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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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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重大,却并不严重。本人平常对于一切事不轻易乐观,唯独对于中国的思想问题却颇为乐观,觉得在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近来思想界的确有点混乱,但这只是表面一时的现象,若是往远处深处看去,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

这中国固有的思想是什么呢?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给他新定一个出来,这事很难,当然不能成功,据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为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的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可是,这又不能说的太简单了,盖在没有儒这名称之前,此思想已经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为专业之后也还标榜儒名,单说儒家,难免淆混不清,所以这里须得再申明之云,此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儒家思想。举实例来说最易明了,《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卷一《梁惠王上》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后者所说具体的事,所谓仁政者是也,前者是说仁人之用心,所以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别之为忠恕,而仍一以贯之,如人道主义的名称有误解,此或可称为人之道也。阮伯元在《论语论仁论》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读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齐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盖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这里解说儒家的仁很是简单明了,所谓为仁直捷的说即是做人,仁即是把他人当做人看待,不但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以己所欲施于人,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进而以人之所欲施之于人,那更是由恕而至于忠了。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则已尽矣。人食五谷,麋鹿食荐,即且甘带,鸱鸮嗜鼠,所好未必同也,虽同在人伦,所好高下亦有种种殊异,徒知絜矩,谓以人之所好与之,不知适以所恶与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职耶。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厌弃己身,而以头目脑髓与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诚如是者,鲁养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无畏施人,忠之事也。”忠恕两尽,诚是为仁之极致,但是顶峰虽是高峻,其根础却也很是深广,自圣贤以至凡民,无不同具此心,各得应其分际而尽量施展,如阮君所言,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有如海水中之盐味,自一勺以至于全大洋,量有多少而同是一味也。还有一点特别有意义的,我们说到仁仿佛是极高远的事,其实倒是极切实,也可以说是卑近的,因为他的根本原来只是人之生物的本能。焦理堂著《易余龠录》卷十二有一则云: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案《礼记·礼运篇》云: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说的本是同样的道理,但经焦君发挥,意更明显。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为仁的根苗,为人类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发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进于求永生以至无生,如犹太印度之趋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转为求权力,如罗马之建立帝国主义,都是显著的例,唯独中国固执着简单的现世主义,讲实际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从浅处说这是根据于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够深了,再从高处说,使物我各得其所,是圣人之用心,却也是匹夫匹妇所能着力,全然顺应物理人情,别无一点不自然的地方。我说健全的思想便是这个缘故。这又是从人的本性里出来的,与用了人工从外边灌输进去的东西不同,所以读书明理的士人固然懂得更多,就是目不识一丁字,并未读过一句圣贤书的老百姓也都明了,待人接物自有礼法,无不合于圣贤之道。我说可以乐观,其原因即在于此。中国人民思想本于儒家,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孔子,但是其理由并不是因为孔子创立儒家,殷殷传道,所以如此,无宁倒是翻过来说,因为孔子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代表中国思想的极顶,即集大成也。国民思想是根苗,政治教化乃是阳光与水似的养料,这固然也重要,但根苗尤其要紧,因为属于先天的部分,或坏或好,不是外力所能容易变动的。中国幸而有此思想的好根苗,这是极可喜的事,在现今百事不容乐观的时代,只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乐观,可以积极的声明,中国的思想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乐观的话是说过了,这里边却并不是说现在或将来没有忧虑,没有危险。俗语说,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中国思想上也正是如此。但这也是难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与大火之祸害亦最烈,假如对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养人者害人。中国国民思想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不但过去时代相当的应付过来了,就是将来也正可以应用,因为世界无论怎么转变,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总还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不过这说的是正面,当然还有其反面,而这反面乃是可忧虑的。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孟子说仁政以黎民不饥不寒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则是丧乱之兆,此事极简单,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现象是安居乐业,结果是太平,不仁的现象是民不聊生,结果是乱。这里我们所忧虑的事,所说的危险,已经说明了,就是乱。我尝查考中国的史书,体察中国的思想,于是归纳的感到中国最可怕的是乱,而这乱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因为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满足而然。我们只就近世而论,明末之张李,清季之洪杨,虽然读史者的批评各异,但同为一种动乱,其残毁的经过至今犹令谈者色变,论其原因也都由于民不聊生,此实足为殷鉴。中国人民平常爱好和平,有时似乎过于忍受,但是到了横决的时候,却又变了模样,将原来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云外,反对的发挥出野性来,可是这又怪谁来呢?俗语云,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现在我们重复的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再用孟子的话来说,我们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也总竭力要使得不至于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不去造成乱的机会与条件,这虽是消极的工作,但其功验要比肃正思想大得多,这虽然与西洋外国的理论未必合,但是从中国千百年的史书里得来的经验,至少在本国要更为适切相宜。过去的史书真是国家之至宝,在这本总账上国民的健康与疾病都一一记录着,看了流寇始末,知道这中了什么毒,但是想到王安石的新法反而病民,又觉得补药用的不得法也会致命的。古人以史书比作镜鉴,又或冠号曰资治,真是说的十分恰当。我们读史书,又以经子诗文均作史料,从这里直接去抽取结论,往往只是极平凡的一句话,却是极真实,真是国家的脉案和药方,比伟大的高调空论要好得多多。曾见《老学庵笔记》卷一有一则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这一节话我看了非常感服,上官道人虽是道士,不夭不乱之说却正合于儒家思想,是最小限度的政治主张,只可惜言之非艰,行之维艰耳。我尝叹息说,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夭,这实在是件奇事,但是展转仔细一想,现在何尝不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四明知洪水在后面会来,却不设法为百姓留一线生机,俾得大家有生路,岂非天下之至愚乎。书房里读《古文析义》,杜牧之《阿房宫赋》末了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当时琅琅然诵之,以为声调至佳,及今思之,乃更觉得意味亦殊深长也。

上边所说,意思本亦简单,只是说得啰嗦了,现在且总括一下。我相信中国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这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类的道德,所以是很坚固也很健全的。别的民族的最高理想有的是为君,有的是为神,中国则小人为一己以及宗族,君子为民,其实还是一物。这不是一部分一阶级所独有,乃是人人同具,只是广狭程度不同,这不是圣贤所发起,逐渐教化及于众人,乃是倒了过来,由众人而及于圣贤,更益提高推广的。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思想并无什么问题,只须设法培养他,使他正当长发便好。但是又因为中国思想以国民生存为本,假如生存有了问题,思想也将发生动摇,会有乱的危险,此非理论主义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语言所能防遏。我这乐观与悲观的两面话恐怕有些人会不以为然,因为这与外国的道理多有不合。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话是极确实诚实的,我也曾虚心的听过外国书中的道理,结果是止接受了一部分关于宇宙与生物的常识,若是中国的事,特别是思想生活等,我觉得还是本国人最能知道,或者知道的最正确。我不学爱国者那样专采英雄贤哲的言行做例子,但是观察一般民众,从他们的庸言庸行中找出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持与英雄贤哲比较,根本上亦仍相通,再以历史中治乱之迹印证之,大旨亦无乖谬,故自信所说虽浅,其理颇正,识者当能辨之。陈旧之言,恐多不合时务,即此可见其才之拙,但于此亦或可知其意之诚也。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