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几个中国朋友聊天时，当我提到阿奎那时，我首先引述了这样一句话：“把颜料从桶里拿出来，你可以将这个房间涂成任何颜色，任何你想要的颜色。”
我认为这句话不是他说的，但是下面的话很可能是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一个人愿意接收一种哲学体系里的第一个前提，那么剩下的前提他也必须被接受。
这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阿奎那和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logica）的第三篇文章，这是一篇讨论上帝存在的文章。
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据：
·“一件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方面、同一方向上既被推动，又是推动者。那样它就要推动自己……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而这第一推动者，也就是人人都知道的上帝。”
·“必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此最初的动力因就是上帝。”
·“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某一东西，一切人都说它是上帝。”
· （等级，或从多到少。）“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
· （没有智慧，就没有机遇和目的）“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它指向它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以上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都基于第一个前提，或是所谓的“证据”。因此，如果移除“阿奎那运动论”的第一个前提，那就会陷入“最初动力因”的第二个证明，如此我们会继续陷入第三个、第四个，或第五个前提。
这些论证令人感到不安（尽管我早年在中国香港读书期间，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牧师教诲），尽管它们说理充分，事实清楚，容不得半点犹疑，我要么接受他们，要么拒绝他们。
例如，经历痛苦，并不一定意味着理解它，接受它，或干脆否定它的存在：它是。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样理解痛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人必须要做的就是，尽力去治疗痛苦。
但是，当我说痛苦“是在那儿”，它暗示着我正在经历某些事情，但是将这些事情和除了我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联系起来才是困难所在。我认为，这不可能仅仅是语意上的困难。从语意上来说，我们可以对一个具体的想法、概念或词语，用大致同样的方法作出回应。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想法、概念或词语在我们的本土语言中有对应的说法。
但是，当一个西方人推理起来，他可能会区分一些事物，而中国人对此无法作出区分。事实上，中国人在思维的过程中，可能都不会有“区分”的概念。中国人习惯把事情看作完整的整体，或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两个共存体。这两个共存体的意思（不管是任何事情）都源自“彼此”，且彼此相辅相成。因此，“彼此”不但不相互排斥，还会相互依靠，相辅相成。
在汉语中，事物都是被当作整体看待的，因此，试图创建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例如，“good”的汉字是好，“bad”是坏。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新词汇“好坏”，意思就是“品质”。构成“好坏”这个词，就需要把“好”和“坏”加在一起。而“lorg”的汉字是长，“short”的汉字是短，结合在一起就是事物的长度。“buy”的汉字是买，“sell”的汉字是卖，而合在一起则形成了“交易”这个新词。
事物不是相对，而是相互补充，且互补的部分能够共存。它们不是被看做因果，而是像声音和回声，光和影一样成双成对，如影随形。所以，骑自行车的人要前行，就要一只脚蹬踏，另一只脚放松，这种一踏一松构成了不断互动的整体。
当阿奎那开始为他的理论辩护时，预先假设了存在或存在物，因为要谈论“动”的方式，首先就得暗示事物的存在。也就是说，事物在运动。而阿奎那在第三篇文章中所问的，就是为了让我接受他的说法中的“那桶油漆”，也就是接受上帝的绝对存在。
我更情愿把阿奎那的教条看作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理智”。当理智山穷水尽之时，我不能，也不会“嘲笑”信念。中国人认识到，最高真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它不需要去努力证实，作出假设，分离自我。中国人放弃对真理的理性追寻，绝圣弃智，停止所有的心理活动，紧紧抓住自我意识，以获得精神上的收获。人就是简简单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