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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攘夷與開國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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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翻幕府,恢復王室之原因,大約可以下列幾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斷,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維新的歷史,便可以明白了。

(一)德川幕府本身的腐敗。

(二)幕府和各藩的財政難,幕府武士的生活難。

(三)外國勢力壓迫漸烈,於是引起國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有力的雄藩,如長薩等,向來不滿於幕府,久存待時而動的念頭,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五)德川執政以後,古學派的神權王權思想普及,和漢學發達的影響。

以上所述的五個原因,如果一一敘述起來,決非這一篇小論文所能盡,總之當時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經是到了窮極必變的時代。即使沒有外來的種種原因,幕府的權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經要動搖起來了。恰好這時歐美的勢力,很猛烈地壓迫了來,青年的武士們,只要看見外國人跋扈,幕府退讓,恨得了不得,就標榜一個尊王攘夷的旗號去反對幕府。我們試看幾十年歐美人記日本當時情形的書,就可以曉得當時倒幕原動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義和團一流人物。在這個時代,各國強迫日本通商的行動,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決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荷蘭的兵學,輸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經曉得外國是有學問有力量的。一面儘管說攘夷,事實上哪裡攘得來,於是在積極圖強的必要上,當然更一面歡迎歐洲的學問。當時所謂英學佛學英吉利法蘭西的學問的價值,漸漸的為一般人所認識。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個字的目標,就變成了開國進取。攘夷和開國,是兩個矛盾的傾向,而這兩個矛盾的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絕盛的基礎。如果沒有義和團的精神,決不能造成獨立的文化,這是我們所應當曉得的。

倒幕府的事業是什麼人做的?就是那受神權思想的武士。京都來的幾個公卿,本來就不過是裝門面的。什麼三條實美、巖倉具視,不過是一般武士穿的號衣。這些武士們,平時腦筋裡面,裝滿著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範人格,不過日本戰國時代的所謂七雄八將。什麼豐臣秀吉的雄圖,加籐清正的戰功,塞滿一頭。在這一種下面來標榜起開國進取,這開國進取的意思,也就不問可知了。從前豐臣秀吉征朝鮮,他的目的,從答朝鮮國王書裡面,可以看得出許多。我且把賴山陽《日本外史》所記的抄出來。

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處分離,廢亂綱紀,格阻帝命。秀吉為之憤激,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

由這一篇擬史漢體的文章裡面,我們不單可以看出秀吉的懷抱,也可以看出那時一般人的思想。我們可以斷言,這一種氣魄,這一種懷抱,是武家時代以前所決不會有的。而且當豐臣秀吉以前,日本國內統一之基未立,民族獨立思想未成,中國的失敗未著,都不會刺激出這種問鼎之意來。無論一種什麼思想,似乎是先時代而生,實則也都是後時代而起,精神物質,是一物的兩面,過去未來,是一時的兩端。時代的生活要求產生思想,思想又促進新時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歷史。然而就我們中國民族想來,以這樣大的一個國家,這樣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鄰的小民族,反使四圍的小民族,個個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觀念,這是何等的可恥呵!

在日本維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壓迫逼出來的,前面已經說過了,外力的壓迫,大體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是北方俄國政治的壓迫,一是南方歐美各國商船的來航,這兩件所引起來的對抗思想,內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對抗俄國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對抗歐美諸國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經濟的。這兩個不同事實所引起的不同的傾向,其後在開國進取思想上的影響,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時代,支配日本國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進南進兩個潮流,也都和這兩個傾向,成很密切的連帶,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

那時候的攘夷論,是些什麼內容呢?我們也可以舉幾條文獻來看看。

(一)肥後國細川山城守的上書中一節說:本朝自有大法,交易雲者,不外通信,此外則一切皆當謝絕。

(二)佐賀藩主錫島肥前守的上書中有一節說:幕府之職,世號征夷大將軍,此征夷二字,實為萬世不易的眼目,當今太平日久,士氣偷惰,正宜乘時奮發,耀威國外,乃足以挽回末運,奠定國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書中有一節說:凡諸外夷,對於皇國有敢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國武力,悉加誅罰,以光國威。

只此區區數節,也就可以揣測當時人的思想和知識了。在這樣一種空氣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國的歷史,蒙古滿洲躁躪中國的事實。一般有志氣的人,時時把這一種事實,來鼓舞全國國民團結抵抗的土氣。而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戰爭兩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國的武士的熱血,沸騰起來。一面以亡國的危險,警告國民,一面也學習不少的國際情形。所以中國在十九世紀初中葉所受外國的壓迫,也是日本維新的大興奮劑。梁川星巖詠鴉片戰史:

赤縣神州殆一空,

可憐無個半英雄。

台灣流鬼無人島,

切恐餘波及大東。

山內容堂詠英法聯軍陷北京詩云:

誰教丑虜入燕城,

八百八街膻氣腥。

開帙獨誦淡庵集,

失聲欲罵小朝廷。

這兩首詠中國的詩,不用說是處處都對著日本當時的國情說話,想要激動全國士氣的。幕府外受逼於外國的威力,內受逼於志士的責備,其非倒不可,實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實。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樁事情,正和中國排滿和排外,成為一個時代傾向,是完全一樣的。

大家以為明治初年的征韓論,是薩藩西鄉一派鼓吹出來的,其實不然。長藩裡面的人,主張征韓,並不在薩藩之後。木戶孝允、大木喬任甚至是最初頂熱心主張征韓的人。大木喬任有一篇文章,論日本國是,說世界各國,惟有俄國,是頂可怕的,是頂能夠妨害日本大陸發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陸發展,應該要和俄國同盟,中國的領土,就可以由日俄兩國平分。這個意見,木戶孝允極力贊成,以為是日本建國唯一的良策。他這主張,還在西鄉隆盛之前。不過是後來大家雖是理想一樣,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張征韓的,以為國裡面的封建制度廢了,不趕快向外面發展,那些沒有米吃的武士們,怕要鬧亂子。反對的人說,日本國裡面的政治,還沒有改良,力量還沒有充足,趕快要整理內政。相差的地方,不過如此,並不是根本上有什麼兩樣。

這兩個時代,還有一般受了歐洲民權思想感化的人,曉得世界潮流,不是繼續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圖國家發展。所以民權思想,就同開國進取的思想,同時並進。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據明治四年統計看來,東京一個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學塾,已經十有一所。合了蘭學通算起來,有十九所。就學的學生,有二千多名,可見明治初年時代,外國文化輸入的勢力了。

我們將日本從封建時代變成統一時代歷史看來,有什麼感想呢?簡單講來,就是日本的改革,並不是由大多數農民或者工商業者的思想行動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個階級發動出來的事業。開國進取的思想固不用說,就是民權主義,也是由武士這一個階級裡面鼓吹出來的,還有一個最要點,就是世界的人類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後期,都是由外來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類同胞思想,是由中國儒家思想給與一種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論;由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給與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這一個觀念,在武家時代漸漸被日本民族優越的統治思想壓伏了下去。連奉中國文化為正宗,認中國為中國的意義,都被中朝事實那一種日本正統的神權歷史學說壓伏。王道的政治理論,在亂時勝不過霸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現象。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時代,被歐美侵來的勢力,又壓迫出一個新體態來。民權思想和歐化主義,就是維新後的特產。這一種新的民權思想,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可以說是日本後期的世界人類同胞觀念。一個閉關的島國,他的思想的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一點。