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水浒传》中所虚构的清河，以及现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清河县，历史上还有一个“清河国”。西汉时即有清河郡，汉永光后仍为郡，至东汉桓帝建和二年，清河王刘庆改清河郡为清河国。曹魏时，复为郡，至西晋又置清河国。
值得注意的是，自西汉至隋代，清河郡、清河国之迭易屡屡发生，但治所大多设在临清或临清周边。既然临清本身就暗示着清河国的存在，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临清就是“清河”。《金瓶梅》写至最后二十回，似乎也有意将清河与临清混为一谈，或者说将临清与清河两地重叠在一起。这也从侧面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金瓶梅》的作者不仅对古清河国的历史沿革十分了解，且有意借用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古郡国名。也就是说，作者以《水浒传》中的清河县（与阳谷县为邻）为基础，重构“清河”这个特殊环境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古代清河国的存在。
这也从反面衬托出临清的重要性。
实际上，在《金瓶梅》中唯一重要的、经得起历史和地理考证的地点，正是临清。而作者不直接写临清，一方面是受到《水浒传》情节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地理的考虑和设置上，似乎也开启了《红楼梦》真中有假、亦真亦假的先河。
临清
《金瓶梅》第九十二回，陈敬济凑齐五百两银子前往临清贩布，小说首次正面描述临清：
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1]
这里的“三十二”“七十二”之数，当属虚指，并非实际数目，意在点出临清在明末的繁华与奢靡。这与历史上的临清作为北运河咽喉要冲的地位以及“户列珠玑，家陈歌舞”的盛景遥相符合。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过临清时，也曾留下“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的诗句。[2]据《临清县志》记载，至元、明后，临清每届漕运之时，“帆樯如林，百货堆积”，商业遂勃兴而不可遏。鼎盛时期，商铺“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3]
《金瓶梅》对于临清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实写临清。主要是后二十回。小说故事的地点由清河转为临清，小说中所涉及的临清闸、广济桥、晏公庙、临清码头等都是临清实际地名，至今仍可查考。
二为实指临清。主要为前八十回。故事地点虽在清河，但前八十回提及临清的文字，多达十余处。
三为移花接木的挪用。作者将许多原来属于临清的街巷、官署、卫所、寺庙等一并挪入清河（如清河县的手帕巷和砖厂以及众多守备、卫所之衙门，据考证也位于临清），以至于清河、临清互为混杂。这也是导致许多研究者判定清河就是临清的缘由之一。
这似乎足以证明，作者对临清的地理、文化、环境、社会状况极为了解，且很有可能在临清长期生活过。
虽说在前八十回中，作者笔下的清河与历史上的临清多有重合相仿之处，但也不能将作为主要故事发生地的“清河”一笔勾销。否则的话，作者为何不干脆取消清河，直接写临清呢？更何况，《金瓶梅》中的清河地理、街道、商肆名称与北京相符合者也多达十余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认定，《金瓶梅》笔下的清河就是北京呢？
顺便提一下，还真有学者经过多方“考证”，断定《金瓶梅》中的清河实际上就是北京，西门庆即为明武宗。其立论之轻率和异想天开，自无待详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