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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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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后基督教的新趋势

中国基督教从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训,觉得以前的传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当局对于教士帮助教友诉讼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于教友的训练与教友全家归主的运动,所以成立了许多训练教友的团体,如山东、江西、四川、延平、保定、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处,都有这种组织,有些是培养教友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讨论个人传道方法的,有些是为邻友祈祷的;总之是以鼓励教友传道为目的,规定每人每年必须领导一人进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处地方,竟从700个教友,突然增加到3 000多人。同时,对于慕道者的训练,亦加紧起来,每个慕道者,非经过二三月的长期训练,不可以进教。其训练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学校一样,使他们学习一切教义问答,并且熟读经文及十诫等;或由教士们亲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训练期中,教会每开支了巨大的经费,予慕道者以相当的津贴;有时且利用赈灾的机会,吸引许多贫民,来受宗教的训练。在1910年直隶灾荒时,曾一面放赈,一面以金钱召人听道,结果,便增加了许多教友。这种方法,当然会引起一部分教士的反对;不过在施用这方法的人,以为待他们进教以后,可以用教育来把他们品格提高,并且在二三代以后,他们的子孙,从小就可以获得宗教的熏陶,而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们很普遍地采用这方法来吸引教友。

1900年以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只有十个修会,即方济各,奥斯定,多明尼,耶稣会,以及遣使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巴黎、密良、罗马等“外方传教会”。到1900年以后,便络绎增加到三十多会。(见前章《修会来华表》。)传教士的国别,起初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后来不论法、美、英、德、比、荷、坎、奥、匈、波、捷、瑞等国,皆派教士来华,其人数的增加,实足以惊人。

传教士人数增加表

传教区域增加表

续表

教友人数增加表

从上列各表,可以见得天主教在1900年后的进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显著的发展。

原中国之有新教育,实不能不归功于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从1850年开办“徐汇公学”以后,逐渐增设许多普通小学、中学与教理学校。为便利学生深造起见,法国耶稣会于1903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1925年北平的“辅仁大学”,初由美国本笃会所创办,到1933年改由圣言会管理;法国耶稣会又在1922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都已先后向中国教育部依法立案。据1930年的统计,三大学学生有1384名。高初中学校共51所,男生8306名,女生4026名。师范学生男279名,女生395名。至于高初小学,高小男校197所,学生10 389名,女校117所,学生8 387名。上述各级学校中,有半数以上是教外学生。而纯粹培植教内学生的,有教理学校8 640所,男女学生162 485名。教理教员养成学校中有男女青年1 631名。此外则专攻神学的修院,是培植传道人才的,在1930年一年中。习拉丁文的有4 351名,习哲学的有327名,习神学的有425名;尚有在罗马留学,预备晋升司铎的有29名。只就学生的人数比较,1930年的统计,差不多比1914年加了一倍;其教育发达的情形,可见一斑。

各教区中所设的“孤儿院”,有306处,收容孤儿有21 858名;圣婴会收养婴儿,有52894名。从上面种种数字上看,觉得天主教所特别注重的工作,即是收养婴孩孤儿与培植教内子女,使他们从小就得着宗教的训练,可以建立起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也设立了“留养院”有232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们担任看护之责。这些修女们,大都受过简单医药常识训练,所以对于婴儿、孤儿与老人遇寻常疾病的时候,他们便可以为之医治。苟有重病,方送医院诊治。在汉口、陕西、上海等处曾设医院,施诊给药,在1930年这一年中,就医人数有7 061 492人;在广州亦曾设“麻疯院”一所,收容麻疯患者。

至于印刷和著作,据最近统计,共有定期刊物30余种,周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1915年创办一日报,即天津的《益世报》,在中国的新闻界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20余处,规模较大的,要以北平、天津、上海为最;出版书籍,上海共有53万多册,重庆共有40万册,他如献县等处,亦出了不少书籍。为发展此种事业计,曾于1928年设立一个中枢机关于北平,名为“中华公教教育会”,大部分的工作,是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

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加紧中国领袖人才的训练,努力于中国教士与职员的增加。当1918年时,中国教士占35%,至1923年加到41%;1926年时中国职员占66%,十年之后,便增加到72%。对于一般新兴的建筑,大都采用中国式样。又编成了许多中国谱调的诗歌,教区的名称,都改为中国地名。这些工作,与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会运动,有相同的意味。1924年召集一次“中华全国公教会议”,议决从速建立一个经常自立的本国教会,并且划定了几个自立传教区。在这会议中,分设七个小组委员会,计划各方面工作的联合。此后几年中,传教区域,陆续移交于华籍神职班管理,使中国教会可以渐渐达到自立的地步。可见最近二十年来,跟着时代的潮流,向着这新方向迈进。

一般的批评,以为天主教对于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实亦不尽然;我们看天主教在救灾救难的一方面,也很有伟大成绩。例如1931年华北水灾时,教皇及中国信徒发起的赈灾会,募得20余万元的赈款。又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战事中,多数天主教教堂,都充作了难民收容所,并且设立许多军事医院,为救护伤兵之用。饶神父为难民奔走呼吁,划定难民安全区,不独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战区;受他荫庇的人,更何止几千百万。一般中西修士与教友,日夜为难民服务,尤不乏其人。中国领袖如陆伯鸿、马相伯等人,亦莫不为之尽力。

至于教友人数的增加,在1900年前,必须经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从1900至1912年,只十一年间已加了一倍。不过从1918年后,其增加的速率较为迟慢。1918年的统计为1 963 639人,到1924年加到2 244 366人,只增加到14.3%而已。

说到更正教,在1900年以后,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国人仇视基督教,多误会外人来华传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乱,各国乃有瓜分中国之议,但经教会人士力持正谊,主张保全中国领土,始得转危为安。其后山西浸会首先以其赔款创办山西大学,而美国乃主张退还赔款,创办清华大学,各国多亦效法,均将赔款退还,遂使国人仇教心理为之一变。其次如政府锐意维新,广设学校,算术、英文及科学教员大都取材于教会;尤其在国民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人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国成立以后,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职的,更不乏其人;单在广东省政府中,当时任职人员,信徒竟占65%以上。并且基督教所办各种慈善事业,每每取得一般社会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时候,不独教会能慷慨捐输,尤必担任放赈事务,任劳任怨,涓滴归公,凡此皆足以改变国人对教会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获得一部分人的谅解。

在教会自身,因遭遇许多困难,发现了许多弱点,力谋改弦更张。例如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从此更加猛进。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中国自立会”,设办事处于宝山路,发行《圣报》为宣传机关。到1910年浙江平阳内地会首先响应,宣告自立。自立的风气,遂渐渐普及到全国。如上海的罗店,浙江的镇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广东的南澳,湖北的京山、天门,湖南的常德等处,皆先后成立自立教会。并设总堂于上海闸北。1920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国大会,当时报告有80多处自立教会。从此历年增加,1921年增至150余处,1922年增至180多处,1923年增至290处,1924年增至330多处,在这四五年之间,几乎是级数的增加,进步之速,于此可见。同时,上海又有高凤池、谢洪赉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不久,在香港设立了支会,逐渐推广到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处,亦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在天津则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他处亦渐渐的无形消灭,惟香港至今犹存。

1910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苓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友,发起一个自立教会。1918年又有长老会教友刘寿山等在山东烟台组织“中华基督教会”,青岛、济南相继成立分会,推及到山东全省以至于直隶、山西等处,而成立华北的自立系统。同时,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庄、李逢谦等组织一个自立教会,名为“基督徒团契”。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处,尤努力于自立自养自传,而改称其教会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教会差不多都有谋求自立的计划;即未完全自立的教会,亦必将其原有名称,冠以“中国”字样,或改称为“中国基督教”。而在传道工作方面,都渐渐由华教士负起主要的责任,西教士乃退处于辅佐的地位。

其次,中国大多数的教友,不但觉悟到自身应负教会的一切责任,并且应推广布道工作到各方面,于是有“国内布道会”等的发起(另详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龙江、陕西、蒙古、云南等处布道,十数年间,成立了二三十处机关。

再次,谋全国教会的大联合,不但在事工上消灭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运动、归主运动、国内布道会、信仰自由请愿等等,已不复有宗派的区分。而1907年召集的“百年大会”,更表现了各教会的合作精神。该会自4月25日开会至5月8日闭会,以上海青年会新建的殉道堂为会场,各教会各机关所派出席代表,共有600多人,讨论的总题为“中国的教会”。结果,有人主张组织一个无宗派的基督教协会,亦有人主张各省组织省基督教联会,然后由省联会联合成全国基督教议会。此后,各省基督教纷纷组织了省联会,地方教会亦组织了许多地方联会。不过这次大会闭会以后,没有负责推进的中心机关,进行得很慢。直至1913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全国大会”,由穆德主席,组织成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关,名为“中华续行委办会”。她的任务:(一)执行全国大会的议决案。(二)在中西沟通的机关,与艾丁堡续行委办会通声气。(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业。(四)发表教会公共的意见。(五)为各教会的咨询机关。设立事务所于上海昆山花园五号,聘请诚静怡为总干事,开始做调查与研究工作;把调查全国各方面的事业,印成《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在1914年出版,继续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1922年5月间又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中西出席代表有1 180人之多,与上次大会比较,见得进步了许多,上次会员中国人占三分之一,而此次则占二分之一强。开会凡八日,分五股讨论,对于布道、医药、文字、教育、工业、妇女等问题,皆有详细的计划。改“中华续行委办会”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选举中西会员百人,以诚静怡为总干事,提倡“本色教会”,编成中西文《中华归主》两巨册,全国各教会的工作情形,悉载无遗。由是各教会咸谋联络或合并,除长老会曾于1907年成立“全国联合会”,并与公理会、伦敦会合组“中华基督教会”外,全国信义宗教会,亦成为“中华信义会”,全国圣公宗教会、亦联成“中华圣公会”,最近属于卫斯理宗的监理会、美以美会、美道会,亦已实行合并而为一会,这可以见得中国教会的日趋于联合统一了。

最值得注意的,则为因中日战事的发生,教会在物质方面虽受很大的损失,而在救济难民的工作上所尽的力量,却博得一般民众的好感,为千载一时的传道良机,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日愈巩固,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兹且以最近统计,列表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