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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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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思想之凋落混合及神秘思想之复兴

古代的思想到了战国可算极盛,盛极了就未免难以为继,因此到秦国实行统一之先,各派就已都有凋落之势了。秦始皇混一宇内之后,实行法家的统一思想政策,对于各家思想极力摧残,儒家的受摧残最深,焚书坑儒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墨家的受摧残虽无明文,但观于秦以后墨家之衰微情形,再证以墨家学说与专制绝不相容的理由,可知其受摧残比儒家恐怕还深。此外阴阳家则末流变为方士,虽颇为时主所信任,而于学术关系颇少;道家则多属隐遁之士,不愿干涉政治,因此也都无显著的表现。惟有法家得行其志于时,始皇又禁绝百家杂学,令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故此时可算法家的独尊时代。但因为无其他学说竞争的缘故,因此法家也就没有什么著作表现于学界,只有那些各种制度法令流传于后代,为汉朝的杂霸制度所因循罢了。

各家的学说经过秦始皇的专制摧残,虽然不免都受影响,但毕竟学术的势力不是政治所能禁压得住的,因此秦朝一亡,压力一去,各派就都纷纷复活了。

先说儒家本来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学派,年代又长,信徒又多,主张又很稳健,因此势力甚为稳固。秦始皇虽然信任法家,对他们极力加以摧残,但他朝廷之上仍然有博士存在。到汉兴以后,叔孙通等聪明的儒者能够通达时务,赶紧以礼乐之术牢笼君主,因此儒家的势力遂又恢复起来。自此以后无论在朝廷或在社会上,儒家的信徒都很多,他们又极力注重文献事业,为当时其他各家所不及,因此他们的势力因与古代文献打合到一处,遂更不可摧破。不过汉初君相如曹参、文帝、窦后等都很信道家,法家的潜势力也还存在,因此儒家还不能十分得志。直到景、武两帝都是右文好儒之主,儒者公孙弘、董仲舒等乘机进说,复实行秦始皇未竟的统一思想政策,不过以儒家换了法家罢了。这个政策一行,儒家遂成了二千年来的正统思想,再不敢有人加以反对。不过从此各派学说不能公然发展,都偃旗息鼓变相的侵入儒家,将儒家弄成一个四不像的东西,而思想界也就渐渐隳落成了不堪的景象了。

墨家在战国时代本来是很大的学派,信徒遍于中国,与儒家有对立之势。但是他的信徒过重实行,忽视言论,因此著作流传绝少。他们的组织又是极严格,极秘密的,普通的信徒渐成为绝对服从没有个人自由思考的余地,学说又逐渐趋于神秘,不易为智识阶级所赞同,这都是墨学自趋澌灭的原因。加以他们主张抑强扶弱,最与专制政体不合,尤其是大一统的时代,因此墨学自秦以后就失传了。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大约还是由于墨者的过重实行,忽略文字,因为忽略文字,所以将信徒都弄成椎鲁无文,渐渐数典忘祖起来,因此秦亡以后,各派都能恢复,惟有墨家的精神虽寓于当时所谓侠客之中,而形式上早已忘却了墨翟的教训,墨家的名目就从此沦亡了。

道家本来都是个人主义者,素来就没有什么组织,不过因为他们的主张很投合乱世人的心理,因此同情者也很不绝。自《老子》一书出现于战国之末,道家有了系统的理论,才有与儒、墨争衡的资格。汉兴因为天下初定,正用着清静无为的政策,因此道家的主张就成了一时的主潮。同时战国中所有各附庸的派别如纵横家、农家,乃至阴阳家之类都纷纷自附于道家,道家的内容也就较从前大为扩张了。汉朝文、景两朝,上有文帝、窦太后等主持于上,下有淮南王安等奖励于下,当时除了儒家敢和他竞争以外,简直没有其他抗衡的学派。不过道家内容究竟过于简单,主张也很浅薄,因此不能满足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希望,到武帝定儒家为正统之后,道家自然不免也受了影响。从此以后,清静无为的正统道家学说渐归澌灭,而阴阳方士之流转依附道家的名目,造成东汉以后的神秘的道教了。

阴阳家在战国末年信徒就已不少,但是似乎始终没有演化出整个系统的思想。按说战国时代以齐国的和平时期最长,应该涵育出些较高尚的文化,但无论在文学方面或哲学方面,齐国方面都没有什么成绩流传下来,这是什么道理呢?依我们想,不是齐国没有文化,乃是因为齐国与其他各国交通较少,故国亡之后,就不免渐渐埋没了。就我们今日所知,齐国文化之表现于后世者,似乎只有阴阳家一派,但关于阴阳家思想内容之材料今日也就很少。盖阴阳家的思想全是海国民族的思想,其不为大陆性很深的中国民族所了解而渐至湮没,也是当然的道理。不过阴阳家思想的内容虽然不易研究,但就秦、汉时代他们的信徒众多,甚至欣动人主这一点上看起来,可见他确是当时一大学派,不容忽视的了。不过阴阳家到了秦、汉之际,似乎已失了他原来创始者的高尚哲理意味,而倾向于神秘方面了。大致哲学在极盛之后,民族对他们生了厌倦,就多易转入神秘的宗教方面。如希腊哲学极盛之后而有新柏拉图派的神秘思想代兴一样,中国上古的哲学思想到了先秦诸子也可算发挥净尽了,秦、汉以后各派都没甚新进步,社会上自然渐渐对他们都厌倦起来,神秘思想容易发生。阴阳家转入此方面最早,因此在西汉时代就几乎成了社会信仰的中心,他的势力不但征服雄才大略的君主如秦皇、汉武之类甘心为他效力,甚至儒家、道家也都为其所同化,而发生神秘式的谶纬思想。这真是阴阳家的大幸而又是大不幸了。

法家自秦得到政治的拥护战胜其他各派后,到秦亡汉兴名义上虽然失败,其实潜势力仍然甚大。汉朝的制度大多数沿自秦制,而秦制就是全本法家的精神制定的,因此西汉一朝可算仍然实行法家的理想,汉宣帝所以说汉朝的法家是用杂霸治国,也就是这个道理。汉初的君相如萧何、张苍、景帝、晁错等都是信仰法家的。武帝名为信儒,其实所用的人如张汤、杜周、桑弘羊、孔仅之类都是法家。就是公孙弘之流也是阳儒阴法的。儒家的胜利,法家的失败,大约在元、成以后,因为汉元帝是个好儒的人,所以西汉末年儒者才大盛起来。桓谭所辑的《盐铁论》一书,可以代表西汉中叶以后儒、法两家冲突的情形。平心而论,西汉的富强未始不是法家之效,至于元、成以后,政治所以紊乱不堪,虽非儒家的责任,但儒家的迂阔之术断不易挽救那种鱼烂的局面,也是实情。两家的优劣,由此可以见出了。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汉朝初年,神秘的思想已经流行了。当时阴阳家隳落而成的方士,在社会上极力传布神秘的思想,聪明如汉文帝,雄略如汉武帝也都受他们的愚弄。当时的名臣如张良之类又借神仙以自晦,因此神仙的价值就越高起来了。流风所及,儒、道两家也都受了影响。儒家如董仲舒之流号称大儒,但是他的著作中满纸妖妄之言。道家则托黄帝以自掩其神秘之说,其著作如《淮南子》中也充满了神秘思想。自汉武帝定儒术为国家后,思想越发退化,儒学中的神秘色彩越发达了,于是产出所谓谶纬之学,以妖妄之言自附于儒家。西汉末年,这种神秘的思想一天盛似一天,王莽的篡汉,刘秀的兴复,都借谶纬以欺人,可见神秘派在社会间的势力了。

儒术定为一尊以后,思想上就绝没有什么表见,所谓儒家者不是妖言惑众的方士,就是抱残守缺的经师。方士派固然造谣可恶,经师派也只知道咬文嚼字,毫无独立的思想可言。并且汉武帝之推尊儒术,本来是利用科举的手段,这种手段虽然将异端一一打倒,但结果使儒术变成一种干禄之学,无论是方士派或经师派都是以奉承有权者为事。西汉末年,思想史上只能产出模仿派的扬雄和作伪派的刘歆,再产生不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来,真是思想史上隳落的时代了。

东汉时代,思想的隳落销沉更甚于西汉,学术界上只有经师派和方士派在那里作怪。这时候有一个王充,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哲学家,他著了一部《论衡》,专门和当时的时代潮流反抗,他不信神怪,不信故训,甚至对儒家的祖师孔、孟都敢攻击,确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但他的著作并不为时人所注意,直到二百年后,蔡邕得了还当作秘本,不以示人,可见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决不能拿他的著作来代表东汉的思想界。只可以他的著作之中,反映出当时神秘空气笼罩下的一般景象罢了。

这样神秘的空气,从王充的时代起,一直又笼罩了将近二百年,直到蔡邕们出现的时代,王充的著作渐被人认识的时候,怀疑的曙光才渐渐发现。但同时神秘思想已造成空前的匪乱黄巾贼,将二百余年的东汉大帝国一拳打破。同时新的宗教纷纷俱起,而神秘思想结晶的道教遂于此时出现,成为中国唯一真正的国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