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页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已经提出了我对科学发展的纲要式的描述。然而，这种描述完全不能提供一个结论。只要这种描述已经完全抓住了科学继续进化的主要结构，它同时就会提出一个特殊的问题：为什么上面概述的这种事业应当稳定地向前进步，而艺术、政治理论、或者哲学就不是这样呢，为什么进步几乎是专门留给我们叫做科学这种活动的一种特权享有的东西呢？对这个问题的最普通的回答在这本书的主体中已经被否定了。我们必须问是不是能找到代替的东西来结束它。
我们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完全是语言学的。“科学”这个名词在很大范围内是留给确实明显地进步的那些领域的。这一点什么地方都没有关于这一门或者另一门现代社会科学是不是真正的一门科学这种经常发生的争论表现得更加清楚的了。这些争论在今天毫不犹豫地贴上了科学标签的各个领域的前规范时期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它们表面上的问题始终是那个使人烦恼的术语的定义。例如，人们争辩说，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具有这种那种特征。其他人反对说，要使一个领域成为一门科学，那些特征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充分的。往往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引起了巨大的热情，而局外人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定义吗？一个定义能告诉人们他是不是一个科学家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自然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并不对这个术语的定义发愁呢？任何人不可避免地要怀疑，这个问题是更为基本的问题。可能真的已经提出过如下一些问题：为什么我的领域不能象比方说物理学所做的那样向前进展呢，在技术上或者方法上或者意识形态上有什么变化会使它这样做呢？可是，这些都不能答复定义上一致的问题。而且，只要来自自然科学的先例是适用的，这些先例就不再是忧虑的来源，不是在找到一个定义的时候，而是当这个集体怀疑它们自己的状况，对它们过去和现在的成就达到。效的时候。例如，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领域是不是一门科学出社会科学其他一些领域的工作者争论得比较少，这也许是重要的。是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懂得什么是科学？或者倒不如说他们对经济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呢？
那个问题有一个反题，虽然不再只是语言学的，却可能有助于显示我们的科学观和进步观之间的无法摆脱的关系。许多世纪以来，在古代和在近代欧洲的初期，绘画被认为是一种积累的学科。在那些年代里，艺术家的目的被设想为描写。象普里尼和范萨里那样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那时以崇敬的心情记录了一系列发明，从按照透视法缩短起，通过明暗对照法，已经有可能比较完备地描述自然界了。①但是，那些年代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科学和艺术之间感到了一点分裂的时期。列奥纳多是许多人中唯一的一个能在各领域之间自由地来往的人，这些领域只是在后来才明确地加以区分的。②而且，即使在这种稳定的交换已经停止以后，“艺术”这个术语继续同样地用于技术和工艺，它们象绘画和雕刻一样，也被看成是向前进步的。只有当后者明确地抛弃了以艺术作品作为它们的目的，并开始重新学习原始模型时，这种分裂才呈现象它现在这样的深度，我们现在已经认为这是当然的事了。即使在今天，要再一次变换领域，我们的部分困难就在于要看出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深刻的差别，必然与进步是这两个领域的明显属性有关。
① E·H．戈姆勃列希：《艺术和幻想：绘画艺术作品的心理学研究》（纽约，196O年，英文版），第11～ 12页。
②同上，第 97页；以及乔治·桑蒂兰纳：《艺术在科学的文艺复兴时期中的作用》；见《科学史的重要问题》；M．克拉克将编（麦迪逊，威斯康辛，1959年，英文版）；第33～65页。
可是，认识到我们倾向于看出进步是科学的任何领域的标志。只能澄清，而不能解决我们的困难。为什么进步竟会是这本书已经描述的用这种技术和目标处理的一种事业的如此值得注意的一种特征呢，这个问题仍然有待理解。这个问题证明是几合一的，而且我们必须分别考察它们中间的每一个问题。可是，归根到底，它们的解决将部分地依赖于改变我们对科学活动和从事科学的团体之间的关系有正常的观点。我们必须学会认清通常被看成是效果的原因。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科学进步”，甚至“科学的客观性”这类空话也许看来好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多余的。事实上，这种多余的一个方面刚才已经说明过了。是不是一个领域获得进步就因为它是一门科学，或者它是一门科学就因为它获得进步？
现在，请问为什么象常规科学那样一种事业竟会进步，并从回想它的一些最明显的特征开始。按正规，一个成熟的科学团体的成员，都按一个单一的规范或者按一套密切有关的规范工作。不同的科学团体研究同样的问题是很少的。这种团体同时持有几种主要规范是例外。可是，从任何一个团体内部来看，无论是科学家也好，不是科学家也好，成功的创造性工作的结果是进步的。它怎么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呢？例如，我们刚才已经注意到，当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他们的艺术作品时，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两者都记述了这种明显地统一了的团体的进步。其他创造性的领域显示出同类的进步。神学家明确地讲教条，哲学家推敲康德主义者献给进步的规则。只要这个团体共同利用他的前提。有创造性的学派不承认一种工作一方面是一个创造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增加这个集体的成就。如果我们象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怀疑和科学的领域获得进步，那就不可能是因为个别学派没有获得任何东西。倒不如说，这必然是因为总是有一些竞争着的学派，每一个学派都经常不断地分析其他学派的真实的基础。例如，有人争辩说，哲学就没有获得进步，这种人强调，还是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不是强调，亚里士多德主义已经不能进步了。
可是，对进步的这些怀疑，在科学中也出现了。整个前规范时期有大量竞争着的学派，除了在学派范围以内，进步的证据是很难找到的。这是在第二章中描述过的时期，在这种时期里，个人从事科学，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他们从事的事业的结果并不就意味着科学。还有，在革命时期，当一个领域的基本原则再一次成为问题时，只要采纳了这种或者那种相反的规范，对继续进步的可能性本身就会反复地表示怀疑。那些抛弃牛顿主义的人们声称，牛顿主义依靠固有的人会使科学回到黑暗时代。那些反对拉瓦锡的化学的人们主张，抛弃化学“原理”，以支持实验室元素，就是抛弃那些人已经获得的化学解释，他们宁愿仅仅用名字来退避问题，反对爱因斯坦，波姆和其他人反对量子力学的占统治地位的几率解释，似乎都是以类似的感情为基础的，只是表达得比较温和而已。总之，只有在常规科学期间，进步才好象既是明显的，又是有保证的。可是，在那些时期，科学团体没有其他方法能观察它的工作成果。
因此，关于常规科学，对进步问题的部分回答仅仅在于注视者的观察力。科学的进步同其他领域里的进步在种类上并不是不同的，也是在多数时间里没有竞争着的学派互相询问各自的目的和标准，使得要观察常规科学团体的进步要容易得多。可是，那只是部分回答，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例如，我们已经注意到，一旦接受了一个共同的规范，就已经从经常要重新考查它的最初原理这种需要中解放了这个科学团体，这个科学团体才能专一地集中注意与它有关的最微妙和最奥秘的现象。那就不可避免地确实会增加整个团体解决新问题的有效性和效率。科学生活的其他方面进一步丰富着这种很特殊的效率。
其中有些是成熟的科学团体同外行和日常生活的要求空前未有的绝缘的结果。那种绝缘从来不是完备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程度问题。然而，其他专业团体中个人的创造性的工作没有一个是这样专一地向这个专业的其他成员提出，并由这个专业的其他成员评价的。最奥妙的诗人和最抽象的神学家比科学家更关心他的创造性的工作是否受欢迎，尽管一般说来，他对是否受欢迎也许并不那么关心。那种差别证明是很重要的。正因为他的听众都是同事，这是一种分享他自已的价值和信念的听众，他仅仅是为这种听众在工作。因此，科学家能认为单一的一套标准是当然的。他不需要担心其他某些团体或学派会想到，因而能解决一个问题，并且比那些为比较不合于公认标准的团体立作人们更快地识破下一个问题。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团体同社会绝缘允许个别科学家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会有可能去解决的那些问题。科学家不象工程师和许多医生，以及大多数神学家，他们不需要选择问题，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解答而且不注意对解决问题有效的工具。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照也是有教益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倾向于主要用获得一个解答的社会重要往来为他们选择一个研究课题辩护。例如，种族歧视的结果或者商业循环的原因，等等，而自然科学家几乎从来不这样做。那么人们将期望哪一个团体以较快的速度解决问题呢？
同较大的社会绝缘的结果是大大强化了专业科学团体的另一个特征，即它在教育上传授的性质。在音乐，绘画艺术和文学中，从专者靠接受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主要是较早的艺术家的作品的影响获得他的教育。除了原始创作简编或手册以外，教科书是有第二位的作用。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教科书有较大的意义。但是，即使在这些领域里，学院的基础课程也用类似原始资料方面的读物，其中有些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其他是科学工作者写的现代研究报告。结果是在这些学科的任何一门中，学生经常认识到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他未来的集体成员企图经过一定时间要解决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经常面临着这些问题的许多竞争着的和不能比较的解答，他最终必须为自己评价这些解答。
把这种形势同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形势相对照。在这些领域里，学生主要依靠教科书，直到他第三或第四年做毕业论文时，他才开始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许多科学课程甚至并不要求毕业生去读不是专门为学生写的著作。少数课程确实在研究论文和专题著作中指定了补充读物，这样指定的作业局限于最先进的课程和通用的教科书不再采用的材料。直到科学家教育的最后阶段，教科书才有可能系统地由创造性的科学文献来代替。相信他们的规范，才使这种教育方法成为可能，少数科学家会希望要改变它。总之，例如，为什么学物理学的学生竟会要读牛顿、法拉弟。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的著作呢？关于这些著作，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许多现代的教科书中已经以简单得多的，而且以更加准确、更加系统的形式扼要地说明了。
我并不想要为这种类型的教育偶然带来的过多的时间辩护，但是，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一般说它是很有效的。当然，这是一种狭隘而且僵化的教育，也许除正教神学以外，可能比其他任何教育都更狭隘而僵化。但是，在教科书明确表示的传统范围内，科学家对常规科学工作和解难题几乎是完全训练有素的。而且，他对另一种任务通过常规科学产生重大危机，也有充分准备。当危机出现时，科学家当然不是同样有充分准备的。虽然在不那么僵化的教育实践中也有可能反映出延长了的危机，科学的训练却没有事先计划好要产生这种人，他很容易发现一条新的途径。但是，只要有人同规范的新的候补者一起出现——通常是一位年青人或者对这个领域来说是一位新手——只会给个人带来由于僵化而造成的损失。在特定的一代人中产生这种改变，个人的僵化同一个情况需要时能从一种规范转移到另一种规范的团体是不相容的。当极端僵化给这个团体提供了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表明什么事出了毛病时，就特别不相容了。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科学团体是解它的规范规定的问题或难题的一个很有效的工具。而解那些问题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必须是进步的。这里没有问题。可是，只要集中注意力于科学中的进步问题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就可以看到那些问题。因此，让我们转向这个部分，并了解通过非常科学所取得的进步。为什么进步也会是科学革命的显而易见很普遍的伴随物呢？再问一问一次革命的结果能是什么，还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革命是以两个对立的阵营之一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的。这种团体可曾说过，它的胜利的结果不那么进步吗？那倒不如说就象承认他们已经错了，而他们的反对者是对的。对于他们来说，至少，革命的结果必须是进步的，而且他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可以确实科学团体的未来成员将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过去的历史。第十一章详细地描述了完成这件事的技巧，而且我们刚才已经回到了与专业科学生涯密切有关的一个方面。当一个科学团体否认过去的一种规范时，他同时抛弃大多数书籍和论文，其中曾包含这种规范，这是专业检查的一个恰当的题目。科学教育所用的不是艺术博物馆或考古典著作图书馆的等价物，结果是科学家对他的学科过去的观念有时有严重的歪曲。他比其他创造性领域的实践者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按一条直线通向这学科的现在的优越地位的。总之，他把它看成是进步。当他留在这个领域时，对他来说没有合用的替换物。
这些议论将不可避免地暗示，一个成熟的科学团体的成员，象奥威尔的 1984年的典型特征一样，是由当局重写的历史的牺牲品。而且，那种暗示并不是完全不适当的。在科学革命中既有损失也有收获，科学家们对前者特别盲目。①另一方面，对通过革命取得进步的说明不可以停留在这一点上。要这样做就意味着在这种科学中也许有权作出一种阐述，只要它不隐瞒在规范之间作出选择的过程和权威的性质，就不会是完全错的。如果只有权威，特别是如果只有非专业的权威是规范争论的仲裁人，这些争论的结果仍然可以是革命，但它不会是科学的革命。科学的存在本身依赖于在一种专门的团体成员中授予在各种规范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如果科学要生存和成长，这种团体必须多么专门可以由人类抓住科学事业的微妙性本身来表示。我们已有记录的每一种文明已经具有技术、艺术、宗教、政治体系、法律，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文明的那些方面就象我们自己那样去发展。但是，只有从古希腊传下来的文明拥有不止是最初步的科学。大量科学知识是最近四个世纪以来欧洲的产物。没有其他地方和时代支持过这种非常专门的团体，科学的生产率就来自这种非常专门的团体。
①科学史往往以一种特别惊人的形式遇到这种盲目性。这组从科学到盲目性的学生往往是他们所教的最值得奖赏的一组学生。但是；在开始时，通常也是最受挫折的。因为，学科学的学生“知道正确的回答”；要他们用自己的术语去分析一种比较古老的学科是特别困难的。
这些团体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显然，它们需要非常多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只有最富有试探性的概括才是可能的。然而，一个专业科学团体中的成员有许多必要条件是非常清楚的。例如，科学家必须关心去解决自然界的行为问题。此外，虽然他对自然界的关系也许在地球范围以内，可是他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详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他满意的解也许不仅是个人的，而必须是许多人都接受的解。可是，接受这种解的团体，可不是从整个社会中随便地得到的，倒不如说是科学家的专业相同的人们的有明确界限的团体。科学生活的最坚定的虽然还没有写出来的规则之一是一般科学问题禁止向国家首脑或者平民大众提出呼吁。承认有独一无二的有能力的专业团体存在，并接受它作为专业成就的唯一的仲裁者的角色，还有更深刻的含意。这种团体的成员，作为个人，依靠他们所具有的训练和经验，必须被看成是这种游戏规则或者明确判断某些等价基础的唯一拥有者。怀疑他们有这样一些评价的基础就要承认科学成就有不一致的标准存在。承认这些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在科学中真理是否能一致的问题。
科学团体其所有的这种特征的一小张清单完全是从常规科学的实践中提出来的，而且它应当有这些特征。科学家通常受过这种活动的训练。可是，请注意，虽然这张清单很小，已经是以把这样的团体同所有其他专业团体分开。此外，还要注意，尽管这张清单来自常规科学，它却说明了这个团体在革命期间、特别是在规范争论期间的回答的许多特征。我们已经观察到这种团体必须把规范改变看成是进步的。现在我们也许认识到，这种观念的重要方面是自动实现的。科学团体是通过规范改变使解决了的问题的数量和精确性达到最高的最有效的工具。
因为，科学成就的单位是解决了的问题，而且因为这种团体很好地知道，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少数科学家将很容易被说服去采取一种观点，并且重新开始探索以前已经解决了的许多问题。自然界本身必须首先使以前的成就看来好象是成问题的，以削弱专业可靠性的基础。甚至当这一点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引起了规范的新的候补者时，除非相信已经遇到了两种全都很重要的条件，科学家们将不愿意信奉它。首先，新的候补者必须似乎要解决某些不能以其他方式遇到的著名的和普遍承认的问题。第二，新规范必须允许保持比较大的一部分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科学来说由于它的先驱者已经增长了。在科学中就象在其他许多创造领域中一样，为了他们自已，新事物并不是一种感到需要的东西。结果，尽管新规范很少或者从来不拥有他们的先驱者的全部能力，他们通常保持着过去的成就的许多最具体的部分，而且他们总是允许具体问题的附加的解。
这个问题说了许多并不是暗示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规范选择来说是唯一的或者明确的基础。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理由，为什么不能有那种标准。但是它确实使人想起，一个科学专家的团体会做它所能做的一切，以保证调集起来的资料的继续增长，而且它能精确而细致地处理它。在这种过程中，这个团体会蒙受损失。有些老问题往往必须排除。此外，革命常常使这种团体在专业上关心的范围变得狭隘，使它专门化的范围增加，并且使它同其他科学团体和外行的交往都减少。虽然科学在深度上一定增加，它在广度上也许并不增加。如果它确实是这样，那么这种广度主要表现在科学专业的激增上，而不只是表现在任何一个专业的范围上。然而，对个别团体来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损失，这些团体的性质对于已由科学解决了的问题的清单和个别问题的解的精确性将日益增长两者都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至少，无论如何只要它能提供，这种团体的性质是会提供这样一种保证的。还有什么是比料学团体的决定更好的标准呢？
最后几节指出了方向，我相信一定会在科学中找到进步问题的一个更精确的解。也许他们表明，科学的进步完全不是我们对它理解的那样。但是，他们同时表明，一种进步不可避免地会表示科学事业的特征，只要这样一种事业存在的话。在科学中不需要另一种进步。为了更加精确，我们也许必须放弃这种明确的或含蓄的观念。规范的改变使科学家和向他们学习自那些人越来越接近真理。
直到这最后很少几页，“真理”这个名词仅仅在弗兰西斯·倍根的一处引文中才进入了这本小册子，现在是注意这一点的时候了。甚至在那几页里，它也只是作为科学家的信念的一种来源进入的，当这种专业的主要任务是要淘汰一切而只留一套规则时，除了革命时期以外，对于做科学工作来说，不相容的规则是不能共存的。在这本小册子里描述过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原始开端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的相继阶段是由对自然界的日益详尽细致的理解来表示的。但是，对无论什么来说，使它成为一个进化过程，并没有也不会说出什么。那种空隙不可避免会打扰许多读者。我们全都深深地习惯于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不断地接近于自然界预先安排的某些目的的事业。
但是，需要有这样的目的吗，我们能不能根据这种团体在任何时期的知识状况用进化来说明科学的存在及其成就呢？它是否确实有助于设想：有一种对自然界的完备，客观而又真实的说明呢？以及科学成就的特有标准是它把我们引向那最终目的的程度吗？如果我们能学会用根据我们确实知道的进化来代替我们想要知道的进化，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也许会在这种过程中消失。例如，在这种迷宫的某个地方必然会有归纳的问题。
我还不能详细说明这种候补的科学进步观的结果。但是，它有助于认识这里介绍过的概念变换，非常接近于西方人在一个世纪以前采取的那种概念变换。当达尔文在 1859年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由于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时，使许多专业人员最伤脑筋的既不是物种变化的观念，也不是人可能有来自猿的血统。指明进化的论据，包括人的进化在内，已经积累了几十年了，进化思想在以前就已经提出并广泛地传播了。虽然进化本身确实遇到了特别是来自某些宗教团体的抵抗，但它决不是达尔文主义面临的最大的困难。那种困难堵住了一种更加接近达尔文自已的思想。达尔文主义以前的所有著名的进化理论——拉马克，钱伯斯，斯宾塞和德国的自然哲学——已经认为进化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人和动植物群的“思想”被斯为是从生命最初创造时起也许在上帝的心里就已经有了。那种思想或计划为整个进化过程提供了方向和指导力量。进化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是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的一种计划的比较完善的实现。①
对于许多人来说，废除这种神学的进化是最重要的，至少是合乎达尔文的建议的趣味的。②《物种起源》不承认有上帝或者自然界安排的目的。而是在既定环境中并且有现在近在手边的有机体在起作用的自然选择对逐渐地但是稳定地出现更为复杂的、进一步明确表达了的、非常专门化的有机体负责。甚至象人的眼睛和手这样惊人适应的器官——设计这些器官以前已经为有最高级的设计家和一个先进计划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也是一种过程的产物，它从原始的开端向无目的稳定地前进。仅仅由有机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发生的自然选择，能产生人以及高等动物和植物这种信念，是达尔文理论的最困难和恼人的方面。在没有一个特殊“目的”时，“进化”、“发展”和“进步”能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一些名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①洛伦·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进化和发现了它的人》（纽约， 1968年，英文版），第二、四、五章。
②关于达尔文主义同这个问题的一次著名的斗争的特别敏锐的说明，请参看 A．亨特杜泼利；阿萨·格雷，1810～1888年（剑桥，麻省；1959年，英文版），第295～306．355～383页。
把有机体的进化同科学思想的进化联系起来类比很容易推进得太远。但是，对于结尾这一章的问题来说，它是非常近乎完善的。这种过程在第十二章中被描述为革命的解决，它是由科学团体内部冲突所选择的实现未来科学的最适的方式。一连串这样的革命选择的最后结果，由正常研究的各个时期分开；是一套我们称之谓现代科学知识的适应得很好的工具。这种发展过程的相继阶段，是以连接方式和专门化的增加为标志的。而且整个过程也许已经发生了，就象我们现在设想生物进化现在所做的那样，但没有受益于一种预先准备好的目的，一种永恒不变的科学真理，它在科学知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典型。然而，迄今为止，注意这场争论的任何人都会感到需要问，为什么进化过程竟然会起作用。为了使科学成为可能，自然界，包括人在内必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科学团体竟然会达到在其他领域中不能达到的牢固的一致？为什么一致竟然能忍受一个接一个的规范改变？以及为什么规范改变竟会总是产生比以前已知的那些在任何意义上都更加完善的工具？按照一种观点，这些问题，除了第一个，已经回答了。但是，按照另一种观点，这些问题就象这本小册子开始时那样还没有解决。不仅这种科学团体必须是专门的。那种团体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也具有非常专门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我们并不比开始时知道得更准确。可是，为了使人可以了解这个世界，这世界必须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并不是由这本小册子创造的。相反，它象科学本身一样古老，而且它仍然没有得到回答。但是，在这里不需要回答它。关于自然界的任何概念已经证明同科学的成长相一致，是同这里提出的科学的进化观点相一致的。因为这种观点同仔细观察科学生活也是一致的，在企图解决许许多多仍然存在的问题时运用这种观点是强有力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