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之后的几天里，我没有拜访任何一位在这个事件上与我有不同意见的政治人物，实话实说，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兴致。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我工作了十年、而且在其中经历了革命萌芽和生长的议会，就发自内心地产生一种厌恶。
我还认为，在这种时候的政治会谈都是纸上谈兵。虽然使人们发生动乱的原因很不充分，但动乱只要爆发了，就很难停止。我认为，一切都被我们扔进了民主主义的洪流中了，虽然有人修筑了防洪大坝，但作用只是让自己掉入洪流。因此，人们只能利用这段时间探讨这个现象的一般特征，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我就像生活在幸福中的赞美革命的人那样，与大街上的胜利者们一起度过了所有的时间。实际上，我对新上台的当权者没有一丝敬意，也没有任何希望，我甚至都没有和他们说过哪怕是一句话，只是在心里忠实地记下我的所见所闻。
然而，没过几天，我就与这次事件中遭到失败的人有了来往，还会见了被当时的舆论称为“好闲之徒”的旧议员、旧贵族、文学家、实业商人和地主。此时我才发现，与我从基层看到的革命情形相比，从上层看到的革命情形更为反常，在革命中我看到很多恐怖景象，却很少能看到其他方面能体现出来的那种真正的激情。只有盲目的服从，看不到一丝希望。甚至可以这么说，谁都没有推翻政府的打算，只是没有人理会政府罢了。虽然在法国的所有革命中，二月革命是周期最短、流血最少的，但与其他革命相比，它让失败者在心灵、情感和精神上感到，它是更加全面的。我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失败者在情感和精神上缺乏信仰，缺乏政治热情。因此，在受到失败的打击之后，剩下的只有对安逸生活的向往。这是一种顽固的情感，虽然温柔和善，但也有排斥性，任何政体只要能让他们满意，都能轻易地适应这种情感。
因此，很快我就发现，每个人都在努力地适应这桩偶然的事件，都在努力地试图掌控新主人。大地主喜欢向一向关系紧张的资产阶级和一向关系友好的普通平民发出呼吁；神职人员则翻出了福音书中有关平等的内容，发誓说自己一直遵守这些教条；资产阶级骄傲地回忆说，他的先辈曾经是工人，如果家谱不能证明他的先辈曾经的的确确是依靠双手养活自己的工人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穷苦出身，经过打拼才有了现在的财富。在虚荣心的作用下，人们逐渐将曾经隐藏着的东西暴露了出来。在不改变性格的情况下，虚荣心可以让人做出各种表演，虽然它也有正反两面，但不论正面还是反面，都是溢美之词。
当时，除了感受到的恐惧之外，没有任何真正的激情，而且还没有与参与革命的先辈的激情断绝关系，因此人们都努力表现出先辈曾经的激情。这是利用自己家族过去做过的坏人坏事的好机会，如果有人恰巧有一位因性情放荡而死去的儿子或兄弟，那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他可以立即获得名声；如果他再提出一些惹人注目的荒谬主张，很快他就能官运亨通，得到希望的一切。这种人后来大多在政府部门担任了委员和副委员的职务。如果有人有一位曾经不愿提及的先辈，以前被关进巴士底监狱，那么现在他就应该去阿尔及利亚当官，不仅能够光耀门第，还能成为整个家族的支柱。
说到国王路易·菲利普，可惜他不是墨洛温王朝[11]的直系后裔，否则就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在这个事件结束之后，我发现没有人再提到他的名字。不仅普通民众不会提到他的名字，就连上层人物也是如此。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的印象。我遇到过一些曾经在王宫中的人，他们也不讨论关于这位国王的任何事情，我认为，他们的确是真的没有想过这些。他们不想这些问题，是因为发现革命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有人对我说，被推翻的国王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命运。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敌人也忘记了他，不仅没有费尽心机地惩罚他，甚至都没有仇恨他。如果不是这样，他肯定会受到极为罕见的迫害。
我并不是想书写1848年革命史，我只是试图记述我在这场革命时期的想法和行为，记述这场革命留给我的印象。因此，我将忽略2月24日之后一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情，直接书写大选开始之前的事情。
在大选开始之前这一时期，应该弄明白一件事情，即人们是以个人的名义旁观这场革命呢，还是亲身参与其中了？我拜访了观点相互对立的几个党派原来的领导人，根据他们意见不断变化的特点，我断定他们不仅各持己见，而且各不相让。他们几乎都是尊重宪政自由的人，站在常规运动的政治舞台，结果突然受到了革命的打击，就好像一艘原本航行在小河道的船只，因为突然闯入大海而惊慌失措。他们原本积累了很多在小河道航行的经验，但此时毫无用处，变得比船上的其他人更惊恐不安。
梯也尔曾经多次表示要参加大选，但又多次声称不打算参选。我不知道他这样犹豫不决是担心什么，害怕当选之后将要面对的风险，还是害怕落选呢？一向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认识清醒、但对必然发生的事情认识混乱的莱萨建议梯也尔不要参选，还讲了很多好听的理由，但同时也说了很多应该参选的理由。蒂维基耶则显得坐立不安。他认为权力平衡是政局稳定的基石和原因，而革命却破坏了权力的平衡，这让他有漂浮在空中的感觉。2月24日之后布罗伊公爵[12]就再也没有露过面，看来他仍然在等待他认为的社会崩溃的那一天。莫莱是所有旧议员中最年长的人，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力排众议，决定参选，继续领导革命。尽管他积累了丰富的面对动乱的经验；尽管他发现即使是当动乱的旁观者，也是有风险的；尽管领导新事物的愿望鼓励他铤而走险；尽管在各种体制中都遭受了打击，使他的意志时而坚定时而脆弱，使他不愿意再次成为某种领袖，他依然决心继续从政，并试图领导革命。他的决心很坚定。至于我本人，我想先审视一下应该站在哪种立场上，再努力获得大家的信任。
我想仔细地探讨当时我所做的决定的动机，一旦有收获，我会如实地写下来。可是，如果我想把自己的事写得恰到好处，那可是很难的事情。大部分写回忆录的人都不会披露自己的坏习惯或做过的坏事，即使偶尔提到一些，也会被描绘成英雄事迹。雷斯枢机主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为了能够让人们认可他是一位善良的阴谋家，他坦白了谋杀黎西留[13]的计划，不顾被人们斥为狡诈地坦白了他的假仁假义。他不是一个喜欢说真话的人，他只是在无意间暴露了内心的邪恶。
然而，如果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个诚实的人，那么这种尝试就很难成功了。因此，人们都是因为喜欢看到别人的自责才喜欢看到有人承认错误的。朋友之间，一般将承认错误看成是可爱无邪，将自尊看成是自我表现。这时，即使是真正的真诚，也会成为一种交际手段，但使用这种手段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困难存在主体身上。人们都习惯在不远处打量自己，然后因能够吸引别人的种种优点而自我陶醉。这是杂乱的林间小径，即使经常走的人都很难辨认，它使人们无法真正认清自己，无法引导自己走上下决心做重要抉择的大路。
然而，我依然打算走进这个迷宫，试着走一走。之后，我会正当地行使允许他人行使的自由。我曾经允许过，以后还会一直允许。
当我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仔细深入的审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内心得到了宽慰，好像刚刚从痛苦中得到了解脱。这种宽慰还掺杂着革命带来的悲伤和恐惧。我的祖国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让我感到悲伤。我很清楚，我不是为我个人感到悲伤。我觉得，相比于革命之前，我现在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了。在被革命破坏的议会中，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压制，对自己和其他人在议会中的言行感到失望。提到这些事情，我发现我没有权力完成梦想中的任务，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在此时都阻碍着我。我的品行不足以得到人们的尊重，于是我按部就班地做着能够快速获得成功的一切细小琐事。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按部就班的态度了，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我将一事无成，因为它既与我的性格有关，也与我的做人原则有关。如果我偶尔误入歧途，我会很快地意识到我缺乏自信和能力，我会立即忏悔，以后不能因为小小的成就而失掉忠诚和信誉，不能成为品行恶劣、能力平常的坏人[14]。有段时间，我错误地认为，站在议会的演讲席上的我也能够取得与写作方面相同的成就。然而，作家和演讲家两种职业之间，互补的地方很少，精彩的演讲并不等同于精彩的文章，精彩的文章也并不等同于精彩的演讲。很快我就了解了这些，而且得知自己成了道貌岸然、观点深刻，但缺乏感染力的演讲家中的一员。自始至终我都没能纠正自己的这个形象。但我并不缺少热情，只要登上演讲席，我的希望能够做好演讲的热情，就和其他热情一道消失不见了。
最后，我还发现我缺乏团结及领导很多人共同前进的能力。我始终做不到与人促膝长谈，除了说一些让对方高兴的事情之外，我在人群中会变得很拘束，不想说话。但是，众所周知，我不能总是说一些让对方高兴的话。在议会讨论中，这是很少见的。对于党派领导人而言，参与讨论大战应该具备这样的技能：经常与党派内外的人士聚会，混迹于交际圈中，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通过贬低自己或冒充专家，使自己的知识达到某种水平；用不同的方式反复讨论同一件事，并保持旺盛的争辩热情，始终激烈地争辩同一件事情。
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没有这些能力，因为我讨厌讨论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又会感到难受。我认为真理就像一碰就会消失的光芒，是罕见和珍贵的，如果我掌握了真理，绝不会与人讨论它。我认识的人很少，没有学会与人交往的一般方式，因此，在与人交往时我不会用这种方式。不论是谁，如果在精神或情感方面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都算没有见过这个人。我记不清每个人的相貌，我认为，不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长着一个鼻子、一张嘴巴和两只眼睛。我不断询问那些虽然每天都能见到却叫不出名字的人他们叫什么，但很快又会忘掉。这不是因为我看不起他们，只是因为即使见面也没有深入的交流，只是说说客气话罢了。我尊重他们是因为他们领导着大家，但我的确厌烦他们。
过去，我对议会有些绝望，一方面是因为议会讨论的话题平庸而无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造和领导这些话题的人品行太差。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社会风气不一样，但为什么管理社会的政治家的品行都是一样的呢？说心里话，我认为这个时候的法国各政党的领导人，几乎都不应该做领导人。他们不仅在性格上有缺陷，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大都品行不好。我几乎看不到他们有对人做好事的喜好，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种喜好，它能帮助我克服自身的缺点。
我发现我不得不忧郁和孤僻地生活，因为我无法很好地和这些人合作，也无法接受由他们主导的合作。人们觉得我是个神秘的人，因此敬而远之。我觉得每天都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讨论他们认为的我的优点和缺点。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思维敏捷、观点独到和很有野心的人，实际上我没有野心。还有人认为我有些妄自菲薄，是自寻烦恼，而且显得很清高，好在既没有什么敌人，也没有过分的劣迹。由于我不爱表现自己，有人就认为我为人奸诈，喜好搞小动作。还有人说我性情怪异，记仇而又可怜。这是不对的，不论好事还是坏事，我都以一种看似懦弱的宽容之心对待，从来不记仇。说到我的不记仇，与其说是因为心软，倒不如说是因为我品行良好，能够忘记过去的仇怨。
我不仅因为人们对我的误解感到不快，而且还认为误解降低了我的人格。没有人能让表扬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没有人像我这样迫切地需要人们的信赖，借助这种信赖，我可以让自己的行为达到所能及的境界。对自身力量的过度自信，以及希望从别人的思想中得到共鸣的愿望，是因为我真的很谦虚吗？实际上，我愿意认为这种自信和愿望都来自于精神上的急切不安和自以为是。
在我从政的九年里，最让我失望和烦恼（至今还保留着这些烦恼的回忆）的是，为了过好每一天而被迫不断地变换态度。我觉得我之所以犹豫不定，是因为智力被蒙蔽，不是因为心力的不足。即使我选定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我也会毫不迟疑地迈步走去。但是，对于那些支持王朝的各个党派，目的没有大的区别，手段又十分相似，选择哪条路才是正确和有用的呢？哪些是真实的？那些是虚伪的？谁好？谁坏？至少在当时，我没有明确的答案。老实说，现在我也回答不好。大部分党派人士都不会像我这样犹豫、绝望和烦恼，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该犹豫什么。人们喜欢指责缺乏行动的信心的人，经验表明，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少出现。他们只要在政治上有必需的宝贵能力让自己依靠眼前的利益和激情创造短暂的信心，将不公正的事情当成公正的事情做。幸运的是，我没有用人为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智慧，也没有成为随时能将个人利益变成公共利益的人。
革命就是被议会破坏的，这个议会我刚刚已经描述过了，它使我感受到了各种痛苦。所有旧党派都被革命拽进了一个深渊，没有了领导人，破坏了传统和纪律，然后产生了一个秩序混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权力和秩序都不是必需的，也没有作用，勇气成了重要的东西；在这个社会里，相比于说话技巧和交往技巧，气节更为重要；在这个社会里优柔寡断没有了生存空间。以前的方式使国家灭亡，而现在的方式能拯救国家。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走上应走之路，在该走的道路选择上不能犯错误。看来，道路果然很危险，相比于危险带来的恐惧，我的犹疑更多。我觉得我还有能力工作，不仅需求的不多，而且还有妻子的支持。妻子的支持在革命时期尤为珍贵，她豁达开朗，灵魂高尚，能够顶住局势的动荡，克服任何困难。
于是，我作出了决定，我要奋不顾身地登上政治舞台，为了保卫构建社会的法律，为了保卫个人的财产和生命，我要冒险献身，但不会为了保卫这样的政府而献身。眼下，赢得大选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我立即回到了故乡诺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