你的答案是“尊重儒家”，给德化之说征“服”。我想后来汉家皇帝何以不再拓土，不是由于德化之说。我于心有一甚复杂的议论，此时写下累数千字。待下次作一长谈罢。
（十二）我总觉得你这篇文理，与在《古史辨》上，颇犯一种毛病，即是凡事好为之找一实地的根据，而不大管传说之越国远行。如谈到洪水必找会稽可以有洪水之证，如谈到纬书便想到当时人何以造此等等。其实世界上一些寓言（Parables），一些宇宙论（Corsmologics），每每远到数万里。洪水之说，今见之于Genesis者，实由巴比伦来。其在巴比伦者由何来，今不可得而考。纬书上一些想像，及洪水九州等观念，我们不可忘传说走路之事也。汉阴阳家多齐人，而制历者或有外国人，二百二十万年及颛顼诸历，焉知非中央亚细亚流入者也？如必为一事找他的理性的事实的根据，每如刻舟求剑，舟已行矣，而剑不行，凿矣。
弟斯年十二月七日
（原文刊载于1927年11月8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二期）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
一
孟真兄：
弟有一疑难问题，乞兄一决：
在《论语》上看，孔子只是旧文化的继续者，而非新时代的开创者。但秦汉以后是一新时代，何以孔子竟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
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
商鞅，赵武灵王，李斯一辈人，都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何以他们造成了新时代之后，反而成为新时代中的众矢之的？
弟觉得对于此问题，除非作下列的解释才行：
孔子不是完全为旧文化的继续者，多少含些新时代的理想，经他的弟子们的宣传，他遂甚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
商鞅们创造的新时代，因为太与旧社会相冲突，使民众不能安定，故汉代调和二者而立国。汉的国家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气息，故孔子之道不会失败。汉后二千年，社会不曾改变，故孔子之道会得传衍得这样长久。
兄觉得这样解释对吗？请批注，愈详细愈好。
弟颉刚十五，十一，十八
二
颉刚兄：
十八日信到，甚喜。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本身有讨论。你问：“在《论语》上看……何以孔子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我想，我们看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为他求一理性的因，因为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即如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时在中国大行，岂是谓佛教恰合于当年社会？岂是谓从唯物史观看来，佛教恰当于这时兴盛于中国？实在不过中国当年社会中人感觉人生之艰苦太大（这种感觉何时不然，不过有时特别大），而中国当年已有之迷信与理性不足以安慰之，有物从外来，谁先谁立根基，不论他是佛，是祆，是摩尼，是景教，先来居势，并不尽由于佛特别适于中国。且佛之不适于中国固有历史，远比景教等大。那种空桑之教，无处不和中国人传统思想相反。然而竟能大行，想是因为这种迷信先别种迷信而来，宣传这种迷信比宣传别种迷信的人多，遂至于居上。人们只是要一种“有说作”的迷信，从不暇细问这迷信的细节。耶稣教西行，想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很不能说那萨特的耶稣一线最适宜于庞大而颓唐的罗马帝国，实在那时罗马帝国的人们但要一种“有说作”的迷信以安慰其苦倦，而恰有那萨特的耶稣一线奋斗的最力，遂至于接受。我常想，假如耶稣教东来到中国，佛教西去欧洲，未必不一般的流行，或者更少困难些。因为佛教在精神上到底是个印度日耳曼人的出产品，而希伯来传训中，宗法社会思想之重，颇类中国也。（此等事在别处当详说）
我说这一篇旁边话，只是想比喻儒家和汉以来的社会，不必有“银丁扣”的合拍。只要儒家道理中有几个成分和汉以来的社会中主要部分有相用的关系，同时儒家的东西有其说，而又有人传，别家的东西没有这多说，也没有这多人传，就可以几世后儒家统一了中等阶级的人文。儒家尽可以有若干质素甚不合于汉朝的物事，但汉朝找不到一个更有力的适宜者，儒家遂立足了。一旦立足之后，想他失位，除非社会有大变动，小变动他是能以无形的变迁而适应的。从汉武帝到清亡，儒家无形的变动甚多，但社会的变化究不曾变到使他四方都倒之势。他之能维持二千年，不见得是他有力量维持二千年，恐怕是由于别家没有力量举出一个Alternative（别家没有这个机会）。
儒家到了汉朝统一中国，想是因为历史上一层一层积累到势必如此，不见得能求到一个汉朝与儒家直接相对的理性的对当。
这恐怕牵到看历史事实的一个逻辑问题。
说孔子于旧文化之成就，精密外，更有何等开创，实找不出证据。把《论语》来看，孔子之人物可分为四条。
（一）孔子是个入世的人，因此受若干楚人的侮辱。
（二）孔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只是一个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谓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齐桓管仲。但这种浅义，甚合孔子的时代（此条长信已说）。
（三）孔子的国内政治思想，自然是“强公室杜私门”主义。如果孔子有甚新物事贡献，想就是这个了。这自然是甚合战国时代的。但孔子之所谓正名，颇是偏于恢复故来的整齐（至少是他所想像的故来），而战国时之名法家则是另一种新势力之发展。且战国时之名法家，多三晋人，甚少称道孔子，每每讥儒家。或者孔子这思想竟不是战国时这种思想之泉源。但这种思想，究竟我们以见之于孔子者为最早。
（四）孔子真是一个最上流十足的鲁人。这恐怕是孔子成为后来中心人物之真原因了。鲁国在春秋时代，一般的中产阶级文化，必然是比那一国都高，所以鲁国的风气，是向四方面发展的。齐之“一变至于鲁”，在汉朝已是大成就，当时的六艺，是齐鲁共之的。这个鲁化到齐从何时开始，我们已不可得而知，但战国时的淳于髡邹衍等，已算是齐彩色的儒家。鲁化到三晋，我们知道最早的有子夏与魏文侯的故事。中央的几国是孔子自己“宣传”所到，他的孙子是在卫的。荀卿的思想，一面是鲁国儒家的正传，一面三晋的彩色那么浓厚。鲁化到楚，也是很早的。陈良总是比孟子前一两辈的人，他已经是北学于中国了。屈原的时代，在战国不甚迟，《离骚》一部书，即令是他死后恋伤他的人之作，想也不至于甚后，而这篇里“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远及尧舜”四端中，三端显是自鲁来的。又《庄子·天下篇》，自然不是一篇很早的文，但以他所称与不称的人比列一下子，总也不能甚迟，至迟当是荀卿吕不韦前一辈的人。且这文也看不出是鲁国人做的痕迹。这篇文于儒家以外，都是以人为单位，而子邹鲁独为一Collective之论，这里边没有一句称孔子的话，而有一大节发挥以邹鲁为文宗。大约当时人谈人文者仰邹鲁，而邹鲁之中以孔子为最大的闻人。孔子之成后来中心人物，想必是凭借鲁国。
《论语》上使我们显然看出孔子是个吸收当时文化最深的人。大约记得的前言往行甚多，而于音乐特别有了解，有手段。他不必有甚么特别新贡献，只要鲁国没有比他更大的闻人，他已经可以凭借着为中心人物了。
鲁国的儒化有两个特别的彩色：
（一）儒化最好文饰，也最长于文饰。抱着若干真假的故事，若干真假的故器，务皮毛者必采用。所以好名高的世主，总采儒家，自魏文侯以至汉武帝。而真有世间阅历的人，都不大看得起儒家，如汉之高宣。
（二）以上项更有关系的，是儒家的道德观念，纯是一个宗法社会的理性发展。中国始终没有脱离了宗法社会。世界上自有历史以来，也只有一小部分的希腊及近代欧洲，脱离了宗法社会。虽罗马也未脱离的。印度、日耳曼民族中，所以能有一小部分脱离宗法社会的原故，想是由于这些民族的一个最特别的风俗是重女子（张骞的大发明）。因为女子在家庭中有力量，所以至少在平民阶级中，成小家庭的状态，而宗法因以废弛。中国的社会，始终以家为单位。三晋的思想家每每只承认君权，但宗法社会在中国的中等阶级以上，是难得消失的，这种自完其说的宗法伦理渐渐传布，也许即是鲁国文化得上风的由来。
本来宗法社会也但是一个有产阶级的社会，在奴婢及无产业人从来谈不到宗法。宗法的伦理必先严父，这实于入战国以来专制政治之发达未尝不合。那样变法的秦伯，偏谥为孝公。秦始皇统一后，(第一举即是到峄山下，聚诸儒而议礼，迨议论不成，然后一人游幸起来。后来至于焚书坑儒，恐惧非其本心。秦王是个最好功喜名的人，儒家之文饰，自甚合他的本味。试看峄山刻石，特提“孝道显明”，而会稽刻石“匡饬异俗”之言曰，“有子而嫁，背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看他这样以鲁俗匡饬越俗的宗旨，秦国的宗法伦理，在上流社会上是不会堕的。故始皇必以清议而纳母归。孝之一字必在世家方有意义，所以当时孝字即等于decency，甚至如刘邦一类下等流氓，亦必被人称为大孝，而汉朝皇帝无一不以孝为谥，暴发户学世家，不得不如此耳。有这个社会情形，则鲁儒宗之伦理传布，因得其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