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一切都很平静，再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尽管大街上到处都有枪声和人们的喊叫声，但这并不是战斗的声音，而是胜利的欢呼。天亮以后，我出去了一趟，看看街上的情景，看看我的两个侄子[6]的处境。他们寄宿在一座小修道院里，那里的环境并不适于孩子们在这样的革命年代生活，因为那里没有安全保障。
那个修道院在卢森堡宫后面的女士街上，去那儿要经过大半个巴黎的街区。大街上很安静，就像往常一样几乎看不到人影。星期日早上的巴黎都是这样的安静，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还没有起床呢。偶尔可以看到夜里在大街上庆祝胜利的人顺着墙根慢慢地走着，他们忙着回家，没有观望路上的行人。在为数不多的坚持营业的店铺里，有一些显得惊慌失措（主要还是惊讶）的资产阶级分子，好像看完了一场戏剧，还没有回过神来一般。士兵是几乎看不到行人的大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正向家里走去。夜里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这种感受强烈而刻骨铭心。尽管现在人们还看不出来他们身上的变化，但以后会清楚地看到。此刻，他们脸上洋溢着被解放的喜悦之情，其他的感受都被喜悦掩盖住了。他们就像假期的学生那样，轻快地在大街上走着。
修道院平安无事，既没有被枪击，也没有人辱骂他们。我的两个侄子在前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去了姥姥家。于是，我转头回家去了。在经过拉莫里西安居住的巴克大街时，我决定顺道去拜访一下这位好友，证实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如我听说的那样，被人杀害了。在前天夜里，他的副官说，亲眼看见他从马上摔了下去。听了我的话，他的管家告诉我，他此时正在家里。于是我被领去见他。
拉莫里西安是个性情古怪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谈。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床上躺着，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这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不能下床走路，因为他的确受了重伤，半个头部受了伤，胳膊也被刺刀刺中了，总之全身多处带伤。但是他的精神很好，就像往常一样坚强。
他向我讲述了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还讲述了他从上千次危险中奇迹逃脱的事情。我劝他好好休息，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动乱中，不要再拿自己的名誉和生命冒险，因为这样做都是无谓的。毫无疑问，我应该给予他这种劝告，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的人，他已经养成了冒险的习惯。很多时候，当他做完了手头的工作之后，他不愿意闲着，愿意进行一些没有意义的冒险。但是，对于大部分不是这种性格的人而言，劝告还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
这天下午，我在巴黎市内到处游荡。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里，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在革命中体现出来的民众性和革命带给真正的人民（即依靠自己的双手生存的人）的压倒其他阶级的绝对权力；第二件，是革命中摇身一变掌握了政权的下层平民表现出仇恨的激情，这种激情中真正有活力的并不多。
虽然在第一共和国[7]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他们从来没有成为政权的领导者和国家唯一的主人，不论是在权利上还是在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荣登高位。国民公会的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至于纯粹的出身平民的人，恐怕连一个都没有。山岳派[8]与吉伦特派[9]都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同样，获得胜利的山岳派也没有将权力交还给人民。虽然人民推动了七月革命，但胜利的果实却落到了煽动人民参加革命的中产阶级手中。二月革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表面上看不到资产阶级的身影，甚至还反对资产阶级。
构成法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的两拨人，在这场重大的危机中与某种社会分离了，政权被不属于这两拨的人民独自掌握了。从法国的历史上看，这并不新鲜。在其他时代或者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革命。在现在的这段时期里，虽然出现了一些人们没有见过的新事物，但它与人类以往的历史存在内在的联系。中世纪末期的佛罗伦萨就发生过与我们现在的革命极为相似的事件，区别只在于它的规模更小。在那个事件中，贵族被资产阶级所替代，在后来被驱逐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一个领导人率领人民展开反击，最终掌握了共和国。不过，与二月革命不同的是，他们的这场革命是由暂时的和特殊的原因引起的，二月革命则是由持久的一般原因引起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二月革命不仅使法国产生了动荡，还使欧洲的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动荡。在二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人们希望能够建立哲学和社会科学，在我看来，我甚至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宗教，一种能够让所有人都遵守的宗教。这才是应该在旧图册上添加的新内容。
在这一天里，我没有遇到一位旧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我不仅没有遇到警察和宪兵，连国民自卫军士兵也没有遇到。在公共场合站岗的是拿着武器的普通群众，他们既承担了保卫工作，也承担了指挥和实施处罚的工作。巴黎这座拥有巨大财富的城市落到了一无所有的人手中。或者说，法国这个庞大的国家都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因为只要控制了巴黎，就可以借助中央集权向整个法国发布命令了。因此，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阶级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我不认为不论什么时候的革命都会引发这种恐怖，但我认为能与这次革命造成的恐怖相提并论的，只有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入侵罗马的文明之城[10]的恐怖。
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事件，因此在人们看来，二月革命是前所未闻的暴力事件。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根据我的见闻，我能预感到，不久之后将会出现奇特而混乱的危机，但我认为富人的财产不会因此而遭到掠夺。巴黎人想要的只是让他们革命之初的表现显得宽容大度，以便在随后的时间通过炫耀这一胜利，进而摆起大人物的派头，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权威。我非常清楚这一点。通常而言，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建立一些权力机关，法官和警察都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上，重新开始工作。如果这些大人物想要对人们身上常见的那种盲目、微弱但是不好的热情加以遏制时，他们会发现，他们已经做不成这项工作了，只好任由人们以高傲地姿态生活着。
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动荡和骚乱中，因此形成了一套适合在动乱中生活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在这一套准则里，没有人谴责杀人的罪行，也没有人反对搞破坏，不过盗窃依然不被允许。虽然明令禁止盗窃，但在革命年代，这种行为并没有因为严令而减少。叛乱者的社会里，他们的成员是由流氓或者无赖组成的，不会有例外。他们拥有特殊的地位，借助这种地位，他们对集体道德不以为然，如果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名声都不顾忌。这使我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胜利者对于突如其来的胜利没有心理准备，被他们打败的人也是如此，对于自己的迅速失败也没有心理准备。他们都有战斗的激情，但却没有被点燃的时间。在没有保卫者而且也无法自我保护的状态下，政府轰然倒下。实际上，那些在内心深处对政府的垮台感到遗憾的人，曾经也猛烈地抨击过政府，至少激烈地指责过政府。
在最近一年里，尽管王朝反对派和共和制反对派政治主张完全相反，但在行动上却又惊人地相似。与此同时，他们还保持着亲密关系。在过去，他们之间的误解推动了革命，而在此时却让革命更加成熟了。王朝被推翻了，战场也空了，人们曾经打击和战胜的敌人已经无影无踪了。神职人员既不因王朝的崩溃而痛苦，也不与七月革命后的政权相容。旧贵族并不在意王朝崩溃之后的结果，只是一味地欢呼王朝的崩溃。不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旧贵族，对资产阶级的政府都没有好感，资产阶级的排除异己政策令神职人员不满，高高在上的姿态又让旧贵族不满。
六十年来，神职人员、旧贵族首次与普通民众有了相同的感受，首次聚在了一起。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有了共同的意愿，只是有了仇恨的感受而已。仇恨在政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仇恨的联合形成了亲和力，成了联合的基础。资产阶级暂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害怕。他们的政府并非排除异己的政府，似乎更像竭力对人实施压迫的政府，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暴力手段。相比于仇恨这种政府，人们更愿意蔑视它。此时的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总有重合或混合之处，在全体国民中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界限（或者界限并不分明），还不是一个足够团结的群体。这使得资产阶级政府愈发显得软弱无力和动荡不安，连资产阶级都觉得难以掌控这个政府了。在资产阶级难以维护自身统治的时候，即使人们还想打击他们，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了。我认为，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是使人民觉得有力无处使，就像他们在革命中变得全能那样，这两种状态让我感到惊讶不已。
这两种状态与夸张的语言及其令人恐惧的回忆性文字之间，构成了奇怪的对比。梯也尔所著的《法国革命史》，拉马丁所著的《吉伦特派史》，以及其他一些广为人知的不著名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都是为恐怖政治辩护的，从而使得这种风气大为流行。于是，当人们需要表达温和的情绪时，只能使用1793年的暴躁语言了。人们随时打算提到一些坏人的名字，以那些他们无法模仿（也没真心想模仿）的坏人为例，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之前说过的二月革命哲学，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后来，社会主义引起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激情，激发了人们的嫉妒心，并最终导致了阶级大战。在革命的最初阶段，群众的激情也许并没有如人们担心的那样有何反常，但到了第二天，群众的思想还是出现了令人意外的震动。
自2月25日开始，主张改良者的脑海里冒出来了数不胜数的理论，这些奇谈怪论很快就蔓延到了人们混乱的心里。除了王权和议会，一切照旧。在革命的冲击下，社会变得七零八落了，以后的建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新形式？这似乎成了人们彼此争论的话题。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人在报纸上发表看法，有人通过在街边墙上贴公告的形式发表看法，还有人在街头现场演讲，阐述个人意见。有人建议废除财产方面的不公平，有人建议废除教育方面的不公平，有人建议废除古老的性别方面的不公平，还有人提出了整治贫穷和劳苦的特别方案。
这些见解的区别很大，彼此矛盾，有时甚至是彼此对立的。相比于政府，他们更加贴近普通民众，更加关心普通民众。他们试着从社会本身进行改革，提出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的名称。社会主义也继续保持着二月革命的基本特性，继续保留关于二月革命的恐怖记忆。在社会主义里，共和制只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
我不打算在这部回忆录中讨论使二月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事物有哪些，我只想说明，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他们不会因这些特征而感到惊讶。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人们不是就发现，他们正尝试着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能力和重要性吗？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过这个过程很漫长，刚刚接近了旧社会无法实现的人数多工作少的地步。穷人们本来社会地位很低，现在拥有了权力，他们不可能不打算利用手中的权力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
六十年来，他们始终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着。起初，他们希望在改变政治制度时能够互相帮助，但这样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至少是比他们预期的速度慢很多。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决定他们社会地位的是构成这个社会本身的永恒法则，而不是政府的组织。这种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改变其他事物达到改变社会法则的目的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力和能力呢？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关财产所有权的话题，它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石。一切袒护财产所有权的特权已经被推翻了，可是，财产所有权依然存在着，成为达到人们地位平衡的障碍，成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标志。那么，即使不急于讨论推翻这一特权，也应该让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产生推翻这种特权的意识吧？
一张画布正在被编织着，它是由人们心中的这种动荡、激昂的愿望和理想，以及本能的需求编织起来的。接下来，革命家将闪亮登场，在这张画布上描绘他们心目中的远大场景。这幅作品可能是奇怪的和荒诞的，但与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观察相比，这幅形象可能更加深刻。
此后，社会主义还会被掩埋在1848年时遭到的那种合理嘲讽之中吗？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坚定地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这个社会的各项法则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这些法则的主体存在已久。它们不能被破坏甚至被取代吗？我认为这是很难实现的。随着我对这个世界过去的情况的深入研究，随着我对当今世界的细致观察，我对未来不能再说什么了。我看到不仅法律内部的多样性很大，而且原则内部也有极大的多样性，我看到已经存在了很久（当然，现在依然存在着）的土地所有权有多种形式，这时，我必须认识到，所谓的必要制度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制度，但社会组织的形式要远远多于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