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种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谈到制度，不但其本身是精神态度与性格特征的一般类型或主要类型所由形成的淘汰适应过程的结果，而且它也是人类生活与人类关系中的持有方式；因此，反过来说，它也是淘汰的有利因素。这就是说，变化中的制度也足以促进具有最相适应的气质的那些人的进一步汰存，足以使个人的气质与习性，通过新制度的构成，对变化中的环境作进一步的适应。
促进人类生活与社会结构发展的那些力量，无疑是可以最后归纳为人类本身和物质环境两个方面的；但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最好把这些力量大体上说成是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部分是人的，部分是非人的，和这样一种人类，这种人类在体格和智力的构成上多少是有些确定的。但是总的或一般的来说，这样一种人类还是多少有些变化不定的，当然，主要是在顺应的变化可以获得汰存这一通则之下变化不定的。这种顺应的变化的汰存，也许主要是种族类型上的汰存。任何社会，如果其居民是由多种不同的民族混合组成的，则其中在体格上和气质上比较顽强、比较稳定的那儿个种型，在社会生活史上的任一个时期，就会有这一个或那一个种型上升到统治地位。一般形势，包括在任一个时期通行的制度，总是会使某一性格类型比其他性格类型格外有利于生存和统治，而这样汰存下来的民族，他们在继续保持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并加以发扬光大时，将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爱好来改变这类制度。但除了在性格和气质比较稳定的若干种型之间进行的淘汰以外，在占优势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种型所特有的性格倾向的一般范围内的那些思想习惯，无疑也在经历一个持续的淘汰适应过程。由于在比较稳定的各种型之间进行的淘汰，任何民族的基本特征可能产生一种变化；而在同一种型范围之内，由于在某些细节上的适应，由于在任一个或任一类社会关系所特有的种种习惯观念之间进行的淘汰，也会产生一种变化。
然而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关于适应过程的性质这一问题——不论问题牵涉到气质或性格比较稳定的各种型之间的淘汰，抑或主要是人们的思想习惯对变化中的环境的适应——还是次要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如何通过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使制度变化和发展。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
今天的形势是要构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淘汰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对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或加强他们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人们是生活在制度——也就是说，思想习惯——的指导下的，而这些制度是早期遗留下来的；起源的时期或者比较远些，或者比较近些，但不管怎样，它们总是从过去逐渐改进、逐渐遗留下来的。制度是已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同现在的要求决不会完全一致。出于必然的事理，这种淘汰适应过程是决不能赶上社会在任一个时期所处的不断变化中的形势的，因为不得不与之相适应从而进行淘汰的一些环境、形势和生活要求天天在变化，社会中每一个相继而起的形势才告成立，它就开始变化，成为陈迹。发展过程向前跨进一步，这一步本身就构成了形势的一种变化，要求作新的适应，它也就成了下一步调整的出发点，情形就是这样无止境地演变下去。
应当注意到，虽然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的公认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这种说法是听来使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可是也还有一种倾向，这就是，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因此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这就是社会惯性、心理惯性和保守主义因素。
社会结构栗变化，要发展，要同改变了的形势相适应，只有通过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或者说到底，只有通过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才会实现。社会的演进，实质上是个人在环境压迫下的精神适应过程；变化了的环境，同适应另一套环境的思想习惯已经不能相容，这就要求在思想习惯上有所改变。至于这一适应过程是一个持久存在的各种型之间的淘汰与生存过程，还是一个个人对已有特性的继承与适应过程，就这里的讨论目的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社会发展，特别是从经济理论的立场来看，是“内部关系在大体上很明确地向外部关系调整”的不断的、有增无已的接近；但这种调整决不会确定完成，因为由于“内部关系”的变化，“外部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接近的程度可高可低，这要看作出调整时的便利程度而定。不管怎样，人们在为了符合改变了的形势的要求而调整思想习惯的时候，总是迟疑不决的，总是有些不大愿意的，只是在形势的压力之下，已有的观点已经站不住的时候，才终于这样做。制度与习惯观念因环境改变而作出调整，是对于外来的压力的反应，其性质是对刺激的反应。因此，实现调整的迅速与便利，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发展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任一个时期的形势对社会中各个成员发生影响的直率程度；所谓直率程度指的也就是，各个成员在环境的拘束力之前的暴露程度。如果社会中的任何部分或任何阶级，对环境所起的影响的任何主要方面，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那么社会中的那个部分或那个阶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适应改变了的一般形势的过程将比较迟缓；它将对社会的转变发生在这一程度上的阻滞作用。富裕的有闲阶级，对于促进变化与调整的经济力量，就是处于这样的有所荫蔽的地位。还有一层，有助于制度调整的一些力量，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下，说到底，差不多完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
任何社会的结构如果是由所谓经济的制度组成的，就可以看作一个工业的或经济的机械结构。这类制度，就是在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接触到它所处的物质环境时如何继续前进的习惯方式。在某一已有的环境下，如果发挥人类活动力的某些方式已经具体形成，则社会的生活在这类习惯方向下将有相当圆熟的表现。这时社会将利用环境的力量，使生活能够按照从过去学来的、现在已经与这些制度合而为一的一些方式继续下去。但是，当人口有了增加，人们支配自然力量的知识和技巧有了扩大和提高以后，那些集体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习惯方式，以及推进整个集体的生活过程的习惯方式，就不再能产生跟以前同样的结果；由此造成的生活条件，也不再能在以前那样的情况下或以前那样的效果下在各个成员中分配。如果一个团体在以前的情况下进行的那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那个团体的生活过程的效率或便利程度而言，曾经获得在大体上尽其力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那末在这个时候，同样的、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了的环境下，就不再能产生以前那样的尽其力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人口、技能和知识有了改变的情况下，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的生活的便利程度，也许并不低于在以前的情况下的便利程度，但大致的情况总是这样，这时如果能改变方式来适应改变了的情况，就会减少便利程度降低的可能。
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的生活是至少在表面上各不相谋的情况下进行的各个个人的生活。集体的公认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是，集体中各个人对人类生活怎样才是正确、善良、合宜和美化的见解上的一致。由于应付环境的方式有了变更，生活条件就须重新分配，就生活的便利程度而言，这一重新分配的结果并不是整个集体的一次均等变化。情况变更以后，整个集体的生活的便利程度也许会有所提高，但重新分配通常会产生的结果是，集体中的某些成员在生活的便利或充实程度上有所降低。在人口、专门技术或工业组织等方面有了进展以后，至少对社会中某些成员来说，如果他们要想便利地、有效地投入改变了的工业方式，就得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样，关于生活习惯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一些固有观念，他们就不再能保持。
任何人，如果必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改变对他的同辈们的习惯关系，就会感到新形势要求下的生活方式同他所习惯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两者之间的矛盾。对于改造已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最活跃动机的，最容易被说服去接受新标准的，就是处于必须改变生活习惯这种地位的个人，而只是出于生计上的需要，人们才会处于这样的地位。环境对一个集体施行压力，促使集体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整时，是以金钱的迫切要求这一形式向集体的成员进行冲击的。外在的力量，大部分会表现为金钱的或经济的迫切要求这样一个形式，只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说，足以使任何现代工业社会进行制度上的调整的那些力量，主要是经济的力量，或者说得再明确些，这些力量所表现的形式是金钱的压力。这里所考虑的这样一种调整，实质上就是人们关于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观念上的变化，而借以引起人们对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见解的变化的手段，则主要是金钱的迫切要求下的压力。
人们对于生活中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观念上的任何变化，充其量也只是在迟疑、勉强的情况下实现的。当发生了朝向所谓进步的方面的任何变化时，情况格外是这样，这就是说，发生的变化如果是同古老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个状态看作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任何阶段下的一个分歧点——相背驰的，它的实现将更加迟疑不决。开倒车，重新接近一个民族过去久已习惯的观点，这样的变化总是比较容易的。如果当初发生与过去的观点相背离这一现象，并不是主要由于气质跟早期观点不相投的种型的替换，恢复到原来的观点会格外顺利。
在西方文化史中，紧接现代的前一个文化阶段是这里提到过的所谓准和平阶段。在这个准和平阶段，身份制是生活方式中的显著特征。当时表现得格外突出的是统治与个人服从的精神态度，今天人们对这一点是如何地余情未断，已经可以不言而喻。这种精神态度，与其说已经被与后期发展下的迫切要求完全相一致的思想习惯所彻底清除，不如说是在今天的经济的迫切要求下，还处于未确定的中止状态。属于西方文化下的人民的一切主要民族，在其生活史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掠夺阶段与准和平阶段的持续时间似乎很长。因此，那些文化阶段所固有的一些气质和性格倾向已经达到了那样的牢固程度，当任何阶级或社会跟有利于保持后期发展下的思想习惯的那些力量的影响隔得很远时，就会无可避免地发生迅速恢复符合前阶段的心理素质的一些显著特征的倾向。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个人或者甚至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如果与高度工业文化隔离，接近较低的文化环境或比较不发达的经济处境，他们就会很快地显露出恢复掠夺类型所特有的那些精神特征的倾向。看来属于长颅金发型的欧洲人，同西方文化下的别的种型比较，似乎更加容易转向未开化意识。在近代移民史与殖民史中，关于小规模的这样的复归倾向，有过很多的例子。盲目的爱国主义是掠夺文化下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存在也往往是现代社会的复归倾向的一个最显著标志，除那种惟恐触犯这一主义的情况当作别论外，这里也许可以引美国殖民地的情况，作为这种复归倾向的一个例子，这虽然不是一次性质十分广泛的复归倾向的表现，但规模异常之大。
在任何现代的、高度组织下的工业社会，有闲阶级对于那些经济的迫切要求下的压力，总是处于有所荫蔽的状态。这个阶级对于生活资料的竞争，没有别的阶级那样迫切、紧张；由于它处于这样的优越地位，可以想像得到，当形势要求在制度上作进一步发展，对改变了的工业局势作重新调整时，它的反应在社会各阶级中总是最迟钝的。有闲阶级是一个保守阶级。社会中一般经济形势的要求，并不会毫无拘束地、直接地对这个阶级的成员进行冲击。他们无须改变生活习惯或改变他们对外界的理论观点来适应改变了的工业技术上的要求，他们不这样做也并无所损，因为他们并不是工业社会中一个十足意义下的有机部分。因此这类迫切要求并不能轻易地使这个阶级的成员产生对现状的某种程度—的不安；而只有这种一定程度的不安感觉，才能使不管是怎样的一群人抛弃其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生活观点和生活方式。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有闲阶级的作用是对社会的动向从中阻挠，保留腐朽、落后的事物。这并不是一个新奇论点，这是很久以来一般人的日常见解之一。
富裕阶级生来是保守的，这已是获得普遍认可的一种论断，作出这一论断，无须多借助于有关这一阶级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与关系这些方面的任何理论观点。人们对这个阶级的保守主义所作的解释一般总是带些歧视意味，他们认为富裕阶级之所以反对革新，是由于它拥有那种不值得称道的既得利益，是由于要保持现状，保持那种既得利益。但这里要提出的解释，却不含有归咎于那种不值得称道的动机的意思。这个阶级反对文化结构上的变化是出于本能，并不是主要出于物质利益上的打算，这是一种与事物已有的做法有了背离时人们就会发生的本能的反感，这种反感是人所共有的，只是在环境的压力下才会被克服。生活习惯和思想习惯上的任何变化总是惹厌的。在这一点上富人与常人之所以有差别，主要并不是由于激起保守主义的那种动机，而是由于对强迫促使事物变化的那些经济力量的暴露程度彼此有所不同。富裕阶级的成员不像别人那样容易屈服于革新要求，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非屈服不可的压制。
富裕阶级的这种保守性已经成为这样显著的一个特征，甚至这一点已经渐渐地被看作是荣誉的标志。保守性既然是社会中比较富裕的、因此也就是比较有声望的那部分人的特征，它就有了相当的荣誉价值和炫耀价值。这一点已经习惯成自然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我们对荣誉的观念中自然地含有坚持保守观点这一意义。凡是要保持相当声望，不受到社会的指摘，凡是要过这样日子的人，非抱着这种保守态度不可。保守主义是上流社会的特点，是正派作风；正相反，讲求革新是下流社会现象，是庸俗态度。我们对一切社会革新会本能地抱着反感并加以排斥，这种观念当中含有的一个最初的、最轻率的因素，就是这类事物在本质上是庸俗的这一感觉。因此，有时候即使我们认为某一革新者的主张确有可取——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如果这个革新者所要纠正的一些缺点，在时间、空间或个人关系上跟我们隔开得充分远的话——也仍然不能免于这样一种感觉，即同这种人交往至少是令人不快的，还是跟他少接近为妙。革新是要不得的，是不上品的举动。
富裕有闲阶级的习尚、举动和见解，是社会中其他成员一贯奉行的行为准则，这一事实使这个阶级的保守主义的影响格外增加力量，扩大势力范围。它使一切爱好声名的人不能不学它的榜样。富裕阶级既然居于这样的崇高地位，既然是端正的仪容举止的模范，其对社会进展方面所发生的阻力就不能单从人数上来估计，它要比这个大得多。富裕阶级的一贯的示范作用，大大地加强了其他一切阶级对任何革新的抗力，使人们的爱好固着于历代遗留下来的那些优良制度。
有闲阶级对于进一步符合时代要求的习惯的生活方式的采用从中阻挠时，其间还有个方式，起着在同一方向下的影响。这一在上层阶级指导下的第二种方式，与上述本能的保守倾向以及对新思想方法的憎嫌，并不严格地属于同一范畴；但是也可以提出来在这里一并讨论，因为它至少在阻止革新与阻止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一点上，与保守主义的性质是相同的。在任一时期以及任一民族中流行的一些礼法、风俗和习惯，总是或多或少具有一种有机统一体的性质，因此在结构的任一点上的显著变化，即使没有引起全面的改革，也将引起别的方面的某些变化或调整。当发生的变化所直接涉及的只是结构中的一个细小部分时，其由此引起的对传统组织的干扰也许是不大明显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尽可以有把握地说，将由此发生对总的结构影响相当远大的干扰。另一方面，当试行一种牵涉到传统结构中处于首要地位的一种制度的禁止或彻底改造的改革时，人们立刻会改到，它将使整个结构受到严重干扰，会感到，这种使某一主要因素除旧布新从而使整个结构进行一次重新调整的措施，即使不是一个大可怀疑的、也至少是一个痛苦的、令人生厌的过程。
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任何一个特征要进行彻底改革是困难的。要体会这方面的困难，只要提一提诸如废除属于西方文化下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父系制度或一夫一妻、私有财产、一神教等制度，或者要废除中国的祖先崇拜或印度的种姓制度、非洲的奴隶制度，或者要在伊斯兰教国家树立两性的平等等等会引起多大的纷扰就够了。以上所举各项中任何一项的改革，将引起整个传统结构极大的混乱，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实施这样一类的改革，势必使人们的思想习惯，不但在与问题直接有关的方面，而且在整个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对于这样一类的改革抱有反感，实质上等于是对基本上异调的生活方式感到畏缩。
善良的人们对于公认的生活方式在任何一点上的改革总是抱有反感的，这是在日常经验中习见的现象。时常会听到这些人对于即使是比较细小的改革，诸如英吉利基督教会的废除、离婚手续的简化、女子参政权的确立、酒类制造与贩卖的禁止、遗产制的废止或限制等等，也热烈地向社会提出忠告，苦口婆心地反复申明这类改革会对社会发生怎样广泛的危害。他们剀切地指出，任何一种的这类改革将“彻底动摇社会的结构”，“使社会陷于混乱”，“破坏道德的基础”，“使生活陷于不堪设想的地步”，“破坏一切事物的自然秩序”，等等。这类说法无疑是言过其实的，但同一切的夸张论调一样，这类说法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感觉的证明，其目的是要指出后果的严重性。他们感到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改革，对于公认的生活方式的扰乱，其影响所及。不只是限于为人类谋便利的一系列设计中某一孤立项目的简单改变，其后果比这个要严重得多。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改革其情况固然是这样，属于具有较少的直接重要意义的一些改革也是这样，不过轻重程度有些差别而已。对改革的反感，大部分是出于对任何一种改革必然引起的重新调整时产生的那种骚扰、混乱的反感。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或任何一个民族的制度系统总是一个整体，其间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的，这一点格外加强了人们在思想习惯上对任何改革的本能的反抗，即使对于一些就其本身来看是属于次要的一些改革，情况也是这样。
对于改革的抗力由于人类各种制度的彼此关联而像上面所说那样加强的后果是，在任何改革下进行必要的调整，必须付出比不存在这一情况时更大的气力。令人感到不快的还不只是已经确立的思想习惯的改变。在对公认的生活理论加以变更的过程中是需要作一定程度的精神意志上的努力的，在变更了的环境下要判断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是需要作长期艰苦的奋斗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既然需要支出一定的精力，那么要胜利完成使命，就得假定，除在日常生活斗争中被吸收的精力以外，还能蓄有余力，以供这方面的消耗。由此可见，足以阻碍进步的，不但是人们的奢侈生活——它断绝了对现状不满而要求改进的机会，而且衣食不周，物质生活过于艰苦，也会发生同样的作用，作用的有效程度并不亚于前一情况。赤贫阶级，以及所有那些把全部精力消耗在日常生活斗争中的人们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余力去想到明天以后的日子；恰恰跟这些人相同，时运太好，日子过得非常得意的人们也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对今天的情况感到不足的机会很少。
根据这一论点可以推定，有闲阶级制度是足以造成下层阶级的保守性的，其方式是尽可能地剥夺后者的生活资料，使之消费缩减、精力消耗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更无余力从事于学习和采纳新的思想习惯。在金钱的等级上，财富既然集中在等级的上一端，下一端就必然陷于贫困。无论哪里发生了人民中某一部分陷于极度贫困的情况，对任何革新总是一个严重障碍，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
除了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而发生的这一直接的、抑制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与之相辅而行的间接的影响，会造成同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上层阶级在确定荣誉准则方面所作出的有权威的榜样，助长了明显浪费习惯。以一切阶级的礼仪标准而言，明显浪费的盛行是其间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当然并非完全是出于对富裕有闲阶级的模仿，但有闲阶级的示范作用格外加强了明显浪费的实行和坚持，却是无可怀疑的。礼俗在这件事上的要求是极其有力、极其迫切的，因此即使金钱力量充分雄厚、除维持最低生活外还绰有余裕可以从事于对物品更多的消费的那些阶级，也往往把除满足比较迫切的物质需要以外可以自由支配的那个剩余部分，使用在礼仪准则要求下的明显消费方面，而不用于进一步的物质享受和生活的进一步充实的方面。而且可供利用的剩余精力，也多半是使用在供明显消费或“明显贮藏”用的物品的取得方面。结果是，出于金钱荣誉的要求，(1)除了明显消费以外，剩下来可以供应最低生活需要的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2)所有精力，除了用于无可再减的生活上的物质需要以外，如有任何剩余，也同样为金钱荣誉要求的方面所吸收。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加强了社会中的一般保守态度。有闲阶级制度所以会直接阻碍文化发展，是由于：(1)这一阶级本身所固有的惯性，(2)它在明显浪费和保守主义上一贯的示范作用，(3)这一阶级本身所依据的财富与生活资料不均等分配制度所发生的间接作用。
此外还有一层，让一切事物保持现状这一点本身对有闲阶级就是一种实际利益。在任一个时期的当前环境下，这个阶级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与现有事态相背驰的任何变化，看来只会对它有损，未必会对它更加有利。只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关系，这个阶级也应当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一层利害关系格外加强了这个阶级的本能倾向，使它的保守态度更加牢不可破。
有闲阶级是社会结构中保守主义或复归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对于有闲阶级这一任务，并无加以颂扬或加以谴责之意。它对一切革新所起的抑制作用也许是有益的，也许不是的。就任何一个实例来说，情况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决疑论的问题，不是一般理论上的问题。有些保守分子的代言人往往认为，对革新的主张，如果没有保守的富裕阶级作一贯的有力的反抗，则种种革新和尝试将使社会沦于不堪维持、不堪设想的地步，到那个时候，其惟一可能的结果是引起不好受的、灾害性的反动。这个见解(作为一个方针政策问题)也许有些道理。但这一些都不属于现在的讨论范围。
有的对保守主义者加以责难，有的说对轻率的改革加以相当抑制是必要的。我们把所有这些是非问题撇开，不管怎样说，作为一个有闲阶级，对于环境的调整，也就是所谓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是必然要一贯起阻碍作用的。这个阶级的特有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明：“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好的”；而以自然淘汰定律应用于人类的制度，则会得出这样的信条：“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不好的”。并不是说，今天的制度在今天的生活目的上一无是处，而是说，出于当然的事理，这些制度总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欠缺之处。这是由于生活同过去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一般形势不能完全配合。缺点还不只是在于今昔情况不同的时间间隔这一点上。这里使用所谓“好”和“不好”这些字眼当然并没有怎样算是应当的或怎样算是不应当的任何含义。这些字眼只是从进化理论观点(而不是从道德观点)的角度使用的，所要表明的是在实际进化过程中这些制度适合不适合。有闲阶级制度，借助于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通过说服力量或一贯的示范作用，助长了制度上现有的失调，甚至还有意于退回到某些更加古老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比之从最近的过去传来的公认的那种陈旧方式，跟当前形势下的生活要求，甚至更加不相适应。
尽管我们就已往事物的保守和留恋说上了这一些，但是事实上各种制度依然在变化，依然在前进。种种风尚和思想习惯在不断发展，种种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处于不断的淘汰适应过程之中。有闲阶级的任务是对这种发展加以指导并从中阻挠，关于这些方面是有些话可说的，但就其与制度发展的关系而言，除接触到根本或直接属于经济性质的一些制度以外，这里可以说的却很少。这些制度——经济结构——按照它们所适应的是经济生活的两个不同目的中的这一个还是那一个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或两个范畴。
按照古典派的说法，这两类制度是营利制度和生产制度，应用前几章在别的关系方面已经使用的名词，是金钱制度和工业制度，还可以用别的措辞来表达，把它们说成是适应歧视性的和适应非歧视性的经济利益的两类制度。前一范畴是同“企业”有关的，后一范畴是同工业有关的——这里使用工业这个字眼是就其机械意义而言的。一般往往并不把后一类看成是制度，大部分是由于它并不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因此很少把它作为一个法制上的或社会习惯上的问题来讨论。当注意到这一制度类型时，一般总是从金钱的或企业的一面来研究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主要考虑的，尤其是上层阶级所考虑的，就是经济生活中的这一面。上层阶级在经济事项方面所关怀的，除了企业利益以外很少别的，而考虑社会问题，却主要是这个阶级的责任。
有闲(即有产业而不从事生产的)阶级与经济过程的关系是金钱的关系，是营利的而不是生产的关系，是剥削的而不是服务的关系。当然，这个阶级的经济任务，间接地说起来，对经济生活的过程也许是极其重要的，这里绝对没有要贬低有产阶级或工业巨头们的经济职能的意思。这里的目的只是要指出，这类阶级对工业操作和对经济制度的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它们的职务是寄生性的，它们所关切的是把它们可以移转的财产移转给自己使用，把任何归它们掌握的财产保持在手。企业界的传统就是在这个掠夺或寄生原则的淘汰监视之下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是所有权传统，是古代掠夺文化的、多少带些间接性的派生物。但这类金钱的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今天的形势，因为它们是在跟现在有些不同的过去的形势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即使就金钱方面的效力来说，这类制度的恰当程度也是不够理想的。改变了的工业生活在营利方式上也要有所改变；而金钱阶级所关怀的是这样改变金钱制度使得在取得由工业操作而来的、与工业操作的持续没有矛盾的私人利得时能获得最好效果。因此有闲阶级在对制度的发展进行指导使之适应构成其经济生活的金钱目的上，具有相当一贯的倾向。
有许多法规和社会上的成规，是对财产安全、契约实施、既得利益、金钱交易的便利等等有利的；金钱利益和金钱习性对制度发展的影响如何，从这类法规和成规中就可以看出。诸如会影响到破产与破产管理、有限责任、银行与通货、工人方面或雇主方面的联合、托拉斯与种种企业合并等等的法规和成规的变动，都是跟这里听说的金钱利益和金钱习性的作用有关的。社会的属于这一类的制度设备，只是与有产阶级有直接关系，其关系的深浅与有产程度的高低成比例，也就是说，与其列入有闲阶级时等级的高低成比例。但在间接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界的成规对工业操作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因此金钱阶级对制度发展的在这方面的指导，不但对已有社会结构的保持方面，而且对工业操作本身的形成方面，都是对社会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这种金钱的制度结构和结构的改进的直接目的，是在于为和平的、有组织的剥削行为谋更大的便利；但其远一层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了这个直接目的的范围。不仅是企业的进一步顺利经营，足以减少工业和工业以外的生活上的波动，而且由于在日常事务中需要运用机敏辨别力的那些纷扰和错杂情况被消除的结果，金钱阶级本身将成为多余的。一等到金钱交易被缩减为日常工作，那些工业中的巨头就可以省免。不用说，这样一个极端的演变还在未可确定的将来。在现代制度中有利于金钱利益的改进，在另一个领域内，倾向于用“无灵魂的”股份有限公司来代替工业中的头子，做到这一点，有闲阶级在所有权方面的一个巨大职能又会被解除。因此，有闲阶级的势力在经济制度的发展方面引起的倾向，在工业上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