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宋代临清虽已设县，但并无特殊经济地位。至元代大运河开通以后，它作为各类水系交汇之处，位于南北往来货船集散转运之地，政治及经济地位日益提升。1289年，元朝开通由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全长约二百五十华里），接通卫河；1293年又开通了由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连接隋代的大运河。从江南来的漕船可以由临清入卫河，再经白河至通州，由通惠河直达北京城内的积水潭。
从理论上来说，大运河至此已全线贯通。惟因航道狭浅，常遇枯水或黄泛决口（比如1391年，黄河在原武决口，致使会通河的临清至济宁段因河道淤塞而荒废），每年漕运量不足十万石。至明代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令宋礼修复会通河并引入汶水、泗水，彻底解决会通河水源问题，京杭大运河才算是真正开通。[4]明代宣德四年（1429），临清开始设置钞关。至此，临清的商业地位开始达到了它的顶峰。
万历时，朝廷设立了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九江八大钞关（除九江外，各钞关均分布于运河沿线）。所谓钞关，即是向过往船只征收商税的关口。按《明史·食货志》记载，钞关收取的商税分为过税和货税两种，过税只计量船只大小修广，不税其货，惟临清与北新两钞关兼收过税与货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收税款高达八万余两，为八大钞关之首。
《金瓶梅》中直接写到临清钞关的例子甚多。比如西门庆的伙计来旺去杭州织造一批衣物，给蔡太师的生辰做贺礼，虽然只有四箱包裹，且搭在官船上，在经过临清时，也需要办理过税。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来保、崔本等人多次往南方贩卖丝绸货物，每次都需在临清钞关完税。尤其是小说的第五十八回至五十九回，对此类过关征税之事描摹甚详。
西门庆与亲家乔大户共同出资一万两，让韩道国、甘出身去杭州贩卖丝绸货物，韩道国从杭州返回，未到家即差胡秀禀告西门庆：“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段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未曾装载进城。”西门庆稍后叫来了他的女婿陈敬济，示意他去钞关行贿：“后边讨五十两银子，令书童写一封书，使了印色，差一名节级，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与你钞关上钱老爹，叫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至五十九回，韩道国押着十大车缎物来家卸货，西门庆问他：“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段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
钱老爹因收了西门庆五十两银子的贿款，任由韩道国以贵称贱，以远报近，以多报少。一个“喝”字，就使得这样一个钞关税吏既贪渎又蛮横的形象活龙活现。那么西门庆此次过税，到底应该交纳多少银子的税款呢？按照《明史》记载，依照明代“凡三十抽一”的税制来计算，西门庆这十车货物应纳税银三百三十三两，西门庆差不多只花了八十两（行贿五十两，税钱三十两五钱），其中的五十两或许还有长远的人情考虑。此后西门庆每次在临清通关，均移书“钱老爹”，让他再次“青目”。
《金瓶梅》屡次写到临清钞关，似乎有意以临清这个重要的商业都市为背景，全面展现当时社会的商业与经济状况，虽是小说家言，却有极强的写实成分，于史有据，于实可信。
说到临清钞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大运河至永乐九年才告正式开通，宣德四年明朝才在临清设立钞关，《金瓶梅》虽假托宋代，承续梁山故事之余波，却频频写到临清钞关，只此一点即可证明小说实际上写的是明代，从而使所谓“假托于宋，实写晚明”的说法成为不易之论。
其次，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虽拘囿于中国北方之一隅的临清，但其叙述视野却未受限制，遍及广袤的南方地区。作者立足于“清河”这样一个虚构的地域，实际上试图反映的，是包括南方乃至全国的一般经济及社会状况。临清钞关作为八大钞关之首，是北至北京，南至江南、湖广的重要枢纽。西门庆的货船从这里前往苏杭置办货物，从苏杭而来的商品也需要在临清发卖。如此一来，以北方的临清为基点，以运河航运为隐线，《金瓶梅》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深远广大的十六世纪中国东部经济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