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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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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思想与昔日之中国

中国与欧洲在古代关系很少,思想上的接触更是绝无仅有。唐朝极盛时代虽有景教徒东来传教,与阿剌伯人的回教同受尊崇,但其结果毫无影响,尚不如回教的势力,因此在思想史上可谓毫无位置。欧洲思想在中国发生影响,要算是元、明以后的事了。

元朝大帝国地跨欧亚,在中西交通上是很有关系的。蒙古人几次西征欧洲,将中国的三大发明品———罗盘针、火药、印刷术———送到欧洲,造成西方的近代文明,以及马哥波罗的游记,唤起欧人的航海趣味,这些情形都是西方人所应感谢东方的,我们姑且不提。单就西方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而论,当时罗马教皇因慕蒙古的威名,曾遣使来华朝谒,并挟七术以俱来,这七术都是当时的科学,元世祖都加以容纳,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影响,要不能不算中欧思想交换史上的一重因缘。

自此以后,蒙古大帝国破裂,汉族的明朝帝国兴起,对外取闭关保守主义,欧洲也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对内问题纷心,无暇东顾,两方面又暂时隔绝。直到十四世纪末年,即明朝中叶以后,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才重新引起欧洲人的向外侵略心。十四五六七这四个世纪欧洲各国纷纷向东方进取,最初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其次是荷兰,最后是英吉利和法兰西。他们侵略的范围从印度,至南洋群岛,以及菲利滨、中国台湾及中国沿海、日本等处。一五三五年葡萄牙人租了澳门,这是与中国直接发生关系之始。自此以后欧洲人以澳门为根据地,进行对中国的通商传教种种事业,中西的关系就日渐复杂了。

这时候在思想史上有关系的,要算是耶稣会派的传教事业。欧洲自宗教改革以后,旧教本已败,其后有一部分旧教徒力图改革,另组耶稣会,以严格的纪律训练教徒,精神为之一新。耶稣会最注重远方的传教事业,并且以教育为传教的主要方法,因此成绩极大。美洲、印度、南非洲都有他们的足迹。最初来中国传教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很能揣摩中国人的心理,儒衣儒冠,到处与士大夫交游,因此传教事业就渐渐发达起来。以后续来的教士,都遵着他的方法进行,到了明朝末年势力就非常之大,连桂王的皇太后都信奉了。因为他们传教的方法是以学术为工具,因此西洋当时的许多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几何、地理等自然科学都由这般外国教士之手传入中国。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这种科学事业逐渐进行,给后此清朝的学术开了一条新路。

第一个翻译西洋科学名著的人,是明末的徐光启,他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给后来几何学树下基础。他以明朝的大官来提倡翻译,实在有助于思想的革新不少。到了清朝,清圣祖也是极爱好科学的人,他编纂《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命人测量全国,制成精审的地图,清代数理舆地等学的发达,很受他的影响。自此以后,数学在清代学术中成一大潮流,最著名的数学家有梅文鼎、梅锡阐、江永、戴震诸人。虽然多以中算为本,但采用西法也不少。

耶稣会的传教事业,自清世宗以后,因政治的压迫而一时中止。自此以后,中、欧又有百余年不复交通。到鸦片战役以后,定《南京条约》,准许欧洲人通商传教,彼此才又发生关系。英法联军战役以后,中国人创巨痛深,才发生研究西学的要求。在此以前,如魏源著《海国图志》,徐继畬著《瀛寰志略》,都是中国人研究外事的先导。湘淮军的戡平太平天国,得外国人的帮助不少,事定之后,有识见的领袖都觉得非研究西学不可。曾国藩设制造局于上海,兼事译书,附以广方言馆,北京也设立同文馆,选拔学生研究外国语言文字。到一八七三年曾国藩、李鸿章又奏请选派学生出洋留学。这些政策都与近六十年的中国有很大关系,自不必说。当时的翻译家如李素兰、华蘅芳、赵仲涵诸人,都很有责任心,对于所译之书也很有兴趣,因此成绩很好。此外如太平天国的文人王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都很有功于翻译事业。当时翻译的书籍约有三类,第一类是宗教的书,第二类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书,当时称为“格致”的书,第三类是历史政治法制的书。第一类较完备,第二、三类就很简单无统系了。但是这种翻译事业,在当时也不无多少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革新思想,就是受了这种译籍之赐。

当同文馆设立之初,风气尚未开通,顽固党还极力加以反对,家庭稍好的学生也不肯入馆,因此成绩甚少。后来选派出洋的学生也都受社会的轻视,没有产出多少人才。当时虽有稍稍通达“洋务”的人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洪钧诸人为西方思想鼓吹,但每遭顽固党所嫉视,不能实行其主张。中国人对于西方情形的了解还是很浅薄的。直到中法、中日两次战役之后,中国人才被逼迫地去不得不欢迎西方的思想输入中国来。

这时代有一个对于介绍西洋思想有大功绩的人,就是严复。严复也是个西洋留学生出身,他原本学的海军,但归国之后,学非所用,因专门从事翻译的工作。他所翻译的如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斯密亚丹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都是西方思想界的名著。他翻译的工作又很忠实,文章又很雅驯,因此能够深入中国的学者社会。自这几部译著出现以后,中国人才知道西方也有哲理,也有思想,对于西方人的观察就另换一种态度了。

庚子拳乱以后,清廷受了环境的压迫,才不得不采取变法维新的手段,派遣大批学生留学东西洋,尤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最多。当时因中日两国国体相同,政治改造的过程又差不多,因此国人对于日本状况特别注意。从日文翻译出来的著作渐渐多起来,不过都是无条理,无主张,因此在思想界没有多大效果。

拳匪乱后,受害各国都乘机要求巨大的赔款,惟有美国对华表示好意,退还赔款,办了一个清华学校,专门预备留美的学生。因此留美国的风气渐渐开了。此外基督教会在中国也办了许多学校,大半也是美国人主持,国内亲美空气之逐渐浓厚,与这些政策不无关系。

留学生归国的以日、美两国为最多,故日、美两国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最大。到民国七八年以后,李石曾、吴稚辉等提倡勤工俭学,于是陡然添了一批法国留学生,这些学生归国以后,对于思想界也很有影响。还有俄国自革命以后,竭力向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吸引青年,因此留学俄国的也渐多起来。日本式的军国主义,美国式的实利主义,法国式的国家主义,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近数十年来支配中国思想界原动力,可以说不出乎这四种方式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